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社记者谷苇来探病，闲谈中又提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每次见面，我都向他谈文学馆的事，快两年了，他以为这个馆总该挂起招牌来了。没有想到我的答复仍然是：好像困难不少，首先是房子，至今还没有落实。文学馆的招牌早已由八十八岁老人叶圣陶同志写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挂出来。我们并没有雄心壮志，也不想在平地上建造现代化的高楼。我们只打算慢慢地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量力而行，逐步发展。但搜集资料，需要有一个存放的地方；开展工作，需要有一个办公的地点。我们目前需要一所房子，我们手中有一笔赠款至少可以付三四年的房租，可是在偌大的北京城却找不到我们需要的房子。我们要求过，我们呼吁过。在北京有一个文学馆的筹备委员会，设在中国作协的防震棚里，筹委会的人也在为房子奔走。有一次说是找到了房子，在郊外什么庙什么寺，但是无处存放搜集来的资料。有一天我收到了北京的来信，说是房子已经解决，作协的人看过了同意接受，我白白高兴了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后来才知道住在房子里的人不肯搬，我们也无法叫他们搬走，这就是说我们只好望梅止渴了。那么就等待吧。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一位朋友说：“你不用性急，不会久等的。我们不是在大声疾呼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吗？这精神文明中包含的当然不止是：种树木，扫马路，文明服务，待人有礼，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等等等等。我们长期的文化积累，文学遗产……特别是反映我们人民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的文艺作品都应当包括在内。你们的文学馆当然不会给人忘记。”

“但愿如此。”我只能这样回答。不过能不能看到文学馆的成立，我也有自知之明。我说过：“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其实没有文学馆，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总结。黑字印在白纸上，谁也涂沫不掉嘛。

这些年我常有一种感觉，或者一种想法：我们搞文学工作的人似乎不曾做过一件好事，只是白吃干饭，因此一有风吹草动，或者什么事情给搞坏了，就有些人给叫出来受批挨训，弄得人心惶惶，大家紧张，好像我们六十多年来的现代文学，除了少数几部作品，对革命、对人民没有一点贡献。

“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但是我有个人的经验，我也熟悉同时代人的经历。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给我们点燃心灵的火炬、鼓舞不少年轻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不就是我们的现代文学作品吗？抗日战争初期大批青年不怕艰难困苦，甘冒生命危险，带着献身精神，奔赴革命圣地，他们不是也受到现代文学的影响吗？在乌烟瘴气的旧社会里，年轻人只有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呼吸到新鲜空气，这些作品是他们精神的养料，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培养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启发他们，帮助他们树立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树立战胜旧势力的坚定信心。我们的现代文学好像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难道对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丝毫的功劳？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在摧残文化的十年梦魇中我们损失了多少有关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那么把经历了浩劫后却给保留下来的东西搜集起来保存下去，也该是一件好事。去年在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生百年的时候，我曾经这样想过：先生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现代文学馆来纪念先生也许更适当些。先生是我们现代文学运动的主帅，但他并不是“光杆司令”。倘使先生今天还健在，他会为文学馆的房子呼吁，他会帮助我们把文学馆早日建立起来。

八月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