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失格》（又名《丧失为人的资格》）日本小说家太宰治创作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48年，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从小到大，我始终摆脱不了孤独和伤感，我始终渴望爱与被爱，却始终事与愿违，深渊般的迷惘和绝望，渐渐将我吞噬，我一次又一次伤害了我爱和爱我的人，我自暴、自弃、自虐，直至丧失了做人的资格……我是叶藏，这是我的真实故事。愿这些苦痛挣扎，成为你的良药，去爱这世间万物。《人间失格》以“我”看到叶藏的三张照片后的感想开头，中间是叶藏的三篇手记，而三篇手记与照片对应，分别介绍了叶藏幼年、青年和壮年时代的经历，描述了叶藏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丧失为人资格的道路的。作品中太宰治巧妙地将自己的人生与思想，隐藏于主角叶藏的人生遭遇，藉由叶藏的独白，窥探太宰治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可耻的一生”。在发表该作品的同年，太宰治自杀身亡。
在海岸边被海水侵蚀而形成的汀线附近，并排屹立着二十多棵雄伟粗大的山樱树。这些树皮呈黑色的山樱树，每到新学年伊始，便与浓艳的褐色嫩叶一起，在蓝色大海的映衬下，绽放出格外绚丽的花朵。不久，待落英缤纷的时节，无数的花瓣便会纷纷落入大海，在海面上随波漂荡，然后又被波涛冲回到海岸边。东北地区的某所中学，正是在这长着樱树的沙滩上就势建起了学校的校园。尽管我并没有好好用功备考，却也总算顺利地考进了这所中学。无论是这所中学校帽上的徽章，还是校服上的纽扣，都缀着盛开的樱花图案。
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就住在那所中学附近。也正因为这个，父亲为我选择了那所面对大海和开满樱花的中学。我被父亲寄养在那个亲戚家里，因为离学校很近，所以我总是在听到学校敲响朝会的钟声之后，才飞快地奔向学校。我就是这样一个懒惰的中学生，但我却依靠自己惯用的逗笑本领，日益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远走他乡，但在我眼里，陌生的他乡，比起自己出生的故乡，是一个更让我心旷神怡的环境。这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已把逗笑的本领掌握得天衣无缝，以致于在欺骗他人时显得更加轻松自若的缘故。当然，做这样的解释又何尝不可，但是，更为致命的原因分明还在于另一点：面对亲人还是面对陌生人，身在故乡还是身在他乡，其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演技上的难度上的差异。而且这种难度差异无论对哪一位天才而言——即便是对于神灵之子耶稣而言——不也同样存在吗？在演员看来，最难进行表演的场所莫过于故乡的剧场。在五亲六戚聚集一堂的房间，再有名的演员恐怕也会黔驴技穷吧。然而我却在那里一直进行了表演，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所以像我这样的老油子，来到他乡进行表演，必然是万无一失。
我对人的恐惧与先前相比，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在我的内心深处剧烈地扭动着，而我的演技却是在日渐长进。我常常在教室里逗得同班同学哄堂大笑，连老师也不得不一边在嘴上感叹着“这个班要是没有大庭，该是个多好的集体啊”，一边却用手掩面而笑。我甚至还能够轻而易举地让那些惯于发出雷鸣般厉声的驻校军官也噗哧大笑。
当我正要开始为自己彻底掩盖了本人的真实面目而暗自庆幸的时候，出乎意料地被别人戳了背脊骨。那个戳了我背脊骨的人，竟然是班上身体最为羸弱、脸孔又青又肿的家伙。他身上的衣服让人觉得像是父兄留给他的破烂货，过于长大的衣袖恍若圣德太子的衣袖。他的功课更是一塌糊涂，在军事训练和体操课时，总像一个在旁边见习的白痴似的，就连一贯小心翼翼的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提防他。
一天上体操课的时候，那个学生（他的姓氏我早已忘了，只记得名字叫竹一），就是那个竹一，照旧在一旁见习，而我们却被老师吩咐做单杠练习。我故意尽可能做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哎——”地大叫一声，朝着单杠飞身一跃，就像是跳远那样向前猛扑过去，结果是一屁股摔在了沙地上。这纯属是一次事先预谋好的失败。果然成了众人捧腹大笑的引子。我也一边苦笑着，一边爬起来，掸掸裤子上的砂粒。这时，那个竹一不知何时来到了我的旁边，捅了捅我的后背，低声咕哝道：
“故意的，故意的。”
我感到一阵震惊，做梦也没有想到，竹一竟然识破了我故意失败的真相。我仿佛看见世界在哪一刹那间被地狱之火挟裹着，在我眼前熊熊燃烧起来。我“哇”地大叫着，使出全身的力量来遏制住近乎疯狂的心绪。
那以后，我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
尽管我表面上依旧扮演着可悲的滑稽角色来博得众人发笑，但有时候却也情不自禁地发出重重的叹息。无论我干什么，都肯定会被那个竹一彻底识破真相，并且他还会很快向每个人透露这一秘密——一想到这儿，我的额头上就会直冒汗珠，像是狂人一般用奇怪的眼神审视着四周。如果可能，我甚至巴不得从早到晚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竹一，以免他随口泄漏了秘密。而且就在我纠缠着他不放的时候，为了让他觉得我的滑稽行为并不是所谓的“故意之举”，而是货真价实的东西，我真可谓殚思竭虑，倾注了所有努力。我甚至打定主意，希望一切顺利的话，成为他独一无二的密友。倘若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话，那我便只能盼望他的死亡。但我却怎么也无法萌生杀死他的念头。在迄今为止的生涯中，我曾经无数次祈望过自己被杀死，却从来也没有动过杀死别人的念头。这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只会给可怕的对手带来幸福的缘故。
为了使他驯服就范，我首先在脸上堆满伪基督徒式的“善意”的微笑，将脑袋向左倾斜三十度左右，轻轻地搂抱住他瘦小的肩膀，用嗲声嗲气的肉麻腔调，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中去玩，但他却总是一副发呆的眼神，闷声不响。不过，在一个放学之后的傍晚（我记得是在初夏时节），天上陡然下起了暴雨，学生们都为如何回家大伤脑筋。因为我的亲戚家离学校很近，所以我正要无所畏惧地往外冲，这时，我看见了竹一。他正满脸颓丧地站在门口木屐箱的后面。“走吧，我把伞借给你。”我说道，一把拽住怯生生的竹一的手，一起在骤雨飞跑起来。到家以后，我请婶婶替我们俩烘干湿衣服，在此期间我把竹一领到自己二楼的房间里。
我的这个亲戚家是三口之家，有一个年过五十的婶婶，一个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体弱多病的高个子表姐（她曾经出嫁过一次，后来又回到娘家来了。我也学着这个家里其他人的样子，叫她“阿姐”），和一个最近才从女子学校毕业，名叫雪子的表妹。她和姐姐大不相同，个头很小，长着一张圆脸。楼下的店铺里，只陈列着少量的文具和运动用品。主要收入似乎来源于过世的主人留下的那五六排房屋的房租。
“我耳朵可疼呢。”竹一就那么一直站着说话。
“可能是雨水灌进耳朵才发疼的吧。”
我一看，只见他的两只耳朵都害了严重的耳漏病，眼看着浓水就要流出耳朵外面了。
“这怎么行呢？很疼吧？”我有些夸张地露出惊诧的神色，“大雨中把你拽出来，害你落得这个样子，真是对不起你。”
我用那种近于女人腔的“温柔”语调向他道歉，然后到楼下拿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的头枕在我的膝盖上，体贴入微地给他清理耳朵。就连竹一好像也没有察觉到这是一种伪善的诡计。
“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竹一头枕着我的膝盖，说了一句愚蠢的奉承话。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的这句话就像是恶魔的预言一样，其可怕程度是竹一也没有意识到的。什么“迷恋”、“被迷恋”这些措辞本身就是粗俗不堪而又戏弄人的说法，给人一种装腔作势的感觉。无论是多么“严肃”的场合，只要让这些词语抛头露面，忧郁的伽蓝就会顷刻间分崩离析，变得索然无味。但如果不是使用“被迷恋上的烦恼”之类的俗语，而是使用“被爱的不安”等文学术语，似乎就不至于破坏忧郁的伽蓝了。想来可真是奇妙无比。
我给竹一揩耳朵里的脓血时，他说了句“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奉承话，当时，我听了之后，只是满脸通红地笑着，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可实际上我私下里也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然而对于“被迷恋”这样一种粗俗的说法所产生的装腔作势的氛围，我竟然说他说的话不无道理，无异于愚昧地表述自己的感想，其糊涂程度远远超过相声里的傻少爷，事实上，我是绝对不会以那种戏谑的、装腔作势的心情来“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的。
在我看来，人世间的女性不知比男性费解多少倍。在我们家，女性数量是男性的好多倍，亲戚家也是女孩子居多。还有前面提到过的那些“犯罪”的女佣人。我想甚至可以说，我自幼是在女人堆中长大的。尽管如此，我却一直是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与女人打交道的。我对她们一无所知，如坠云雾，不时遭受惨痛的失败。这种失败与从男性那儿受到的鞭笞截然不同，恍若内出血一般引人不快，其毒性攻心，难以治愈。
女人有时和你形影不离，有时又对你弃之不理。当着众人的面她藐视我，羞辱我，而一旦背着大家，她又拼命地搂紧我。女人的睡眠酣甜得宛若死去了一般，甚至让人怀疑她们是否为了酣然入眠才存活于这个世界上的。我从幼年时代起就对女人进行了种种观察，尽管同是人类，女人却分明是一种与男人迥然相异的生物。而就是这种不可理喻、需要警惕的生物，竟出人意料地呵护着我。无论是“被迷恋”的说法，还是“被喜欢”的说法，都完全不适合我，或许倒是“受到呵护”这一说法更贴近我的情况。
对待滑稽的逗笑，女人似乎比男人更显得游刃有余。当我扮演滑稽角色进行逗笑时，男人从不会哈哈大笑。而且我也知道，如果在男人面前搞笑时随着兴致得意忘形的话，肯定会招致失败，所以总是惦记着在恰到好处时中止表演。可女人却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总是无休无止地缠着我要我继续搞笑。为了满足她们那毫无节制的要求，我累得筋疲力尽，事实上她们确实能笑。女人似乎能够比男人更贪婪地吞噬快乐。
在我中学时代寄宿的亲戚家中，一旦表姐表妹闲下来，总爱跑到我二楼的房间里来，每次都吓得我跳起来。
“你在用功吗？”
“不，没有呐，”我胆战心惊地微笑着，合上书本说到，“今天啦，学校里一个名叫“棍棒”的地理老师，他……“
从我嘴里迸出的都是一些言不由衷的笑话。
“阿叶，把眼镜戴上给我们看看！”
一天晚上，表妹雪子和表姐一起来到我的房间玩。在我被迫进行了大量的搞笑后，她们冷不防地提出了戴眼镜给她们看看的要求。
“干吗？”
“甭管了，快戴上看看吧。把阿姐的眼镜借来戴戴看！”
平常她总是用这种粗暴的命令口吻对我说话。于是，我这滑稽小丑老老实实地戴上了表姐的眼镜。刹那间两个姑娘笑得前仰后合。
“真是一模一样！和劳埃德简直一模一样！”
当时，哈罗德?劳埃德作为一名外国喜剧演员，在日本正风靡一时。 我站起身，举起一只手说道： “诸位，此番我特向日本的影迷们……”
我尝试着模仿劳埃德的样子做一番致辞，这更是惹得她们捧腹大笑。那以后，劳埃德的电影在这个镇上每演必看，私下里琢磨他的表情举止。
一个秋日的夜晚，我正躺着看书。表姐像一只鸟儿似的飞进我的房间，猛地倒到我的被子上啜泣起来。
“阿叶，你肯定会救我的，对吧。这种家，我们还是一起出走的好，对不？救救我，救救我。”
她嘴里念叨着这些吓唬人的话，还一个劲儿地抽噎着。不过，我并不是第一次目睹女人的这种模样，所以，对表姐的夸张言辞并不感到惊讶，相反，倒是对她那些话的陈腐和空洞感到格外的扫兴。于是，我悄悄地从被窝中抽身起来，把桌子上的柿子剥开，递给表姐一块。表姐一边啜泣着，一边吃起柿子来了。
“有什么好看的书没有？借给我看看吧”她说道。
我从书架上给她挑选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谢谢你的款待。”
表姐有些害羞地笑着，走出了房间。其实不光是表姐，所有的女人，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活着呢？思考这种事情，对我来说，甚至比揣摩蚯蚓的想法还要棘手费事，更让人产生阴森可怖的感觉。不过唯一有一点是我要依靠幼时的经验而明白：女人像那样哭诉起来时，只要递给她什么好吃的东西她就会吃起来，并因此而改变心境。
表妹雪子有时候会把她的朋友带到我的房间里来。我按照惯例，公平地逗大家笑。等朋友离去后，雪子必定会对朋友的不是大肆数落一番。诸如“她是个不良少女，你可得当心呐”之类的。倘若果真如此，不是用不着特地带到这里来吗？也多亏雪子，我房间的来客几乎全是女性。
不过，竹一说的那句“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奉承话，却没能兑现。总之，我不过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哈罗德?劳埃德罢了。竹一那句愚蠢的奉承话，作为可憎的预言，活生生地呈现出了不祥的兆头，还是在那以后很多年的事情。
竹一还赠送给我另一份重大的礼物。
“这是妖怪的画像呐。”
曾几何时竹一到我楼上的房间玩，得意洋洋地拿出一张原色版的卷头画给我看，这样说道。
“哎？！”我大吃一惊。多年后我才清醒地认识到：就是在那一瞬间里，我未来的道路被彻底决定了。我知道，其实那不过是凡高的自画像。在我们少年时代，所谓法国印象派的绘画正广为流行，大都是从印象派绘画开始学习鉴赏西洋绘画。所以，一提起凡高、高更、塞尚、雷诺阿等人的画，即使是穷乡僻壤的中学生，也大都见到过照像版。凡高的原色版绘画我也见过不少，对其笔法有兴趣和鲜艳色彩颇感兴趣，但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自画像是什么妖怪的画像。
“这种画又怎么样呢？也像妖怪吗？”
我从书架上取下莫迪里阿尼的画册，把其中的一幅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画像拿给竹一看。
“这可了不得呀。”竹一瞪圆了眼镜感叹道。
“就像一匹地狱之马呐。”
“不，还是像妖怪吧。”
“我也想画一画这种妖怪呐。”
对人感到过分恐惧的人，反倒更加迫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更可怕的妖怪；越是容易对事物感到胆怯的神经质的人，就越是渴望暴风雨降临得更加猛烈……啊，这一群画家被妖怪所伤害所恫吓，以致于最终相信了幻影，在白昼的自然之中栩栩如生地目睹了妖怪的所在。而且，她们并没有使用“滑稽的逗笑”来掩饰自身的恐惧，而是致力于原封不动表现自己所见。正如竹一说的，他们勇敢地描绘出“妖怪的自画像”。原来，在这里竟然存在着未来的我的同伴，这使我兴奋得热泪盈眶。
“我也要画，画那种妖怪的画像，画那种地狱之马。”我压低嗓音对竹一说道。
我从小学时代就喜欢上了画画和看画。但我的画不像我写的作文那样受到交口称赞。因为我压根儿就对人类的语言毫不信任，所以作文在我眼里就如同搞笑的寒暄语一般。尽管我的作文在小学和中学都逗得老师前仰后合，但我自己却并不觉得有趣。只有绘画（漫画等另当别论）让我在如何表现其对象上殚精竭虑，尽管这种殚思竭虑采用的是我自己的一套独特方式。学校绘画课的画帖实在无聊透顶，而老师的画又拙劣无比，所以我不得不自己来摸索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进入中学后，我已经拥有了一套油画的画具，尽管我试图从印象派的画风中寻找出绘画技巧的范本，可自己画出来的东西却俨然儿童做手工的彩色印花纸一般呆滞乏味，不成样子。不过，竹一的一句话启发了我，使我意识倒自己以前对绘画的看法，——竭力想把觉得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为美是幼稚和愚蠢乃至完全谬误的。绘画大师利用主观力量，对那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加以美的创造，虽说他们对丑恶的东西感到恶心呕吐，却并不隐瞒对它们的兴趣，从而沉浸在表现的愉悦中。换言之，他们丝毫不为别人的看法左右。我从竹一那儿获得了这种画法的原始秘诀。于是，我瞒着那些女性来客，开始着手制作自画像了。
一幅阴惨的画诞生了，甚至让我自己都大为震惊。可这就是隐匿在内心深处的自己的真实面目。表面上我在快活地欢笑，并引发别人的欢笑，可事实上，我却背负着如此阴郁的心灵。“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暗自肯定现状。但那幅画除了竹一，我没给任何人看过。我不愿被人看穿自己逗笑背后的凄凉，也不愿别人突然之间开始小心翼翼地提防起我来，我担心他们甚至没有发现这便是我的本来面目，而依旧视为一种新近发明的搞笑方式，把它当成一大笑料。这是最让我痛苦难堪的事情。所以我立刻把那幅画藏进了抽屉深处。
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也收敛起了那种“妖怪式的画法”，而使用先前平庸的画法，将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成美。
以前我便是只在竹一面前才若无其事地展示自己动辄受伤的神经，所以这次的自画像也放心大胆地拿给竹一看，果然也得到了他的啧啧称赞。于是，我又连续画出了第二张、第三张妖怪的画像。竹一又送给我另一个预言：
“你呀，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呐。”
“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与“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是傻瓜竹一在我的额头上镌刻的两种预言。随后不久，我便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想进美术学校，但父亲对我说，早就打定了主意让我上高中，以便将来做官从政。所以，天生就不敢跟大人顶嘴的我只好茫然地遵从父命。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考东京的高中，而我自己也对临海和满是樱花的中学感到厌倦，所以不等升入五年级，四年级学业结束后我便考入东京的高中，开始了学生宿舍生活。宿舍的肮脏和粗暴使我不胜畏葸，哪里还顾得上扮演丑角逗笑。我请医生开了张“肺浸润”的诊断书，搬出了学生宿舍，移居到上野樱木町父亲的别墅里。我根本无法过那种所谓集体生活，什么青春的感动，什么年轻人的骄傲等等豪言壮语，只会在我耳朵里唤起一阵凛冽的寒气，使我与那种“高中生的蓬勃朝气”格格不入。我甚至觉得，不管教室，还是宿舍，都无非是被扭曲了的性欲的垃圾堆而已。我那近于完美的逗笑本领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
我父亲在议会休会时,每个月只在别墅呆一周或两周,父亲不在时,这栋庞大的建筑物中便只剩下别墅管家(一对老夫妇)和我三个人。我时常逃学，也没心思去游览东京（看来我最终也看不成明治神宫、楠木正成[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武将]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烈士墓了），成天闷在家里读书画画。等父亲上东京后，我每天早晨都匆匆奔赴学校，但有时去的却是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在那里连续三四小时素描练习。从高中宿舍搬出来后，连坐在课堂听讲也有了一种败兴的感觉，仿佛自己是处在旁听生那种特殊的位置上。尽管这可能只是偏见，我却是更害怕去学校了。上小学、中学、高中、我最终也没能懂得所谓爱校之心是什么东西，我甚至从来也没想过去记住学校的校歌。
不久，在画塾里，我从一个学画的学生那儿得知了诸如酒、香烟、娼妓、当铺以及左翼思想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摆在一起，是种奇妙的组合，这却是事实。
那个学画的学生名叫掘木正雄，出生在东京的庶民区，长我六岁，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因为家里没有画室，才上这所画塾来继续学校西洋画的。
“能借我五元钱吗？”
在此之前，只是打过照面而已，从未说过话，所以我有些张皇失措地掏出了五元钱。
“走啊，喝酒去吧。我请你喝。你这个象姑。”
我无法拒绝，被他拽进了画塾附近的蓬莱町酒馆。这就是我与他交往的开始。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瞧，你那种腼腆的微笑，正是大有作为的艺术家特有的表情呐。为了纪念我们的相识，干一杯吧。——阿绢，这家伙该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吧。你可不要被他迷住了哟。这小子来画塾之后，害我降格成为第二号美男子了呐。”
掘木长着一张黝黑的端庄面孔，身上穿着一套整齐的西装，脖子上系着一根素雅的领带，这种装束在学画的学生中是颇罕见的。他的头发还抹了发油，从正中间齐齐整整地向两边分开。
身处酒馆这样陌生的环境，我心中只有恐惧。我局促地把两只胳膊一忽儿抱紧，一忽儿松开，露出一脸腼腆的微笑。可就在两三杯酒下肚之后，我却感到了一种奇妙的、获得解放似的轻松。
“我曾琢磨着想进美术学校呐，可是……”
“啊呀，可没劲呐，那种地方真是没劲儿透了！我们的老师乃是存在于自然之中！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的激情之中!”
但我对他说的东西却没有半点儿敬意，只是暗自思忖：这是个蠢货！他的画必定蹩脚透顶，但作为一个玩耍的伙伴，或许倒是最佳人选。我平生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真资格的都市痞子。尽管与我的表现方式大相径庭，在彻底游离于人世的营生之外、迷惘彷徨这一点上，毕竟属于同类。而且他是在无意识种实施着逗笑的丑角行为，全然没有觉察到这种丑角行为的悲惨。这正是他与我本质上迥然相异的地方。
仅仅是在一块玩玩，把他当成玩伴来交往——我总是这样蔑视他，耻于与他交往。但在与他结伴而行的过程中，我自己却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最初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大好人，一个难得的大好人。就连对人恐惧的我，也彻底放松了警惕，以为找到了领着我见识东京的好向导。说实话，我这个人，坐电车会对售票员犯怵；去歌舞伎剧场，一看到大门口铺红地毯的台阶两边并排站着的引路小姐又会顿生畏惧；进餐馆吧，瞥见悄悄站在身后等着收拾盘子的侍应生也会胆战心惊。天哪，特别是付钱的时候，我那双颤颤巍巍的手！买了东西之后，把钱递给对方，不是因为吝啬，而是过度紧张、害臊、不安与恐怖，只觉得头昏眼花，世界蓦然变得漆黑一团，哪里还顾得上讨价还价，有时甚至忘了接过找头，忘了拿走买下的东西。我根本无法独自在东京的街头漫步，只好整日蜷缩在家打发光阴。
可是一旦把钱包交给掘木再一起去逛街，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掘木大肆侃价，俨然是玩耍的行家，使极少的钱发挥出最大的功效。而且，他对街头昂贵的出租车一概敬而远之，因地制宜地乘坐电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艇。他有利用最短的时间抵达目的地的本事，还对我现场演示教育：比如清晨从妓女那儿回家的途中，顺路拐到某个旅馆，泡个澡，再一边吃豆腐汤锅，一边咪点酒，这样不仅便宜划算，还显得很阔气。他还教给我，摊贩卖的牛肉盖浇饭和烤鸡肉串不仅价钱便宜而且富于营养。还满有把握地断言，所有酒中间，要数白兰地酒劲儿上来得最快最猛。在结帐买单时，他从来没有让我感到一星半点的不安和畏惧。
和掘木交往的另一大好处是，掘木完全无视谈话对方的想法，只顾听凭所谓激情的驱使（或许所谓‘激情’就是要无视对方的立场），一天到晚絮叨着种种无聊的话题。所以我完全不用担心两个人逛街逛累了会陷入尴尬的沉默。与人交往时，我最介意那种可怕的沉默局面，所以天生嘴笨的我才会拼命扮演丑角以求度过难关。而眼前这个傻瓜掘木却无意中主动担当起那种逗笑的滑稽角色，使我能够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只要适时地科插打诨便足以应付了。
不久我也明白了：酒、香烟和妓女，是能够帮助人暂时忘却人的可怕的绝妙手段。我甚至萌发了这样的想法：为了寻求这些，我不惜变卖我的全部家当。
在我眼里，妓女这个种类，既不是人，也不是女性，倒像是白痴或狂人。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反倒能高枕无忧，安然成眠。她们没有一丁点儿的欲望，简直到达了令人悲哀的地步。或许是从我这里发现了一种同类的亲近感吧，那些妓女常常向我表现出自然的好意。这毫无算计之心，绝无勉强之意的好意，萍水相逢之人的好意，没有令我感到局促不安，使我在茫茫黑夜中，从白痴或狂人式的妓女那里，真切地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圣洁光环。
为了摆脱对人的恐惧，获得一宿安眠，我去她们那里。可就在“和我同类”的妓女玩乐的时候，一种无意识的讨厌氛围开始弥漫，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曾设想过的“添加的附录”。渐渐地那“附录”浮出了水面，最终掘木点破了玄机。我不禁在愕然之余，深感厌恶。在旁人看来，说得通俗点，我是利用妓女进行着女人方面的修炼，长进显著。据说，通过妓女来磨炼与女人交往的本领，是最厉害也最富有成效的。我身上早已飘漾着那种“风月场上老手”的气息。女人（不仅限于妓女）凭本能嗅到了这种气息，并趋之若骛。人们竟把这种猥亵的、极不光彩的背景当作了我“添加的附录”，以致于它比我寻求休憩的本意更加醒目。
或许掘木是半带着奉承说出那番话的，却不幸言中了。比如说，我就曾经收到酒馆女人写的稚拙的情书；还有樱木町邻居将军家那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会在每天早晨专挑我上学的时间，故意略施粉黛踟躇于自家门前；我去吃牛肉饭时，即使一言不发，那儿的女佣也会……我经常光顾的那家香烟铺子的小姑娘，在递给我的香烟盒子里竟然也有……还有，去观赏歌舞伎时，那个邻座的女人……在深夜的市营电车上酩酊大醉而酣然入睡之时……还有，乡下亲戚家的姑娘出乎意料地寄来了缱绻缠绵的相思笺……还有，某个不知名的姑娘，在我外出时留给我一个手工制作的偶人……由于我的消极退避，每次罗曼史都如蜻蜓点水，停留于一些残缺的断片，没有深入进展。但有一点却不是信口雌黄，我身上某个地方萦绕着供女人做梦的氛围。这一点被掘木那家伙点破时，我感到一种近于屈辱的痛苦，对妓女的兴趣也倏然消失了。
掘木出于爱慕虚荣和追赶时髦的心理（至今我也如此认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理由）某天带我参加了一个叫做共产主义读书会的秘密研究会（大概是叫R.S吧，我也记不清了）。出席那个秘密集会只是掘木那种人领我“游览东京”的一过场罢了。我被介绍给那些所谓的“同志”，还被迫买下了一本宣传册子，听坐在上席的丑陋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一切在我看来却是再明白也没有的内容了。或许他确实言之有理，但人的内心深处，分明存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东西。称之为“欲望”吧，觉得言不尽意，谓之“虚荣心”也不确切，统称为“色情和欲望”仍然辞不达意。尽管我自己也是云里雾里，但我总认为，人世的底层毕竟存在某种绝不单纯是经济的、而是近于怪谭的东西。我是个极端害怕怪谭式东西的人，所以尽管赞成唯物论，就像肯定水往低处流，却不能仰仗这信仰来摆脱对人的恐惧，不能放眼绿叶而感受到希望的喜悦。不过我却一次不拉地参加了R.S的活动（仅凭记忆，可能有误）。“同志”们俨然大事临头，面孔紧绷，沉浸在“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初等算术式的理论研究中。见此情景，我觉得滑稽透顶，于是利用自己惯用的逗笑本领来活跃集会的气氛。渐渐研究会上拘谨古板的气氛得到了缓解，我成了集会上不可或缺的宠儿。那些貌似单纯的人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把我看成一个乐观而诙谐的“同志”。假如当真如此，我便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他们。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却每次必到，奉上丑角的逗笑服务。
我喜欢这样做，喜欢他们。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亲密感。 不合法。这带给我小小的乐趣。不，毋宁说使我心旷神怡。其实，世上称为“合法”的东西才更可怕。（对此我预感到某种无比强大的东西）。其中的复杂构造更是不可理喻。我不能死守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寒冷房间里，既便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下去。哪怕是马上死去，我也心甘情愿。
有一个说法叫做“见不得人的人”。就是那些人间悲惨的失败者、悖德者。我觉得自打一出生我就是个“见不得人的人”，所以一旦遇到人世所谤的同类，就不由分说变得善良温柔了。这样的“温柔”足以令我自己如痴如醉。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狂人意识”。我每时每刻都受着这种意识的折磨，它却又是与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厮磨着，进行凄寂的游戏。这已经成了我的生存方式。俗话说“腿上有伤痕，没脸来见人”。在襁褓中这种伤痕就赫然出现在我的一条腿上，随着长大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日益加剧，扩散到骨髓深处。每夜的痛苦就如千变万化的地狱，但（说来也怪），那伤口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伤口的疼痛，仿佛有活生生的情感，如同爱情的呢喃。对我这样的男人，地下活动小组的氛围格外安心惬意。那运动的外壳比其追求的目的更为适合我。掘木则出于闹着玩的心理，把我介绍到那个集会中去，其实他自己总共只去了一次。他曾说过一句拙劣的俏皮话：“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这一方面的同时，也有必要观察消费这一方面嘛。”所以他不去集会，倒是一门心思拽住我到外面考察消费状况。回想当时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掘木那样爱慕虚荣、追赶时髦，心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有我这样仅仅喜欢“不合法”气氛便一头扎入其中的。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真正的信仰者识破，无疑我俩都逃不过他们的愤怒斥责，被当成叛徒赶出组织。但我们却没有被开除，在不合法的世界里，我们比在绅士的合法世界里活得更加悠闲自在、游刃有余，显得“蓬勃健康”。以致于被当作前途无量的同志委以重任。真让人忍俊不禁。我一次也没有拒绝，泰然自若地受命，也不曾因举止反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审讯。我总是一边逗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帮从事运动的家伙常常如临大敌般高度紧张，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警惕过了头。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是无聊透顶的，却煞有介事地制造紧张气氛）。我心情当时是，宁愿作为共产党而遭捕，即使终生身陷囹圄，也绝不反悔。我甚至觉得与其对世上的“实生活”感到恐惧，每晚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轻松。
父亲在樱木町的别墅里忙于接待客人，要么就是有事外出，所以虽然我和他住在同一屋檐下，有时连着三四天连一面都见不到。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可怕，因此也琢磨着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家搬到某个宿舍去住。还没说出口，就从别墅老管家那里听说了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
父亲的译员任期即将届满，想必还有种种理由吧，他无意继续参选，打算在故乡建一个隐居的地方，对东京似乎并不留恋。我不过是个高中生，特地为我保留住宅和佣人在他看来是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事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是我无法明白的）这样，这个家不久就转让给别人，我搬进了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旧公寓的阴暗房间。过了一阵子，在经济上便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里拿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这笔钱立马告罄，香烟、酒、乳酪、水果等等家里随时都有。书、文具、衣服和其他一切也可以在附近店铺赊帐。连款待掘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这条街上的餐馆，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宿舍独居的生活，一切都只能在每月的定额汇款中开销。我真是一筹莫展。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花个精光，我不寒而栗，心中没底几近发狂，交替着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打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又全是逗人发笑的虚构。窃以为，求助他人的上策乃是引人发笑）。另外，我在掘木的教唆下，频繁出入当铺。可是手头照样拮据。
我没有在无亲无故的宿舍中独立“生活”的能力。兀自呆在宿舍房间里我感到是那么可怕，仿佛顷刻就会遭到某个人的袭击或暗算似的。所以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大街上跑，要么去帮助那种“运动”，要么和掘木一起到处寻找廉价的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也荒废了。进入高中翌年十一月，发生了我和那个年长于我的有夫之妇徇情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狂人意识”。我每时每刻都受着这种意识的折磨，它却又是与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厮磨着，进行凄寂的游戏。这已经成了我的生存方式。俗话说“腿上有伤痕，没脸来见人”。在襁褓中这种伤痕就赫然出现在我的一条腿上，随着长大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日益加剧，扩散到骨髓深处。每夜的痛苦就如千变万化的地狱，但（说来也怪），那伤口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伤口的疼痛，仿佛有活生生的情感，如同爱情的呢喃。对我这样的男人，地下活动小组的氛围格外安心惬意。那运动的外壳比其追求的目的更为适合我。掘木则出于闹着玩的心理，把我介绍到那个集会中去，其实他自己总共只去了一次。他曾说过一句拙劣的俏皮话：“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这一方面的同时，也有必要观察消费这一方面嘛。”所以他不去集会，倒是一门心思拽住我到外面考察消费状况。回想当时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掘木那样爱慕虚荣、追赶时髦，心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有我这样仅仅喜欢“不合法”气氛便一头扎入其中的。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真正的信仰者识破，无疑我俩都逃不过他们的愤怒斥责，被当成叛徒赶出组织。但我们却没有被开除，在不合法的世界里，我们比在绅士的合法世界里活得更加悠闲自在、游刃有余，显得“蓬勃健康”。以致于被当作前途无量的同志委以重任。真让人忍俊不禁。我一次也没有拒绝，泰然自若地受命，也不曾因举止反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审讯。我总是一边逗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帮从事运动的家伙常常如临大敌般高度紧张，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警惕过了头。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是无聊透顶的，却煞有介事地制造紧张气氛）。我心情当时是，宁愿作为共产党而遭捕，即使终生身陷囹圄，也绝不反悔。我甚至觉得与其对世上的“实生活”感到恐惧，每晚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轻松。
父亲在樱木町的别墅里忙于接待客人，要么就是有事外出，所以虽然我和他住在同一屋檐下，有时连着三四天连一面都见不到。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可怕，因此也琢磨着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家搬到某个宿舍去住。还没说出口，就从别墅老管家那里听说了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
父亲的译员任期即将届满，想必还有种种理由吧，他无意继续参选，打算在故乡建一个隐居的地方，对东京似乎并不留恋。我不过是个高中生，特地为我保留住宅和佣人在他看来是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事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是我无法明白的）这样，这个家不久就转让给别人，我搬进了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旧公寓的阴暗房间。过了一阵子，在经济上便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里拿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这笔钱立马告罄，香烟、酒、乳酪、水果等等家里随时都有。书、文具、衣服和其他一切也可以在附近店铺赊帐。连款待掘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这条街上的餐馆，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宿舍独居的生活，一切都只能在每月的定额汇款中开销。我真是一筹莫展。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花个精光，我不寒而栗，心中没底几近发狂，交替着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打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又全是逗人发笑的虚构。窃以为，求助他人的上策乃是引人发笑）。另外，我在掘木的教唆下，频繁出入当铺。可是手头照样拮据。
我没有在无亲无故的宿舍中独立“生活”的能力。兀自呆在宿舍房间里我感到是那么可怕，仿佛顷刻就会遭到某个人的袭击或暗算似的。所以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大街上跑，要么去帮助那种“运动”，要么和掘木一起到处寻找廉价的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也荒废了。进入高中翌年十一月，发生了我和那个年长于我的有夫之妇徇情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学习也毫不用功，奇怪的是，考试答题却颇多要领，故而一直瞒过了家人。然而不久，终于因为我旷课太多，学校秘密通知了故乡的父亲。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那种运动交给我的任务给我带来了更直接、更剧烈的痛苦，使我无法以半游戏的心境来泰然处之。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的——反正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子（现在想来，不过是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口袋四处奔走，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了酒大睡一场，可手头没有钱。而且从P那儿（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错）不停地下达了任务，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这副羸弱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是仅仅对“不合法”感兴趣而参加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变成了假戏真做，忙得手忙脚乱，我就无法控制自己，不禁在心中恨恨地对P的人嘀咕：恐怕你们是弄错对象了吧？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是更好吗？于是我逃走了。虽然逃走，心情却没有变好，我决定去死。
那时，恰好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参加运动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下来时，那姑娘总会拿着便筏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对不起，楼下的弟弟妹妹吵死人了，害我都没法写信了。”
说罢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我本来可以佯装什么都不知道照旧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所以我又发挥了惯用的那种被动服务的精神。尽管我其实一句话也不想说，还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精神，趴在那边一边吸烟一边“嗯嗯唔唔”地应付着。
“听说呀有一种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呐。是你吧？”
“不，我嘛，只是用情书煮过牛奶喝。”
“真是了不起。你喝吧。”
我暗自忖度着：这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写什么信啊，不是明摆着在撒谎吗？其实不过在那儿鬼画桃符罢了 。
“把你写的信给我瞧瞧！”
事实上我宁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连声嚷嚷：“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那兴奋的模样真是有失体面，让我大为扫兴。于是我想打发她曲干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电车附近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呢？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反而睡不着。对不起，钱嘛……”
“行啊，钱好说。”
她愉快地起身走了。我深谙，打发女人去干活是不会惹她讨厌的。就是说，男人拜托女人做事，她会高兴的。
另一个女人则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为运动的关系，我和她不管愿意与否，都每天碰头。碰头会结束后，这个女人总跟在我后面，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溜溜的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做出一副不乏忧郁的微笑表情，说道：
“我正是这么想的呐。”
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甚至不惜为那个讨厌而丑陋的女人做出牺牲，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那些东西都是些品味粗俗的东西，我大都当即送给了烤鸡肉串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开心。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头一个阴暗角落里，我亲吻了她。谁知她却厚颜无耻地欣喜若狂，叫住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们为了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一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暗自苦笑着想到。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天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种种女人那样巧妙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牢牢地束缚住了。
同时，我从银座一个大酒馆的女招待那里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由于这种恩惠，我仍然感觉到一种被束缚住而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经毋需再借助掘木的向导，而摆出一副老油子的架势来了，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和服光顾酒馆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的自信心和暴力深感怀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他人面对面一本正经地寒暄了。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不伴随败北的丑角式的苦笑，就无法与别人交谈，但我好歹磨炼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情地与人进行张口结舌的交谈了。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那种运动四处奔波？抑或归功于女人？或者是酒精？但更主要得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酒吧里被一大群醉鬼或女招待、侍应生簇拥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酒吧里。我笑着对女招待说：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她的这一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心的悸动。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消解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消解了我留在她身边的担忧。
我喝开了酒。因为对她相当放心，所以反而无心进行滑稽表演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喝抑郁寡欢，一声不吭地呷着酒。
“这种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喝酒吗？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天之夜。我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瞧，我这个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对方的名字都忘记了)所吩咐的那样，在银座背街的一个露天寿司摊铺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偏偏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不知为何竟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长着一副黄颔蛇脸相、脑袋已经秃顶的老板一边摇晃着头，一边像个行家似的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乘坐在电车上，会忽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想起它原来与那个时候寿司店老板颇为相似，于是我不禁露出了苦涩的微笑。在她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地记忆中消隐而去了的今天，唯有那寿司店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那么准确无误，以致于可以轻松地描摹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过于难吃，竟带给我寒冷与痛楚的缘故。我从没有这样的体验，被人带到一个所谓的美味无比的寿司店里去吃寿司，而真的会觉得好吃的体验。那寿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大小吗？
她在本所[东京的一个地名]租借了木匠家二楼的一个房间。在这儿，我一点也用不着隐匿自己平常那颗悒郁的心灵，就像受到剧烈牙痛的袭击一样，我一边用一只手捂住脸颊，一边喝茶。我的这种姿势反倒赢得了她的欢心。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周遭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枯枝在四处飞舞。
我一边躺着休息，一边听她唠叨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年长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道：“我是有丈夫的人呐。原本他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夏天，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了东京，可丈夫在东京却没干什么正经事。不久，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呆在监狱里呐。我呀，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起，我就再也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人天生就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因为女人在这方面叙述方式拙劣，还是因为她们的谈话不得要领，反正对我来说，她们所说的话都不过是马耳东风。
真是寂寞啊。
比起女人连篇累牍的痛说家世，倒是这样一句短短的叹息更引发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期待着，却从来没有从这个世上的女人那儿听到过这样的叹息。不过，眼前这个女人尽管没有用言语说过一句”真是寂寞啊“，但是，她的身体轮廓中却流淌着一种剧烈而无言的寂寞，就像是一股一寸见方的气流一样，我的身体一旦考近她，就会被那股气流牢牢地包围住，于我自己所拥有的那种多少有些阴郁的气氛，恰到好处地交融在一起，宛若”枯叶落在水底的岩石之上“，使我得以从恐惧和不安中抽身逃遁。
与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入睡的感觉截然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跟这个诈骗犯之妻所度过的一夜，对我来说是获得了解放的幸福之夜（不加思索地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我想，这在我的整篇手记中是绝无仅有的）
但也仅仅只有一夜。早晨，我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甚至会惧怕幸福。棉花也能让人受伤。趁着还没有受伤，我想就这样赶快分道扬镳。我又放出了惯用的逗笑烟幕弹。
“有一句话叫’钱一用完，缘分就断’，其实这句话的解释恰好被人颠倒了。并不是说钱一用光，男人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说男人一旦没有钱，自个儿就会意志消沉，变得颓废窝囊。甚至连笑声都缺乏力量，而且性情出奇地乖戾，最终破罐子破摔，自个儿主动甩了女人。就是说近于半疯狂的彻底甩掉女人。据《金洋大辞林》上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呐。真可怜呀。我也多少懂得点那种心境。”
的确，我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上述那些蠢话，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不宜久留，脸也没洗就跑了出来，可没想到我当时编造的关于“钱一用完，缘分就断”的胡言乱语，后来竟与我自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 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我都没有去见那一夜的恩人。分手之后，随着日子的流逝，喜悦之情也逐渐淡漠，倒是蒙受了她恩惠这一点让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感到了一种沉重的束缚。甚至对酒吧里的所有消费都由常子结的帐这种世俗的事情，也开始耿耿于怀了。常子最终也跟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那个女人一样，成了仅仅是胁迫着我的女人，所以即使相距甚远，我也会对常子感到恐惧，而且我觉得，一旦再遇到那些与自己谁过觉的女人，她们就会对我勃然大怒，所以对再见到她们颇为胆怯心虚。正因为我的性格如此，所以我对银座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这种胆怯心虚的性格绝不是源于我的狡猾，而是因为我还不大明白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女人这种生物在生存时，是把晚上一起睡觉与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这两者严格区分开来的，就像是彻底忘却了其间的关联一样，干净利落地斩断了那两个世界的联系。
十一月末，我和掘木在神田的露天摊铺上喝廉价的酒。这个恶友主张离开现在的摊铺去另一个地方喝酒。可是我们已经花光了手头的钱，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硬吵嚷着“喝呀，喝呀”。此时的我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胆子也变大了，我说道：
“好吧，那我就带你去一个梦的国度。可别大惊小怪，那儿真可谓是’酒池肉林’……”
“是一个酒馆？”
“对。”
“走吧。”
事情就这样定了，两个人一起坐上了市营电车。掘木兴奋得欢蹦乱跳，说道：
“今夜我可是好想要个女人呐。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 平常我是不大愿意让掘木演出那种醉态的。掘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又特意问了一句：
“我亲她，行吗？坐在我旁边的女招待，我一定要亲给你瞧瞧。行不行？”
“不要紧吧？”
“那太好了！我真是太想要女人了。”
在银座的四丁目下车后，仗着常子的关系，我们身无半文地走进了那家所谓酒池肉林的大酒馆。我和掘木挑了一个空着的包厢相对而坐，只见常子和另一个女招待迅速跑了过来。那另一个女招待坐在了我的身边，而常子则一屁股坐在了掘木的身边。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常子眼看就要被掘木亲吻了。
但我并不是一种觉得可惜的感觉。我这个人本来就没有太强的占有欲，即使偶尔有可惜的感觉，也绝没有那种大胆主张自己的所有权，奋起与人抗争的力量，以致于在后来的某一天，我甚至默不做声地眼睁睁看着一个与自己同居的女人遭到了别人的玷污。
我竭力避免介入人与人之间的芥蒂，害怕卷入那样的漩涡之中。常子与我不过是一夜的交情。她并不属于我。我不可能有觉得可惜的欲望，不过我毕竟还是吃了一惊。
常子就在我的面前接受着掘木强烈的亲吻。我为常子的境遇感到可怜。这样一来，被掘木玷污过的常子或许就不得不与我分手了吧。而且我也不具备足够的热情来挽留住常子。啊，事情被迫到此结束了。我对常子的不幸涌起了瞬间的惊愕，但随即又如同流水般老老实实地彻底绝望了。我来回瞅着掘木与常子的面孔，嗤笑了起来。
但事态却意想不到地恶化了。
“算了吧！”掘木歪着嘴巴说道，“就连我这种穷光蛋也要的女人……”
他就像是困窘至极似的交叉着双臂，目不转睛地盯着常子，苦笑了。
“给我酒，我身上没有钱。”我小声地对常子说道。我真想喝个烂醉。从所谓的世俗眼光来看，常子的确是一个不值得醉汉亲近、丑陋而贫穷的女人。我感到自己就像是意外遭受到雷击一样。我喝呀，喝呀，从没喝过这么多酒，一直喝到烂醉如泥，与常子面面相觑，悲哀地微笑着。经掘木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她不过是一个疲惫不堪而又贫穷下贱的女人，可与此同时，一种同病相怜的亲近感又油然而生（我至今仍旧认为：贫富之间的矛盾尽管貌似陈腐，但却是戏剧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我发现常子是那么可爱，以致于我平生第一此觉察到了自己萌发了一种虽然微弱却积极主动的恋爱之心。我吐了，吐得不省人事。喝酒喝得不省人事，这还是第一次。
醒来一看，常子坐在我的枕边。原来我是睡在了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说过’钱一用完，缘分就断’，我还以为是开玩笑来着。莫非你是真心说的？要不，你干嘛不来了？要断绝缘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难道我挣钱给你用，还不行吗？”
“不，那可不行。”
然后那个女人也躺下睡了。拂晓时分，从女人的口中第一次迸出了“死”这个字眼。她早已被人世的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而我一想到自己对人世的恐惧和生存的烦忧，还有金钱、女人、学业、运动等等，似乎就再也无法忍耐着活下去了。于是不加思索地赞同了她的提议。
但当时我却没有真正做好去“死”的思想准备。其中的确隐含着某种“游戏”的成分。 那天上午，我和她双双徜徉在浅草区，一块儿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各自喝了一杯牛奶。
“帐你先结了吧。”
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掏出小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块铜币。一种比羞耻更为凄烈的情愫一下子攫住了我。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房间，那只剩下了学生制服喝被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进当铺的荒凉房间。除此之外，我的所有家当就只有此刻穿在身上的碎花布和服与斗篷了。这便是我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看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那女人也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问道：
“哎？！就这么点钱？！”
尽管这句话有口无心，但分明有种疼痛感穿透了我的骨髓。这是我第一次因为自己所爱的人说的话而体验到的痛苦。三枚铜币说到底算不得是钱，它带过我从未咀嚼过的奇妙屈辱感，一种没脸再活下去的屈辱感。归根到底，那时的我还没彻底摆脱有钱人家纨绔子弟这一种属性吧。也就在这时候，我才真正地作为一种实感做出了去死的决定。 那天夜里我们俩一块儿跳进了镰仓的海面。那女人嗫嚅着“这腰带还是从店里的朋友那儿借来的呐”，随即解了下来叠放在岩石上面。我也脱下了斗篷放在同一块岩石上，然后双双纵身跳进了海水里。
女人死掉了，我却得救了。
或许因为我是一个高中生，再加上父亲的名字多少具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效应吧，情死的事儿被当作一起重大事件登载在报纸上。
我被收容在海滨的医院里，一个亲戚还专程从故乡赶来，处理种种后事。故乡的父亲和一家人都勃然大怒，有可能就此与我断绝关系，那个亲戚这样告诉我以后就回去了。但我哪有心思顾及这些，我只是在想念死去的常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因为在我迄今为止交往的人中间，我只喜欢那个贫穷下贱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是她写的五十首短歌。这些短歌的开头一句全是清一色的“为我活着吧”这样一种奇特的句子。护士们快活地笑着到我的病房里来玩，其中有些护士总是在紧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转身离去。
在这所医院检查出我的左肺上有毛病。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为名带到了警局。在那里他们把我当病人对待，收容在特别看守室里。
深夜，在特别看守室旁边的值班室内，一个通宵值班的年迈警察悄悄拉开两个房间中央的门，招呼我道：
“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到底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吧。”
接着他渐渐摆开了架势，俨然一副法官的样子装腔作势地问道。 “最初和那女人搞上关系是在哪儿？”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派头，为了打发这个秋天的夜晚，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什么近于猥亵的桃色新闻。我很快觉察出这一点，拼命忍住想笑的神经。尽管我也知道，对警察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利拒绝做出任何回答，但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兴致，我始终在表面上奇妙地表现出一片诚意，仿佛从不怀疑他就是真正的审讯主任，而刑罚的轻重彻底取决于他的意志。我还进行了一番适当的“陈述”，以多少满足一下他那颗色迷迷的好奇心。
“唔，这样我就大体上明白了。如果一切都照实回答。我嘛，自然会酌情从宽处理的。”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真是出神入化的演技。这是一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已经亮了。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就在打开门走近署长室的当口，署长发话了：
“哦，真是个好男儿啊。这倒怪不了你。怪只怪你的母亲，生下了你这样一个好男儿。”
这是一个皮肤微黑、像是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听他突如其来地这样一说，我不禁萌发了一种悲哀的感觉，就像自己是一个半爿脸上长满了红斑的、丑陋的残疾人一样。 这个署长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柔道选手或剑道选手，他的审讯方式也显得干练爽快，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进行的隐秘而执拗的的好色审讯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整理送往检查局的文件，一边说道：
“你得好好爱惜身体呐。你吐血了吧？”
那天早晨我有些反常地咳嗽。一咳嗽，我就用手巾掩住嘴巴。只见手巾上就像是降了红色的霰子一样沾满了血。但那并不是从喉咙里咳出来的血，而是昨天夜里我抠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时流出来的血。我突然意识到，不挑明其间的真相或许对我更为有利，所以只是低下头，机敏地回答道：
“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说道：
“至于是否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还是得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查局来一趟。总该有一个人吧，诸如你的担保人或监护人之类的。”
我突然想起，一个曾经经常出入于父亲别墅、名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是我学校的担保人。这个叫涩田的人，和我们是同乡，常常拍我父亲的马屁，是一个长得又矮又胖、年届四十的独身男人。他的脸，特别是眼睛，与比目鱼十分相似，所以父亲总叫他“比目鱼”，我也就跟着那么叫惯了。
我借助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查局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说起话来竟然装腔作势的，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喂，那个电话话筒还是消毒一下为好。没看见他吐血了吗？”
当我回到特别看守室坐下之后，听见署长正用大嗓门吩咐警察给电话话筒消毒。
午饭以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绑住胳膊，与一个年轻警察一起乘坐电车向横滨出发了。尽管他们准许我用斗篷遮住捆绑的痕迹，但麻绳的一端却被年轻的警察牢牢地握在手中。
不过，我并没有丝毫的不安，倒是对警察署的特别看守和那个老警察依依不舍。呜呼，我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呢？被作为犯人捆绑起来，竟反而使我如释重负，万般惬意。即使此刻我追忆当时的情形时，整个的我也不由自主地觉得心旷神怡了。
但在那一段时期所有令人怀念的往事中，唯有一次悲惨的失败记录，它令我不胜汗颜，终生难忘。我在检查局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审讯。检察官年纪有四十岁左右，看起来像是一个性情温和、不乏气度的人（倘若说我长得漂亮的话，那也无疑室一种淫荡邪恶的漂亮，但这个检察官的脸上却萦绕着一种聪慧而且宁静的氛围，使你不得不承认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漂亮）。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彻底放松了警惕，只是心不在焉地叙述着。突然我又咳嗽了起来。我从袖口掏出手巾，蓦地瞥见了那些血迹。顿时我涌起了一个浅薄的念头，以为或许我能够把这咳嗽作为一种筹码来进行讨价还价。
“咯，咯”我夸张地大声假咳了两下，用手巾捂住嘴巴，顺势悄悄斜了检察官一眼。
“你是在真咳吗？”
他的微笑依旧是那么宁静。我直冒冷汗。不，即使现在我回想起来，依旧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当那个傻瓜竹一说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戳穿了我的把戏时，我就像被一脚踢进了地狱里一样。可如果说我这一次的羞愧远远超过了那一次，也绝没有言过其实。那件事和这件事，是我整个生涯中演技惨败的两大记录，我有时甚至想：与其遭受检察官那宁静的侮辱，还不如被判处十年徒刑。
我被予以缓期起诉，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心中满是悲凉地坐在检查局休息室的长凳子上，等待着担保人“比目鱼”来领我出去。
透过背后高高的窗户能望见晚霞燃烧的天空，一大群海鸥排成一个“女”字形飞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