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四年前编选《十卷本选集》的时候，我在《后记》里写着“我不会让《文集》再版”①。去年出版社找我商谈编印《全集》的事，我几次没有同意，可是终于给朋友树基②说服了。无怪乎我的女儿小林向我提出质问：“你连十四卷《文集》都不肯重印，怎么又答应编印《全集》？”她问得有理。答应出版全集，我的确感到压力，感觉到精神上的负担。我多么愿意让我的全部作品化为灰烬，化做尘土，让我的名字在人间消失，被读者忘记。这样，我最后闭上眼睛或者会感到一点轻松。写作五六十年，我欠了读者太多的债。现在即使躺在病床上，我仍然担心我的文章对读者会不会有帮助，会不会有启发。我真不愿意它们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因此我宁愿让它们同我一起消亡。这大概就是所谓社会责任感吧。

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由我自己说了算。任何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它继续存在，或者它消灭，要看它的社会效益，要根据读者的需要和判断来决定。所谓不属于个人，并非说它就是“社会财富”，只是因为它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好的或者坏的影响，作者便不能推卸责任，譬如欠债要还。编印《全集》，不过是给我五六十年的创作实践做一个总结，算一算我究竟欠下多少债，我自己心中有数，才可以安心地放下这枝已经变得有千斤般重的笔。

现在是结算的时候了。我有一种在法庭受审的感觉。我不想替自己辩护，我也不敢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害怕自己经受不住考验。但我认为作家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我不寻求桂冠，也不追求荣誉。我写作一生，只想摒弃一切谎言，做到言行一致。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不曾达到这个目标，我还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可悲的是，我越是觉得应当对自己要求严格，越是明白做到这个有多大的困难。读者在这《全集》里可能发现我的文章前后矛盾，常常跟自己打架——往好的方面解释，我在不断地追求；朝坏的方面说，那就是我太软弱，缺乏毅力，说得到却做不到。

我将用《全集》来检查自己，解剖自己。读者也可以用《全集》对照我的言行来判断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树基是我的老友，他比较了解我，熟悉我的写作的道路，我是四十年代在桂林认识他的。把编印的工作交给他，我放心。虽然来日无多，精力有限，我还是愿意充当他的助手，做好这个工作。《全集》出“全”，可能要花费几年的工夫，而且对《全集》的“全”字我们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我只希望它成为一面大镜子，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我的整个面目，整个内心。

新年前我接到不少朋友寄来的贺年片，祝我“健康长寿”。我惭愧我不能用笔表达出我的感激之情，我抱歉我不一定能满足他们好心的祝愿，但是我仍然要尽最大的努力朝着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前进。

不能用笔表达的，还可以用行为写出来，我这样地相信。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