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离开的，留下的》 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我”（埃莱娜）和莉拉躁动、紧密相依的中年。
把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婆婆来处理，我马上松了一口气。当时她的表现，让我也想成为她那样的女人。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她找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叫克莱利亚，是马雷玛人，我婆婆无微不至地给她交代了她该做的事情：收拾家里，买东西，做饭。当彼得罗发现，克莱利亚出现在家里，而他母亲并没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表现得很不耐烦。
“我不想家里有奴隶。”他说。
阿黛尔不紧不慢地说：
“她不是奴隶，我们付工资给她。”
因为有婆婆撑腰，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那你觉得，我应该当奴隶？”
“你当母亲，而不是奴隶。”
“我给你洗衣服，熨衣服，打扫卫生，给你做饭，给你生了孩子，我还要千辛万苦把她养大，我要崩溃了。”
“谁强迫你了，我什么时候要求过你？”
我受不了这样的冲突，但阿黛尔可以，她用热嘲冷讽的语气，节节击退了她儿子。后来克莱利亚留了下来，她从我手中接过孩子，把摇篮带到了我给她安排的房间，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她都非常准时地给孩子准备奶粉。当我婆婆看到我走路一瘸一拐的，就带我去看了医生，那是她的一个朋友，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注射的药。她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亲自拿着煮过的针管和针头，还有药水，给我的屁股打针，又准又狠。我马上就感觉好多了，我的腿疼消失了，心情也慢慢开朗了。但阿黛尔并没有停止照顾我，她很得体地要求我收拾打扮自己，她带我去做头发，带我去看牙医。尤其是，她一直在跟我谈论剧院、电影院还有她正在翻译或正在编写的书，杂志上别人都写了什么文章，还有评论她丈夫的或者其他名人的文章，她亲昵地直呼这些人的名字。我从她嘴里，第一次听说了一份非常有斗争精神的女性主义杂志。马丽娅罗莎非常热衷于女性主义，她认识编辑这本杂志的姑娘们，也非常欣赏她们的思想，但我婆婆并不赞同这些人，她用通常那种带着讽刺的语气说，她们看待女性问题，就好像面对阶级斗争的问题一样，但问题没那么简单。你看看她们写的东西吧，她最后建议我说。她给我留下了几本杂志，最后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要当作家的话，任何事情都不能错过。”我把那些杂志放在一边，我觉得，阿黛尔评价不好的东西，我也不用浪费时间去看。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婆婆说的那些高雅的话，并不是想和我进行思想交流，阿黛尔只是有计划地要把我从一个无能的母亲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她是想通过她说的那些话，摩擦出火花，点燃我空洞的头脑和目光。但实际上，她更乐于拯救我，而不是倾听我。
尽管一切都理顺了，黛黛还是会在夜里哭。我听见她哭，觉得很不安，她给我传递了一种不幸福的感觉，让我婆婆的善举带来的好处都化为云烟。尽管我现在有时间了，但我还是不能写作。彼得罗通常都是忍耐着，但当着他母亲的面，他变得很放肆，甚至有些不客气。一回到家里，他总是会和他母亲发生冲突，唇枪舌剑，冷嘲热讽，这使我的挫败感更加强烈了。我很快觉察到，我的丈夫理所当然地认为，阿黛尔是他最近遇到的所有麻烦的根源。无论是什么事，他都会怪到他母亲的头上，包括他在工作上的不顺心。我根本不了解当时大学里拔剑张弩的气氛，通常我问他怎么样，他总是说很好，他倾向于不让我操心。但在他母亲面前，他打破了这些限制，他会用一个被忽视了的儿子的怨恨语气和她说话，他把对我藏着掖着的那一面全部展示在阿黛尔面前，他宣泄自己，就像我不在场那样，就好像我——他的妻子，只是一个沉默的证人。
这样一来，事情越来越明朗了。他大学那些同事都要比他年长，都把他耀眼的前途，包括他在海外取得的声誉，归结于他的家世、他的姓氏，所以都开始孤立他。学生们觉得他过于严格，也没什么用处，他是一个很乏味的资产阶级，在耕耘着自己的小菜园，根本不顾及现在的形势，总之，他是个阶级敌人。他自己呢，通常既不会自我捍卫，也不会攻击别人，而是会走自己的路。他坚信——我很确信这一点——思路清晰的课程，是学生可以深入思考的一种保证，最终会开花结果。但一切都很难，有一天晚上，他用一种满是怨气的语气，对阿黛尔大声说了这些处境。然后，他马上压低了嗓门，嘟囔着说，他需要安静，工作已经让他很累了，有不少同事联合学生和他作对。一群群年轻人经常会破门而入，进到他正在上课的教室，迫使他中止上课，在墙上贴非常下流的标语。这时候，在阿黛尔开口说话之前，我有些失控地说了一句。我说，假如你没有那么反动，这些事儿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他呢，自从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用一种粗暴的语气对我说：“闭嘴，你总是信口开河。”
我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我忽然意识到，我太不了解他了。我了解他什么呢？他是一个平和的男人，但充满决心，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他是站在工人和学生这一边的，但他上课和考试的方式是最传统的。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想在教堂里结婚，而且要求不给黛黛洗礼，但他欣赏阿诺河流域的那些基督教团体，谈到宗教问题时，他总是无所不知。他是艾罗塔家的儿子，但他无法忍受这个家族带给他的富裕和特权。我平静下来了，我要站在他那边，让他感觉我的情感和支持。他是我丈夫，我想，我们应该多交流。但阿黛尔的存在是一个问题，他们母子之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让彼得罗在说话时，一改以往的文质彬彬，阿黛尔跟他说话的语气，好像他是一个没救的低能儿。
我们就是那么生活的，冲突不断。他一直和母亲吵架，最后会说一些让我很气愤的话，让我也对他恶语相向。最后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吃晚饭时，我婆婆当着我的面问他为什么要睡在沙发上。他回答说：“明天你最好回去吧。”尽管我知道他为什么会睡在沙发上，我没有插话。他这么做是为了我，他在夜里三点工作完，为了避免打扰我，他会在沙发上休息一下。第二天，阿黛尔回热内亚去了，我感到彻底迷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