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新名字的故事》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二部，描述了埃莱娜和莉拉的青年时代。在她们的人生以最快的速度急遽分化的那些年里，她们共同体验了爱、失去、困惑、挣扎、嫉妒和隐蔽的破坏。
莉拉走在通往她婆婆家的楼梯上，我摘下了她的眼镜，揭开了她的丝巾，她就是那副样子——眼睛周围的皮肤有些泛黄，下嘴唇上有一块紫色的淤痕，还带着血丝。
她对亲戚和朋友说，在一个明媚的早晨，她和丈夫乘着小船去发黄的峭壁下的沙滩，撞在了阿马尔菲海滩的礁石上才弄成这样的。在她哥哥和皮诺奇娅的订婚宴会上，在说这谎言的时候，她用了一种嘲讽的语气，所有人都面带嘲讽地相信了她，尤其是女人，她们总是很清楚：当男人爱她们的时候该说什么，当男人想打她们的时候又该说些什么。再说，整个城区的所有人，特别是女人，都觉得她早就该被修理修理了。所以她脸上的伤并没有激起人们对斯特凡诺的谴责，周围的人反而对他又增添了一份仰慕和敬意，觉得他知道怎样做个男人。
看到莉拉这狼狈不堪的样子，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我抱住了她。她告诉我，她没有来找我是因为不想让我看到她这副样子，我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她的蜜月旅行就像照片小说中讲述的一样：干巴巴的，近乎冰冷。这让我很生气，也让我很痛苦，但我得接受这个现实，我甚至感觉到一丝快意。让我高兴的是，我发现莉拉现在也需要帮助，或者说是保护。她在整个城区的人面前都没有表现出脆弱的一面，只是在我面前才这样，这出乎我的意料，使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再次拉近了。我很想马上告诉她，我决定不上学了，因为学习也没什么用，我没有天分。我想这个消息可能会给她带来慰藉。
但这时她婆婆从顶楼的护栏上伸出头来叫她上去。莉拉匆匆忙忙结束了谈话，她说斯特凡诺欺骗了她，其实他和他父亲是一样的人。
“你还记得那次堂·阿奇勒没给我们布娃娃，给了我们一些钱吗？”她问我。
“记得。”
“我们不该拿那些钱。”
“我们拿去买了一本《小妇人》。”
“我们错了。从那时开始，我一直在犯错。”
她不激动，但是很悲伤，她戴上眼镜，重新围好丝巾。我觉得高兴，因为她说“我们”（“我们”不该拿那些钱，“我们”错了），但让我不舒服的是她忽然改了人称，从“我们”变成了“我一直在犯错”，是“我们”——我本想纠正她——应该说“我们一直在犯错”，但我没有那么说。我感觉她正尝试着搞清楚自己的新处境，为了摆脱这种处境，她要找到一个依托。走上楼梯台阶之前，她问我：
“你想到我家来学习吗？”
“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明天，什么时候都可以。”
“斯特凡诺会很烦的。”
“如果他是主人，那我就是主人的妻子。”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莉拉。”
“我给你一个房间，你可以自己在里面学习，把门关上。”
“这有什么用？”
她耸耸肩。
“知道你在就好。”
我没说我去，也没说我不去。我离开了，像往常那样在城里闲逛。莉拉坚信我永远也不会放弃学业，对她来说，我就是那个戴着眼镜、脸上长着粉刺的朋友，永远埋头读书，在学校里成绩非常优秀，她根本不会想到我会发生改变。我再也不想扮演那个角色了，那篇并没有发表成功的文章，让我觉得受到了羞辱，我意识到自己根本不适合这个角色。尼诺和我、莉拉一样，尽管他也生长在这个贫穷、悲惨的城区，但他会通过自己的学业摆脱这里，而我不行。所以，我决定不再心存幻想，不再徒劳了，应该接受命运的安排，就像卡梅拉、艾达、吉耀拉和莉拉那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莉拉不是也顺从了吗？那天下午以及接下来的那几天，我没到她家去，而是继续逃学，我内心很挣扎。
一天上午，我在离学校不远的植物园后面晃悠，想着最近和安东尼奥的谈话：他母亲是寡妇，他是家里的唯一支柱，他想逃避兵役，想让汽修厂给他加工资，还想存点钱，承包大路上的一个加油站；他希望我们结婚之后，我也可以在加油站给他帮忙，选择一种简单的生活，我母亲一定会很赞同。我脑中却始终无法挥去学习的巨大诱惑，但又不想事事都顺着莉拉的意思。这时候学校已经放学了，我不由自主往学校走去，在学校附近徘徊。我害怕被学校老师撞见，但又希望被他们看见。我希望他们看到我不再是个模范生，我耽搁的时间永远也无法弥补了；同时又希望能在上课时间碰到他们，期待他们要求我重新开始学习。
一些学生已经从学校出来了，我听到有人在叫我，是阿方索，他正在等玛丽莎，不过她迟到了。
“你们在一起了？”我调侃他说。
“没有，是她一直在坚持。”
“撒谎。”
“你才撒谎，你跟我说你生病了，可我看你好得不得了。加利亚尼老师总是问起你，我跟她说你在发高烧。”
“我就是发烧了。”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
阿方索用胳膊夹着书，书用橡皮筋捆得紧紧的，上了一天的课，他的脸色有些憔悴。我注意到阿方索看起来很柔和，难道他也小心翼翼地把父亲堂·阿奇勒藏在心里了？难道父母永远都不会死，每个孩子都会无法避免地把他们隐藏于心吗？所以我母亲的影子一定会突然在我身上出现？她跛着的腿也会出现在我身上？或许这就是我的命运？
我问他：
“你看到你哥对莉拉做了什么吗？”
阿方索显得有点窘迫。
“看到了。”
“你什么都没说吗？”
“那得看莉拉对他做了什么。”
“你也会这样对玛丽莎吗？”
他腼腆地笑笑。
“不会。”
“你确定？”
“确定。”
“为什么？”
“因为我认识你，我们一起聊天，一起上学。”
一时间我没明白过来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看到玛丽莎出现在街道尽头，她奔跑着，因为她已经迟到了。
“你女朋友来了。”我说。
他没转身，耸了耸肩，小声说：
“回学校来吧，拜托。”
“我不太舒服。”我又说了一遍，就走了。
我一点也不想跟尼诺的妹妹打招呼，我回想起的每一件事都让我难受。走在路上，阿方索的话又反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的话暧昧不清，却让我觉得好受一些了。他说他不会殴打他将来的妻子以显示自己的权威——因为他认识了我，因为我们之间的交谈，因为我们是同桌。他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虽然用了一种暧昧不清的方式，但是很真诚，他把这一切都归因于我，因为我能够影响他，能改变他作为男人的行为方式。我很感激他对我说的话，就算有些混乱，还是让我感到安慰。我开始反思一个问题，一个已经很脆弱的信念，只需要再轻轻一击，就能使它完全崩溃。第二天我模仿了我母亲的签名，又回到了学校。那天晚上，在池塘边，我紧紧抱着安东尼奥，想要驱散寒冷，我答应他：等我念完那一学年，我们就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