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那时候，我还想要什么呢？我之前谁也不是，现在终于变成了一个有分量的人了。是因为这个缘故，阿黛尔·艾罗塔才打电话给我，好像要和我和解，因为这个缘故，尼诺·萨拉托雷才会想着祈求我的原谅，想回到我的床上，因为这个缘故，到处都请我去演讲。当然，要和几个孩子分开，不能履行母亲的职责，对我来说很难。但那种撕裂感逐渐也成了我习以为常的东西。那种愧疚感，很快就被要取得公众认可的热望所取代。我的脑子里想着成千上万的事儿，那不勒斯和城区变得黯然失色，其他地方的风景挥之不去。我会去一些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之前从来没去过的城市，我觉得，如果能搬到那些地方去居住，那简直太好了。我遇到一些吸引我的男人，他们会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让我很开心。在几个小时里，我的眼前会出现各种诱惑。我会淡忘作为母亲的羁绊，有时候甚至会忘记给莉拉打电话，跟孩子们道晚安，只有当我感觉离开她们我也能生活时，我才会醒悟过来，回到自我。
后来发生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我去了南方很长时间，为我的书做推广。我要在外面待一个星期，但伊玛不舒服，她感冒了，看起来无精打采。这都是我的错，我不能怪到莉拉身上：她一直都特别小心，但她有很多事情要做，孩子们玩疯了，她也想不到她们出汗时会着凉。在出发之前，我让推广部门的人把我住的宾馆电话给我，我把那些号码给了莉拉，我跟她说，如果有问题就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回来。
我出发了，刚开始时我一直想着伊玛和她的病情，一有机会就会打电话回去，后来我就把这事儿忘了。每到一个地方，我会受到热情接待，他们会给我安排一个非常密集的行程，我尽量展示自己的水平，最后他们会搞一场无穷无尽的晚宴为我庆祝。时间过得飞快，我打电话给莉拉时，没人接电话，我就没有再坚持。有一次是恩佐接的电话，他用那种言简意赅的方式跟我说：“你做你该做的事儿吧，这里你不用操心。”有一次，我和黛黛通话，她用大人的语气对我说：“我们很好，妈妈，再见，玩得开心。”但当我回去时，我发现伊玛在医院里已经住了三天院了。她得了肺炎，医生让她住院。莉拉和她在一起，她抛下了所有事情，甚至抛下了蒂娜，她和我女儿待在医院里。我觉得很失措，我说她不应该瞒着我。我回来了，她还是不愿意卸下责任，她还想照顾伊玛。她说：“你回去吧，你旅途一定很累了，休息一下吧。”
我真的很累，内心百感交集。我很愧疚，因为在孩子最需要我时，我没能陪在她的身边。即使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她生病时多么受罪，莉拉却经历了我女儿生病的每个阶段：伊玛呼吸困难，焦虑不安，最后被送到医院。在医院走廊里，我看着莉拉，她比我更加疲惫。伊玛生病后，莉拉一直守在她身边，照顾她，安慰她，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她基本都没怎么睡觉，我看到她眼圈很黑，目光黯淡。而我呢，我的内心也许外表也一样，光彩照人。尽管我现在知道，我女儿病了，但这也无法掩盖我对自己的满意，我在意大利四处旅行的自在感，那种一切从头开始的愉快，好像无法掩盖。
孩子一出院，我就对莉拉说了我的感受，我纷乱思绪，愧疚感和自豪感混杂在一起，想对她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也想让她跟我仔细讲讲——因为我不在，我没办法给予的——她对伊玛的照顾。但莉拉有些厌烦地回答说：“莱农，不要说这些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女儿病好了，现在有更大的问题要面对。”我开始以为她说的是工作上的事情，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些问题和我相关。在伊玛生病之前，她得知我被人告了，是卡门告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