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四日《大公报》头版头条新闻有一个这样的标题：《北京惩处作恶衙内》。原来在上海有三名“强奸、流氓犯”给判了死刑，其中有两名是高干子弟。到十九日这三名犯人真的给送往刑场枪决了，于是大家拍手称快，说是“大得人心，大快民意”。这几天到处议论纷纷，没有人不关心这件事情。当然各有各的看法，没有经过充分讨论，还不会有一致的意见。我也读了各报评论员的文章，它们对我很有启发。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有两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先说第一个，那就是关于“衙内”的。我最早知道衙内是从施耐庵的《水浒》来的，我读这部小说时不过十二三岁，林冲的故事使我入迷，我爱英雄，所以我憎恨高衙内父子和陆谦、富安之类的走狗，可以说印象很深，至今还忘不了。我还看过一些公案小说，如《彭公案》、《施公案》，书中也有强占民女的恶霸、衙内、采花贼等等，这类人在地方戏中，我也见到不少，他们都不是单干户，大都没有好下场。我从未想过要做他们那样的人。解放后衙内仍然常在戏曲舞台上出现，而且似乎更多了些，可能是为了反映旧社会的黑暗、腐败的现象吧。但是我过目就忘，今天还在我眼前“活灵活现”的就只有一个杨衙内，那是由于川剧名丑笑非同志精彩的演技。这出戏叫《谭记儿》，人物还是从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名剧《望江亭》里来的。一个高衙内，一个杨衙内，刻画得十分逼真，非常出色，却都是元代作家塑造出来的人物。我很奇怪这两位大作家当时怎样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居然写出了几百年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活动”的人，即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衙内坐摩托车或者小轿车，开家庭舞会，住高级宾馆是关、施两位所梦想不到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始终跳不出那两位作家的掌心。作为一个读者，我理解关、施二公当初塑造那两个衙内是在鞭挞他们，批判他们，绝非拿他们做学习的榜样。可是现在偏偏有人要学他们而且学得很像，好像两部作品就是为这些人写的一样，人物的思想、感情、心境、人事关系又是那么近似。我读报上发表的几篇报道，有些地方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明白，总觉得有些话没有讲出来，后来我想起《水浒》，找出来翻了翻，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我才恍然大悟。

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难道不就是讲真话的作用吗？……难道不就是现实主义作品的伟大成就吗？

我今天才理解现实主义的威力。可怕的现实主义！

然而现代的衙内究竟是怎样“成长”起来的？这个问题我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我还在思考。

二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六年三月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