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回到佛罗伦萨后，我和彼得罗谈了离婚的事情，我们吵得不可开交。阿黛尔尽量保护两个孩子，她和两个孙女关在她的房间里。我们忽然意识到，在女儿面前，我们吵得不尽兴，没法尽情表达自己，吵不起来，我们就出去了，在街上接着相互咒骂。最后，彼得罗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非常气愤，我再也不想看见他或者听他的声音。我回到了家里，两个孩子都睡了，我看到阿黛尔坐在厨房里看书。我说：
“你看到他是怎么对我的？”
“那你呢？”
“我？”
“是的，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么对他的，还有你之前是怎么对他的？”
我把她一个人撇在厨房里，摔上门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她语气里传递的那种鄙视让我很惊异，也让我很受伤，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对我表示出敌意。
第二天，我就动身去了法国，背负着沉重的内疚感和很多要读的书。在我走的时候，两个女儿不停地哭泣。我越是要集中注意力读书，就越是心乱：尼诺、彼得罗、我的两个女儿、卡门颂扬她哥哥的话、安东尼奥的话、阿方索的变化，都一起浮上我的心头。经过漫长的、让人精疲力竭的火车旅行，我最后到达了巴黎，脑子比任何时候都乱。但是，当我到达火车站，在站台那里，我就看到了出版社的那两位女士中比较年轻的那位，我的心情马上变得愉悦，我感到一阵喜悦，那是我和尼诺在蒙彼利埃品尝过的，一种视野拓宽的喜悦。但这次一切都要黯淡一些，没有宾馆，也没有古迹一样的大礼堂。那两位女士带着我在大小城市做巡回推广，每天都有一场旅行，每天晚上在书店，甚至是在私人的房子里，会组织一些辩论。至于吃饭睡觉，吃的是家里煮的饭，睡在一张小床上，有时候甚至是沙发上。
这场旅行让我非常疲惫，我越来越不注意自己的外表，我瘦了。但是，每天晚上我遇到的读者和编辑都很喜欢我，我在见面会的会场走来走去，用我匆忙学会和掌握的外语和他们进行讨论。我逐渐又采用了几年前我已经掌握的策略，就是我在推广第一本书时的表现：我很自然就把那些细小的个人经历，变成一种普遍的反思。每天晚上，我都能即兴提到我的个人体验。我谈到了我成长的环境，那里的贫穷和落后；我谈到男人和女人的愤怒；谈到了卡门，还有她和哥哥的关系，我认为，那些暴力事件一定不是帕斯卡莱做的。我谈到了从小我在我母亲以及其他女人身上，看到的家庭生活和生育最糟糕的一面，还有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我谈到了，出于对一个男人的爱，一个女人会肆意中伤别的女人，伤害孩子。我谈到了我和佛罗伦萨以及米兰的女性主义团体的艰难关系，我当时低估了它作为一种体验的重要性，现在我发现，通过参加那些活动，还有那些痛苦的讲述和反思，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谈到了我从小就一直想要掌握男性的思维方式。我感觉自己是男性捏造出来的女性，是他们通过想象构建的，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我说到了，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他是一个男性，但他正在尽一切努力，展示自己女性的一面。
我经常提到我在索拉拉的鞋店里度过的那半小时，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事儿，也许这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想起过莉拉。不知道为什么，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提到过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可能，我感觉到，她把我拖入了她和我们童年朋友的欲望里，但她没能力来描述她展示在我眼皮底下的东西。比如说，我忽然在阿方索身上看到的东西，她有没有看到？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排除了这种可能。她完全沉迷于城区的内部斗争，她也满足于这一点。我呢，在法国的那些天，我感觉自己身处一个纷乱的中心，但我有能力总结出这些事情的规律。这些想法，通过我那本小书的成功得到了印证，这有助于平息我对未来的忧虑，就好像我通过写出来的字，说出来的话能厘清的事情，在现实中也一定能厘清。我想，事情就是这样：夫妻关系会崩溃，家庭会解体，文化支柱也会塌陷，社会民主的任何协调和适应也不可靠，这时候，我和尼诺、他的孩子、我的孩子、工人阶级专政、女性，每样东西都显露出让人出乎预料的一面。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我四处走动，我看到了一种全面解构又重新组合的诱人前景。
同时，我总是匆匆忙忙给阿黛尔打电话，我和两个女儿说话，她们要么用单音节词回答我，要么总是重复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快到圣诞节时，我和两个编辑告别了，她们非常关心我的遭遇，不想放我走。她们看了我的第一本书，想重新出版那本书，出于这个目的，她们把我带到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的那家法国出版社，多年前，那本书在法国并没有成功。我有些羞怯地参与了那些讨论和协商，那两位女士支持我，她们和我不一样，她们很有战斗精神，懂得软硬兼施。通过米兰出版社的协调，他们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书，可以通过我现在的法国出版社——这两位女士的出版社再次出版。
我打电话给尼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他很热情。但是，说着说着，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悦。
“也许，你已经不需要我了。”他说。
“开玩笑？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拥抱你了。”
“你现在全心全意地忙你的事情，一点儿空间都没给我了。”
“你错了，因为你，我才写了这本书，因为你，我的脑子才清楚起来了。”
“那我们在那不勒斯见？或者在罗马也行，就现在，在圣诞节前。”
见面已经不可能了，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解决出版社的问题，我要回到两个女儿的身边。但我没办法抵抗尼诺的诱惑，我们最后决定在罗马见面，在一起几个小时也行。十二月二十三日早上，我坐卧铺，精疲力竭地到了罗马火车站，但我没看到尼诺，我有点担心，也很难过。当我正要坐火车去佛罗伦萨时，虽然那时候很冷，我看到他汗流浃背地出现了。他遇到了很多麻烦，但还是开车来了，因为坐火车的话，根本就赶不上。我们匆忙地吃了点东西，在距离火车站几步远的民族路上，我们开了一间房，两人马上关在房间里。我想在下午出发，但我没有心力离开他，于是我推迟到第二天出发。我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夜，醒来后很幸福。啊！在昏睡了一夜之后，伸出一条腿，碰到睡在床上的尼诺，他就在我身边，我真的很幸福。已经是圣诞节前一天了，我们出去买礼物。我的出发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向后延，他也一样。只有到了午后，我才拖着行李来到他的汽车前，我没办法和他分开。最后，他发动车子出发了，他的车子消失在车流里。我拖着箱子，很艰难地来到了共和国广场，然后到了火车站，但我迟到了几分钟，火车已经开走了。我可能半夜才能到佛罗伦萨，我很绝望。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打电话给家里，是彼得罗接的电话。
“你在哪儿？”
“在罗马，火车停在这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发。”
“啊，铁路可真不可靠啊，那我告诉两个女儿，你圣诞节晚餐不回来了？”
“是的，可能我不能及时赶到。”
他笑了起来，挂上了电话。
火车上基本没有什么人，车厢里空荡荡的，很冷，连检票员都没有。我感觉自己失去了一切，我的前方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是那么惨淡，我的愧疚感更加强烈。我深夜到了佛罗伦萨，没有找到出租车，在冷冰冰的深夜，我拖着行李，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圣诞节的钟声也早已经响过了。我拿出钥匙，打开家门进去，发现房子里一片漆黑，寂静得让人不安。我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没有看到孩子，也没有看到阿黛尔。我很疲惫，充满惊恐和绝望，我想找一张纸条，告诉我她们去哪儿了，但我没找到。
家里非常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