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离开的，留下的》 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我”（埃莱娜）和莉拉躁动、紧密相依的中年。
尼诺是一个小时之后离开的，尽管彼得罗用一种闷闷不乐的语气让他留下，尽管黛黛哭了起来。我丈夫起身去洗漱了，他再次出现时，已经收拾好自己准备出门了。他垂着眼睛对我说：“我没对警察说，帕斯卡莱和娜迪雅来过我们家里；我没有说，并不是为了保护你，而是我觉得，现在意大利警察已经把不同政见者和犯罪分子混为一谈了。”我当时没明白他在说什么，帕斯卡莱和娜迪雅已经彻底从我脑子里消失了，我很难回过神来想起他们。彼得罗默默地等着我的反应，也许他希望我对他的话表示认可。他希望，我和他是站在一起的，至少有这么一次和他想法一样，支持他，帮他来面对这个考试的、炎热的一天。我只是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他的政治观点、帕斯卡莱和娜迪雅、乌尔丽克·迈恩霍夫的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诞生，还有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赢得的票数——这一切关我什么事儿？我感觉世界在向后退去，我完全沉迷于自我，沉迷于自己肉体，我觉得，那是唯一可以驾驭我的东西，也是唯一值得迷恋的东西。我丈夫——一个秩序和混乱的见证者——把门在他身后关上，我觉得，我再也无法容忍他的目光，我害怕我那被吻过的、痛苦焦灼的嘴唇，夜晚的疲惫，还有像烫伤了一样、非常敏感的身体，忽然间被他清楚地看在眼里。
我丈夫刚一离开，我就确信：我再也见不到尼诺了，也不可能和他通话了。同时，我又产生了另一个念头：我再也不能和彼得罗生活在一起了。我觉得，我们继续睡在一张床上，这是一件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怎么办？我要离开他，我想，我要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但之后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离开就完了吗？我不认识任何离婚的夫妇，我不知道任何关于离婚的事儿。需要什么样的手续？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得自由之身？孩子们会经历什么？就孩子的抚养问题，我们需要达成一个什么协议？我是否可以把孩子带到另一个城市生活，比如说那不勒斯？为什么要带到那不勒斯，为什么不是米兰呢？我想，假如我离开彼得罗，我迟早都需要一份工作，现在事态不是很好，经济很糟糕，米兰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因为我的出版社在那里。但黛黛和艾尔莎呢？她们和父亲的关系怎么处理？我是不是应该留在佛罗伦萨？不行，绝对不能留在佛罗伦萨。米兰更好一点儿，彼得罗想什么时候来看孩子都可以。是的，尽管我的心思在那不勒斯，但我不会回我们的城区，我永远不可能再回城区。我想象着自己住在那不勒斯那些炫目的地方，那些我从来没住过的地方，在塔索街，距离尼诺的家不远。他上下班的时候，我要从窗子看着他，每天在路上遇到他，和他交谈，但我不会打扰他，不给他家里惹麻烦，不仅如此，我还要和他妻子埃利奥诺拉加强联系。我默默地生活在他身边就够了，因此我要去那不勒斯，而不是米兰。再说，假如我和彼得罗离婚之后，米兰就会变得不再那么容易融入。我和马丽娅罗莎、阿黛尔的关系虽然不会彻底断绝，但是会冷淡下来。彼得罗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文明人，虽然她们并不是很欣赏彼得罗。彼得罗的父亲圭多更不用说了。不！我当然不能指望艾罗塔家的任何人，也许我也不能指望出版社。尼诺可能会帮我一把，他到处都有朋友，当然有办法支持我，只要我对他的关注没惹恼他妻子，没有困扰到他。对于他来说，我是一个已婚女人，和家人生活在佛罗伦萨，距离那不勒斯很远，总之，我不是一个自由的女人。匆忙结束我的婚姻，追在他的屁股后面，住在他家附近，我到底在想什么！他会觉得我是个疯子，我表现得像一个没脑子的小女人，就是那种离了男人没办法活的女人，这会让马丽娅罗莎的那些朋友笑死的。尤其是，这对他很不合适，他爱过很多女人，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床，他漫不经心地播种，留下孩子。他认为婚姻是一种必要，但这不能限定他的欲望，我的这种做法会显得很可笑。我的生活缺少过很多东西，但我一样活了下来，我离了尼诺也一样能活。我会跟我的两个女儿，过我自己的生活，走我自己的路。
但这时候电话响了起来，我跑去接，是他，我听到背景里有高音喇叭、吵闹和喧嚣的声音，我几乎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他刚到那不勒斯，就从火车站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只是要和你打个招呼。”他想知道，我现在怎么样了。很好，我回答说。你在做什么？我在和两个孩子吃饭。彼得罗在吗？没有。你喜欢和我做爱吗？是的。很喜欢吗？非常喜欢。我投的币要用完了。好吧，再见，谢谢你打电话来。我待会儿打。什么时候都可以。我对自己，还有我的自控力感到满意。我想，我和他保持了合适的距离。他很客气地给我打了电话，我很客气地接了电话。三个小时之后，他又来电话了，还是用一部公用电话。他语气很不安。为什么你冷冰冰的？我没有冷冰冰的。今天早上，你要我跟你说我爱你，我跟你说了。虽然出于原则，我从来都没对别人说过，就连对我妻子都没说过。我很高兴。你爱我吗？是的。今天晚上你和他睡觉吗？那你觉得，我应该跟谁睡觉？我受不了。你不是一样和你妻子睡觉吗？但那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我根本就不在乎埃利奥诺拉。那你回来！我怎么办？离开她。然后呢？他开始非常顽固地给我打电话。我喜欢听电话铃响起，尤其是刚打完，我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他再通电话，但他会在半个小时之后就打过来了，有时候甚至是十分钟之后。他开始抓狂，他问我，在我们在一起之后，我有没有和彼得罗做爱。我跟他说没有，他让我发誓，我发誓了。我问他，他有没有和他妻子做爱，他大声说没有，我也希望他能发誓。就这样，很多承诺，誓言接着誓言，尤其是我庄重地承诺，我会待在家里，让他随时能找到我。他希望我等着他的电话，我偶然出去的时候——我不得不出去买东西——他会让电话一直响一直响，一直到我回来，把孩子放下，把购物袋放下，甚至大门都没有关就跑去接他的电话。我听到他在电话那头非常绝望：“我以为，你再也不接我的电话了。”他舒了一口气说：“假如你不接我的电话，我会一直打下去，没有你，我会爱上电话的响声，没人接的电话声，让我感觉是我剩下的唯一东西。”他会非常详细重提我们在一起的夜晚——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那个——他不停地说那些事。他列举了他想和我在一起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做爱：一起散步，旅行，去看电影，去餐馆，和我谈论他正在做的工作，听我讲我的书的进展。这时候，我失去了控制，我一直在说，是的，是的，是的，所有一切，你想要的所有一切。我最后对着他嘶叫着说：“再过一个星期，我要出发去度假了，我和两个孩子，还有彼得罗去海边。”我说这些时，就好像我被流放了。他说：“埃利奥诺拉三天后会去卡普里岛，她一走，我就来佛罗伦萨，哪怕只待一个小时。”这时候，艾尔莎看着我问：“妈妈，你在不停地和谁说话啊？来和我们玩儿吧。”有一天黛黛说：“别叫她了，她和男朋友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