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离开的，留下的》 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我”（埃莱娜）和莉拉躁动、紧密相依的中年。
关于堕胎，跟彼得罗没什么好商量的：我再生一个孩子给他，他很高兴。但我很害怕再经历一次那个过程，单是听到怀孕这两个字，就让我胃疼。在电话里，阿黛尔提到了堕胎的事，但我马上就岔开话题，说了一些泛泛的话，比如说，黛黛需要一个伴儿，一个人长大是很孤单的事儿，最好给她生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
“那要写的书呢？”
“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我说谎了。
“你让我看看？”
“当然了。”
“我们大家都等着呢。”
“我知道。”
我惊慌失措，在未假思索的情况下，我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这让彼得罗，包括我自己都很惊讶。我给我母亲打电话，说我又怀孕了，我问她愿不愿来佛罗伦萨待一阵子。她嘟囔说，她不能来，她要照顾我父亲，还有几个弟弟妹妹。我对她嚷嚷着说：“这就意味着，因为你的缘故，我再也写不出东西了。”她回答说：“这关我屁事儿，你当个阔太太还不满意吗？”我把电话挂上了。但五分钟之后，埃莉莎给我打了电话。她说：“我照顾家里，妈妈明天出发。”
彼得罗开着车去车站接我母亲，这让她觉得很骄傲，让她觉得自己备受爱戴。她一进家门，我就跟她立了一系列规矩：不要碰我的房间，还有彼得罗房间里的东西；不要惯着黛黛；不要介入我和我丈夫之间的事儿；要督促克莱利亚干活，但要和她和谐相处；要当我是一个外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打扰我；有客人时，你要么待在厨房里，要么就待在你房间里。我确信，她不会遵守我说的任何一条，但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她成了一个非常忠诚的奴仆，就好像离开那不勒斯的家，让她的本性发生了变化。她安排家里的所有事，果断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从来都没有搅扰到我和彼得罗。
她时不时会回一趟那不勒斯，她不在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事情都难以应对，我担心她再也不回来了，但她还是回来了。她对我讲了城区的新闻（卡门怀孕了，玛丽莎生了一个儿子，吉耀拉给米凯莱·索拉拉生了第二个儿子。为了避免冲突，她绝口不提莉拉的事儿），之后她就成了家里一个幽灵一样的人物，她把所有人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做好我小时候爱吃的饭菜，整个房子总是干净整齐，一打乱她就会马上收拾好。彼得罗又一次想着解雇克莱利亚，我母亲表示同意。我很生气，但我没和我丈夫吵架，反倒对着我母亲发脾气，她钻到她的房间里，也不回嘴。彼得罗责备了我，他努力让我和我母亲和好，我们俩也顺水推舟。他很欣赏我的母亲，他说我母亲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他经常在厨房里和她做伴，在吃完晚饭之后和她聊天。黛黛叫她外婆，她跟外婆关系那么亲密，以至于克莱利亚出现时，她都会有些不耐烦。好了，我想，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没有借口了，我强迫自己专注写书。
我看着自己记的那些笔记，我确信，我应该改变路线。我想把那些被弗朗科定义为“小情小爱”的故事抛之于脑后，我要写一些贴近现实的东西：广场上的示威游行、暴力、死亡、警察的镇压，还有对于军政府的恐惧。我很不情愿地写了十几页，就没有后文了。我到底缺少什么东西？很难说。也许是那不勒斯、我们的城区，或许是一个像《蓝色仙女》那样的意象，或者是激情，一个能够指引我、赋予我权威的声音。我待在写字台前，时间白白过去，我会翻阅一些小说，但我从来都不从房间里出去，我很害怕黛黛会缠住我。我感觉真是很不幸福，我听到孩子在走廊里的叫喊，克莱利亚的声音，还有我母亲一瘸一拐的脚步声。我撩起裙子，看着我已经开始隆起的小腹，全身感觉到一种快意，我第二次觉得充盈，但同时也觉得虚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