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离开的，留下的》 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我”（埃莱娜）和莉拉躁动、紧密相依的中年。
我希望老师没有听到我的叫喊。这时候，我等着娜迪雅赶紧从帕斯卡莱的膝盖上下来，坐到沙发上，我也希望看到他们俩为自己的掩饰感到尴尬，我注意到，莉拉也一脸嘲讽地看着他们。但他们还保留原来的姿势，娜迪雅用一只胳膊搂住了帕斯卡莱的脖子，就好像担心自己会掉下去。她对出现在门口的母亲说：“下次你有客人的时候，事先通知我一下。”老师没有理会她，只是冷冰冰地对我们说：“对不起，我回来晚了，我们去我的书房吧。”我们跟着她进去了，帕斯卡莱把娜迪雅推开了一点，忽然用一种突然变得沮丧的语气说：“走吧，我们去那边。”
加利亚尼给我们带路，在走廊里，她很气愤地嘟囔了一句：“我最讨厌粗鲁的行为。”然后，她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里面有一张老写字台，摆着很多书，还有一些风格很庄重、带垫的椅子。她用一种温和客气的语气对我们说话，但很明显，她在和自己的坏心情做斗争。她说，她很高兴看到我和莉拉，话虽这么说，但我听到她字里行间的愤怒，我期望能早点儿离开。我说，我那么长时间没出现，我对她表示道歉。我用有点急促的方式说到了学业的辛苦，我出版的那本书，还有我要应对的各种事情：订婚、迫在眉睫的婚礼等等。
“你是在教堂结婚，还是民政局结婚？”
“只是在民政局。”
“很好。”
她看着莉拉，想让她也加入我们的谈话。
“您是在教堂举办的婚礼吧？”
“是的。”
“您是信徒吗？”
“不是。”
“那您为什么要在教堂结婚？”
“大家都是那么办的。”
“不应该看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
“很多人都是那么办的。”
“您会去参加埃莱娜的婚礼吗？”
“她没邀请我。”
我马上反驳说：
“这不是真的。”
莉拉坏笑了一下说：
“是真的，她怕我给她丢脸。”
她是开玩笑的语气，但我还是很受伤。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她之前在娜迪雅和帕斯卡莱的面前说我错了，现在又在老师面前说这样讨厌的话？
“胡说。”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从包里拿出了自己的小说，我把书递给了加利亚尼老师，说：“我想把这个带给您。”她没拿正眼看那本书，可能想着自己的事儿，她对我表示感谢。她说她已经有一本了，然后把书还给我，问我：
“你丈夫是做什么的？”
“他在佛罗伦萨教拉丁语文学。”
“他比你大很多吧？”
“他二十七岁。”
“这么年轻，已经在大学担任教职了？”
“他很厉害。”
“他叫什么名字？”
“彼得罗·艾罗塔。”
加利亚尼老师很仔细地端详着我，就好像在学校里，她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给出的答案不够全面。
“他是圭多·艾罗塔的亲戚？”
“是他的儿子。”
她笑了一下，明显带着恶意。
“很好的婚姻。”
“我们很相爱。”
“你已经开始写另一本书了吗？”
“我正在写。”
“我看到你在《团结报》上写的文章。”
“写得不多。”
“我已经不在上面写文章了，现在它成了官僚的报纸。”
她又对着莉拉说话，好像要想尽一切办法表达对她的友好。她对莉拉说：
“你在工厂里做的事情，很了不起。”
莉拉做了一个厌烦的表情。
“我什么都没有做。”
“这不是真的。”
加利亚尼老师站了起来，在写字台上的文件里翻了翻，给她展示了几页纸，就好像那是不容置辩的证据。
“娜迪雅把这些稿子随便丢在家里，我看了一下。这是一篇充满勇气、很新颖的东西，写得很好。我想在见到你时跟你说一说。”
她手上拿的就是莉拉写的那几页纸，就是根据这些材料，我给《团结报》写了第一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