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新名字的故事》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二部，描述了埃莱娜和莉拉的青年时代。在她们的人生以最快的速度急遽分化的那些年里，她们共同体验了爱、失去、困惑、挣扎、嫉妒和隐蔽的破坏。

所有这些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带着艾达给我的地址想马上去圣约翰找莉拉，但是这时候，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有一天早上，我正心不在焉地看着彼得罗给我写的一封长信，在那封信的最下面，我看他用短短的几句话，告诉我他让他母亲看了我写的“文本”（他用的就是这个词），阿黛尔觉得这篇小说写得很好，她让人用打字机打印了出来，交给了一家米兰的出版社，很多年来，她一直在这家出版社做文学翻译，出版社很欣赏这本小说，他们打算出版。

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已经快接近中午了，我记得当时天上是一种灰蒙蒙的光。我坐在厨房桌子前面，我母亲正在那张桌子上熨衣服，她那把老熨斗在布料上有力地压过，木桌面在我的胳膊肘下面颤动。我长时间地看着那几行字。我用意大利语轻声地说，只是为了让我自己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妈妈，这封信里说，他们要出版我写的一本小说。”我母亲停了下来，把熨斗从衣服上拿开，立起来放着。

“你写了一本小说？”她用方言问我。

“我觉得是的。”

“你到底写了没有？”

“写了。”

“他们给你钱吗？”

“我不知道。”

我出去了，我跑到索拉拉的酒吧里，在那里可以打长途电话，比较方便。吉耀拉在柜台那里对着我喊道：来吧，打吧。在尝试了好几次之后，是彼得罗接的电话，但他有事儿，要马上走。他说关于那本小说的事儿，他都在信里告诉我了，他就知道那么多。

“你读了吗？”我非常激动地问他。

“是的。”

“但你没有做任何评论。”

他嘀咕了一句，说他时间很少，他要学习，有很多事儿要做。

“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

“没有别的了吗？”

“是很好。你跟我母亲谈谈吧！我是搞文献的，不是搞文学的。”

他给了我一个他父母家里的电话。

“我没办法打电话，我觉得很尴尬。”

我感觉他有一丝不耐烦，他往常都是很客气，他说：

“你写了一本小说，你现在要承担责任。”

我对于阿黛尔·艾罗塔很不了解，我总共见过她四次，我们只是礼节性地聊过几句。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富裕、有文化，好出身的母亲。艾罗塔家的人从来都不谈论自己，他们表现得好像他们在世界上的活动没什么意义，但同时他们又觉得那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只有在这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她有一份工作，她是有影响力的人物。我很不安地打电话给她，是他们家里打扫卫生的阿姨接的电话，后来阿黛尔接了电话。我们很客气地相互打了招呼，她用“您”称呼我，我也用“您”称呼她。她说出版社的人都很确信那是一本好书，就她所知，他们已经开始起草一份合同了。

“合同？”

“当然了，您已经和其他出版社有交涉吗？”

“没有。我还没再读一读我写的东西。”

“您是一气呵成写的？”她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问我。

“是的。”

“我向您保证，这本书这样就可以出版了。”

“我还需要改改。”

“您要相信我。一个逗号都不要改，文字里透露出一种真诚和自然，是那些真正的书才有的魅力。”

她又表扬了我，尽管有一种戏谑的意味。她说，据我所知，《埃涅阿斯纪》也没有经过修订。她觉得我已经练了很久写作，她问我抽屉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存货，我向她坦白说，这是我第一次写东西，她觉得很惊讶。“天分加上运气！”她感叹说。她对我说，近期出版行业忽然出现了一片空白，我的小说不仅仅被看好，简直是应运而生，他们想在春天推出这本书。

“这么早？”

“您不愿意？”

我马上说不是。

吉耀拉当时在柜台后面，她听到了我的谈话，最后她好奇地问我：

“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说，就匆匆离开了。

我在城区里转悠，感觉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幸福，我的太阳穴在跳。我给吉耀拉的回答，并不是因为我不想理她，随便应付她，我是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出人意料的通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彼得罗写给我的几句话，我打的长途电话，这一切是不是都不是真的？合同到底是什么？合同里会不会谈到钱，也会谈到权利和义务？我会不会陷入麻烦和危险？我想，几天之后，他们也许会改变主意，这本书不会被出版的。他们会重读我的小说，之前觉得写得好的人，后来会觉得这个故事很空洞，之前从来没有读过的人，看了之后也许会感觉很气愤，居然有人想着出版它。也许，所有的人都会批评阿黛尔，她自己也会改变主意，感觉到很屈辱，会把自己丢脸的事儿算到我头上，会说服她儿子离开我。我正好经过城区的那座老图书馆，我想，我有多长时间没有进去了？我走了进去，里面空荡荡的，散发着灰尘和无聊的气息。我漫不经心地在书架中间走着，用手抚摸着那些破烂的书，我没有看书的标题，也不看作者，只是用手指掠过，掠过那些纸张很旧的书，还有缠在一起的棉线、字母、油墨、书籍，纷乱的词语。我在找《小妇人》，后来我找到了。有没有可能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有没有可能是我，真的是我，命中注定完成了莉拉和我小时候一起计划的事情？再过几个月，就会有一本书出版，印的全是我写的话，线装书，书脊用胶水粘好，封面上写着我的大名：埃莱娜·格雷科。我打破了我们家族长期的文盲半文盲的状况，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姓氏现在充满了光辉。再过几年，也许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这本书也会被放到这些书架上，出现在我出生的这个城区的图书馆里，会被编号，人们会来这里借这本书，想知道那个门房的女儿到底写了什么东西。我听见了洗手间里的水声，我等着费拉罗老师的出现，我还是一个勤奋的小姑娘时，他是这里的图书管理员，长着一张消瘦、爬满皱纹的脸，头发雪白，一根根都立在脑门上，发际线很低。他会赞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他会理解我头脑里的风暴，还有太阳穴的跳动。但从厕所里出来了一个陌生人，一个胖乎乎的四十多岁的男人。

“您要借书吗？”他问我，“要快一点了，我要关门了。”

“我找费拉罗老师。”

“费拉罗退休了。”

要快点，他要关门了。

我走了。我现在要成为一个作家，但整个城区里却没一个人能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做到了！真是了不起，真是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