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我没对我婆婆说尼诺的事儿，我说了法国杂志的事儿，说我现在正在全力以赴赶一篇文章。同时，尽管我很不情愿，但我还是对她照顾两个孩子表示感谢。
虽然我不信任她，但我明白，阿黛尔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我怎么能过上我想要过的生活，同时又和我的两个女儿在一起？当然，我指望着尽早和尼诺生活在一起，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相互帮助。但这之前呢？我要把和尼诺见面、黛黛、艾尔莎、写作、公共事务、彼得罗的压力——尽管他现在理性一点了，但还会对我施压，这几件事情协调起来，真是太不容易了。更不用说钱的事儿，我剩的钱不多了，新书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我还不知道。我还不可能马上付得起房租、电话费，还有我和两个女儿的日常开销。另外，我们要在哪儿生活呢？现在，我去接两个女儿，我要把她们带到哪里呢？带到佛罗伦萨——她们是在这栋房子里出生的，她们会看到一个温和的父亲、一个热情的母亲，她们会不会以为，一切都神奇地恢复了？尽管我知道，尼诺的下一次闯入，会让她们更加失望，我要让她们有这样的幻觉吗？我要让彼得罗搬走吗？但是，是我自己打破我们的关系的，我应该离开那套房子。
我出发去热内亚时，脑子里有一千个问题，但没有任何答案。我的公公婆婆很冷淡，但很客气地接待了我，艾尔莎满怀热情，但有些怀疑，黛黛对我充满敌意。我不太熟悉热内亚的房子，我只记得那里采光很好。实际上我看到，那栋房子的墙壁上全是书，有很多古老的家具，还有水晶灯，地上铺着精美的地毯，窗帘很厚重。起居室非常豁亮，有一面非常大的窗户，像是把外面的天光云影，还有大海镶在了画框里，就像一幅名画。我发现，我的两个女儿在那个家里行动自如，比在自己家里还自由。她们拿什么都可以，从来都不会受到谴责，她们对家里的女佣说话时，就像她们的奶奶那样，用一种客气但是命令的语气。我刚到那里时，她们给我展示了她们的房间，让我看看她们的玩具，那都是非常昂贵的玩具，我和她们的父亲都不会买的，她们想看看我见到这些玩具时的反应。她们跟我讲了她们做的，还有看到的很多有趣的事。我慢慢发现，黛黛很爱她爷爷，而艾尔莎呢，尽管她紧紧拥抱着我，亲吻着我，一刻也不想和我分开，但她需要什么东西，或者累了，总是会对阿黛尔说。她坐在阿黛尔的膝盖上，大拇指放在嘴里，用一种忧伤的目光看着我。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两个女儿就适应了没有我的日子吗？或者说，最近几个月，她们看到的、听到的，已经让她们厌烦透顶了。她们担心我会带来更多麻烦，她们害怕重新接受我？我不知道。当然，我不敢对她们说：准备一下你们的东西，我们马上走。我在热内亚待了几天，我开始照顾她们。我的公公婆婆从来都不插手我和两个女儿之间的事儿，相反，假如黛黛利用他们的权威来对抗我，为了避免任何冲突，他们会躲开。
圭多·艾罗塔尤其小心，他从来都顾左右而言他，刚开始，他都没提到我和他儿子离婚的事儿。在晚饭后，黛黛和艾尔莎去睡觉时，圭多·艾罗塔出于客气，在关上房门，在书房里开始工作之前——彼得罗每次也是工作到深夜，毫无疑问，这是跟他父亲学的——会和我聊了几句，他有些尴尬。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聊到了政治问题：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明显了，艰苦奋斗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边缘化的地区越来越多，弗留利地区的地震，象征着意大利的脆弱和不稳定，左派面临的严峻考验，还有以前的老政党和政治小集团。但是，在谈论这些问题时，他对我的观点丝毫不感兴趣，除此之外，我也没有费劲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假如他实在想听我的看法，他可以谈谈我的书，我看到的第一本意大利语版，就是在那个家里：那是小小的一本书，很不起眼，和其他很多书和杂志一起，被送到这里，堆积到书桌上，等着被翻阅。有一天晚上，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知道，他之前没看过我的书，之后也不会看的——我就把书里的内容给他介绍了一下，给他念了几行。通常，他都是很严肃地听着，非常专注。只有在读到我大篇幅引用索福克勒斯的段落时，他才用了一种专业的语气，说我写得很不恰当，让我觉得羞愧。他是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权威的男人，尽管权威就像一种色泽，要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即使只有几分钟，这种权威都会出现裂缝，让人隐约看到另一个人，这个人并非那么无懈可击。当我提到女权主义时，圭多·艾罗塔忽然一改他的庄重，他眼里忽然冒出一种恶意，他满脸通红——通常他的脸色是苍白的，用一种充满讽刺的语气，开始嘲讽他听到的一些女权主义口号：性，我渴望的性，谁在专治下感到过高潮？没有人！还有，我们不是繁殖工具，女人为自由解放而战。 他一边用讽刺的语气说这些话，一边笑着，整个人都很激动。当他发现，这个举动让我很惊异时，他拿起了眼镜，很仔细地擦了擦，然后去学习了。
这少数的几个夜晚，阿黛尔几乎一声不吭，但我很快明白，无论是她还是她丈夫，都通过一种冷淡的方式让我自己暴露。因为我一直不开口，最后，我公公用他自己的方式提到了这个问题。当黛黛和艾尔莎跟他道了晚安之后，他和颜悦色地问了两个孙女几个问题，就好像那是一种家庭仪式：
“这两位漂亮的小姐叫什么名字啊？”
“黛黛。”
“艾尔莎。”
“然后呢？爷爷想听你们的全名。”
“黛黛·艾罗塔。”
“艾尔莎·艾罗塔。”
“还有谁姓艾罗塔啊？”
“爸爸。”
“还有谁呀？”
“还有爷爷。”
“妈妈叫什么名字？”
“埃莱娜·格雷科。”
“你们是姓格雷科，还是姓艾罗塔啊？”
“艾罗塔。”
“真棒。晚安，宝贝儿，做个好梦。”
这时候，两个孩子由阿黛尔陪着，从房间出去。他接着刚才两个小孩的话，说：“我知道你和彼得罗离婚，是因为尼诺·萨拉托雷。”我马上面红耳赤，点了点头。他微笑了，开始说了尼诺的好话，但不像前些年那么认同他。他说，尼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他知道自己是谁，要做什么，但是——他非常强调地说出了这个转折连词——他随波逐流 ——他把这个词重复了好几次，就好像要搞清楚，他是不是用了一个恰当的词。他强调说：“最近，萨拉托雷写的那些东西，我都不喜欢。”他的语气忽然变得很鄙夷，他把萨拉托雷归于那些认为需要修订国家政策以便使新资本主义继续正常运行，而不是对社会和生产关系进行彻底革新的人。他话是这么说的，但他说的每句话都像是骂人。
我受不了这一点，试着驳斥他的观点，我利用尼诺的文章里那些我觉得非常具有革命性的话来反驳他。这时候阿黛尔进来了，圭多·艾罗塔在听我说，同时嘴里在含糊地说着“嗯”，那是他表示介于赞同和不赞同之间的一种态度。我忽然住嘴了，整个人很激动。有几分钟，我公公的态度好像有些缓和了。他说：“另外，意大利的危机让人很难明白状况，我明白那些和他一样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想改变现状的人，会遇到很多困难。”他站起身来，准备去书房，但在他出去之前，他又犹豫了一下。他在门槛那里停了下来，充满敌意地说：“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萨拉托雷的聪明是没有根基的，他喜欢取悦掌权者，而不是为某种理想而奋斗，他会成为一个附庸权贵的技术官僚。”这时候他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下，就好像下面要说的话会更加刻薄，但他没说，他只是嘀咕了一句晚安，就去了书房。
我感觉阿黛尔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我也要找个借口走开，我想说我很累，但我希望阿黛尔能说一些缓和的话，能让我平静下来。我问：
“尼诺的聪明是没有根基的，这是什么意思？”
她一脸嘲讽地看着我。
“他谁都不是，对于一个谁也不是的人，渴望成为一个重要人物，这对他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导致的结果是：萨拉托雷先生会是一个不可靠的人。”
“我的聪明也是没有根基的。”
她微笑了。
“是的，因此你也是一个不可靠的人。”
我没说话。阿黛尔不紧不慢地说着话，就好像那些话不会传递任何情感，而只是说明事实，但我还是很气愤。
“你想说什么？”
“我把儿子托付给你，你却对他不诚实。假如你喜欢别人，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我当时不知道。”
“你在说谎。”
我迟疑了一下，然后承认了。我说：
“是的，我说谎，但为什么你要逼我给出一个前后统一的解释，那些连贯的解释通常都是谎言。你也跟我说了彼得罗的坏话，而且你还曾经支持我对抗他。你说谎了吗？”
“我没有说谎，我是真的站在你那边的，但要遵守一个前提。”
“什么？”
“你以前和丈夫孩子在一起，你是艾罗塔家的一员，你女儿是艾罗塔家的孩子。我不希望你不高兴、不称职，我试着帮助你，让你成为一个好母亲，一个好妻子。但现在这个前提没有了，一切都变了。从我这里，从我丈夫身上，你不会得到任何东西，相反，我之前给你的，我现在要拿回来。”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想保持平静，我要像她一样，用那种平和的语气说话。
“阿黛尔，”我说，“我是埃莱娜·格雷科，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我他妈才不管你们艾罗塔怎么样！”
她点了点头，脸色苍白，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现在能看出来，你是埃莱娜·格雷科，简直太明显了！但这两个孩子也是我儿子的，你不能把她们毁掉。”
然后她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去睡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