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离开的，留下的》 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我”（埃莱娜）和莉拉躁动、紧密相依的中年。
那些日子，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我们去看心脏病专科，那是一位在克里斯皮街上开了诊所的大教授，他也住在那里。为了这次会面，我特意精心打扮了一下，那个医生虽然在那不勒斯，但还是和阿黛尔的世界有交集，我不想丢脸。我仔仔细细地梳洗了一番，穿上了阿黛尔给我买的裙子，喷上了一种很淡的香水，和她自己用的香水味道很类似，然后化了一个淡妆。我希望这个教授在和我未来婆婆通话或者见面时，能说我的好话。莉拉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外表，她去看医生时，穿的就是每天在家里穿的衣服。我们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墙上有十九世纪的绘画：有一个贵妇坐在沙发上，背景里是一个黑人女仆；有一幅是一个老妇人的画像；还有一幅画很大，是一个辽阔壮观的狩猎场景。另外还有两个人在等着，一男一女，两个人都很老，看起来都干净优雅，一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在默默地等着。在路上，关于我的穿衣打扮，莉拉说了很多好话，她低声说：“你看起来像是从这些画里走出来的，你就像一个贵妇，我就像女仆。”
我们等了几分钟，一个护士过来叫了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理由，我们就跳过了那两个等待的病人。这时候莉拉变得很激动，她希望她看病时我在场，她说她一个人不会进去的，最后她把我推向前，就好像要看病的人是我。那个医生是一位瘦得皮包骨头的六十多岁的男人，灰色的头发，非常浓密。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他知道所有关于我的事情，他和我聊了十多分钟，就好像莉拉不在场一样。他说他儿子也是比萨高等师范毕业的，但要比我早六年。他强调他自己的哥哥也是一位比较知名的作家，但只是在那不勒斯有名。他说了很多艾罗塔一家人的好话，他和阿黛尔的一个堂兄很熟悉，那个堂兄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最后，他问我：
“婚礼什么时候举行？”
“五月十七。”
“十七号啊？这个日子不好，改个日子吧。”
“已经没办法改了。”
在整个过程中，莉拉都没有说话。她一点儿都没有关注那位教授，我感到，她一直都盯着我看，她对我的每个动作、每句话都感到惊异。那位教授终于开始问她问题，她很不情愿地做了回答，要么用纯粹的方言，要么就是夹杂方言的蹩脚意大利语。我不得不经常介入，提醒她她告诉过我的症状，或者强调她轻描淡写提到的症状。医生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检查，莉拉一直皱着眉头，就好像我和心脏病科医生得罪了她一样。我看着那有些发白的天蓝色内衣下面她单薄的身体，那件衣服有些大，很破旧。她长长的脖子好像很难支撑她的脑袋，她的皮肤紧包着骨头，就像是要裂开的羔皮纸。我察觉到，她的左手拇指时不时会神经质地颤抖。教授让她穿上衣服前，又检查了大约半个小时。她穿衣服时，用眼睛看着教授，我感觉她有些害怕。医生来到写字台前，他终于坐了下来说，一切正常，他没有听到任何杂音。他对莉拉说，太太，您的心脏很完美。医生对莉拉的诊断，没让她产生太大反应，她非但没有表现出高兴，反倒有些不耐烦。这时候，我松了一口气，就好像他检查的是我的心脏。那位教授接着和我说话，而不是对莉拉讲话，我又开始担心起来了，就好像莉拉的无动于衷让大夫有些生气。他皱着眉头补充说：“但是，你朋友的整体状况很不好，需要马上进行治疗。”他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咳嗽，这位太太受凉感冒了，我会给她开一些止咳糖浆。”他觉得问题在于莉拉的身体非常虚弱，她应该更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按时吃饭，每天至少睡八个小时，疗养一下，等着身体恢复。他说：您的这位朋友，在她身体恢复之后，大部分症状都会自然消失的。无论如何，他总结说，我建议她去看一下精神科。
最后的这句话让莉拉很震动，她紧皱着额头，身子向前探着，用意大利语说：
“您是说我精神有问题？”
医生有些惊讶地看着她，就好像因为某种魔法，他刚才诊断过的病人，现在换成了另一个人。
“正好相反，我是建议您去做一个检查。”
“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或者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吗？”
“没有，您不用担心，检查只是为了从整体上了解一下您的身体状况。”
“我的一个亲戚，”莉拉说，“是我妈妈的堂姐，她很不幸，一辈子都很不幸福。我还很小的时候，夏天，我听见她对着开着的窗子叫喊，大笑，有时候我看见她在路上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但是，这是因为她不幸，她从来都没有去看过精神科医生，她从来都没有看过任何医生。”
“她应该去看一下。”
“这些精神上的疾病，都是太太们得的病。”
“您母亲的堂姐不是一位太太吗？”
“不是。”
“您呢？”
“我就更不是了。”
“您觉得自己不幸吗？”
“我很好。”
医生皱着眉头，又对我说：
“她绝对要休息，您让她一定去检查一下。假如能去乡下走走，那就更好了。”
莉拉笑了起来，又用方言说：
“上次我看医生时，他让我去海边疗养，结果闹出很多事儿来。”
教授假装没有听到，他对我微笑了一下，期望能获得我的认可。他给了我他的一个朋友——一个精神科医生的名字，他还亲自给这位朋友打了电话，让他尽快给我们安排。我要说服莉拉去那家诊所，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她说，她没时间可浪费，她在心脏病科医生那里已经待得很厌烦了，她要回去照顾詹纳罗，尤其是，她没有钱可以浪费，她也不想让我浪费钱。我向她保证，这些检查都是免费的，最后她很不情愿地答应了。
那个精神科医生是一个很精干的小个子男人，头发全秃了，他在托莱多区的一栋老房子里有一家诊所，等候大厅里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些哲学书。他很爱说话，滔滔不绝地说着，我觉得，他一直都专注于自己的话题，而不是病人。他为莉拉做检查，同时在和我说话。他问了莉拉一些问题，但他对我说了一些他的观察，没有太关注她做出的回答。无论如何，他最后得出了一个泛泛的结论，那就是莉拉的脑神经和她的心肌一样运作正常。他忽然对我说，我的同事说得对，亲爱的格雷科女士，她的身体很虚弱，结果是她灵魂中易怒、阴暗的一面，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占上风，压倒理性的部分，让身体健康起来了，脑子自然就会健康起来。最后，他在药方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很多药名，同时还大声地说着那些药物的名字和剂量。他开始给出他的叮嘱，他建议，莉拉可以通过长时间的散步来放松精神，但不要去海边，他说最好要去卡波迪蒙特或者卡马尔多利的树林。他建议她要多读书，但是要白天读书，晚上一个字都不要看。他说手不要闲着，尽管他看一眼莉拉的手就会明白，她的手已经够忙的了。他说到了织毛衣对精神的好处，莉拉在椅子上坐立不安，不等医生说完，她就问了一个隐秘的，但可能是她一直考虑的问题：
“我们已经到这里了，您能不能给我开些避孕药？”
医生的眉头皱了起来，我觉得我也是同样的反应，那是一个很不得体的请求。
“您结婚了吗？”
“以前结婚了，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是什么意思？”
“分开了。”
“您还是结婚了的。”
“嗯。”
“您已经有孩子了吗？”
“我有一个。”
“一个太少了。”
“对我来说已经够了。”
“就您目前的状况，怀孕的话有好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怀孕更好的药物了。”
“我认识一些女人，她们给怀孕毁了，还是药物好一些。”
“您的这个请求，需要找一个妇科医生。”
“您只了解精神问题，不懂这些药品吗？”
医生有些恼火，他继续跟我聊了几句，到门口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人的地址和电话，是在塔比亚桥的一间诊所里工作的一个女医生。他跟我说，您去找她吧。就好像要求开避孕药的人是我，告别了医生。出去的时候，秘书向我们收钱。我明白，那个脑科医生已经超出了阿黛尔的关系链，我付了钱。
我们一走到路上，莉拉几乎是生气地对我嚷嚷：“那个烂人给我开的任何药，我都不会吃的，我就知道，我的脑子已经出问题了。”我回答说：“我不赞同，但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她有些迷惘，低声说：“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是生那些医生的气。”我们向塔比亚桥方向走去，我们没有说明目的地，就好像要随便走走，活动一下手脚。她有时候一声不吭，有时候会用恼怒的语气，模仿那个精神科医生说话的样子。我觉得，她的这些不耐烦的表现，是她生命力恢复的征兆。我问她：
“你和恩佐好些了吗？”
“还是老样子。”
“那你要避孕药干什么？”
“你知道那些药吗？”
“是的。”
“你吃过吗？”
“没有，但一结婚，我就会吃。”
“你不想生孩子吗？”
“我想要，但在生孩子之前，我想再写一本书。”
“你丈夫知道你不想马上生孩子吗？”
“我会告诉他的。”
“我们去找这个人，让她给我们俩都开一些。”
“莉拉，这不是水果糖那样可以随便吃的东西。假如你和恩佐之间没什么，那我们就算了。”
她盯着我看，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只能隐约看到她的眼珠子：
“我现在什么也不做，但以后就很难说了。”
“你是讲真的？”
“难道在你看来，我不应该？”
“当然不是。”
在塔比亚桥，我们找了一个电话亭，我们给那个妇科医生打了电话。她说她有时间，我们可以马上见面。在去诊所的路上，我表现得很高兴，因为她终于决定要靠近恩佐了，她也对我的认可很上心。我们又回到了先前小时候的样子，开始相互开玩笑，我们一直在说话，有真也有假。你去跟医生说吧，你的脸皮要厚一些。还是你说吧，你穿得像个阔太太。我又不着急要。我也不着急。那我们还去干吗啊？
那个女医生在诊所大门口等着我们，她穿着白大褂。那是一个很和蔼的女人，声音很清脆。她请我们到餐吧里坐了坐，就好像我们是老朋友了。她几次都强调说，她不是一个妇科医生，但她的解说非常详细，还提了很多建议。莉拉提出了很多露骨的问题，或者她不赞同的地方，还有新问题和一些有趣的观点。她们很谈得来，但我在那儿待得有些烦了。最后，她千交代万交代，我们得到了一包药。那个女医生不让我们给钱，她说，因为这是她和几个朋友一起搞的一个项目。她该回去上班了，在告别的时候，她没和我们握手，而是拥抱了我们。走在路上，莉拉很严肃地说：“终于遇到一个好人。”现在她很愉快，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她那么开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