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新名字的故事》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二部，描述了埃莱娜和莉拉的青年时代。在她们的人生以最快的速度急遽分化的那些年里，她们共同体验了爱、失去、困惑、挣扎、嫉妒和隐蔽的破坏。
我没有跟她说我的书里写的是什么，也没有告诉她这本书什么时候上架。我甚至没有告诉她关于我未婚夫彼得罗的情况，还有我们过两年就结婚的打算。她的生活对我的冲击太大了，我用了好几天时间才缓过神来，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现实，我彻底让我回归自己——到底是哪个自我？那本书稿有一百三十九页，加厚的纸张，我写在笔记本上的字现在被印成了铅字，这让我觉得新奇和陌生。
我一连几个小时都在重读和修订这本书。外面天气很冷，寒风从门缝、窗缝里钻了进来。我坐在厨房的桌子前，詹尼和埃莉莎也在那张桌子前学习。我母亲在我们周围忙碌，让我吃惊的是，她的动作小心翼翼，生怕搅扰了我们。
很快，我又去了米兰。这一次我去米兰，是我人生第一次坐出租车。那个秃顶编辑忙碌了一天，一直在做最后的修订。他最后对我说：“我给您叫一辆出租车。”我没法拒绝。我坐火车从米兰到了比萨，在比萨火车站，我看了看四周想：“为什么不呢，我要当一回阔太太。”我回到那不勒斯，到了加里波第广场时，我又动了这个念头。我觉得坐着出租车，舒服地坐在汽车后座上，到达我们的城区，到达我家的大门前，一个专用的司机，他会下来给我开车门，那真是很有面子。但后来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回去的，我觉得我做不到。但是，我身上应该有某种东西让我与众不同，我跟艾达打招呼，她正推着女儿在外面散步，她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走了过去，但后来她停了下来，向后退了几步，对我说：“你看起来真精神，我都没认出你来，你变成另一个人了。”
我当时很高兴，但我很快就觉得难过了。成为另一个人有什么好处？我要做之前的自己，受到莉拉、院子、失去的布娃娃、堂·阿奇勒还有一切的牵制，那是唯一可以让我真正感受到发生的事情的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很难抵御那种变化，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变化要比在比萨上大学那些年的变化还要大。在春天的时候，那本书出版了，要比我的大学毕业更加重要，它赋予了我一个新身份。我把一本新书展示给我母亲、我父亲，还有我的弟弟妹妹看，他们默默地看了一下，但没人翻阅里面的内容。他们带着一种不敢相信的微笑，就像警察局的人面对着一张假文件。我父亲说：“这是我的姓氏。”但他说这个时，并没带着很满意的语气，就好像忽然间他不是为我感到自豪，好像是发现我从他口袋里偷了钱。
过了几天时间，出现了最初的一些评论。我很不安地翻阅着这些评论，任何轻微的批评都让我很受伤。我大声地给我的家人读那些溢美之词，我父亲脸色明朗起来。埃莉莎开玩笑说：“你应该签莱农这个名字，埃莱娜难听死了。”
那些天，我母亲急忙买了一本影集，并且开始在报纸上搜集那些关于我的文章。有一天早上，她问我：
“你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她知道我男朋友的名字，但她一定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要先从这里说起。
“彼得罗·艾罗塔。”
“所以，你将来也会姓艾罗塔。”
“是的。”
“假如你将来再写一本书，封面上会写着艾罗塔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埃莱娜·格雷科这个名字。”
“我也喜欢。”她说。
但她从来都没看过我的书，我父亲也没读过，我的弟弟妹妹——佩佩、詹尼和埃莉莎都没有读过，刚开始，整个城区没有人看我写的书。有一天来了一个摄影师，他让我在小公园里待了两个小时，沿着大路，然后到了隧道口，他不停地给我拍照片。最后这些照片中的一张出现在《晨报》上，我想着可能会有人在路上拦着我，或出于好奇会读我写的东西，但是没有人看，包括阿方索、艾达、卡门、吉耀拉和米凯莱·索拉拉，米凯莱并不像他的哥哥马尔切洛那样什么书都不看。没人对我说：“你的书很好”，或者说“你的书很烂”。他们只是很热情地跟我打个招呼就走过去了。
在米兰的一家书店，我第一次遇到我的读者。我很快发现，这次见面会是阿黛尔·艾罗塔坚持要组织的，她远程负责这本书的推广，还专门从热内亚去了米兰。她经过我住的宾馆，整个下午都在陪伴着我，尽量使我平静下来。我的手一直发抖，我很难控制自己，我觉得嘴里很苦。尤其是我很生彼得罗的气，因为他在比萨忙别的事情，没有来米兰。马丽娅罗莎住在米兰的，在读者见面会之前，她赶过来见了我一面，非常热烈地祝贺了我，然后她有事不得不走了。
去书店时，我心里紧张极了。看到报告厅里全是人，我低着头进去了，我觉得自己要激动得昏过去了。阿黛尔和在场的很多人打招呼，那都是她的朋友和熟人。她坐在第一排，向我投来了鼓励的目光，她时不时地和一个坐在她身后，和她年龄相仿的太太说话。一直到那时候为止，我只在公共场所发过两次言，都是在弗朗科的强迫下，听众是他的六七个同学，他们都微笑着表示理解。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我要面对四十几张陌生的面孔，他们都是很高雅、很有文化的人，他们默默地看着我，但目光并不是很友好，大部分人不得不在那里，是因为看在艾罗塔家人的面子上。我想站起身逃走。
但这时候，仪式开始了。有一个年老的批评家——当时一位很有声望的大学老师，说了很多关于那本书的好话。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只想着我要说的话。我肚子疼，我在位子上弓着身子，整个世界都消失在一片混乱之中，我无法在我的内部找到那种恢复秩序的权威。但我还是假装很自如，轮到我说话时，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只是为了打破沉默，我做了太多手势，我太过于炫耀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古典文化知识，最后大厅里一片沉默。
我面对的这些人是怎么看待我的呢？坐在我身边的那个教授怎么评价我的发言？阿黛尔，在她柔弱的女性外表下面，是不是已经后悔支持我？当我看向她时，我马上发现我是用祈求的目光在注视着她，渴望她的认可，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羞怯。这时候，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教授用手抚摸了一下我的手臂，就好像让我平静下来，他让在场的人提问。很多人都很尴尬地盯着自己的膝盖、地板。第一个开始说话的人是一个戴着厚眼镜的男人，年纪比较大，在场的人都知道他是谁，但除了我。只是听到他的声音，阿黛尔就做了一个很不耐烦的表情。那个男人说了很久出版行业的堕落，说现在出版的东西都是考虑赚钱，而不是文学性；批评家还有报纸副刊也随波逐流、唯利是图；最后他才谈到我的书，开始用比较嘲讽的语气，然后他提到了那些比较大胆的描写，他明显用了一种带着敌意的语气。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泛泛而谈，离题万里。最后我不说话了，非常窘迫地盯着桌子。那个批评家用微笑和眼神鼓励着我，我觉得他想让我继续说。当他意识到我不愿意继续说时，干巴巴地问了一句：
“还有问题吗？”
在大厅的尽头有人举起了手。
“请讲。”
一个个子非常高的年轻人，头发很长，有些凌乱，胡子又黑又密，他用一种很鄙视的语气谈到了刚才发言的人，随口也讽刺了坐在我身边那位好心的教授。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很褊狭、很封闭的国家里，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只会抱怨，但没人能出头、能主持大局，重新建构这个国家，让一切运作起来。最后，他开始赞美我小说中的现代性。我从他的声音里认出来，那是尼诺·萨拉托雷！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