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是朱自清编撰的国学研究专著，原名《古典常谈》，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1942年2月）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编著完成，1942年8月由国民图书出版社首次出版，实际见书时间是1943年5月。该书是学术性的普及读物，全书一共十三篇，每一篇都是专题研究的成果。它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把中国古代重要文献典籍的基本知识，用简练明晓的文字加以介绍，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叶圣陶先生在为198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印本书写的序里说，全书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那种嚼饭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从建设精神文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来说，当代该书无疑仍能起很好的作用。
《诗经》第四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1.，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藉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适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适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眞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2.。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徒歌也有节奏，手舞脚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3.，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但记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作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节，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佚，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4.。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前的环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大家赋诗，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两句，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诗以言志」这句话。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5.，本来说的是治玉，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工夫6.。「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7.，本来说的是美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8.。他如此解诗，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9.；又说诗可以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发泄牢骚，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10.。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庄子》和《荀子》里都说到「诗言志」，那个「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在乐歌，因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至于诗篇本来的意义，那时原很明白，用不着讨论。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义的来解释那些诗篇。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威的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眞是变本加厉了。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的。郑玄是东汉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还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们接受了孔子「无邪」的见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11.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作的，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12.。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倒是说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不同。他们这样猜出来的作诗人的志，自然不会与作诗人相合；但那种志倒是关联着政治教化而与「诗言志」一语相合的。这样的以史证诗的思想，最先具体的表现在《诗序》里。
《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总论，托名子夏，说不定是谁作的。《小序》每篇一条，大约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证诗，似乎是《小序》的专门任务；传里虽也偶然提及，却总以训诂为主，不过所选取的字义，意在助成序说，无形中有个一定方向罢了。可是《小序》也还是泛说的多，确指的少。到了郑玄，才更详密的发展了这个条理。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的附合史料，编成了《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的发挥了作为各篇诗的背景的历史。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说明诗的教化作用；这种作用似乎建立在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上。《大序》只解释了风、雅、颂。说风是风化（感化）、讽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这都是按着教化作用解释的。照近人的研究，这三个字大概都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便是各国土乐的意思。雅就是「乌」字，似乎描写这种乐的呜呜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乐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许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约也是乐调不同的缘故。颂就是「容」字，容就是「样子」；这种乐连歌带舞，舞就有种种样子了。风、雅、颂之外，其实还该有个「南」。南是南音或南调，《诗经》中《周南》、《召南》的诗，原是相当于现在河南、湖北一带地方的歌谣。《国风》旧有十五，分出二南，还剩十三；而其中邶、鄘两国的诗，现经考定，都是卫诗，那么只有十一《国风》13.了。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商颂》经考定实是《宋颂》。至于搜集的歌谣，大概是在二南、《国风》和《小雅》里。
赋、比、兴的意义，说数最多。大约这三个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赋本是唱诗给人听，但在《大序》里，也许是「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14.的意思。比、兴都是《大序》所谓「主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却可警诫自己。《诗经》里许多譬喻就在比兴的看法下，断章断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义了。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诗篇发端的叫做兴。《毛传》只在有兴的地方标出，不标赋、比；想来赋义是易见的，比、兴虽都是曲折成义，但兴在发端，往往关系全诗，比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别标出了。《毛传》标出的兴诗，共一百十六篇，《国风》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现在说，这两部份搜集的歌谣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注释】
1.《吕氏春秋·古乐篇》。
2.英美吉特生《英国民歌论说》。译文据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章。
3.「土鼓」、「篑桴」见《礼运》和《明堂位》，「苇籥」见《明堂位）。
4.今《诗经》共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诗，实存三百零五篇。
5.《卫风·淇澳》的句子。
6.《论语·学而》。
7.「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的句子；「素以为绚兮」一句今已佚。
8.《论语·八佾》。
9.「思无邪」，《鲁颂．駉》的句子；「思」是语词，无义。
10.《论语·阳货》。
11.见《孟子·万章）。
12.见《孟子·万章）。
13.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
14.《周礼·大师》郑玄注。
【参考资料】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第三册下）。
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同上）。
朱自清《言志说》（《语言与文学》）。
朱自清《赋比兴说》（《清华学报》十二卷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