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我觉得很多人都在想，一个在报纸上看起来又有钱又有名的人，为什么要搬到这套破旧的房子里住，而且这套房子位于一个越来越破败的城区。也许首先我的两个女儿就不能理解这一点。有一天早上，黛黛从学校回来，满脸嫌弃地说：
“有一个老头朝我们学校大门里尿尿。”
还有一次，艾尔莎从学校里回来，她吓得要死，说：
“今天有个人在小花园里被人用刀子捅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害怕，脱离城区已经很久的那个我很恼火，很为两个孩子担心，我在心里说：我受够这里了！在家里，黛黛和艾尔莎说一口纯正的意大利语，但有时候，我隔着窗子，或者在她们上楼梯时，能听到艾尔莎会说一口粗俗的那不勒斯方言，有时候甚至会用很肮脏的词。我会骂她，她假装很难过，但我知道，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才能抵挡说粗话还有其他的诱惑。有没有可能，我在搞文学的同时，她们迷失了？唯一给我带来安慰的是，我不会在这里住很久。我的书出版之后，我会彻底离开那不勒斯。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我只是需要等到我的小说定稿。
城区的方方面面无疑对这本书都有好处。我的工作进展得如此顺利，尤其是因为我对莉拉的关注：她全然融入了那个环境，她的声音、目光、动作，她的邪恶和慷慨，还有她说的方言，都和我们出生的这个地方紧密相连。就像她的“Basic Sight”（人们会把她的公司称为“巴西西”），尽管是一个外国名字，但它不像一块来自太空的陨石，而是这个贫穷、暴力和落后的环境的一个令人意外的产物。我从她身上汲取能量，赋予我的小说一种真实的力量，这对于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写完这本书之后，我会永远离开这里，我打算搬到米兰去住。
我在她的办公室里待上一会儿，就会意识到她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工作。我看着她哥哥，他已经完全被毒品侵蚀了。我看着艾达，她越来越凶恶，成了玛丽莎誓不两立的敌人，因为玛丽莎彻底抢走了斯特凡诺。我看着阿方索，在他的面孔和举止里，男性和女性的气质一直在打破界限，产生的结果有时候让我很恶心，有时候让我很震撼，但我越来越不安，因为他的眼睛常常是乌青的，要么就是嘴唇被打破了，总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被人打了。我看着卡门，她穿着加油站的蓝色工作服，把莉拉拉到一边询问，就好像莉拉是一个先知。我看着安东尼奥，他也围着莉拉转，有时候会说两句，有时候会待在一边不说话，他会把他漂亮的德国妻子和孩子带到莉拉的办公室去拜访她，就像是一种示好的表现。我时不时会听到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斯特凡诺·卡拉奇要彻底关掉他的肉食店，他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他想要钱；帕斯卡莱·佩卢索绑架了政治要人提兹奥，假如不是他自己动手的，也一定和他相关；阿弗拉戈拉的一家衬衣店发生火灾，是卡伊奥自己放的火，他只是想骗保险；让黛黛要小心点儿，他们会给小孩子下了药的糖果，在小学周围有一个变态在转悠，会把小孩子拐走；索拉拉兄弟要在新城区开一家夜总会，有女人和毒品，音乐声会非常大，以后晚上没人能睡着；在大路上，夜里会有一些超级大卡车经过，载着一些比核弹还可怕的东西；詹纳罗交了一些坏朋友，假如他再这样下去，莉拉就不让他出去上班了；那个在隧道里被杀死的人看起来是个女的，其实是个男的，他身上流了那么多血，一直到加油站那里都能看到。
我观察着，倾听着，充分扮演着我的角色。我和莉拉小时候想成为作家，但我现在真的成了作家。我正在修订一本重要的书，有些地方我会重写，这本书马上会出版。我想，在第一版里，我用了太多方言，我把那些方言都抹掉了，重新写，但后来我又觉得方言太少了，又加了一些。我住在城区里，还在故事的场景之中，在那些角色之间。这本充满野心的小说，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也使我完全投入其中。我赋予这里的每样事物意义：房间灰黄的灯光，路上粗鲁的叫喊，几个孩子所冒的风险，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天气好的时候，会扬起一阵阵灰尘，下雨时会溅起泥浆，还有莉拉和恩佐的那些客户，都是小地方的一些小老板，他们开着豪车，穿得很奢华，但很庸俗，他们有时候会非常霸道地挺着肚子走来走去，有时候会点头哈腰。
有一次我和伊玛、蒂娜在一起，在“Basic Sight”等莉拉。事情变得非常明显：莉拉在做一项全新的工作，但她却完全沉浸在我们之前生活的那个世界里。我听见她为了钱的事儿用非常粗野的语言对着一个客户叫喊。我对此很震惊，那个全身都散发着权威的和气的女人去哪儿了？恩佐马上跑去察看，那个六十岁上下，个头很小，肚子很大的男人骂骂咧咧地走了。后来我问莉拉：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意思？”
“如果你不想说，那就算了。”
“不，我想和你说，但你要说清楚，你想知道什么。”
“我是想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你怎么对付那些和你打交道的人。”
“像所有人一样，我会很小心。”
“仅仅是这些？”
“好吧，我很小心，我会让事情向我希望的方向发展。我们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吗？”
“是的，但我们现在要承担责任，对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孩子。你不是说过，我们应该改变这个城区？”
“要改变城区，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要诉诸于法律。”
说出这样的话，连我自己都很惊异。我发现从某些方面来说，我的话比我前夫和尼诺的话更加冠冕堂皇。莉拉开玩笑地说：
“法律只对有些人管用，就是那些你一说‘法律’，他们就会马上很小心的人，但你知道这里的情况。”
“然后呢？”
“假如人们不害怕法律，你应该让他们感到害怕。你刚才看到的那个混蛋，我们为他做了很多工作，非常多的工作，但他不想给钱，他说他没钱。我威胁了他，我对他说：‘我会去告你。’他回答说：‘你去告啊，谁他妈在乎。’”
“你会去起诉他吗？”
她笑了起来：
“这样我永远都见不到我的钱了。之前有一个会计师，偷了我们好几百万里拉。我们把他开除了，告上法庭了，但法律并没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呢？”
“我等得很心烦，就把安东尼奥叫来了，那些钱马上就回来了。这次的这些钱也会回来的，不用打官司，不用律师和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