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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名字的故事》:第107章

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

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新名字的故事》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二部,描述了埃莱娜和莉拉的青年时代。在她们的人生以最快的速度急遽分化的那些年里,她们共同体验了爱、失去、困惑、挣扎、嫉妒和隐蔽的破坏。

不得不说,那段时间里我的压抑,还另有原因。所有人都知道,我晚上到过在骑士广场上弗朗科的房间,我和他单独去了巴黎,去了维西利亚,大家觉得我是一个轻浮的女生。我是接受了性解放思想,但我为此付出的代价真是一言难尽。弗朗科是性解放的热烈拥护者,我极力掩藏自己的传统,想在他面前表现得很开放,对他没有成见。我不能到处宣扬他像福音书一样传递给我的思想——他说那些假正经的女人是最糟糕的,那些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姑娘,宁可把屁股奉献出去,也不愿意做该做的事情;我也不能跟他们说,我在那不勒斯有一个朋友,她在十六岁就已经结婚了,在十八岁有了一个情人,怀上情人的孩子,后来回到了丈夫身边,谁知道她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总之,我觉得我和弗朗科上床,这和莉拉动荡的生活相比,简直不算什么事儿。我不得不忍受女生们含沙射影的话,还有那些男生让人作呕的调戏,以及他们停留在我丰满的胸脯上的目光,我不得不义正词严地推开那些站在我面前,公然说要取代我前男友的人,遭到我拒绝之后,那些男生会用非常粗俗的话攻击我,我不得不忍气吞声。我咬着牙向前走,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会结束!

一天下午,在圣弗莱蒂阿诺路上的一家咖啡馆,我和两个女生正要从咖啡馆出去,一个曾被我拒绝的男生,当着很多学生的面,一脸严肃地对我喊:“那不勒斯!别忘了把我落在你房间的毛衣带给我。”身后一片哄笑声,我出去了,没有接茬。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一个男生跟了上来,在上课时我已经注意到他了,他的样子很怪,既不像尼诺那种阴郁的年轻学者,也不像弗朗科那种开朗的男生。他戴着眼镜,非常害羞,身体有些笨重,走路有些八字脚。他一直跟我走到了大学,最后终于叫了我:

“格雷科。”

无论他是谁,但他知道我的名字,出于礼貌,我停了下来。那个男生做了自我介绍:彼得罗·艾罗塔。然后他说了一些语无伦次的话,说他为他的那些同伴感到脸红,他没能捍卫我,他痛恨他自己的胆怯。

“捍卫什么?”我用带着讽刺的语气说,但同时也觉得很诧异,一个像他那样的男生,弯腰驼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还有很搞笑的发型,脸上的表情一本正经,一口的学生腔,他居然觉得自己应该像我们城区的那些小伙子,像法国圣殿骑士一样捍卫我。

“捍卫你的声誉。”

“我没有好声誉。”

他嘀咕了一句什么,我觉得是夹杂着道歉的告别,他走了。

第二天我找了他,上课时我开始坐在他旁边,我们一起散步。他让我很惊讶:他像我一样已经开始准备写论文了,和我一样,他写的也是古罗马文学,但和我不同的是,他不说我的“论文”,而是我的“研究”,有一两次他甚至不小心说那是他的“书”,他正在完成一本书,在毕业之后马上就会出版的书。研究?书?他在说什么?尽管他才二十二岁,但是他的语气很庄重,他引经据典,表现得他好像在师范学院,或者别的什么大学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位。

“你真的要出版你的论文?”我觉得难以置信,有一次我问他。

他用同样不解的目光看着我说:“假如写得好,为什么不能呢?”

“所有写得好的论文都会出版吗?”

“为什么不呢。”

他在研究酒神崇拜,我研究的是《埃涅阿斯纪》的第四卷。我小声嘀咕了一句:

“可能酒神要比狄多女王有意思。”

“假如你知道怎么研究的话,所有主题都有意思。”

我们从来都不谈论日常生活的事情,也没有谈到美国人可能会把核武器交到联邦德国手里,我们也没有谈论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谁更好的问题。我们没有谈论任何之前我习惯和弗朗科谈论的那些事情,我们只谈论古罗马文学和希腊文学。彼得罗的记忆力惊人:他能把不同文本里的东西信手拈来,就好像这些作品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但他从来都不会卖弄学问,也不会表现得很自负,我们在一起交谈,就好像是两个学习古罗马文学人在随便交流。我越和他来往,就越发现他非常出色。我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像他那么出色,因为在那些我小心翼翼,担心说错丢脸的领域,他却从容自如,表现得深思熟虑,从来都不会信口胡说。

我和他出去走了两三次,经过意大利路,或者从教堂走到公墓,我看到自己的处境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一天早上,一个我认识的女生用一种夹杂着愤恨和嫉妒的语气对我说:

“你对那些男生都做了些什么?你居然征服了艾罗塔的儿子。”

我根本不知道彼得罗的父亲是谁,但是我所有的同学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带着敬意,于是我又开始被邀请参加聚会,或者去馆子聚餐。我甚至怀疑,他们邀请我是为了让我也叫上彼得罗,因为他通常都一个人独来独往,忙自己的事情,对集体活动毫无热情。我向周围的人打听,才渐渐明白了我的新朋友的父亲是什么样的权威人物——他在热内亚大学教授古希腊文学,也是一个社会党的要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在彼得罗的面前,我变得不再那么活跃,因为我害怕自己会说错话,或者过去已经说错话了。当他继续说着自己的论文(论著)的时候,我担心会因为说错话而丢脸,我越来越少说到我的论文。

一个星期天,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宿舍来找我,想让我和他家人吃饭。他说他父亲、母亲还有姐姐会来大学找他。我马上变得非常不安起来,我想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我想:在他们面前,我也许会说错虚拟式,我也许会笨手笨脚,他们都是阔人,会有一辆大汽车,还有私人司机。我会说什么呢?我一定会呆若木鸡。但一看到他们,我就平静下来了。艾罗塔教授中等身材,他穿了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衣服,脸很宽,满脸疲惫,戴着一副大眼镜,当他摘掉帽子时,我看到他的头顶已经全秃了。他的妻子阿黛尔是一个很瘦的女人,不是很漂亮,但很优雅精致,服饰一点儿也不夸张。他们的汽车和索拉拉兄弟买跑车之前开的那辆“菲亚特1100”一模一样,我发现,车子不是司机从热内亚一路开过来的,而是马丽娅罗莎——彼得罗的姐姐开过来的,她很漂亮,眼睛看起来很聪慧,她马上拥抱了我,亲了我的脸颊,就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你一直从热内亚开到这里?”我问她。

“是的,我喜欢开车。”

“驾照很难考吗?”

“一点儿也不难。”

她二十四岁,已经在米兰大学教授艺术史了,她研究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科。她知道关于我的所有事情,也就是说,她弟弟知道的事儿——我的研究兴趣,她知道,艾罗塔教授和他的妻子阿黛尔当然也知道。

我和他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早上,他们让我感到很自在。他们和彼得罗不同,我和他父亲、母亲还有姐姐谈论的内容非常广泛。我们在他们住的宾馆餐厅里吃午饭,艾罗塔教授和他的女儿,就一些政治问题进行了调侃和辩论,这些问题我从帕斯卡莱、尼诺,还有弗朗科那里听说过,但我实际上了解得很少,对有些事情甚至一无所知。他们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你们落入了阶级合作主义的陷阱,你们把这称之为‘陷阱’,我把这叫做‘调解’;这种调解只对天主教民主党人有束缚;中左派的政治很复杂,假如你们觉得它太复杂,可以回来继续做社会党;国家陷入了核危机,迫切地需要改革;你们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你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会怎么做?革命,革命,还是革命!革命可以把意大利带出中世纪。要不是我们社会党的执政,学生如果在学校里谈论性的问题,可能会被关起来,那些在街上发和平主义传单的人也可能会被关起来;想想看,你们怎么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的;我们是一贯反战的,反对所有形式的帝国主义;你们和天主教民主党党争,你们还能抗美吗?”

他们快言快语地说着这些话,兴致勃勃地辩论,这可能是他们一直以来养成的习惯。在这对父女身上,我看到了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我永远都不可能有的体验。这种体验是什么呢?我一时也无法具体地说出来,那也许是一种因训练而得来的能力,让世界上的事情成为自己私事的能力;而我,也就是在考试中才能炫耀一下自己知道的信息,我总能考到一个好成绩,但这根本算不上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思维模式才是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把每件事情都缩小为个体的战争,还有自我的表现。马丽娅罗莎很友好,她父亲也一样;他们俩讲话都很严谨,一点都没有加利亚尼的儿子——阿尔曼多或者是尼诺身上的那种言过其实;而且,他们在谈论政治问题时,语气里充满了热情,而我在其他场合听人们谈论政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那些谈话冷冰冰的,只是为了炫耀,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剑,没有前后联系地谈起了对越南北部的轰炸,这个大学那个大学的学生运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成千上万个反帝国主义策源地。女儿好像比父亲更了解情况,马丽娅罗莎知道的事儿可真多,她说话的时候好像总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来,艾罗塔用一种责怪的眼神看了看他的妻子,阿黛尔对女儿说:

“你是唯一一个没有选甜食的人。”

“我要一份巧克力蛋糕。”她马上停止了长篇大论,做了一个可爱的鬼脸。

我用崇拜的目光看着她,她会开车,她生活在米兰,在大学教书,她毫不羞怯地和父亲进行争论。我呢?我害怕得不敢开口,同时我又为我的沉默感到羞愧。我后来忍不住大声地说了一句:

“在广岛和长崎事件之后,美国人应该作为反人类罪犯,被送上军事法庭。”

一阵沉默。全家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马丽娅罗莎说我说得好,然后伸过手来握了握我的手。我倍受鼓舞,就接着说了一些我道听途说的事情。我谈到了计划经济、社会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波折,谈到革命、非洲、亚洲、幼儿园、皮亚杰、新资本主义、法官和警察的纵容,国家机构里残留的法西斯分子。我说得乱七八糟,毫无头绪。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忘记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感觉到我周围的气氛很友好,大家都很赞同我的话,我很高兴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很有面子。尤其让我高兴的是,这个可爱的家庭中,没有任何人问我,就像通常人们会问的:我从哪里来,我父亲做什么,我母亲做什么。我就是我,我是我,家庭是家庭。

整个下午我都和他们聊天。黄昏的时候,我们在吃饭之前一起散步,每走几步,艾罗塔教授就会遇到一个他认识的人,他们会停下来,热情地和对方打招呼,他们还遇到了两个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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