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新名字的故事》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二部，描述了埃莱娜和莉拉的青年时代。在她们的人生以最快的速度急遽分化的那些年里，她们共同体验了爱、失去、困惑、挣扎、嫉妒和隐蔽的破坏。
莉拉对我说的这些事情，我一个字都没有对安东尼奥透露，我避免和他见面，我对他说我有很多作业要写，有很多功课要准备，因为老师要提问。
这并不是借口，学校确实是个地狱。教育局给校长施压，校长压榨老师，老师压榨学生，学生们互相折磨。老师留很多很多作业，我们之中大部分人都承受不了，但很多人都对隔天上课很满意。少数人则相反，他们因为教学楼失修漏雨而恼怒，因为学校不能正常上课而愤愤不平，希望马上能恢复秩序。这一小部分人里，为首的便是尼诺·萨拉托雷，正是他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
我看见他和加利亚尼老师在走廊上说话，我从他们身旁经过，希望老师可以叫住我，可惜她从来都没有叫我。我还希望尼诺转过身来对我说句话，但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我感到很狼狈。我现在的成绩没有以前好了，我想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失去了之前赢得的关注。另一方面，我非常苦闷，但我能指望什么呢？如果加利亚尼老师和尼诺问我，关于那些不能上课的教室，还有那么多作业的事，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意识到，其实我根本没什么思想，也没有自己的观点。有一天早上，尼诺忽然出现在我面前，他把一张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纸摊在我面前，直截了当地问：
“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我的心忽然跳得很快，只是问了一句：
“现在吗？”
“不着急，放学时给我吧。”
我克制住内心的冲动，跑进卫生间里，非常激动地看完了那篇文章。这张纸上全是数字，谈论着一些我完全不懂的东西：城市规划、学校建设、意大利宪法的基本条文。唯一一件我明白的事情就是我所知道的：尼诺要求学生马上恢复正常上课。
我一进入到教室里，就把这张纸传给阿方索看。
“别搞那些了，”他看都没看就建议我说，“咱们这学年快结束了，只剩最后几次课堂考试，那会给你惹麻烦的。”
可我就像疯了一样，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喉头发哽。在学校里，没有任何一个学生像尼诺那样敢于冒险，他不害怕老师，也不害怕校长，他不仅仅每门科目的成绩是最好的，还知道老师在课上从没讲过的东西——是其他学生，即便是优秀的学生也不知道的那些事情。他有个性，长得又帅。我觉得每分每秒都是煎熬，我想快点儿把这张纸还给他，夸赞他，告诉他我认同他所有观点，我愿意支持他。
在楼梯上，在拥挤的学生中，在路上，我都没有找到他。他随着最后一拨人走了出来，比平时更加闷闷不乐。我兴高采烈地向他走去，挥舞着手里的纸，我有些迷乱，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地跟他说了很多，都是很夸张的话。他皱着眉头站在那里听我说，然后他拿过我手里的纸，揉成一团丢开了。
“加利亚尼老师说这篇文章不行。”他嘟囔着说。
我有点不明白：
“是哪儿不好了？”
他做了一个不高兴的表情，又做了个手势，意思是别管它了，那不值一提。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他说得有些勉强，他突然弯下腰，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在伊斯基亚的那个吻之后，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接触，甚至连手都没有握过，这种告别方式对于他来说很不正常，更让我目瞪口呆。他没有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走，也没有跟我说再见，一切就这样结束了。我呆若木鸡，没有力气，也说不出话来，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远。
这时候接连发生了两件不愉快的事。第一件事是突然从胡同里走出来一个女孩，明显比我小，顶多十五岁，她清纯美丽，给我的印象很深：她体态匀称，长长的黑发垂在背后，一举一动都优雅得体，她身上穿的每件春装都是精心搭配的。她跑到尼诺跟前，尼诺把一只胳膊放在她的肩膀上，她仰起脸来把嘴唇给他，他们接吻了，那个吻跟之前尼诺给我的吻全然不同。第二件事，是这时候我还发现安东尼奥就在角落里安静地看着我，他本应该在上班，但他却跑来接我。不知道他已经在那儿站了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