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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病中集:病中(五)

巴金编著的《随想录》包括《随想录》《病中集》《真话集》《探索集》《无题集》五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

巴金编著的《随想录》包括《随想录》《病中集》《真话集》《探索集》《无题集》五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病中(五)

第二次入院治疗已经三个月。当初住进医院,以为不到一个月便可回家。前几天我女儿在院内遇见上次给我看过病的一位医生,他听说我又因“帕金森氏症”住院,便说了一句:“有得他住的。”看来我要在这里长住下去了。我并不悲观,“既来之则安之”。我已经在病房里住惯了。

这两个多月我并不是白白度过的。我不会忘记:进院的那天我上了床还不能靠自己翻身;在廊上散步还要撑着木拐;坐在病房里小沙发上要站起来还感到困难;吃饭夹菜使用筷子时手还在发抖。更不用说穿衣服、脱衣服、扣纽扣、解纽扣了。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的病情一天天地在好转。有时快一些,有时慢一些。但总是在变化。最近忽然发现我可以用剪刀剪指甲,可以弯腰拾起落在地板上的东西,可以穿上又厚又重的大衣等等……高兴了一阵子,因为我在生活自理方面有了一点进步。我写信给一位北京友人说:“情况还好,可以说是一天天地好起来(当然是慢慢地好)。”这倒是老实话。今天回头看昨天、前天,似乎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但是跟入院前比较起来就大不相同了。

这次入院还是住以前的那所医院,不过不在同一座楼。我的病房在大楼的最高一层,只有十几个房间。这一层楼与下面各层隔断,由两架小电梯上下,来往的人较少。这里病人不多,长住的病人更少,我已经是最老的病人了。引起我较深感慨的是晚上在会议室看电视的时候,坐在旁边的人经常变换,刚刚同我相处熟了的病人又出院了。对着电视机我常常感到寂寞。

我最初看电视只看新闻节目,因为坐久了左腿就感到痠痛,接着腰、背都不舒服,必须站起来动一动,走一走。后来情况有了好转,可以坐得久些,就支持着多看一两个小时,看看各地的电视剧。我颇喜欢电视剧,对于像我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看电视剧就是接近各种生活的机会。电视剧里有生活,当然也有编造;有的生活多一些,有的少一些。那些表现旧时代、旧社会的东西就差得多,好像编导和演员并不太熟悉过去的人和事。孩子们笑我什么电视剧都能看下去,都要看到底。其实也不尽然,有些电视剧一开头就让人知道故事的发展,知道它的结局,我也用不着往下看了。也有一些电视剧,有生活,有人物,人物的命运带着观众往前跑,搓揉着观众的心。但大多数的电视剧都有一个特点:节奏很慢。为了等待结尾我不得不在椅子上接连移动,我常常在心里哀求:“快一点吧,时间太宝贵了!”我不耐烦地看到剧的最后,吐了一口气,疲乏地站起来,拄着手杖摇摇晃晃地走回病房,有时还后悔不该耗费了这一个多小时。不过下一次节目中有电视剧时,我只要能支持下去,我还是看到结尾。但我究竟是病人。有时节目排在九十点钟以后,又拖得很长,我就支持不下去了。回到病房后,我又想老年人为了保护眼睛,少看电视也好。同看电视的病友交谈起来,都说节目不够丰富。但要是连这些节目也没有,我怎么熬过病房里的夜晚呢?!

药有效,病继续转好,但更加缓慢,有时好像停滞不前似的。作为锻炼,我每天三顿饭后都要在走廊上散步,来回三圈共走六百步。头两个月我撑着木拐走,到第三个月我便改用手杖。最初走到第二圈便感到吃力,后来走完三圈才想休息。但以后,第三圈还不曾走完,又感到疲乏了。作为锻炼,我仍然每天写一两百字,我用三百字或二百四十字的稿纸。摔伤前两三年,我经常诉苦:“写字越写越小。”第一次出院后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写满一张稿纸可以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字写在格子里面,现在几乎可以做到字字入格、大小一致。可是一笔一画地写,动作十分迟缓。有时写封短信也要花费一个上午,而且相当吃力。我又着急起来:难道进展就到此为止吗?好像正是这样。

我在前面说过“不悲观”,说过“则安之”。其实我偶尔也有悲观和不安的时候。在那些时候我就睡不好,心里烦躁,在床上不断翻身,第二天精神不好。听见来探望的友人说:“你已经恢复得很快了!”总觉得不好受。当然我经过思想斗争也一次一次地克服了悲观和烦躁,不然我就难以支持到今天。

病中听到朋友逝世的消息总有点“伤感”。这次我住在北楼,去南楼不方便,又要经过有穿堂风的走廊,我走不了那一大段路。不过偶尔有一两位病友从南楼走过来看我,例如师陀和林放,谈起来我才知道一点南楼的情况。听说金焰也在那边。我住在南楼的时候,金焰还没有住院。好些年不见他了,“文革”后期,有一次在电车上遇见他,他瘦得厉害。我知道多年前,大概是六十年代初期吧,他患胃病开刀,切除胃以后,效果不好,一直没有恢复健康。他最近入院治疗,可能担心老年病人难熬过冬天的节气。没有料到过了不多几天一位探望的友人就给我带来金焰去世的消息。这并不是意外的事,但我仍然吃了一惊,马上想到了“冬天的节气”,也就是想到了自己。已经迟了。他死在南楼,我都不知道,不能和他的遗体告别,我托人在他的灵前献了一个花圈。

我是金焰同志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观众。五十年代中我们常在一起开会,见面时仿佛很熟,会后却很少往来。五十年代后期吴楚帆带着粤语片《寒夜》来上海,由他陪同到我家做客,我们三个人谈得融洽、愉快,还同去看了《寒夜》。吴楚帆是回来领取《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他的演技受到了普遍的赞赏。过去金焰是国语片的电影皇帝,吴楚帆是粤语片的电影皇帝。吴主演的片子越来越多。金主演的片子越来越少。这次我们见面以后,他曾到西北深入生活,据说要编导或主演一部反映大西北新貌的片子。剧本没有搞出来,他病倒了。后来听说他的胃动了手术后,长期不想吃东西。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在黄山休养,他也到过那里,身体不好,不能拍戏,他喜欢搞点业余木工。在“文革”之前我大约还见过他两三面。要是没有人向我提起他,我和观众一样早已把他忘得干干净净了。为什么他的死讯使我震惊?使我痛苦?

我一夜没有睡好。但是我想明白了:一个艺术家长期脱离自己的创作实践,再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了。我只有在自己给疾病折磨了两年以后,才理解这位不幸的亡友的心情。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二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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