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新名字的故事》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二部,描述了埃莱娜和莉拉的青年时代。在她们的人生以最快的速度急遽分化的那些年里,她们共同体验了爱、失去、困惑、挣扎、嫉妒和隐蔽的破坏。
我觉得精疲力竭,无论我怎么休息,总是缓不过来。我第一次逃学了,没去学校。我记得我有十五天都没去上学,就连和安东尼奥我也没说,我没告诉他我的书读不下去了,我想退学。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出门,整个早上都在城市里转悠,这段时间,我对那不勒斯更加熟悉了。我在黎明港口的旧书摊上翻阅旧书,我不由自主地记住那些书名和作者的名字,我接着往前走,走到托雷多,走到海边,我顺着萨尔瓦多·罗莎路,走上沃美罗,走到圣马蒂诺,然后经过佩特拉里奥回来。我在多哥内拉路摸索,一直走到公墓,我一个人静静地走在林荫小路上,读着石碑上死者的名字。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行动迟缓的老人,甚至看似文质彬彬的中年绅士,他们用猥亵的语言调戏我,感觉危险在逼近,我低着头,加快脚步,急忙逃开。但我并没有就此打住,而且变本加厉。那些在外面晃荡的早上,让我越来越不顾忌学校的规章制度,那些从六岁起就开始禁锢我的规章制度。我按时回家,没有人怀疑我——怀疑我没有去上学。下午我读小说,稍晚些时候,我就去池塘那里和安东尼奥私会,因为我总是有空和他见面,安东尼奥现在很高兴。他本来想问我有没有见萨拉托雷的儿子。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不敢问我,怕引起争吵,他怕我会生气,也怕会失去那短短几分钟的愉悦。他拥抱着我,我的身体顺从他,他的怀疑就消除了。在那些时刻,他也排除了我见那个男生给他戴绿帽子的可能。
他错了!实际上,尽管我觉得有负罪感,但我一直在想着尼诺,我渴望遇见他,和他说话。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又有些害怕,我怕他的优越感会让我感到屈辱,我怕他聊着聊着,就会说到那篇记载我和宗教老师冲突的文章没发表的原因,我怕他会告诉我编辑那些无情的批评,这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无论是在城市漫步,还是晚上毫无睡意地躺在床上,我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欠缺,我宁愿相信那篇文章被扔到了废纸篓里是因为杂志没有版面了,安插不进去了。我希望慢慢淡忘这件事,让它渐渐褪色,但那并不容易。我没有尼诺的才华,因此我不配出现在他身边,对他讲我的思想,让他聆听我。我有什么思想?我根本没有任何思想。我最好知趣一点,不要再读书了,不要再热衷于分数和表扬了,知难而退吧。我希望自己能渐渐淡忘掉那一切——那些整日盘踞在我脑海的想法、那些死的或者活的语言、那些就连我和几个弟弟说话时,也会冒出来的意大利语。我想,我之所以会这样,那也是莉拉的错,我应该忘掉她。莉拉一直知道她想要什么,而且总是能得到她想要的;而我什么都不想要,我自己本身也没有价值,我只希望自己早上醒来时,没有任何期望。当我清空我的脑子时,我会做进一步打算:安东尼奥对我的感情、我对他的感情,这就够了。
有一天我回家时,遇到了斯特凡诺的妹妹皮诺奇娅,我从她那里得知莉拉刚度完蜜月回来了,并且准备了一顿大餐来庆祝哥哥和嫂子订婚。
“你和里诺订婚了?”我假装自己很惊讶。
“是啊。”她满心欢喜地告诉我,还向我展示了她的订婚戒指。
我记得皮诺奇娅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内心极度不舒服——莉拉在她的新家里搞了一场聚会,却没邀请我。但我想,这样也好,我很高兴,我再也不必和她进行比较了,我再也不想看到她了。皮诺奇娅讲完了订婚仪式的每个环节,我才慎重地问了一下我的朋友莉拉的情况。皮诺奇娅干笑了一声,用方言回答我说:“她正在学呢。”我没问学什么。那天我一回到家里就开始睡觉,睡了整整一下午。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早上七点钟走出家门,我去学校,确切地说是假装去学校。我刚穿过大路就看到莉拉从敞篷车里出来,她头也没回就钻进了我家的院子,并没有转身和坐在方向盘前的斯特凡诺打招呼。她穿着考究,虽然没有太阳,她还是戴了一副深色的大墨镜。那条蓝色纱巾更是让我觉得不同寻常,她把纱巾打了一个结,盖住了嘴巴。我有些愤愤地想道,那应该是她的新风格吧,不再像杰奎琳·肯尼迪,更像我们从小都想成为的那种神秘的女士。我径直向前走去,没有理她。
走了几步之后,我又返回去了,并不是为了什么,只是有些不由自主。我的心跳得很快,脑子很乱,也许我想听她当面告诉我,我们的友情已经结束了,也许我想大声告诉她,我不想上学了,我也想结婚,住在安东尼奥家里,和他妈妈以及弟弟妹妹生活在一起,和疯寡妇梅丽娜一起打扫楼梯。我快步穿过院子,看到她进了她婆婆住的那栋楼里。我走上楼梯,就是我们小时候去找堂·阿奇勒让他把洋娃娃还给我们那次一起走的那些楼梯。我叫了她一声,她回头了。
“你回来了?”我说。
“是啊。”
“那你为什么没来找我?”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
“其他人都可以见到你,就我不能吗?”
“我不在乎其他人,但你不一样。”
我犹疑地看着她,她有什么不能让我看到的呢?我向上走了几级台阶,走到她跟前,我小心地揭开了她的纱巾,还有墨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