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离开的，留下的》 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我”（埃莱娜）和莉拉躁动、紧密相依的中年。
我感觉被抛弃了，但我觉得自己活该：我没办法让我女儿安静下来。无论如何，尽管我越来越害怕了，但我都咬着牙撑着。我的身体拒绝成为一个母亲。我尽一切努力，在对抗我的腿，无视腿疼的问题，但疼痛在增长，我咬牙坚持，我拎着所有东西上楼。那栋楼里没电梯，我就把孩子放在小车里，自己把小车抬上去，抬下来，我去买东西，拎着很多包回来。我打扫家里，做饭，我想：我很快就会变得又老又丑，就像以前住的城区里的女人。自然，正当我非常绝望的时候，莉拉给我打电话了。
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就想对着她大喊大叫：“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现在，忽然间就发生了你所说的事情，孩子不舒服，我腿也瘸了，怎么可能会这样，我已经受不了了。”但我及时克制住了自己，我低声说：“一切都好，孩子有些麻烦，但现在长大了一点儿，她很漂亮，我很幸福。”之后，我就开始问起了恩佐、詹纳罗的情况，还有她和斯特凡诺、她哥哥的关系，以及我们城区的情况。我问她和布鲁诺·索卡沃以及米凯莱还有没有问题。她用一种粗俗蛮横的方言回答我，但语气里没有愤怒。她说，索卡沃，应该让他放放血；米凯莱，假如我遇到他，我要一口啐到他脸上。至于詹纳罗，她在提到詹纳罗时，俨然已经认为，他是斯特凡诺的儿子。她说：“他跟他父亲一个样。”我说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她就笑了起来，说：你是一个好妈妈，你拿去养吧。在这句话里，我听出了一丝嘲讽，那是一个通过某种神秘的能力知道我现在处境的人的语气。我感到愤恨，但我还是坚持演好这场戏——你听听黛黛的声音，多好听啊！佛罗伦萨的生活太好了！我正在看巴兰写的一本书，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我一直都在说类似的话，直到她逼我放下帷幕。她开始和我谈起了恩佐上的IBM课程。
只有在谈到恩佐时，她是带着敬意的，她谈了很长时间，最后问起了彼得罗。
“你跟你丈夫还好吗？”
“很好。”
“我和恩佐也很好。”
她挂了电话，她的声音留下了长长的回音，充满了过去的影像和话语，在我的脑子里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院子、危险的游戏、被她扔到了地窖里的娃娃、去堂·阿奇勒家里要娃娃时走过的暗暗的楼梯、她的婚姻、她的慷慨和邪恶还有她得到尼诺的方式。她无法容忍我的幸运，我充满恐惧地想，她又想利用我，让我处于她的下风，来应对她在城区里那些悲惨的斗争。最后我对自己说：“我真是愚蠢啊！我上这么长时间学，到底有什么用处。”我假装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我妹妹埃莉莎经常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她，当妈妈真是太美好了。卡门·佩卢索给我打电话，跟我讲她和大路上加油站的那个男人结婚了。我回答说：“啊，真是一个好消息，我祝你幸福美满，代我向帕斯卡莱问好，他现在在忙什么呢？”我跟我母亲通话——她很少给我打电话——我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你的腿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你走路会一瘸一拐的？”她回答我说：“关你屁事儿，管好你自己吧。”
有几个月，我都在一个人做斗争，我尽量掩饰自己阴暗的一面。有时候，我甚至开始向圣母祈祷，尽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更经常的是，当我一个人和孩子在家时，我会发出可怕的叫喊，只是叫喊，没有词语，只是和绝望一起呼出来的气息。那个糟糕的阶段一直都不肯过去，那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折磨人心的阶段。夜里，我抱着孩子，一瘸一拐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我不再在她耳边说一些没意义的话，我完全无视她，只是想着我自己，我手里会一直拿着一本书或者一本杂志，尽管我没法专心读，或者只能看一点点。白天，阿黛睡得安稳的时候——刚开始，我叫她“阿黛”，我没有意识到，这两个音节里包含这“地狱”的意思，后来是彼得罗提醒我的，我觉得很尴尬，就开始叫她黛黛——我试着给报纸写文章。但我没时间，当然我也不能为了《团结报》四处走动，这样，我写的那些东西失去了力量，我只是在展示自己表达能力很强，形式很美，但没什么实质内容。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在投递给编辑之前，我让彼得罗看了看。他说：
“很空洞。”
“什么意思？”
“全是词汇的堆砌。”
我很气愤，还是把文章发给了编辑，但他们没刊登出来。从那时候开始，无论是地方报纸还是全国报纸都借口说，因为版面的缘故，不能刊登我的文章。我觉得很痛苦，我意识到，就好像是有一阵来自深层的强烈震动，围绕着我的一切都在迅速塌陷。不久之前，我还以为那些我争取到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固不可摧的。但我现在读书时，眼睛放在书上或杂志上，但好像只停留在字面，已经没办法获得书里的意思。有两三次，我偶然看到了尼诺的文章，但我在看这些文章时，没有感到任何乐趣，没有通常我想象听到他声音，享受他的思想的乐趣。当然了，我为他感到高兴：假如他在写东西，那就意味着他状态很好，不知道他在哪里过着自己的日子，不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但我盯着那个签名，我看了几行，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他白纸黑字写的那些东西，让我的处境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我已经没有好奇心了，我连自己的外表也不再关注。但话又说回来，我为谁打扮呢？除了彼得罗，我和谁都不见面，他对我一直都彬彬有礼，但我感到，对于他来说，我只是一个影子。有时候，我站在他的角度来考虑，我能感受到他的不悦，和我结婚让他作为学者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这个阶段，他的名声正在上升，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人们很欣赏他。但这依然让我恼火，我和他说话时，总是夹杂着一丝怨恨和顺从。
够了！有一天我对自己说，不要管《团结报》了，假如我能为自己的新书找一个正确的突破点，那已经不错了，这本书出来，一些都会好起来的，但我到底在说哪本书呢？我跟我婆婆还有出版社说，这本书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但我在说谎，我每次都用一种非常客气的语气在说谎。实际上，我只有一些写满笔记的本子，没有别的，而且我也没什么激情。不管是夜里还是白天——那要看黛黛的情况了——我打开这些笔记，每次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睡过去。一个午后，彼得罗从大学里回来，他发现我的状况要比上次他忽然回来时更加糟糕：我在厨房里，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孩子错过了吃奶时间，在很远的地方，在卧室里嘶叫，她父亲看到她在摇篮里半裸着身子，被遗忘在那里。后来黛黛终于平静下来，抱着奶瓶在拼命吃奶。这时候，彼得罗很难过地对我说：
“你真的找不到人来帮你？”
“在这个城市，我没有任何人，你也很清楚。”
“你让你母亲或者妹妹来。”
“我不想。”
“那你让那个那不勒斯的朋友来帮忙：你以前帮过她的，她会帮你的。”
我惊得身子抖了一下。我很清楚地感觉到，那么一刹那，我身体的一部分，好像已经感到了莉拉在我家里，她已经在场了。假如之前她一直潜伏在我的身体里，现在她会溜进黛黛的身体，眼睛眯起来，眉头皱着。我非常有力地摇了摇头，那个影像一下子就消失了，那种可能也没有了。我到底在想什么？
彼得罗做出了让步，他打电话给他母亲，他很不情愿地问她，愿不愿意来我们这里待一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