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离开的，留下的》 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我”（埃莱娜）和莉拉躁动、紧密相依的中年。
从那时候开始，我在沙滩上胡思乱想。我想，莉拉非常精明地把她的情感和情绪隐藏起来。我想发现事情的真相，她正好相反，她把自己隐藏起来。我越想把她拉出来，让她也产生搞清事实真相的愿望，她就越躲藏在阴影里。她就像一轮满月，隐藏在一片树林后面，树枝挡住了她的脸。
九月初，我回到了佛罗伦萨，但我的那些想法还没散去，反倒更加强烈了，跟彼得罗说了也没用。我和几个孩子回家了，这让他很不高兴，他那本书已经晚了，而且那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这让他更加焦躁。有一天晚上，在饭桌上，黛黛和詹纳罗不知道为什么吵架了，詹纳罗忽然站起来，从厨房里出去了，狠狠地摔了一下门，门上的毛玻璃碎了一地。我给莉拉打了电话，我开门见山地说，她要马上过来，把孩子接走，他儿子已经和我生活了一个半月了。
“你不能让他待到月底吗？”
“不行。”
“这里情况很糟糕。”
“这里也一样。”
恩佐是大晚上从那不勒斯出发的，早上到我这里。彼得罗已经上班去了，我已经准备好了詹纳罗的行李。我跟恩佐说，几个孩子的关系很糟糕，已经让人无法忍受了。我很遗憾，但三个孩子在一起，实在太多了，让人受不了。他说他理解，他感谢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最后嘟囔了一句，就像是在解释：你知道莉娜的。我没有接茬，一方面是因为黛黛在抽泣，她为詹纳罗的离开感到绝望；另一个原因是，假如我接茬了，我会说，莉娜的脾气是够呛。我知道自己会为此后悔的。
我有一些想法，我自己都不想说出来，我害怕我说的话，其实就是事实。我没办法把那些话从脑子里抹去，我感觉，这些话在我脑子里已经逐渐成形，我被迷住了。我感到害怕，但还会不由自主地想着那些事儿。在那些貌似不相干的事之间，我会找到一些联系和规律，这方面的思考常常会我情不自已。我把吉诺和布鲁诺·索卡沃的暴死联系在一起（工厂的门卫菲利普捡了一条命）。我最后想到，这两件事情都引向了帕斯卡莱，也许还有娜迪雅，这些推测让我陷于激动不安之中。我想给卡门打电话，我想问她有没有她哥哥的消息，但后来我改变了注意，我很担心她的电话受到了监控。恩佐来接詹纳罗时，我想：我现在和他讲讲，我看看他是什么反应。但在面对他时，我还是沉默不语，我担心自己说太多，担心说漏嘴，说出帕斯卡莱和娜迪雅的名字。莉拉还是老样子：莉拉只做不说；莉拉彻底汲取了我们城区的文化，根本不会考虑国家、警察和法律这些问题，她相信只有裁皮刀可以解决问题；莉拉懂得不平等的可怕；莉拉参加法院路上的聚会，她当时在革命理论和方法里，找到了如何运用自己过于活跃的大脑的方法；莉拉把她的新仇旧恨，都变成了政治目标；莉拉推动人们去行动，就像他们是小说中的人物；莉拉在过去和现在，都把我们所经历的贫穷、遭受的欺压，和针对法西斯、工厂老板和资本的武装斗争联系在一起了。现在，我第一次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我承认在九月的那些天，我怀疑的不仅仅是帕斯卡莱——他一直都有拿起武器的冲动——不仅仅是娜迪雅，我怀疑是莉拉自己制造的这些血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我做饭时，当我照顾我的女儿时，我似乎能看见她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向吉诺开枪，向菲利普开枪，向布鲁诺·索卡沃开枪。假如我无法想象帕斯卡莱和娜迪雅的具体动作——我觉得帕斯卡莱是个好孩子，有点爱吹牛，打架比较狠，但是他不会杀人；我也觉得，娜迪雅是一个出生在好人家的小姑娘，她顶多会骂别人几句——但是，我从来都不怀疑莉拉。她能想出一些非常有效的方案，会把风险减少到最小，她会控制住自己的恐惧，会赋予谋杀一种非常抽象的纯洁。她知道怎么把人的肉身变成尸体和鲜血，她不会有任何顾忌，也不会有任何懊悔，她杀人，并且会觉得自己做得对。
她好像就在我眼前，非常清楚，她，还有影子一样的帕斯卡莱和娜迪雅，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人。他们坐着车子，经过小广场，在药铺的前面放慢了车速，他们朝着吉诺射击，朝着他穿着白大褂的身体射击。要么是，他们经过那条尘土飞扬、路边堆满了各种垃圾的小路，来到索卡沃的工厂，帕斯卡莱穿过栅栏门，朝着门卫菲利普的腿射击，门卫睁着恐惧的眼睛在大声叫喊，岗亭里的血流得到处都是。莉拉对那儿非常熟悉，她穿过院子，来到工厂里，走上楼梯，闯入了布鲁诺的办公室，当他正愉快地和她打招呼：“嗨，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她三枪打中了他的胸口，一枪打中了脸。
啊，是的，这才是行动起来的反法西斯分子、新的抵抗运动、无产阶级正义，以及其他那些口号。面对这些思想，出于本能，她能从那些普通群众中脱颖而出，她能赋予这些口号实质意义。我想象，这些行动可能是加入“红色旅”、“第一线”这类组织的要求。莉拉很快就会从城区消失，就像帕斯卡莱。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决定把詹纳罗交给我来照顾，表面上是一个月，但实际上，她想把儿子交给我来抚养，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要么她会像“红色旅”的那些首领——库尔西奥和弗兰切斯奇尼一样被逮捕，要么她会躲过警察的追捕，逃脱了监狱。她一直是那么充满想象力，那么冒失。当她做完那些大事儿，她会凯旋，因为那些丰功伟绩而备受崇拜，作为革命首领，她会对我说：“你写小说，但我的生活本身就是小说，里面的人物是真实的，流的血也是真实的。”
在夜里，我会觉得我想象的这些事是真实发生的，或者正在发生。我为她感到害怕和担忧，我看到她受伤了，被追击，就像世界上那些陷入混乱和危险的人一样，这让我觉得心疼，但同时让我嫉妒。我小时候的一些信念，现在越来越清晰：她注定会做一些了不起的丰功伟业。我很懊悔自己逃离了那不勒斯，和她分开了，我其实应该待在她身边。让我生气的是，她选择了那条道路，并没有和我商量，就好像她觉得不值得和我商议，尽管我非常了解资本、压迫、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我会对她有用，我会参加她的行动。我感觉很不愉快，恹恹地躺在床上，对于自己作为家庭主妇、已婚妇女的身份感到很不满，我的未来让人沮丧，到死都要在厨房和卧室里重复那些家庭仪式。
白天，我的头脑会清楚一些，恐惧会占上风。我想象着一个任性的莉拉，非常擅长煽风点火，她越来越投身于那些残酷的行动。当然，她有足够的勇气向前推进，她会充满决心、非常残酷地采取行动，就像那些理直气壮的人。但她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开启一场国内战争吗？要让城区、那不勒斯，还有整个意大利成为一个战场，成为地中海的越南吗？是要让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一场无边无尽、残酷无情的斗争，处于东方和西方的夹击之中吗？还是让战斗的火苗烧到整个欧洲，延伸到整个星球？一直到取得永远的胜利？什么样的胜利？城市被毁掉，街上全是战火和尸体。袭击不仅仅是针对阶级敌人，也会出现在同一个战壕里，都是以阶级革命和专制的名义，不同大区的革命团体之间会产生冲突，甚至会爆发核战争。
我非常害怕地闭上了眼睛，两个孩子，未来，我想到了一些别人说过的概念：难以预测的主体、父权的毁灭性逻辑、女性价值、慈悲。我想，我应该和莉拉谈谈，让她告诉我，所有她做的事情，她打算做的事情，我再决定是否支持她。
但我从来都没给她打电话，她也没打给我。我确信，那么多年里，我们通过电话线的联系，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益处。我们把过去的事情联系起来了，但也只是为了摆脱那些事。对于彼此，我们都成了抽象的存在，现在，我可以把她想象成一位电脑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想象成一位城市女战士，非常刚毅、不动声色。而她，有可能会把我想象成一个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把我想象成一位有教养的富裕的太太，每天的生活都是照顾孩子，看书，和做学问的丈夫进行深奥的谈话。我们都需要对彼此有新的认识，需要面对面的真实接触，然而我们已经相互远离，我们再也没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