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一只知更鸟》是美国女作家哈珀·李发表于1960年的长篇小说。成长总是个让人烦恼的命题。成长有时会很缓慢，如小溪般唱着叮咚的歌曲趟过，有时却如此突如其来，如暴雨般劈头盖脸……三个孩子因为小镇上的几桩冤案经历了猝不及防的成长——痛苦与迷惑，悲伤与愤怒，也有温情与感动。这是爱与真知的成长经典。《杀死一只知更鸟》获1961年普利策奖。美国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书，英国青少年最喜爱的小说之一。美国中学推荐课外读物。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获第25届奥斯卡三项大奖。美国电影协会评选的“100名银幕英雄与恶人”中，派克主演的芬奇律师名列英雄第一位。作为史上最受喜爱的小说之一，《杀死一只知更鸟》已获得显赫声誉。它赢得过普利策奖，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售出超过三千万册，并曾被拍成，备受欢迎的电影。
杰姆听见了我的哭声。他的头从中间的隔门后面猛地冒了出来。他正向我床边走来，阿迪克斯房间里的灯突然亮了。我们俩一动不动，一直等到灯光熄灭，接着又听见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我们便一直等到他安静下来。
杰姆带我走进他的房间，让我躺在他身边。“努力睡着吧，”他说，“等过了明天，这一切也许就结束了。”
刚才我们悄悄地进了家门，免得吵醒姑姑。阿迪克斯在车道上关闭了发动机，让汽车靠惯性滑进车库，然后我们从后门进屋，各自回了房间，一句话也没说。我真是累坏了，可就在蒙眬欲睡之际，我记忆中阿迪克斯平静地折叠起报纸，向后推推帽子的画面，突然变成了阿迪克斯站在空旷的街道中央，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他往上推了推眼镜。我一下子明白了今晚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于是开始抽泣。杰姆这次的表现倒是体贴入微，他头一回没有提醒我说，快到九岁的人不该再哭鼻子了。
这天早晨，大家的胃口都不大好，只有杰姆是个例外，他居然一连吃了三个鸡蛋。阿迪克斯毫不掩饰地向他投去钦佩的眼神。亚历山德拉姑姑啜饮着咖啡，浑身上下都流露出不满情绪，就像在释放一股股冲击波。在她眼里，半夜溜出家门的孩子对家里人来说就是个耻辱。阿迪克斯说，多亏家里的“耻辱”赶去解围，他为此感到非常欣慰，可是姑姑却说： “真是一派胡言，安德伍德先生一直守在那儿呢。”
“你们知道吧，布拉克斯顿· 安德伍德这个人很有意思，”阿迪克斯说，“他本来很瞧不起黑人，从来都离得远远的。”
在当地人心目中，安德伍德先生是个不信奉上帝的小个子男人，有点儿神经质。他的父亲在他出生的时候突发奇想，给他取名叫布拉克斯顿· 布莱格，结果安德伍德先生这辈子都在倾其所能，想方设法洗刷这个名字带给自己的耻辱。阿迪克斯说，和南方联盟将领取同样名字的人会慢慢变成积习难改的酒鬼。
卡波妮给亚历山德拉姑姑加了点儿咖啡，我做出一副自以为惹人爱怜的哀求模样，她却仍然对我摇了摇头。“你还是太小，”她说，“等你够大了，我会告诉你的。”我说咖啡也许能让我胃口大开。“好吧，”她说着从餐具架上拿来一只杯子，倒进去一汤勺咖啡，又往杯子里加满了牛奶。我伸出舌头舔了一下，以表示感激，抬头却发现姑姑眉头紧蹙，像是在发出警告。不过，她是在对阿迪克斯皱眉头。
等卡波妮进了厨房，她才开口说： “别当着他们的面说那样的话。”
“当着谁的面，说什么话？”他表示不解。
“在卡波妮面前说那样的话。刚才，你当着她的面，说布拉克斯顿· 安德伍德看不起黑人。”
“哦，我觉得卡波妮本来就知道。在梅科姆，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开始注意到，最近几天，父亲在和亚历山德拉姑姑说话的时候，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在不动声色间步步为营，从来不发生正面冲突。此时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刻板： “凡是适合在饭桌上说的话，都适合当着卡波妮的面说。她心里明白这个家里的人是如何看待她的。”
“阿迪克斯，我认为这个习惯很不好。那会让他们蹬鼻子上脸。你知道他们背地里都在说些什么。在这个镇子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不到太阳落山就能传到黑人区。”
父亲放下了手里的餐刀。“我没听说有任何法律规定他们不能说话。也许我们要是不给他们那么多可议论的话题，他们就会沉默不语吧。斯库特，你干吗不喝你的咖啡呢？”
我用勺子在杯子里来回搅着玩。“我本来以为坎宁安先生是我们的朋友呢。你很久以前对我说过他是。”
“他现在也是啊。”
“可是昨天晚上他想害你。”
阿迪克斯把叉子搁在餐刀旁边，推开面前的盘子，说： “坎宁安先生本质上是个好人。他只是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有自己的盲点。”
杰姆开口了： “那根本不能说是盲点。昨晚他刚到现场的时候，真有可能会要你的命。”
“他确实有可能给我造成一点点伤害。”阿迪克斯承认道，“不过，儿子，等你再长大一些，你就会对人理解得更深。不管怎样，一伙暴徒是由人组成的。昨天晚上，坎宁安先生充当了暴徒团伙的一员，但他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人。在南方任何一个小镇上，每一伙暴徒里的人都是你认识的——这让他们显得没什么了不得，是不是？”
“我看他们没什么了不得。”杰姆说。
“所以一个八岁的孩子就能让他们回心转意，对不对？”阿迪克斯说，“这恰好说明—— 一伙穷凶极恶的歹徒也是可以被制服的，就因为他们依然是人。哦，也许我们需要一支由孩子组成的警察队伍……昨晚你们这几个孩子让沃尔特· 坎宁安在短短一分钟时间里站在我的角度考虑问题，那就足够了。”
好吧，希望等杰姆长大一些，他能对人理解得更深刻，反正我不会。“我要让沃尔特回到学校的第一天变成他的最后一天。”我发誓说。
“你不许碰他，”阿迪克斯断然否定了我的计划，“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不希望你们俩任何一个人记仇。”
“你瞧见了吧，”亚历山德拉姑姑说，“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阿迪克斯说，他永远也不会说出责怪的话来，说罢，他推开椅子站了起来。“我先走了，还有一整天要忙活呢。杰姆，我不希望你和斯库特今天到镇上去。”
阿迪克斯前脚刚出门，迪尔就连蹦带跳穿过走廊，进了餐厅。“今天早晨，镇上都传遍了，”他大声宣布道，“大家议论纷纷，说我们如何厉害，赤手空拳打退了上百人……”
亚历山德拉姑姑瞪了他一眼，吓得他不敢吱声了。“根本没有上百人，”她说，“也没有谁把谁打退。那只是坎宁安家的一帮人喝醉了酒在胡闹罢了。”
“噢，姑姑，迪尔说话就爱这样。”杰姆说着，示意我们跟上他。
我们朝前廊走去，姑姑在我们身后叮嘱了一句： “你们今天都待在院子里，哪儿也别去。”
这一天感觉就像是星期六。从县最南头来了好多人，他们慢悠悠地经过我家门前，真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多尔夫斯· 雷蒙德先生歪歪斜斜地骑着他的纯种马过去了。“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待在马鞍上不摔下来，”杰姆自言自语道，“还不到早上八点钟就喝得醉醺醺的，怎么能受得了呢？”
一辆吱嘎作响的马车从我们面前经过，车上坐满了女人。她们全都戴着棉布遮阳帽，身穿长袖连衣裙。赶车的是个头戴毡帽的长胡子男人。“那些是门诺派教徒，”杰姆对迪尔说，“他们的衣服上从来不用纽扣。”门诺派教徒在林中生活度日，买卖东西大多是到河对岸去，很少来梅科姆镇。迪尔顿时来了兴趣。“他们都是蓝眼睛，”杰姆继续讲给他听，“而且男人们结婚后就不准再刮胡子。他们的妻子喜欢让他们用胡子挠痒痒。”
X.比卢普斯先生骑着匹骡子过来了，还向我们挥了挥手。“这是个滑稽的家伙。”杰姆说，“他的大名就叫X，X并不是他的名字首字母。有一次他上法庭，人家问他叫什么，他说叫X.比卢普斯。书记员问他怎么拼写，他回答说就是X。又问了一遍，还是X。他们反反复复，问个没完，最后X.比卢普斯先生只好在一张纸上写了个‘X’，展示给所有人看。人家又问他，怎么取了这么个名字，他说，在他出生的时候，家里人就是拿这个名字给他登记的。”
从我们面前经过的人络绎不绝，杰姆给迪尔讲述了每一个知名人物的历史掌故和人们对这些人的普遍看法：坦索· 琼斯先生坚定不移地支持禁酒党；艾米丽· 戴维斯小姐私下里吸鼻烟；拜伦· 沃勒先生会拉小提琴；杰克· 斯莱德先生正在经历第二次换牙。
这时候，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满满一大车表情无比严厉的公民。他们冲着莫迪小姐的院子指指点点——院里的夏花正开得如火如荼，莫迪小姐本人也恰好刚刚来到前廊上。关于莫迪小姐，有一点很有些奇怪——她虽然远远地站在自家前廊上，我们根本看不清她的面容，但总能从她站立的姿势捕捉到她的心情。此时她两手叉腰，肩膀微微下垂，头翘向一边，眼镜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我们立刻就能知道，她脸上正挂着极端邪恶的微笑。
车夫让骡子慢了下来，一个尖声尖气的女人喊出一句： “‘虚虚而来，暗暗而去’。”
莫迪小姐从容应答： “‘心中喜乐，面带笑容’！”
我猜想，这些行洗脚礼的基督徒肯定认为此刻是魔鬼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引用《圣经》的片段，因为车夫赶着骡子快速离开了。他们为什么对莫迪小姐的花园怀有敌意，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更让我百思不解的是，莫迪小姐整日待在户外，怎么会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简直让人肃然起敬。
“您今天上午去法庭吗？”我们走到街对面，杰姆问道。
“我不去，”她说，“我今天上午没什么事儿要上法庭解决。”
“您不打算去看看吗？”迪尔问。
“不想。特意去看一个可怜鬼接受生死审判，真是有病。瞧瞧那些人，简直像是去过罗马狂欢节。”
“莫迪小姐，他们必须公开审理他的案子，”我说，“不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很清楚这一点，”她说，“可也不能因为是公开审理，我就必须得去，是不是？”
斯蒂芬妮小姐走了过来，她还戴着帽子和手套。“啧，啧，啧，”她说，“你们看这些人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威廉· 詹宁斯· 布莱恩到镇上来演讲了呢。”
“你要到哪儿去啊，斯蒂芬妮？”莫迪小姐问。
“去一趟‘五分丛林’超市。”
莫迪小姐说，她这辈子还从来没见过斯蒂芬妮小姐戴着帽子去超市。
“这个嘛，”斯蒂芬妮小姐说，“我估计也有可能到法庭去看一眼，瞧瞧阿迪克斯想干什么。”
“当心他给你一张传票。”
我们请莫迪小姐把话说明白，她说斯蒂芬妮小姐似乎对这个案子知之甚多，很有可能被传去做证。
我们一直等到中午，阿迪克斯回来吃午饭，说他们足足花了一上午时间挑选陪审团成员。饭后，我们叫上迪尔，一起朝镇上走去。
那场面真像是过节。公共拴马栏里已经挤得满满当当，每棵树下都拴着骡子和大车。县政府大楼所在的广场上到处都是坐在报纸上就餐的人。有的正就着罐头瓶里装的热牛奶吞下糖浆饼，还有的在大啃冷鸡肉和炸猪排。手头宽裕一点儿的人从杂货店里买来装在大肚饮料瓶里的可口可乐，边吃边喝。满脸油渍的孩子们在人群里窜来窜去，玩“抽鞭子”游戏，婴儿们在母亲怀里吃他们的午饭。
在广场远处的一个角落里，黑人们静静地坐在太阳底下，嚼着沙丁鱼和饼干，喝着味道更冲的“尼海”可乐。多尔夫斯· 雷蒙德先生也和他们坐在一起。
“杰姆，”迪尔说，“他在从纸袋里喝东西。”
果真不错，多尔夫斯· 雷蒙德先生嘴里衔着两根从杂货店里搞来的黄色吸管，吸管另一头深深地插进一个牛皮纸袋里。
“我还从没见过有人这么干。”迪尔咕哝着说，“那里面装的东西怎么不会漏出来？”
杰姆咯咯地笑了。“他那是满满一可乐瓶威士忌，套在纸袋里是为了不让女士们见了对他横眉冷对。你会发现，他会吸上整整一个下午，然后出去一会儿，再把瓶子灌满。”
“他干吗和黑人坐在一起？”
“他向来都是这样。照我看，他喜欢黑人胜过喜欢我们。他一个人住在县边界附近，有个黑女人，还生了一大帮混血儿。等碰见了我指给你看看。”
“他看上去不像是个无赖。”迪尔说。
“他当然不是，河对岸的所有土地都是属于他的，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他出身于一个真正的世家。”
“那他干吗那样生活？”
“他就是这么个人。”杰姆说，“听人说，他还没有摆脱掉婚礼悲剧给他留下的阴影。他本来是要娶——我想大概是斯朋德家的一个女儿。他们还计划要举行盛大的婚礼，可结果变成了一场空——就在婚礼彩排之后，新娘上楼把自己的脑袋轰掉了。是一杆猎枪。她用脚指头扣动了扳机。”
“他们搞明白是什么原因了吗？”
“没有，”杰姆说，“除了多尔夫斯先生，谁也不清楚。有人说，是因为新娘发现他有个黑女人，他以为自己可以和那个黑女人保持关系，同时还能另外结婚。从那以后，他就老是醉醺醺的。你知道吗，他对那些孩子倒是非常好……”
“杰姆，”我问，“什么是混血儿？”
“一半是白人，一半是黑人。斯库特，你是见过他们的。你知道给杂货店送货的那个孩子吧，长着一头红色卷毛的那个。他就是半个白人。这种人其实很可怜。”
“可怜？怎么会呢？”
“他们两边都不算。黑人不接受他们，因为他们有一半白人血统；白人也不接受他们，因为他们是黑皮肤，所以他们夹在中间，哪边都不算。不过，有人说，多尔夫斯先生把他的两个孩子送到北方去了，那里的人不会在意他们的肤色。瞧，那边过来了一个。”
一个小男孩紧紧攥着一个黑女人的手，朝我们走来。在我看来，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黑孩子，深巧克力色的皮肤、张开的鼻孔和漂亮的牙齿。他时不时地来个欢蹦乱跳，那个黑女人就拽一下他的手，让他停下来。
杰姆等他们过去以后才开口：“那就是个小混血儿。”
“你怎么分得出来？”迪尔问道，“我看他就是个黑人。”
“有时候也分不出来，除非你认识他们。反正他是半个雷蒙德，准没错。”
“可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我问。
“我说过了，斯库特，你得知道他们是谁才行。”
“好吧，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就不是黑人？”
“杰克叔叔说，我们确实不知道。他说，从他自己追根溯源来看，芬奇家族没有黑人血统，不过，据他所知，我们的祖先可能是在《旧约》时期从埃塞俄比亚出来的。”
“怎么说呢，要是我们的祖先在《旧约》时期就出来了，时间那么久远，那就根本不算什么事儿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杰姆说，“不过，在我们这一带，你身体里只要有一滴黑人的血，大家就把你当成黑人。嗨，瞧……”
只见在广场上吃午饭的人们仿佛得到了一个无形的指示，他们纷纷站起身来，把报纸、玻璃纸和包装纸的碎片散落得到处都是。孩子们跑回母亲身边，小娃娃们被揽在腰间，帽子上满是汗渍的男人们把家里人聚集起来，赶着他们进了县政府大门。在广场远处的角落里，黑人们和多尔夫斯· 雷蒙德先生也站了起来，拍打着裤子上的尘土。他们中间没有妇女和孩子，这似乎抹煞了广场上的节日气氛。他们耐心地等在门口，让白人家庭先进。
“咱们进去吧。”迪尔说。
“不行，咱们最好等他们都进去之后再说。如果阿迪克斯看见我们，他也许会不高兴。”杰姆说。
梅科姆的县政府大楼总让人依稀想起阿灵顿国家公墓：南面的水泥柱子过于粗重，而上面支撑起的屋顶则显得轻飘飘的。那些柱子是原来的县政府大楼在一八五六年失火后唯一幸存下来的部分。新的县政府大楼是围绕这些柱子修建起来的，更确切地说，是撇开了它们。不过，单就南廊来说，梅科姆县政府大楼呈现出一派早期维多利亚风格，从北边望过来，是一道还算过得去的街景。但从另一侧来看，那些希腊复兴风格的柱子和十九世纪式样的钟楼很是格格不入，钟楼里还有一座锈迹斑斑、走时不准的大钟，这情景就像是一个民族决意要把往昔的每一个碎片都保留下来。
要走到二楼的法庭，必须经过一连串不见天光的小隔间，那是县政府各部门的所在地——估税员、收税员、县书记员、县司法员、巡回书记员和遗嘱查验官之类的都待在这些阴冷昏暗的小隔间里，屋里透出一股卷宗发霉的气味混合着陈年的潮湿水泥味和尿臊味。在这里，大白天也得开灯，粗糙的地板上总是蒙着一层灰尘。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已经被环境改造成了一种特有物种：身材矮小、面色灰白，似乎从来没有经过风吹日晒。
我们早就料到会很拥挤，可没想到一楼走廊里也是人头攒动。我们被人群冲散了，杰姆和迪尔不知去向，我奋力挤到楼梯井的墙边，知道杰姆早晚会来找我。结果我发现自己置身于“闲人俱乐部”的成员中间，于是就尽量不惹人注意。这群穿着白衬衫、卡其色裤子上吊着背带的老头无所事事了一辈子，暮年时光也是在闲散中度过的——他们整天泡在广场上，坐在橡树下的松木长椅上打发时间。阿迪克斯说，他们是极其热心的法律事务评论家，通过长年观察，已经像首席法官一样精通法律了。平日里，他们是法庭里唯一的听众，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打乱了他们自得其乐的常规活动，这似乎让他们很生气。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用的是漫不经心的腔调，却又煞有介事。他们谈论的就是我父亲。
“……想必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中一个说道。
“噢，说到这个，我可不敢断言，”另一个人说，“阿迪克斯· 芬奇读了好多书，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他读书还行，他也就读读书罢了。”这一群人都窃笑起来。
“我告诉你啊，比利，”有一个人开腔了，“要知道，是法庭指派他为这个黑鬼辩护的。”
“没错，可阿迪克斯决意要为他辩护。这是让我反感的地方。”
这个说法我还是头一回听到，如此一来，事情就不同了：阿迪克斯必须接下这个案子，不管他愿不愿意。我很奇怪他居然对这件事儿只字不提——我们本来可以在很多场合下用这套说辞来为他、为我们自己辩解的。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用这句话来抵挡，能省去多少争吵和拳脚啊。可是，这能解释镇上的人为什么态度恶劣吗？法庭指派阿迪克斯为他辩护，阿迪克斯也决意要为他辩护。这是让他们不高兴的地方。真让人搞不懂。
等白人上楼之后，黑人们也开始拥了进来。“噢，等一等。”一个俱乐部成员举起拐棍，嚷了一声，“先别让他们上楼梯。”
俱乐部成员们开始迈动僵直的腿脚往楼上爬，正撞上迪尔和杰姆下来找我。他们俩挤过来的时候，杰姆喊道： “斯库特，快点儿，都没有空座了。我们得站着啦。”
“你瞧啊。”他心急气躁地说。这时候，黑人们也蜂拥而来。走在前面的那群老头估计会占去大部分站位。杰姆对我说，看来我们没戏了，这都怪我。我们惨兮兮地站在墙边。
“你们进不去啦？”塞克斯牧师低头看着我们，手里拿着顶黑帽子。
“嗨，牧师，”杰姆说，“是进不去了，都怪斯库特。”
“噢，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塞克斯牧师侧身挤上楼梯，几分钟工夫又回来了。“楼下没有一个空位。你们愿意跟我到看台上去吗？”
“哇，当然愿意。”杰姆答道。我们兴高采烈地跑在塞克斯牧师前面冲进了法庭，又上了一段后楼梯，然后停在门口等着。塞克斯牧师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小心地引导我们穿过看台上的黑人观众。有四个黑人主动站起来，把他们的前排座位让给了我们。
坐满黑人的看台沿着法庭的三面墙延伸，就像是位于二层的露台，从这里可以把法庭里的一切尽收眼底。
陪审团坐在左侧长长的窗户下面。他们个个脸庞晒得黝黑，身材瘦长，看上去都是农民，不过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儿：镇上很少有人去充当陪审员，他们要么被除名，要么免于承担这项义务。陪审团中间有一两个人看上去仿佛是穿着整肃的坎宁安家的人。此时，他们全都正襟危坐。
地方检察官和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后面，阿迪克斯和汤姆· 鲁宾逊坐在另一张桌子后面，全都背对着我们。地方检察官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本褐色的书，还有几本黄色笔记簿；阿迪克斯的桌上空空如也。
在隔开观众的围栏里，证人们坐在牛皮面的椅子上，恰好也背对着我们。
泰勒法官端坐在法官席上，看上去像条睡意沉沉的老鲨鱼，他的“引水鱼”坐在法官席的下前方，正在飞快地写着什么。泰勒法官和我见过的大多数法官一样：为人和蔼可亲，头发花白，面颊微微有些红润。他在开庭的时候向来不拘礼节，简直令人惊愕——有时候，他会把脚高高跷起，还经常拿出小折刀来清理指甲。在冗长的衡平程序听讼会上，特别是在午饭之后，他总是给人一种昏昏欲睡的印象。不过这个印象后来被永远打消了，因为曾经有个律师为了弄醒他，情急之下，故意把一摞书推翻在地上，泰勒法官连眼睛都没睁开，只是低声咕哝了一句： “惠特利先生，下次罚你一百美元。”
他在工作上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是个精通法律的人，而且事实上，他把经手的每一项法律程序都牢牢把控在手里。只有一次，泰勒法官在公开法庭上，在众目睽睽之下，陷入了僵局——是坎宁安家的人把他难住了。在他们经常活动的地盘——老塞勒姆，从一开始就居住着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家族分支，可偏巧他们使用同一个姓氏。坎宁安家和康宁安家之间嫁娶不断，到最后连名字的拼写都成了理论考证——直到坎宁安家的一个人因为土地所有权和一个康宁安家的人发生争执，闹上了法庭。在双方辩论中，吉姆斯· 坎宁安做证说，他的母亲在地契之类的文件上写的是坎宁安，可实际上她姓康宁安；她在拼写上一贯糊里糊涂，很少读书，傍晚有时候还坐在前廊上望着远方发呆。关于老塞勒姆居民的种种古怪行为，泰勒法官听了足足九个小时，然后他果断地把这个案子扔出了法庭。有人问他这么做有什么依据，他说了两个字，“助讼”，并宣布，既然双方当事人已经当众做了一番陈情，希望他们全都心满意足了。他们确实称心如意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想要的。
泰勒法官有个习惯很耐人寻味：他允许别人在他的法庭上抽烟，但在这方面却从不放纵自己。你也许会有幸看见他把一支长长的雪茄叼在嘴上，慢悠悠地、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那支雪茄慢慢地越变越短，等过了几个小时再现身的时候，竟然变成了滑溜溜的扁片儿——精华已经被提炼出来，混进了泰勒法官的消化液里。有一回我问阿迪克斯，泰勒太太亲吻他的时候怎么能受得了，阿迪克斯说他们大概不怎么亲吻。
证人席在泰勒法官的右边，等我们就座之后，赫克· 泰特先生已经走了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