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新名字的故事》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二部，描述了埃莱娜和莉拉的青年时代。在她们的人生以最快的速度急遽分化的那些年里，她们共同体验了爱、失去、困惑、挣扎、嫉妒和隐蔽的破坏。
因为考试的缘故，我没有再去找安东尼奥。正好是那段时间，有两件事情就碰巧一起发生了。安东尼奥来找我，他看起来好了很多，他对我说他接受了一份工作，是给索拉拉兄弟做事。我一点也不喜欢他说的那些话，我觉得那是他疾病的另一种体现。按理说，他最该痛恨索拉拉兄弟！为了保卫妹妹，他从小和他们打架；他、帕斯卡莱还有恩佐曾经联合起来，狠狠揍了马尔切洛和米凯莱一顿，还把他们的那辆“菲亚特1100”汽车砸了。尤其是，他离开了我是因为我去找马尔切洛帮忙，想让他不用参军。为什么现在他却要这么卑躬屈膝？他想给我解释，但说得很混乱。他说在当兵时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士兵应该服从任何比他级别高的人。他说有秩序要比没有秩序好。他说他学会了如何偷偷跑到一个人身后，把他杀掉，而这个人根本就不会察觉他的到来。我明白了，他这样做和他生病有一定的关系，但最大的问题是——贫困。他去了索拉拉的酒吧，想找份工作。马尔切洛自然不会放过凌辱和刁难他的机会，然后说每个月给他一些钱——他是这么说的——但没有说明要他具体做什么，只是说让他听候指示。
“听候指示？”
“是的。”
“听候指示做什么？”
“我不知道。”
“算了吧，安东！不要跟他们搅在一起。”
但是他没有算了。因为这份工作，他最后甚至和帕斯卡莱、恩佐吵了起来。恩佐退伍了，他比之前更加沉默，更加不容置辩。病不病的，他们可不管，他们没办法原谅安东尼奥的选择，尤其是帕斯卡莱，尽管他已经和艾达订婚了。帕斯卡莱开始威胁安东尼奥说，尽管安东尼奥是他大舅子，但他再也不想看见他。
我从这些麻烦里抽身而出，把精力都集中在了高考上，我不分昼夜地学习。有时候天气太热了，实在让人受不了，我才会暂时放下功课，回忆前一年夏天的事情，尤其是七月的那几天——皮诺奇娅离开之前，我、莉拉还有尼诺三人的快乐时光——或者说我觉得是快乐的时光。但很快，我就驱散了那些回忆、那时的情景还有说过的话，我不能分神。
这场考试对我的人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写了一篇作文，是关于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诗歌中的“自然”，我在文中加入了一些我背诵过的句子， ；还有在意大利文学史课本中学到的优美词句。尤其是拉丁语和希腊语考试，我表现优异，我交卷的时候，我的那些同学，包括阿方索才开始做题。我成功地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尤其是一位年纪很大、非常消瘦的女老师，她穿着一套粉红色的套裙，头发是天蓝色的，像刚从理发店里出来，她对我微笑了好几次。真正的好运还是发生在口试的时候。所有的老师都表扬了我，我尤其获得了那个染着蓝色头发的女老师的认可。我的陈述深深打动了她，不仅仅是我说的内容，还包括我陈述的方式，都深深打动了她。
“您写得很好。”她的口音很陌生，但我知道，那是距离那不勒斯很远的地方的口音。
“谢谢。”
“您真的以为，任何事情都无法永恒，包括诗歌？”
“莱奥帕尔迪是这么想的。”
“您确信？”
“是的。”
“您是怎么想的？”
“我想，所有美的东西也是一种欺骗。”
“就像莱奥帕尔迪笔下的花园？”
我根本就没有读过莱奥帕尔迪的花园，但我回答说：
“是的，就像一片晴朗的海面，一抹夕阳，或者夜晚的天空，都是对恐怖的一种掩盖，假如去掉掩盖在表面的东西，剩下的就只有恐惧。”
我感觉文思如泉涌，我说得很自然，但实际上，那都不是临场发挥，我只是把我在笔试中写的东西又讲了一遍。
“您将来上大学，想上哪个专业？”
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学的专业，我对此知之甚少，那些词汇对我来说很陌生。我只能回避这个问题，我说：
“我会去参加应聘。”
“您不去上大学了？”
我的脸变得滚烫，就好像我无法掩盖某个错误。
“不去。”
“您需要工作？”
“是的。”
然后我就出去了，我回到了阿方索还有其他同学身边。过了一会儿，那位老师来到了走廊里，走到了我跟前，跟我谈了很久，关于比萨的一个学院。她说假如我参加一个像刚才那样的考试，我就可以去上大学，不要钱。
“假如您过两天来这里，我会给您说明所有要准备的资料。”
我听她说话，就像在听一件永远不可能和我真正有关的事情。两天之后，我回到了学校，只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去的话，老师会生气，会给我一个不怎么样的分数。让我震惊的是，她给了我很多非常详细的信息，还帮我填写了一张表格。我后来再也没见到过她，我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然而我对她满怀感激。她一直都用“您”来称呼我，后来还很自然、很亲切地拥抱了我。
考试结束了，我通过了考试，平均每门九分。阿方索也考得不错，平均每门七分。在永远离开那所中学，在毫无遗憾地离开那栋灰色的、破破烂烂的建筑之前，在我的眼里，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尼诺也在那里上过课。我看见了加利亚尼老师，过去和她打招呼。她恭喜我得到了那么优异的成绩，但她的语气里没有热情，也没有给我推荐夏季要读的书，更没有问我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之后会干什么。她冷淡的语气让我有些生气，我以为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化解了呢。问题在哪里？以前是尼诺离开了她的女儿，再也没有出现，她就觉得我和尼诺一样不可靠、不正经，都是不可信赖的人？我已经习惯于讨得所有人的喜欢，别人对我的喜欢，对我来说是一层亮闪闪的盔甲。
加利亚尼老师不再关注我，这让我觉得很难过，这也促使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起我的决定（假如不能和加利亚尼老师说，那我还能和谁说呢？）——我申请了比萨高等师范学院。我开始努力地赚钱，因为之前我给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上了一年的课，他们对我的工作很满意，说我教得很好，我的名声便传了出去，整个八月我每天都很忙。我收了好几个学生，他们都要补课：拉丁语、希腊语、历史、哲学甚至是数学。在八月结束的时候，我发现我赚了很多钱，算起来有七万七千里拉。我把五万里拉给了我母亲，她的反应非常夸张，几乎是一把把那些钱从我的手上抓了过去，藏在了文胸里，就好像我们不是在自家厨房，而是在大街上，她担心那些钱会被抢走。我留了两万里拉给自己，我把这些钱藏了起来。
出发去比萨的前一天，我才对我的家人说我要去比萨参加考试。“假如他们录取我的话，”我宣布说，“那我就去上学，不用花家里一分钱。”我是用意大利语说的，说得很坚定，就好像说方言会让这些话变得没有分量，就好像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妹妹不应该也不能明白我正在做什么。实际上他们听我说这些，显得很不自在，我觉得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不是我了，是一个在不合适的时候来家里做客的外人。最后我父亲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但是你要记住，我们没办法帮助你。”然后，他就去睡觉了。我的小妹妹问能不能和我一起去。我母亲什么都没有说，但在离开前，她在桌子上给我放了五千里拉。我盯着那些钱，看了很长时间，我没有碰那些钱，就好像我要拿着这些钱去挥霍，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最后，我还是突破了自己的心理屏障，我想：这是我挣的钱！我把钱收下了。
我是第一次离开那不勒斯，离开坎帕尼亚大区。我发现我害怕所有东西：我害怕坐错火车；害怕尿急但找不到厕所；担心如果天黑了，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会迷路，担心会被偷。和我母亲一样，我把所有钱都放在文胸里了，有好几个小时，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同时我又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自由。
我觉得一切都好起来了——除了考试，那位染着天蓝色头发的老师没告诉我，这次考试要比高中毕业考试难，尤其是拉丁语，对于我来说简直太难了，但那只是冰山一角：每一场考试对于我的才能都是一种残酷的考验。我开始拖泥带水、结结巴巴，我常常假装我知道答案，但就是说不出来。语文老师对我的态度很糟糕，就好像我的声音也会让他厌烦，他说：“这位小姐，您在写议论文的时候，根本不是在议论，而是在信口开河；我看到您非常大胆地谈及了一些问题，但根本无视文章该有的结构。”我觉得很沮丧，信心尽失，那位老师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满脸讥讽地看着我，他让我谈一谈最近我读的书。我想象他当时说的是某个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但我当时没有明白，我紧紧抓住了掠过我脑子的东西——只有在琪塔拉海滩上读的塞缪尔·贝克特的丹·鲁尼，我开始谈了起来，那个盲人丹·鲁尼尽管已经瞎了，但他还想成为聋子和哑巴……老师嘲讽的表情，渐渐变得不安和惶惑起来，他很快就打断了我，把我交给了历史老师。情况并没有好转。历史老师问了我一系列问题，都非常详尽。到最后，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像那时候那样无知，甚至在我学习最差、考试成绩最糟糕的那些年，我的处境也没有那么窘迫。我能回答所有问题，但都是用一种非常笼统的方式。一旦他问我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我就会回答不上来。最后他满脸嫌弃地问我：“除了简单的学校课本之外，你从来都没有读过别的书吗？”
我回答说：
“我研究了民族国家的概念。”
“你记不记得书的作者？”
“费德里克·查波德。”
“我们听听你看懂了多少。”
他仔细地听我讲了几分钟，忽然间就让我停了下来，让我感觉到自己说了很多蠢话。
我哭了很长时间，觉得因为轻率，我亲手丢掉了自己的前途。然后我想：我这么绝望是很愚蠢的，我知道自己从来都不是真的出色。莉拉才是真的出色，尼诺也是真的出色。我只是虚荣而已，现在好了，我受到了惩罚。
但实际上，后来我通过了考试。我将会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一张自己的床，不用晚上搭起来，早上又拆掉，还有一张写字台和所有我需要的书籍。我——埃莱娜·格雷科，一个门房的女儿，在十九岁的时候，终于要摆脱这个城区了，我要离开那不勒斯了，一个人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