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新名字的故事》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二部,描述了埃莱娜和莉拉的青年时代。在她们的人生以最快的速度急遽分化的那些年里,她们共同体验了爱、失去、困惑、挣扎、嫉妒和隐蔽的破坏。
我们告别了内拉,带着我的东西向海滩方向走去。一路上,莉拉都在很轻快地开我的玩笑。“你太狡猾了,”她说,“你让我来伊斯基亚岛,是因为尼诺在这里,赶快承认吧。”我不承认,拒绝谈这个问题。这时候,皮诺奇娅和她嫂子联合起来,用一种更严肃的语气说我让她长途跋涉,辛辛苦苦一直走到巴拉诺,只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她怀孕了。从这时候开始,我更加肯定地否认了这一点,我甚至威胁她们说,假如她们在萨拉托雷一家人面前说出类似这样的话,我会坐上当晚的船回那不勒斯。
在海滩上,我马上就看到了他们一家人。和几年前一样,他们还是在同一个地点,他们的太阳伞也还是一样,同样的泳衣、提包,就连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姿势也一样:多纳托在黑色的沙子里躺着,肚子露在外面,用胳膊拐支撑着身体,他妻子莉迪亚坐在一张毛巾上,在看一份周刊。最让我失望的是,在太阳伞下面看不到尼诺。我马上在水里找他,我看见水里有一个黑点儿,在起伏的海面上,有时出现,有时消失,我希望那个黑点就是他。最后我高喊在海滩上玩耍的皮诺、克莱利亚和西罗的名字,宣布我的出现。
西罗长大了,他没有认出我来,只是有些迷惘地微笑着。皮诺和克莱利亚非常热情地朝我跑了过来,他们的父母都好奇地朝我看过来。莉迪亚马上站了起来,喊着我的名字,挥手和我打招呼。萨拉托雷向我跑了过来,张开双臂,脸上带着一个欢迎的微笑,我躲过了他的拥抱,只是对他说,您好,一切都好吧?他们对我都很客气,我介绍了莉拉和皮诺奇娅,我提到了她们的父母、丈夫分别是谁。多纳托马上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她们身上,彬彬有礼地称她们为卡拉奇太太、赛鲁罗太太,他提起了她们小时候的事情,又老生常谈、絮絮叨叨地说时间过得太快。我和莉迪亚聊了起来,我非常关心地问了几个孩子,尤其是玛丽莎的情况。看得出来,皮诺、克莱利亚和西罗现在很棒。他们围了过来,准备把我拉入他们的游戏。我问起玛丽莎的情况,莉迪亚说她留在了那不勒斯,在她叔叔家住着,她九月要补考四门功课,所以现在要补课。“她真是活该!”莉迪亚忽然说,“她整个学期没有好好学习,现在该吃吃苦了。”
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我心里已经排除了玛丽莎正在吃苦的可能:她可能整个夏天都会和阿方索在马尔蒂里广场的商店里度过,我为她感到高兴。我注意到莉迪亚变宽的脸上,眼睛里,瘪瘪的乳房,沉重的肚子上,都带着痛苦的痕迹。在我们聊天的整个过程中,她都用惊恐的目光不时看看她丈夫,多纳托现在在莉拉和皮诺奇娅面前表现得很幽默,很招人喜欢。莉迪亚不再关注我,她一直盯着多纳托看,因为他要陪着她们俩去游泳,他答应莉拉说要教会她游泳。“我教会了我的每个孩子游泳,”我听见他说,“我也会教会你的。”
我从来都没有打听尼诺的事情,莉迪亚自己也从来没有提到过他。那个在波光闪闪的蓝色大海里起伏的黑点没有继续游得更远,而是改变了方向,朝岸边游来,那个黑点越来越大,开始从白色水花中露出了他的面目。
“是的,就是他。”我非常紧张地想。
尼诺从水里出来之后,满脸好奇地看着他父亲用一只手让莉拉浮起来,用另一只手向她展示应该怎么游。当他看到我的时候,脸上竟然是怒气。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问。
“我在这里度假。”我回答说,“我过来和内拉太太打个招呼。”他用一种很恼火的目光,朝着他父亲和两个姑娘的方向看了一眼,问:
“那不是莉娜吗?”
“是的,另一个是她的小姑子皮诺奇娅,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他用毛巾仔细地擦了擦头发,开始盯着水里的三个人看。我有些迫不及待地告诉他说,我们要在伊斯基亚岛待到八月末,我们住的地方距离弗里奥不是很远,莉拉的母亲也来了,莉拉和皮诺奇娅的丈夫会在星期天来岛上。在我说话的时候,他好像都没在听,但我还是全盘托出,当着莉迪亚的面,我说我周末都没事可做。
“我们保持联系,”他说,然后对他母亲说,“我得走了。”
“这么快就走?”
“我有事情。”
“埃莱娜在这儿呢。”
尼诺看了我一眼,就好像那时候才发现我在那里。他在挂在太阳伞下的衬衣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了一支铅笔和一个笔记本,在上面写了些什么,然后撕下那张纸递给了我。
“我住在这个地方。”他说。
他就像电影演员一样潇洒、利落。我接过那个纸条,仿佛那是一件圣物。
“你吃点儿东西再走。”他母亲恳求他。
他没有回答。
“你至少跟你爸爸打个招呼。”
他把毛巾围在腰上,换了游泳裤,就离开了沙滩,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