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离开的，留下的》 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我”（埃莱娜）和莉拉躁动、紧密相依的中年。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帕斯卡莱和恩佐了，但他们一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他们是为了莉拉才来找我的，并马上就谈起了她的情况。帕斯卡莱留了切格瓦拉风格的胡子，我觉得这使他看起来好看一些了。他的眼睛看起来更大，更聚光了，浓密的胡子盖住了他的坏牙，即使是笑的时候也看不见。恩佐一点儿也没有变，他还是默不作声，很专注。只有当他们一起在帕斯卡莱的破汽车里抽烟时，我才意识到，看到他们在一起是一件多么让人惊异的事儿。我还以为，整个城区没有人会和莉拉还有恩佐来往。但现在我看到事情并非如此：帕斯卡莱还去他们家，他还陪着恩佐来找到我，莉拉让他们一起来找我。
恩佐言简意赅地跟我说了发生的事情：帕斯卡莱在圣约翰·特杜奇奥附近的一个工地干完活儿之后，本想去他们家吃饭，莉拉通常下午四点半从工厂回来，但当恩佐和帕斯卡莱在七点回到家里时，还没看到她的影子。家里空荡荡的，詹纳罗还在邻居家。他们俩就开始做饭，恩佐让孩子先吃了。莉拉晚上九点才回到家里，她的脸色非常苍白，神情非常焦躁。恩佐和帕斯卡莱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唯一一句她说的话，是带着恐惧说的：“我的指甲要掉了。”恩佐拿起她的手看了看，她说的并不是真的，她的指甲好好的。这时候，她非常气愤，就把自己和詹纳罗一起关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她叫喊着，让他们去老城区看看我在不在，她有非常紧急的事要跟我说。
我问恩佐：
“你们吵架了吗？”
“没有。”
“她不舒服吗，上班时受伤了吗？”
“我觉得没有，我不知道。”
帕斯卡莱跟我说：
“你现在不要着急。我们要不要打个赌，莉娜一看见你，马上就会平静下来？我们能找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重要人物了，你一定很忙，有很多事儿。”
我客气了一番，他提到了《团结报》上面的那篇旧文章，恩佐也点点头，说他也看了。
“莉拉也看了。”他说。
“她说什么？”
“她对那张照片很满意。”
“然而，”帕斯卡莱嘟囔了一句，“他们让人觉得，你还是大学生。你应该写一封信给报纸，跟他们说你已经毕业了。”
他抱怨说，现在《团结报》给学生运动的空间很大，恩佐也表示同意。他们说的话，跟我在米兰听到的差不多，只是用词要粗糙一些。很明显，虽然我是他们的朋友，但我的照片刊登在了《团结报》上，他们想跟我谈论一个适合我的水平的问题，尤其是帕斯卡莱。也许他们说这些是为了打消他们的不安，还有我的忧虑。
我听他们说话，我马上明白，他们的关系因为政治热情而变得坚固，他们上完班经常见面，一起去参加意大利共产党员的聚会，或者其他会议。我听他们说话，有时候出于礼貌也说两句，他们也会回应我，但我没法摆脱我的担忧，莉拉总是那么坚强，但不知道被什么事情折磨崩溃了。我们去圣约翰·特杜奇奥的路上，他们好像为我感到骄傲，尤其是帕斯卡莱，我说的每个字他都在听，而且他还经常通过后视镜看我的反应。尽管他还是用那种权威的语气说话——他是城区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实际上，他希望得到我的认可，来增强自己的底气。这也是真的，获得了我的认可之后，他就跟我说，他和恩佐以及其他人要面对的党内冲突，他说，有的人就好像狗腿子——他皱着眉头，用手拍着方向盘——他们等着阿尔多·莫罗一个呼哨，就会跟随他去，而不是打破僵局，直接开始斗争。
“你是怎么想的？”他问。
“的确是这样。”我说。
“你很棒！”他用庄严的语气赞美了我，我们走上了一道脏兮兮的楼梯，“你以前很出色，现在也一样。是不是，恩佐？”
恩佐点了点头，但我明白，每上一级台阶，他对莉拉的担忧都在增加，我也感觉到同样的担忧，他觉得，说这些闲话让他很愧疚。他打开门，大声说我们回来了，然后他指着一道门，透过门上的毛玻璃，屋内透出暗淡的光。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走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