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一月出版的《读者良友》（二卷一期）上我看到题做《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再认识”托尔斯泰，谈何容易！世界上有多少人崇拜托尔斯泰，有多少人咒骂托尔斯泰，有多少人研究托尔斯泰，但谁能说自己“认识”托尔斯泰？抓一把污泥抹在伟大死者的脸上，这不是什么“私生活揭秘”，关于托尔斯泰的私生活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资料，本人的、家属的、亲友的、医生的日记、书信、回忆等等，还有警察的报告和政府的秘密文件，更不必说数不清的用各种文字编写的托尔斯泰的传记了。在他的晚年，这位隐居在雅斯纳雅·波

良纳的老人成了政府和东正教教会迫害的对象，各种反动势力进行阴谋，威逼托尔斯泰承认错误，收回对教会的攻击，老人始终不曾屈服。他八十二岁离家出走，病死在阿斯达波沃车站上，据说“在他与世长辞的那所屋子周围，拥满了警察、间谍、新闻记者与电影摄影师……”①这说明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得到安宁，对他的诬蔑和诽谤也始终不曾停止。他活着就没有能保持什么私生活的秘密，他也不想保持这样的秘密。他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过去。他出身显贵，又当过军官，年轻时候确实过着放荡的贵族生活。但是作为作家，他严肃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止地跟自己的各种欲念做斗争。他找到了基督教福音书，他宣传他所理解的教义。他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传的去行动，按照他的主张生活。为了这个目标，他奋斗了几十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为了消除矛盾，他甚至否定艺术，相信“艺术是一种罪恶”。他离开书斋把精力花费在种地、修炉灶、做木工、做皮靴等等上面。他捐赠稿费，让遭受政府迫害的他的信徒“灵魂战士”们去加拿大移民。他还放弃自己著作的版权……这一切都是他的妻子所不理解的，因此他们夫妇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分歧越来越大。老人又受到各式各样自称为“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寄生虫”②的包围，他们对他过分的要求③促使他的偏执越来越厉害，他竟然写了一本书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在逝世前最后几天里他还写过这样的话：“我深深感觉到写作的诱惑与罪恶……”他走到这样的极端，并不能消除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减轻精神上的痛苦，也不能使他的“弟子和信徒们”完全满意，却增加了索菲雅夫人的误解和担心。那个替丈夫抄写《战争与和平》多到七遍的女人，当然不愿意他走上否定艺术的道路，因此对那些她认为是把托尔斯泰引上或者促使他走上这条道路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者”有很大的反感，她同他们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她热爱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维护他的荣誉，做他的忠实的妻子，为他献出她一生的精力；她却不能忍受作为人生教师的托尔斯泰，也就是“说教人”的托尔斯泰，她这种不断的歇斯底里的争吵，反而给老人增加精神上的痛苦，把老人推向他那些“门徒”，促使老人终于离家出走。他留给妻子的告别信还是一八九七年写好的，一直锁在他的抽屉里面。这说明十三年前他就有离家的心思，他的内心战斗持续了这么久。只有小女儿亚历山德拉知道他出走的计划，她陪他坐火车，中途他病倒在阿斯达波沃车站，就死在那里。

亚历山德拉后来写过一本回忆录④，书中有这样的话：“我父亲死后，母亲大大地改变了。……她常常在一张大的扶手椅上迷迷糊糊地睡几个钟头，只有在别人提起父亲的名字时，她才醒过来。她叹息，并且说她多么后悔曾经使他痛苦过。‘我真以为我那个时候疯了’，她这样说。……一九一九年她患肺炎去世。姐姐达尼亚和我看护了她十一天……到了她明白自己快要死的时候，她把我姐姐和我叫到床前。她说‘我要告诉你们’，她呼吸困难，讲话常常被咳嗽打断，‘我知道我是你父亲的死亡的原因。我非常后悔。可是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的忠实的妻子。’我姐姐和我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两个都哭着。我们知道母亲对我们讲的是真话。”

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家庭纠纷，这就是他的生活的悲剧。亚历山德拉是他最喜欢的女儿，曾被称为“他的亲切的合作者”，难道她不是最可靠的见证人？！

谁也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会有人根据什么“有充分的可靠性值得信赖”的“研究材料”撰写文章，说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西门庆”，说他的“道德”、“文章”“应该身首异处、一分为二”，甚至说他“一向就是个酒色财气三及第的浪子……他这样的生活作风，由于家庭出身与社会沾染形成，变为了他牢不可改的性格本质。”⑤这哪里是研究？这样的腔调，这样的论断，有一个时期我很熟悉，那就是十年浩劫中我给关进“牛棚”的时候。我奇怪，难道又在开托尔斯泰的批斗会吗？

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喜欢或者讨厌托尔斯泰，称赞他或者批判他，但是他们总应该多少了解他，总应该根据一点点事实讲话。托尔斯泰的生活经历是那么丰富，有那么多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又是不难找到的，我也用不着在这里引经据典来证明托尔斯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从一本传记中引用一节话说明我的看法：

每件细小事情似乎都加深托尔斯泰由于他的生活环境和他所愿望过的生活两者之间的差异而感到的痛苦不满。有一天他喝茶的时候，皱着眉头抱怨生活是一种负担。

索菲雅问他：“生活怎么会是你的负担？人人都爱你！”

他答道：“是，它是负担。为什么不是呢？只是因为这儿的饮食好吗？”

“为什么不是呢？我不过说大家都爱你。”

“我以为每个人都在想：那个该死的老家伙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现在你应该死掉，免得做一个完全的伪君子！这很对。我经常收到这样的信，连我的朋友也写这类的话。他们说得不错。我每天出去，路上总看见五个衣服破烂的叫化子，我呢，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个马车夫。”

在一九一○年头几个月的日记里，经常记着托尔斯泰因为这个问题所感受到的敏锐的精神上痛苦和羞愧。四月十二日他写道：“我没有用餐。我痛苦地意识到我过的是罪恶的生活，我四周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家人都是饥寒交迫、朝不保夕。……我很难过，十分不好意思。……”⑥

够了。这些话就可以说明伟大作家最后几十年的内心斗争和家庭悲剧的实质了。托尔斯泰所追求的就是言行的一致。在他，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多么困难，为了它他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最后在病榻上不愿意见他的妻子，一是决心不返回家中；二是想平静地离开人世。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跟什么“小白脸男妾”、什么“大男人主义”怎么能拉扯在一起？！传播这种流言蜚语的人难道自己不感到恶心？

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他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他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他和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有人走了，就有了路。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我想，人不能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套话过一辈子。还是把托尔斯泰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吧。

三月三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二十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① 借用傅雷的译文，见《托尔斯泰传》（罗曼·罗兰著）。

② 寄生虫：引用高尔基的话，见《文学写照》。

③ 他们责怪他不能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即言行不一致。

④ 回忆录：即《托尔斯泰的悲剧》。

⑤ 见《再认识托尔斯泰》，《读者良友》一月号。

⑥ 引自埃·西蒙斯的《托尔斯泰》（一九四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