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有很长时间，我都很难搞清楚恩佐犯了什么事儿。莉拉对他的态度变了，不再那么充满敌意，她打起精神为他四处活动，面对这个新考验，她一声不吭，非常坚决。当她发现，国家不承认她类似于妻子的身份——因为她和斯特凡诺没办离婚手续，也没和恩佐正式结合，所以她不能和恩佐见面，她非常气愤。她花了很多钱，通过正式以及非正式的途径，让恩佐感觉到她的支持和关心。
这段时期我又去找了尼诺，我从玛丽莎那里得知，要想得到尼诺的帮助简直是痴心妄想，他甚至都不会为他父亲、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动一根手指头。但在我的请求下，他马上就行动起来了，也许是想在伊玛面前有面子，也许他想要在莉拉面前展示他的权力——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无论如何，即使是他，也没能搞清楚恩佐的具体情况，在不同的时候，他跟我说了几个不同的版本，连他自己都觉得他说的不可靠。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是和娜迪亚有关，在她哭哭啼啼的陈述当中，她提到了恩佐的名字。她提到了那个时期，恩佐、帕斯卡莱曾和法院路上的那些工人和学生组织来往密切。她把早年一些抗议性行动归到了他们身上，就是毁坏居住在曼佐尼街上的北约官员的财产的行动。当然，那些审讯者想证实恩佐也参加了帕斯卡莱的其他众多的犯罪行动，但他们没什么确切的证据。他们开始推测，恩佐和帕斯卡莱一起采取了一些非政治性的行动。也许娜迪亚认为，那些血腥事件中有一部分，尤其是谋杀布鲁诺·索卡沃，都是帕斯卡莱执行的，但所有这些都是由恩佐策划的。也许娜迪亚说，她从帕斯卡莱那里得知，杀死索拉拉兄弟的人有三个——他、安东尼奥·卡普乔还有恩佐·斯坎诺，他们是一起长大的朋友，情同手足，他们跟索拉拉兄弟有很多个人恩怨，所以决定报仇雪恨。
那些年情况非常复杂，整个世界的秩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经过长期学习获得的技能、坚持的正确政治路线，忽然间变得很没意义，没必要在上面浪费时间。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葛兰西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工运中心主义忽然都变成了过时的标签。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压榨，利益最大化，这些之前被认为是让人痛恨的事，现在又成了自由和民主的基本点。同时通过或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国家开始用强硬的办法清算以前的革命组织留下的问题。经常会有人被暗杀，或者被关进监狱，一些普通人也会仓皇逃跑。像尼诺那样的人，他已成了议会成员，或者像阿尔曼多·加利亚尼那样的人，他通过电视已经小有名气了，他们早就意识到，形势会发生变化，他们马上就适应了新局面。至于像娜迪亚的人，警察会让他们老实交代，很明显，他们会通过告发自己的同伙，来洗清自己。我想，像帕斯卡莱和恩佐那样的人不会那么做，他们一定还在继续思考、表达、进攻和捍卫自己，他们会提出他们在六七十年代学到的那些口号。实际上，帕斯卡莱在监狱里依然坚持斗争，对于那些国家公仆，他一个字都没有说，他没揭发别人，也没有为自己开脱。恩佐当时是开口了，他是用那种很简洁的方式斟词酌句，表达了自己身为共产党的感情，同时否认别人对他的指控。
同时，莉拉在监狱外面，也集中她的聪明才智，还有她的坏脾气，和那些非常昂贵的律师一起投入了一场战斗，想把他捞出来。恩佐是一个幕后策划者？一个战士？他什么时候做的这些？假如很多年里他从早到晚都在“Basic Sight”工作，他怎么可能会和安东尼奥还有帕斯卡莱一起把索拉拉兄弟杀了，假如同一时间他在阿维利诺，而安东尼奥在德国？除此之外，假如他们都在城区，但大家对他们都非常熟悉，无论他们戴不戴面罩，一定都会被认出来的。
但没办法，法律机器勇往直前，后来我开始担心莉拉也会被逮捕。娜迪亚说出了一个又一个名字，警察把那些在法院路上参加活动的人一个个都抓了起来：有一个是在粮农组织工作的人，有一个是银行职员，还有阿尔曼多的前妻伊莎贝拉也没躲过这一劫，虽然她现在已经是国家电力公司的一个技术人员的全职太太。尽管大家都很担心，但娜迪亚只放过了两个人：她哥哥和莉拉。也许加利亚尼老师的女儿想着，把恩佐牵扯进来对于莉拉已经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或者她一直都很痛恨莉拉，但从根本上来说，也许很尊敬她，经过再三犹豫之后，她决定放过莉拉。要么就是她很害怕莉拉，她害怕直面莉拉。但我更乐意相信，因为她知道了蒂娜的事情，她对莉拉产生了同情，或者更进一步说，假如一个母亲受到了这种打击，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到她了。
但对于恩佐的那些指控慢慢澄清了，那都是一些没根据的事。这次法律失手了，开始变得疲惫。总的来说，经过很多个月的调查，只有极少的几个问题站得住脚：他和帕斯卡莱是老朋友；在圣约翰·特杜奇奥时期，他是工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还有赛里诺山上的一座小破房子——帕斯卡莱的藏身之所，是从他阿维利诺一个亲戚那里租的。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审判，开始他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恐怖分子首领，策划执行了一些非常残酷的犯罪行为，后来成了一个武装斗争的支持者，再后来就连那种支持也成了一种泛泛的观点，从来都没变成犯罪行为，最后恩佐被释放了。
但距恩佐被逮捕已经过去了两年，在城区里大家都开始觉得，他是一个比帕斯卡莱·佩卢索还更危险的恐怖分子。我们从小都认识帕斯卡莱，他一直都在干活，根据街头巷尾的传说，他唯一的错误就在于，他是一个忠于自己理想的人，尽管柏林的墙倒了，但他也不会脱去共产党员的外衣，就好像他父亲把这层外衣缝在了他身上，他永远都不会退缩，他把别人的过错也扛在了自己肩上。他们说，恩佐很聪明，他通过“Basic Sight”的生意把自己伪装起来了，尤其是他背后的人是莉娜·赛鲁罗——他的主心骨，一个比他更危险、更聪明的人物。他们俩应该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总之，那些闲言碎语让人们觉得：他们俩是真正杀人放火的人，但他们非常狡猾，逃脱了所有惩罚。
在这种气氛下，因为莉拉之前的漫不经心，还有后来在律师身上的大笔花费，他们的公司一直都无法重新启动。他们商量着把公司卖掉，尽管恩佐之前经常预测，这个公司值十亿里拉，但后来他们很艰难地才卖出了一亿里拉。一九九二年春天，他们已经不吵架了，他们分开了——无论是作为生意伙伴，还是作为同居伴侣。恩佐把大部分钱都留给了莉娜，他去米兰找工作。有一天下午，他对我说：“你要多关心她，她一直跟自己过不去，到老了会更难过。”有一段时间，他一直给我写信，我也给他回信，他给我打了几次电话，后来就没消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