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让我完全束手无策。莉拉也没想到他会这样，我们已经习惯于一种想法：米凯莱不仅不会碰她，而且如果有人敢碰她的话，他会把那人杀了。因此我没办法叫喊出来，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马尔切洛把他弟弟拉走了，马尔切洛在推搡弟弟时，莉拉嘴里冒出了鲜血和用方言说出的威胁（“我会杀了你的！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两个死定了。”），马尔切洛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莱农，你可以把这个写到你的下一本小说里，假如她没明白的话，你告诉莉娜，我和我弟弟真的已经不喜欢她了。”
莉拉的脸肿了，我们解释说，她忽然晕倒了，摔了一跤。这个解释很难说服恩佐，他一点儿也不相信我们说的，首先是我的版本——因为我太激动了，一定会让他觉得没一点儿说服力和底气，其次莉拉一点都没费劲儿去说服他。当恩佐表示他不能接受这个解释时，她很厌烦地说，事情就是这样，他就闭嘴了。他们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使莉拉说了一个很明显的谎言，那也是唯一的真理。
我和几个女儿待在家里。黛黛很害怕，艾尔莎觉得难以置信，伊玛一直在问我：人的血都在鼻子里吗？我很失措，也很愤怒。我时不时会下楼去看看莉拉怎么样了。我想把蒂娜带上来，但那孩子很不安，她看到母亲的状况，手忙脚乱地照顾着莉拉，不想离开她妈妈一分钟。她在轻轻地给莉拉脸上涂药，把一些金属小玩意儿放在她的额头上，想让她的头疼缓解一点。我把几个女儿带下楼，想把这当成诱饵把蒂娜吸引上来，但这只能让情况更加复杂。伊玛想方设法也想加入到照顾莉拉的游戏中，但蒂娜一点儿也不愿意让步，黛黛和艾尔莎试着取代她，她会很绝望地叫喊起来，是她妈妈生病了，她不愿意让任何人照顾。最后莉拉把我们都赶走了，包括我，她说话声音那么大，我感觉她已经好多了。
实际上，她很快就恢复了。而我没有，我的气愤先是变成了怒火，后来成了对自己的鄙视。我没办法原谅自己在暴力面前的不知所措。我对自己说：瞧瞧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假如你没办法对付那两个混蛋，你为什么要回这里生活？你装出一副民主阔太太的样子，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你喜欢在报纸上说：“我生活在我出生的地方，我不想失去和现实的联系。”但你太可笑了，你已经早就失去了和这里的联系，假如闻到污秽、呕吐物和鲜血的味道，你会晕倒。我想着这些事，同时我脑子里涌现出我无情回击米凯莱的情景：我打他，抓他，咬他，我的心跳得很快。报仇雪恨的狂热过去了之后，我想：莉拉说的对，写作不仅仅是为了写东西，而是为了回击那些伤害别人的人，用语言来回击拳打脚踢，还有死亡的威胁。当然，她脑子里还残存着我们童年时的梦想：成为一个使用语言就像使用利剑的人，通过写作获得声誉、金钱和权力。但我早已经知道，现实中，一切都要平庸一些。一本书、一篇文章可以制造声音，就像古代的战士在作战前制造的声音，但这和真实的力量以及没有尺度的暴力并不相连，这只是一种表演。无论如何，我想采取行动，弄出一点声音，希望能伤到别人。有一天早上，我来到楼下，我问她：“你知道什么能吓到索拉拉兄弟的事情？”
她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有些懒洋洋地看了看四周，回答说：“我给米凯莱工作时，我看到了很多文件，有些东西是他亲手给我的，我把那些文件研究了一下。”她的脸色发青，她做了一个疼痛的表情，用很粗鲁的方言补充说：“假如一个男人想要一个女人，他的欲望那么强烈，他都没办法说出来他想要，这时候，即使你让他把那东西放在热油里，他也会放进去。”然后她用手扶着脑袋，使劲儿地摇晃着，就好像那是放着骰子的锡罐。我意识到，那时候她也很鄙视自己。她不喜欢自己不得不用那种方式对待詹纳罗，那样说阿方索，还有把她哥哥从公司赶走，她也不喜欢自己刚才说的那些口无遮拦的话。她受够了，一切都让她受不了。但后来她好像感觉到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她问我：
“如果我把材料给你，你会写吗？”
“会的。”
“东西写好了之后，你会发表吗？”
“我不知道，也许吧。”
“怎么样才会发表？”
“我得确信写的东西会伤到索拉拉兄弟，而不会伤到我和我的女儿。”
她看着我，很难做决定。然后她说：“你帮我看一会儿蒂娜。”她从家里出去了，过了半个小时，她带回来一只花布包，里面装满了文件。
我们坐在厨房的桌子前，这时候蒂娜和伊玛在小声说话，她们在地板上专注地玩着布娃娃、马车和马。莉拉从包里拿出了很多纸、她的笔记，还有两个很破旧的红皮本子。我很好奇地翻看了一下那两个红色的本子：里面是方格纸张，用小学生一样的笔迹很仔细地记着账，上面的注解充满了语法错误，每一页都签着一个姓名的缩写“M.S”。我明白，那就是整个城区都知道的曼努埃拉·索拉拉的红本子。那个本子虽然非常危险，但听起来很迷人——或者是因为危险而迷人——那是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反复听到的“红本子”。如果要换一个词来描述它，比如说“账本”，假如换一个颜色，它就不会那么激动人心。曼努埃拉·索拉拉的本子像一个绝密文件一样让我们激动，因为它是众多血腥事件的核心。我现在终于见到它了，那是学校用的那种系列笔记本，就像我之前用过的那种，非常普通，很脏，边上和页面下面都已经卷起来了。我忽然意识到，回忆也是一种文学加工，也许莉拉说得对：我的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那都是很糟糕的故事，这些书很糟糕是因为它们条理清楚，是用过于考究的语言写成的，因为我没办法模仿现实的凌乱、扭曲、不合逻辑和反美学。
两个孩子在一边儿玩儿——她们有时候会吵架，我们也会怒斥她们，让她们安静下来——莉拉把她搜集的材料放到我跟前，然后跟我讲了这些材料的意义。她把这些材料简述了一下。我们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一起做一件事情了？她看起来很高兴，我明白这是她希望我做的。那天结束时，她带着那个布包又消失了，我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研究那些笔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在“Basic Sight”见面。我们关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坐在电脑前，那就像一台带键盘的电视，这台电脑和她之前给我和几个孩子看的机器很不一样。她摁下一个开机的按钮，把一个长方形的深色盘放到了灰色的模块里。我很忐忑地等着，在屏幕上出现了一些跳动的亮光。这时候莉拉开始用键盘写字，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虽然这台机器也是用电，但这和我平时用的打字机一点儿也不一样。她用指头轻触灰色的键盘，她写的那些字默默出现在屏幕上，字的颜色就像刚发芽的青草。她脑子里的那些东西，记录在她大脑皮层上的东西，奇迹般地被倾倒了出来，显示在屏幕上。
那种力量，即使是出现在屏幕上也还是充满力量，经过电化学信号的刺激，很快就转变成了光。我感觉，上帝在西奈山上授予摩西的十诫，当时的情景大约就是这样的：无法触摸，非常可怕，但有一种很绝对、很纯粹的效果。我说，太棒了！她说，我教你。她开始教我，屏幕上耀眼的文字开始变长，我说的话、她说的话，还有我们的讨论都出现在深色的屏幕上，绝不拖泥带水。莉拉在写，我在旁边修改。她会用一个按键把写错的地方抹去，用其他键把大片的文字向上，或者向下移动，她动作很快。但很快，莉拉改变了主意，会重新改一遍，一眨眼的工夫，她就把这里的东西挪到那里，或者删除。不需要笔和纸，也不需要像打字机那样要换纸，屏幕就是唯一的纸张，上面也没有任何修改过的痕迹，还是同一张纸。虽然我们写的是索拉拉兄弟在半个坎帕尼亚大区干的那些脏事儿，但那些字迹都完美无缺，每一行都整整齐齐，让人感觉到很干净清爽。
我们一起工作了好几天。我们写的那些东西，通过一台吱吱嘎嘎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简直就像从天而降。莉拉很不满意，我们又拿起笔开始改，费劲儿改了好久。她很易怒，她对我寄予的希望太大了，以为我能回答她的所有问题，她觉得我无所不知。但是她很生气，因为每写一行，她就发现我对这个大区的地理、地方关系、市议会或银行的内幕，还有犯罪和刑罚等等一无所知。奇怪的是，尽管如此，我已经有很长时间都没为自己还有我们的友谊这么自豪过。“我们应该把他们毁掉，莱农，假如这还不够，我就亲手把他们杀了。”我们的思想在发生强烈的撞击，仔细想想，这是我们的思想最后一次相互交融，慢慢变成一个思想。最后我们不得不接受，一切都已经结束，东西写好了，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她又重新打印了一份，我把我们写的东西放在一个信封里，把它寄给了出版社主编，让他拿去给律师看。我在电话上跟他说，我想知道这些东西能不能让索拉拉兄弟进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