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离开的，留下的》 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我”（埃莱娜）和莉拉躁动、紧密相依的中年。
离开那张桌子时，我的思绪非常混乱。我很难相信尼诺真的在那里，在米兰的那间大厅里。看吧，他脚步沉稳，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非常热，我的手很冰凉。我们都说，经过那么长时间，能再见面真是开心啊。我知道，那天晚上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他现在站在我面前，真真切切，我非常激动，坏心情也逐渐平复。我把尼诺介绍给那个热情赞美了我的小说的评论家，我说，这是我在那不勒斯的朋友，我们是高中同学。这位评论家教授，虽然他刚才也受到了尼诺的影射和抨击，但他表现得很客气。他说，尼诺做得很好，刚才那个人的确应该那么对付，他非常热情地提到了那不勒斯，他对尼诺说话的语气，就好像尼诺是一个非常出色、值得鼓励的学生。尼诺解释说，他在米兰已经生活了多年，他在研究经济地理学，他微笑着说，他属于大学里等级最低的老师，也就是助教。他这话说得风趣，并没有他小时候身上的那种愤世嫉俗。我觉得，现在他像穿上了新盔甲，比我在上中学时迷恋的那层盔甲要轻盈一些，就好像他甩掉了那些不必要的负担，让他可以更优雅、更迅猛地出击。看到他手上没有戴婚戒，我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阿黛尔的一位女性朋友走过来，让我在一本书上签名，这是一件让我很激动的事，第一次有人要我签名。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不想错过尼诺，一小会儿也不想错过，但我也想改变一下我留给他的印象，让他觉得，我不再是那个笨手笨脚的傻姑娘。他在和那位老教授聊天——那位教授名叫塔兰塔诺——我很客气地接待我的那些读者。我想赶快签完名，但那些书很新，散发着油墨香，和我跟莉拉小时候在城区图书馆借的那些破旧难闻的书一点儿也不一样，我觉得不应该用圆珠笔匆忙地破坏这些新书。我炫耀着奥利维耶罗老师教给我的漂亮书法，写了一些精心构思的赠言，这让后面等待的几位太太很不耐烦。我在写赠言时，心跳得很快，我用眼睛瞄着尼诺，我很害怕他会离开。
尼诺没有离开。现在阿黛尔也走到了他和塔兰塔诺教授跟前，他带着敬意和阿黛尔说话，同时也很潇洒。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高中时，尼诺在学校的走廊里和加利亚尼老师说话的情景，但转眼间，他就从之前那个出色的高中生转换成了眼前这个年轻男人。我满心感慨，当时他真不该走那段弯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痛苦：伊斯基亚岛的大学生，我已婚的朋友的情人；那个迷失的男孩，藏在马尔蒂里广场上商店的厕所里；詹纳罗的父亲，但却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孩子。当然，莉拉的闯入让他迷失了自己，很明显，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段经历只是一个插曲，尽管激动人心，对他的身心产生了很大影响，但那已经结束了，尼诺重新找回了自己，这让我很高兴。我想：我应该告诉莉拉，我见到尼诺了，他现在很好。但我最终还是改了主意：不，我不能告诉她。
等我写完赠言，大厅里的人几乎都走光了。阿黛尔轻柔地拉着我的一只手，她赞扬了我，说我在介绍小说时讲得很好，在回应糟糕的发言时——她就是这么形容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的——也表现很好。她看到我否认了这一点（我很清楚，她说的不是真的），便让尼诺和塔兰塔诺作证，他们俩当然都说了我很多好话。尼诺最后甚至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你们不知道，这姑娘在上高中时就非常聪明，读过很多书，而且非常勇敢，也很漂亮。”我觉得脸上发烫，这时候，他用一种温文尔雅的语气，风趣地说起了我早年和宗教老师的冲突。阿黛尔在那里听着，时不时笑一下。她说：“在我们家，大家马上就发现了埃莱娜的品质。”然后她宣布说，她在距离那儿很近的地方定了餐馆，要我们一起去吃晚饭。我有些忧虑，尴尬地嘟哝说，我累了，肚子不饿。我想让他们明白，我和尼诺已经很长时间不见了，我希望回宾馆前能和尼诺出去走走，聊一聊。我知道，那顿晚餐是给我庆祝，为了感谢塔兰塔诺支持这本书，如果我不去的话，实在很不应该，但我无法克制我自己。阿黛尔用一种讥讽的表情看了我一眼，她说，她当然也邀请我的朋友一起去，然后就好像要补偿我做出的牺牲似的，她神秘兮兮地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不安地看着尼诺：他会接受邀请吗？他说，他不想打扰我们，他看了一下手表，最后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