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新名字的故事》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二部，描述了埃莱娜和莉拉的青年时代。在她们的人生以最快的速度急遽分化的那些年里，她们共同体验了爱、失去、困惑、挣扎、嫉妒和隐蔽的破坏。
那些书很沉。我非常激动地回到家里，我发现那些书不是旧书，以前奥利维耶罗老师给我找的书都是二手书，通常都散发着难闻的味道，但莉拉给我的书是新书，散发着墨香，在这些书中间还有一些词典：“津加雷利”、“罗西”和“卡龙奇—乔尔乔斯”，那都是老师从来没能搞到的。
通常无论我发生什么事情，我的母亲总是会说一些鄙夷的话，但这次她看到我打开那些书的包装，忽然哭了起来。她的这种反常表现让我很惊异，也有些惊恐，我马上跑到她跟前，用手抚摸着她的胳膊。也很难说清楚是什么打动了她：也许是因为肉食店老板娘的慷慨，也许是因为在贫穷面前，她的无能为力，我不知道。她很快平静下来了，嘀咕了几句我没听清楚的话，然后就去忙她的了。
在我和几个弟弟住的那个小房间里，我有一张拼起来的小桌子，上面有很多虫洞，通常我就在那张桌子前写作业。我把所有的书都放在桌子上，看着它们整齐地靠墙排列着，我顿时充满了能量。
时光飞驰而去，我把暑假时加利亚尼老师借给我的书还了回去，她又借给了我其他书，这些书更加难懂。我每个星期天都非常专注地读这些书，但我看不太懂，我一行一行地看，翻页，但那些很长的复句让我很烦，我摸不透那些文字的意思。高二的一整年，我都是一边学习，一边读这些很难懂的书，我觉得辛苦，但很满意，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有一天，加利亚尼老师问我：
“格雷科，你在读什么报纸？”
这个问题让我非常尴尬，就像那次在莉拉地婚礼上我和尼诺谈话时的感觉。加利亚尼老师想当然地认为，我在家里也会读报，但在我生活的环境里，读报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怎么才能告诉她，我父亲从来不买报纸，我从来都没读过报纸？我觉得我开不了口，我拼命地回想，帕斯卡莱作为一个共产党，他在读什么报纸，但我什么也没想起来。这时候，我想起了多纳托·萨拉托雷在伊斯基亚岛的沙滩上读的报纸，我想起来他给《罗马报》写文章，于是我回答说：
“我读《罗马报》。”
老师脸上露出带着些讽刺的微笑，从那天开始，她把自己看过的报纸给我看。她会买两份报纸，有时候会买三份，在放学的时候，她会给我一份。我对她表示感谢，回家的路上，我感到格外沉重，这对我来说是又多了一份家庭作业。
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把报纸随手放在家里，打算做完作业再看，但到了晚上，我发现报纸消失了，我父亲已经把报纸据为己有，他在床上，或者在厕所里读那些报纸。于是我改变了“策略”，把报纸藏在课本中间，只有在晚上大家都睡着时才拿出来。有时候老师给我的是《团结报》，有时候是《晨报》或《晚邮报》，但是我觉得这三份报纸对我来说都很难懂，那就像看系列漫画书，从中间捡起来一本看，却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一个专栏一个专栏地翻阅，不是出于个人兴趣，而是出于义务，就像学校里的功课一样，我希望我今天看不懂的地方，如果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看懂。
那段时间我和莉拉见面的次数很少。有时候放学之后，我马上跑回家做完作业，然后去新肉食店找她。我肚子很饿，她知道这一点，就马上给我做一个里面夹着很多肉食和奶酪的三明治。我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我会用标准意大利语说一些我从书中或者从加利亚尼老师的报纸上看来的句子。我记得我说了在纳粹集中营里发生的那些残酷的事，还有现在人们本可以做的事情，我还提到了核战争对人类和平的威胁，总而言之就是：我们通过自己发明的工具来驯服自然，现在我们的工具变得比自然更加可怕；还说到了我们需要一种文明，来和人类的痛苦做斗争，我们要消除人类所遭的罪；我也提到了宗教会从人的意识里消失，我们会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没有阶级差别，人们对于社会和生活都会有一个比较科学、理性的认识。我跟她说了很多很多，一方面是因为我要向她展示，我的每门功课都有考八分的希望，另一方面，我好像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才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她能反驳我，这样我们就可以像以前那样进行讨论。但她几乎什么都没说，有时候表现得有些尴尬，好像听不明白我说的话。或者她说几句，最后以这样的表达结束——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她开始谈到了堂·阿奇勒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还有索拉拉家的钱，有时候是当着卡门的面说这些，卡门也很快表示认同。但一有顾客进来买东西，她马上就不说了，变得非常客气，非常殷勤，马上切东西称重，收钱。
有一次她看着打开的抽屉，盯着里面的钱看，心情看起来很坏。她说：
“这些钱都是我和卡门辛辛苦苦赚的，但这里面的所有钱都不是我的，莱农，这些钱是斯特凡诺的钱赚的。斯特凡诺的钱是他父亲攒的，没有堂·阿奇勒通过黑市、放高利贷赚来的钱——那些藏在床垫下面的钱，今天就没有这家店，也没有鞋作坊。不仅如此，斯特凡诺、里诺还有我父亲，假如没有索拉拉家的关系和他们借的钱，他们会一双鞋子也卖不出去的。索拉拉家也是放高利贷的。我现在的处境显而易见，是吧？”
她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不明白她说这些话有什么用。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对她说，我提起了当时她和斯特凡诺订婚时，我们得出的结论，“你说的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和那些人不一样。”
这些话原本是她说的，但她现在不是很肯定。她对我说，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她是用方言说的：
“我不喜欢我曾经做过的事情，我也不喜欢我正在做的事儿。”
我想她可能又开始和帕斯卡莱来往，因为他一直都是这种观点。我想他们之间的友谊越来越坚实，因为帕斯卡莱现在和艾达订婚了，艾达是老肉食店的售货员，帕斯卡莱是卡门的哥哥，而卡门现在和她在经营新的肉食店。离开肉食店的时候我很不开心，我非常吃力地抑制着自己小时候就有的一种情结，那种感觉很痛苦——当时莉拉和卡门成了朋友，她们开始排挤我。我学习到很晚才平静下来。
有一天夜里我在读《晨报》，因为太累了，我的眼睛都要闭上了，忽然间我像遭到电击一样醒了过来，因为我看到了一篇没有署名的短评，谈论的正是马尔蒂里广场上的鞋店，文章赞美了我和莉拉一起制作的画板，这简直让我无法相信。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有几行字我现在还记着：在马尔蒂里广场上的一家鞋店里，有一幅照片和色彩混合的创意之作，遗憾的是，经营鞋店的两位姑娘不愿向我透露创作这幅作品的艺术家的名字。但无论如何，他都堪称具有先锋意识的艺术家，他通过一种天神般无邪而独特的力量，通过图像揭示了一种极度内在、强烈的悲伤，非常有表现力。除此之外，还用很多溢美之词，颂扬了整个鞋店，说这是那不勒斯的企业近些年活力四射的重要表现。
我彻夜未眠。
第二天放学之后我马上跑去找莉拉。商店是空的，卡门回家去照顾她妈妈了，朱塞平娜生病了，莉拉正在和一个乡下的供货商通电话，说他没把水牛奶酪或者鲜奶酪送过来，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听见她在大喊大叫，还说了很多脏话，这让我非常震惊。我在想，电话的另一头可能是一个年老的男人，他可能会生气，可能会让他儿子来报复。我想，为什么她要那么夸张。她打完电话之后，充满鄙夷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解释说：
“假如我不这样说的话，他们不会听我的。”
我给她看报纸，她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说：“我已经看过了。”她跟我解释说那是米凯莱·索拉拉的主意，他和往常一样，做事从不和任何人商量。“你看。”她说着走到收银台，拉开了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些剪报递给我。那些文章也是在谈论马尔蒂里广场上的商店。有一篇刊登在《罗马报》上的短文，作者不遗余力地颂扬了索拉拉兄弟，但是对于画板却只字不提。另外有一篇文章，发表在《那不勒斯晚报》上，整整三栏，把那家商店吹嘘得像皇宫一样，文章用一种非常浮夸的书面语描写了商店的环境，赞美了里面的装修，奢华的灯饰，尤其是里面的鞋子，还赞美了两位优雅、温柔又客气的少女，也就是说吉耀拉·斯帕纽洛小姐和朱塞平娜·卡拉奇小姐，两个正值花样年华的美少女在经营着这家在我们的城市蒸蒸日上的商店。到文章的最后才提到了那幅画，但说得不多，还把那幅画描述成：一幅粗俗之作，是这一优雅奢华环境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你看到下面的署名了吗？”莉拉用一种玩笑的语气问我。
《罗马报》上的文章署名是缩写的D.S，《那不勒斯晚报》文章后面的署名是多纳托·萨拉托雷——尼诺的父亲。
“是的。”
“你有什么看法？”
“我能说什么呢？”
“你应该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她笑了起来，但一点儿也不开心。她向我解释说，现在“赛鲁罗”鞋子和索拉拉的鞋店越来越红火，米凯莱决定要扩大影响，他四处送礼，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城市的报纸都在说索拉拉鞋店的好话。广告，这些都是付钱的广告，读了也没意思。她对我说，这些文章里没有一句真话。
这让我很难过，我觉得她不应该贬低这些报纸，我那么辛苦地在读这些报纸，甚至牺牲了睡眠。我也不喜欢她强调尼诺和这两篇文章作者的关系，把尼诺和他父亲——一个写出浮华、虚假文章的人联系起来，有这个必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