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来访，闲谈中我说明自己的主张：“鼓舞人前进的是希望，而不是失望。”客人就说：“那么我们是不是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深深埋葬，多谈谈美满的未来？！”

于是我们畅谈美满的未来，谈了一个晚上。客人告辞，我回到寝室，一进门便看见壁炉架上萧珊的照片，她的骨灰盒在床前五斗柜上面。它们告诉我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萧珊逝世整整十年了。说真话，我想到她的时候并不多，但要我忘记我在《怀念萧珊》中讲过的那些事，恐怕也难办到。有人以为做一两次报告，做一点思想工作，就可以使人忘记一些事情，我不大相信。我记得南宋诗人陆游的几首诗，《钗头凤》的故事知道的人很多，诗人在四十年以后“犹吊遗踪一泫然”，而且想起了四十三年前的往事，还要“断肠”。那么我偶尔怀念亡妻写短文说断肠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吧。我不是在散布失望的情绪，我的文章不是“伤痕文学”。也没有人说陆游的诗是“伤痕文学”。陆游不但有伤痕，而且他的伤痕一直在流血，他有一些好诗就是用这血写成的。七百多年以后，我在法国一位学哲学的中国同学那里读了这些诗 ①，过了五十几年还没有忘记，不用翻书就可以默写出来。我默念这些诗，诗人的痛苦和悲伤打动我的心，我难过，我同情，我思索，但是我从未感到绝望或者失望。人们的幸福生活给破坏了，就应当保卫它。看见人们受苦，就会感到助人为乐。生活的安排不合理，就要改变它。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从伤痕里滴下来的血一直是给我点燃希望的火种。通过我长期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我认为即使不写满园春色的美景，也能鼓舞人心；反过来说，纵然成天大做一切都好的美梦，也产生不了良好的效果。

据我看，最好是讲真话。有病治病；无病就不要吃药。

要谈未来，当然可以。谈美满的未来，也可以。把未来设想得十分美满，谁也干涉不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未来，而且都可以为自己的未来作各种的努力。未来就像一件有可塑性的东西，可以由自己努力把它塑成不同的形状。当然这也不那么容易。不过努力总会产生效果，好的方面的努力就有可能产生好的效果。产生希望的是努力，是向上、向前的努力，而不是豪言壮语。

客人不同意我这种“说法”。他说：“多讲些豪言壮语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嘛。”

我听过数不清的豪言壮语，我看过数不清的万紫千红的图画。初听初看时我感到精神振奋，可是多了，久了，我也就无动于衷了。我看，别人也是如此。谁也不希罕不兑现的支票。我不久前编自己的选集，翻看了大部分的旧作，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一九五○到一九六六年十六年中间，我也写了那么多的豪言壮语，我也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可是它们却迎来十年的浩劫，弄得我遍体鳞伤。我更加惊奇的是大家都在豪言壮语和万紫千红中生活过来，怎么那么多的人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我不明白，但是我想把问题弄清楚。最近遇见几位朋友，谈起来他们都显得惊惶不安，承认“心有余悸”。不能怪他们，给蛇咬伤的人看见绳子会心惊肉跳。难道我就没有恐惧？我在《随想录》中不断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正因为我有恐惧。不用说大家都不愿意看见十年的悲剧再次上演，但是不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不把它的来路堵死，单靠念念咒语，签发支票，谁也保证不了已经发生过的事不再发生。难道对于我们的未来中可能存在的这个阴影就可以撒手不管？我既然害怕见到第二次的兽性大发作，那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恐惧埋葬在心底？为什么不敢把心里话老实地讲出来？

埋葬！忘记！有一个短时期我的确想忘记十年的悲剧，但是偏偏忘记不了，即使求神念咒，也不管用。于是我又念起陆游的诗。像陆游那样朝夕盼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爱国大诗人，对于奉母命离婚的“凡人小事”一辈子也不曾忘记，那么对于长达十年使几亿人受害的大灾难，谁又能够轻易忘记呢？

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下一代，人人有责任。保护自己呢，我经不起更大的折腾了。过去我常想保护自己，却不理解“保护”的意义。保护自己并非所谓明哲保身，见风转舵。保护自己应当是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现实，认真思考。不要把真话隐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变得连自己的面目也认不清楚，我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够大的了。

十年的灾难，给我留下一身的伤痕。不管我如何衰老，这创伤至今还像一根鞭子鞭策我带着分明的爱憎奔赴未来。纵然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我也还有未来，而且我还有雄心壮志塑造自己的未来。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年代早已过去，人们要听的是真话。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想说真话？是不是敢说真话？无论如何，我不能躲避读者们的炯炯目光。

四月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①当时（1927–1928）我和哲学家住在沙多–吉里城，拉·封登中学食堂楼上两间邻接的屋子里，他每晚朗读陆游的诗。我听见他的“吟诵”，遇到自己喜欢的诗，就记在了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