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我的天才女友》是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一部，讲述了两个女主人公莉拉和埃莱娜的少女时代。故事一开始，已经功成名就的埃莱娜接到莉拉儿子里诺的电话，说他母亲彻底消失了。埃莱娜想起莉拉对自己命运的预言，于是她写下她们一生的故事……
初中毕业考试，我的其他课程得了八分，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得了九分，是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比阿方索成绩好——他的平均分是八分，要比吉诺的成绩好得多。很多天，我都沉浸在那种第一名的喜悦里。我父亲表扬了我，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在所有人面前夸奖自己的长女：意大利语和拉丁语都得了九分。让人惊异的是我母亲，她正在厨房里，站在水池前面择菜，她忽然头也没回地对我说：“星期天，你可以戴上我的银手镯，但当心别弄丢了。”
我在院子里没那么受欢迎，在院子里，只有男女爱情才是重要的话题。当我告诉卡梅拉·佩卢索我在学校里考第一时，她马上对我说，阿方索经过她身边时，死死地盯着她看。吉耀拉·斯帕纽洛非常痛苦，因为她的拉丁语和数学都不及格，她想挽回一点面子，就说吉诺在追她，但她不愿意，因为她爱上了马尔切洛·索拉拉，可能马尔切洛也爱她。当我一门门告诉莉拉我的成绩时，她也没表现得特别高兴，她还是用平常那种坏坏的语气，笑着说：
“他们没给你十分啊？”
我觉得很难过，只有平时表现的成绩才能得十分，主要课程的成绩，老师没给任何人十分。但她那句话，让我心里马上敲起了鼓：假如她和我一起去上中学，和我在同一个班，假如她家人允许的话，那她现在的分数应该都是十分。这是我一直都明白的事情，她也明白这一点，她在提醒我。
我回到家里，内心很痛苦，虽然我得了第一名，但我并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名。另外，我父母已经开始商量着怎么安顿我的问题，现在我已经有了初中毕业证。我母亲想求文具店的老板娘让我当售货员。她觉得我学习那么好，非常适合卖学校里用的钢笔、铅笔、本子和书籍。我父亲幻想着通过他在市政府里认识的熟人，让我谋到一份好差事。我内心很忧伤，但无法描述是一种什么东西，那种忧伤一直在上升、膨胀，以至于周末的时候，我都不想出家门。
我不再觉得满意，所有一切都让我感到迷惘。我经常看着镜中的自己，我没有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金色的头发现在变成了栗色，我的鼻子很宽，很扁，我的身体在横向发展，没有长高。我的皮肤也变得很糟糕：额头、下巴和腮帮子上出现了一片片红色的丘疹，慢慢有些发紫，疹子上还有一个发黄的尖。我开始主动帮母亲打扫卫生，做饭，收拾弟弟们搞乱的东西，照顾小妹妹埃莉莎。空闲的时候，我也不出门，坐在角落里读我从图书馆借来的小说：格拉齐亚·黛莱达、皮兰德罗、契诃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有时候，我非常渴望去修鞋的铺子里找莉拉，和她谈论那些我喜欢的小说人物，还有我背下来的那些话，但后来不了了之。我知道她会泼冷水，她可能会说起她和里诺的计划：鞋子、鞋厂和钱。我慢慢觉得自己读的那些小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我的生活很苍白，未来我会成为一个肥胖、脸上长满痘痘的售货员，在教堂对面的文具店里卖东西，或者成为市政府的一个职员，一个老姑娘，迟早会成为一个斜眼的跛子。
一天，我收到一份书面邀请，上面有我的名字，费拉罗老师让我星期天早上去图书馆。我决定采取行动，开始打扮自己，我想像小时候那样漂亮，假装自己还是以前的样子。我用了很长时间挤脸上的痘痘，后来脸比之前更红了。我戴上了母亲的银手镯，把头发散开，但还是不喜欢我自己，我很郁闷。在那个炎热的季节，从早上开始，热气就像一只发烧的手一样笼罩着整个城区，我走到了图书馆。
我马上看到那里有一小群人，有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还有一些中学生，他们从大门里进去，情况和平时不一样。我也进去了，那里有一排排椅子，位子上都坐满了人，墙上有彩色条幅，神父、费拉罗老师，甚至连小学校长和奥利维耶罗老师都在场。我发现，费拉罗老师推出了一个奖励优秀读者的办法，他按照登记簿，给那些借书最多的人奖励一本书。因为奖励仪式马上要开始了，所以暂时停止借书。我坐在大厅最后一排，用目光搜寻着莉拉，但我只看到吉耀拉·斯帕纽洛，她和吉诺还有阿方索在一起。我很不安地坐在椅子上，非常不自在。过了一会儿，卡梅拉和她哥哥帕斯卡莱坐在了我身边。我们打了招呼。你好。你好。我用头发挡住了发红的脸颊。
那个小小的颁奖仪式开始了，得奖的人有：第一名拉法埃拉·赛鲁罗，第二名费尔南多·赛鲁罗，第三名农齐亚·赛鲁罗，第四名里诺·赛鲁罗，第五名埃莱娜·格雷科——也就是我。
这让我觉得很好笑，帕斯卡莱也想笑，我们相互看着，压抑着笑声。这时候，卡梅拉小声问：“你们笑什么？”我们都没回答，又相互看了一眼，用手捂着嘴笑。我感觉我的眼睛里洋溢着笑，忽然间我觉得很快乐。费拉罗老师问了好几次，赛鲁罗家的人有没有到场，后来我被叫上去领第五名的奖品。费拉罗老师赞扬了我，把杰罗姆·K.杰罗姆的《三人出海记》交到了我手上。我对他表示感谢，然后怯生生地问：
“我能不能把赛鲁罗家的奖品也领了，我会带给他们的。”
老师把奖给赛鲁罗家的所有书都给了我。我们出去时，卡梅拉满脸不悦地赶上了吉耀拉——她正和阿方索、吉诺聊得兴高采烈。这时候，帕斯卡莱用方言对我说，里诺看书把眼睛都看坏了；鞋匠费尔南多晚上不睡，不停地看书；农齐亚太太站在灶火旁，一边煮土豆和面条，一边看书，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另一只手拿着长柄勺。他说的这些话让我觉得更好笑了。他上小学时和里诺一个班，而且是同桌。他眼睛里泛着喜悦的泪花，告诉我，他们俩加在一起——他和同桌里诺相互帮助，加上留级的那几年，他们上了六七年学之后，勉强能读出来的字是：盐、香烟、肉食店、邮局、电报……他问我，他以前的同桌得到的奖品是什么。
“《死去的布鲁格斯》。”
“是不是鬼故事？”
“我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去找他，把书给他？最好是让我亲手交给他，好吗？”
我们又笑了起来。
“可以啊。”
“他们把奖颁给了里诺，真是太逗了！分明是莉拉读了那些书，我的天啊！那姑娘实在太厉害了。”
帕斯卡莱·佩卢索对我的关注让我倍受安慰，我喜欢和他一起笑。也许我也没那么丑，我想，也许是我无法欣赏自己。
这时候我听到有人叫我，是奥利维耶罗老师。我走到她跟前，她用一种审判的目光看着我，她用一种权威的语气对我说：
“你长大了，你真漂亮。”她的话几乎让我对自己的长相产生了自信。
“老师，这不是真的。”
“真的，你像一个明星，身体很棒，很丰满，而且功课也很好。我听说你在学校得了第一名。”
“是的。”
“现在你打算做什么？”
“我要开始上班。”
她惊叹了一下，说：“想都不要想！你应该继续读书。”
我不安地看着她，我还有什么要学的呢？我一点都不了解教育体系，不知道在初中毕业之后还有什么，我对高中、大学这些词汇都没有概念，它们就像我在小说里读到的那些词汇一样抽象。
“我不能继续读书，我父母不会让我继续念书的。”
“拉丁语老师给了你多少分？”
“九分。”
“你肯定？”
“肯定。”
“那我和你父母谈。”
我做出要离开的样子，我得说当时自己有些害怕。假如奥利维耶罗老师真的到我家里去，让我父母亲继续供我读书，家里又会爆发新的战争，我一点也不想看到这个场面。我更愿意接受现在的状况：在家里帮母亲干活，在文具店里工作，接受我脸上长的痘痘，身体健壮、肥美——就像奥利维耶罗老师说的那样，过着悲惨、辛苦的生活。莉拉不是已经有三年没上学了？那个鞋匠家的女儿，不是曾经也满怀梦想吗？
“老师，谢谢，”我说，“再见。”
但奥利维耶罗老师拉住了我的胳膊。
“你别和那人浪费时间，”她指着帕斯卡莱对我说，帕斯卡莱这时候在等我，“他做泥瓦匠，不会有什么前途，而且他出身很糟糕，他父亲是一个共产党，还把堂·阿奇勒杀了。我不希望你和他来往，他和他父亲一样，一定也是个共产党。”
我点头表示同意，没和帕斯卡莱打招呼就离开了。开始的时候，他有些不知所措，但后来就跟了过来，距离我大约十几步远。他不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但我也不是个漂亮姑娘。他鬈曲的头发是黑色的，因为经常晒太阳，所以皮肤黝黑，他的嘴很大，他是一个杀人犯的儿子，也许还是个共产党。
我心里在琢磨着“共产党”这个词，这个词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但在老师的嘴里成了一个贬义词。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我觉得这个词很迷人，共产党、杀人犯的儿子。这时候，我走到了拐弯的地方，帕斯卡莱赶上我了，我们一起走了段路，一直到离我家很近的地方。我们又笑了起来，约好了第二天见面，一起去鞋匠的铺子里，把那些书给莉拉和里诺。在离开之前，帕斯卡莱对我说，他、他妹妹还有几个愿意去吉耀拉家的人下个星期天会一起学跳舞。他问我愿不愿意去，又说我也可以叫上莉拉。我惊异得张大了嘴巴，我知道母亲是不会让我去的，但我还是说：“好吧，我想一下。”他伸出手来，我还不习惯那种方式，就犹豫了一下，然后轻轻握了握他的手。他的手很硬，很粗糙，我马上把手缩了回去。
“你一直做泥瓦匠啊？”我问他，尽管我知道他在做什么。
“是的。”
“你是共产党吗？”
他用不安的眼神看着我。
“是的。”
“你去波桥监狱看你父亲吗？”
他变得很严肃。
“我一有机会就去。”
“再见。”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