别人说我坚强，其实我脆弱，或者可以说有时也很软弱，举一个例子：春节期间在电视节目里一连几天听见人唱“样板戏”，听了几段，上床后我就做了一个“文革”的梦，我和熟人们都给关在牛棚里交代自己的罪行。一觉醒来，心还在咚咚地跳，我连忙背诵“最高指示”，但只背出一句，我就完全清醒了。我松了一口气，知道大唱“样板戏”的时代已经过去，牛棚也早给拆掉了，我才高兴地下床穿衣服。

第二天有位朋友来找我。我谈起这个梦，他笑着说：“还是那句老话：你心有余悸嘛。”这朋友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遭遇比我的好不了多少。他的笑却引起我的反感，我反问：“难道你就没有余悸？”

他收敛了笑容，过了一会，才说：“五十年代，我万万想不到会有‘文化大革命’。今后，我又能够向你保证什么呢？我只能说我决不再进牛棚。”

“那么你是想消极抵抗吗？”

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倘使没有牛，那么也就用不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天将了。”

我们又谈到所谓衙内的一些事情，当时衙内尚未处决，但关于判决的各种小道消息已经在社会上传开。他认识两衙内中的一个，但并不熟，他说：“是不是可以说他也是受害者？”

“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受害者吗？”我问。

“不，我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可以这样说吗？”

“为什么？”

“因为那些年他们让这个‘大革命’抓在手里，抛来抛去，一上一下，一下一上。他们认为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不甘心，存心向别人报复，干出了种种坏事。”

“不，我不同意。你我不是也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吗？”

“你我不同，你我是长了尾巴的知识分子。他们出身好，父母为人民立过功。”

“那么是不是你我还要进牛棚割掉尾巴？”

他没有做声。他似乎回答不出来了。

客人告辞以后，我还坐在沙发上胡思乱想。

“难道我还要准备再进牛棚吗？”我越想越糊涂了。

二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