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第一部 第五章

《白痴》是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作于1867年秋天开始写作,1868年出版。小说对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上层社会作了广泛的描绘,涉及复杂的心理和道德问题。作品表达了世界本是就是无法用理性去量化的,甚至是超越人的想象的。人无可探知、无法实现的都是不需要去思考的,去思考且去实践的人都是“白痴”。这应该是对许多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人的逻辑计算必然符合自然规律,人算等于天算”的绝妙讽刺,这种过于相信世界可计算,把所有矛盾、意志神动排除在外的逻辑实际上是人类的骄傲自大。

第一部 第五章

将军夫人对自己的出身颇为自傲。过去她已经听说过有关族中最后一位梅什金公爵的事,而此刻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听说了这位公爵只不过是个可怜的白痴并且几乎是个乞丐,穷得接受施舍,她的心情怎么样,也不难想象了。将军恰恰是想造成这样一种效果,可以使夫人一下子产生兴趣,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的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方向。

在极端情况下将军夫人身体稍稍往后仰,往往把眼睛瞪得非常之大,毫无表情地望着面前的人,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与自己丈夫一般年岁,有一头夹着缕缕银丝但还浓密的深色头发,她的鼻子有点呈鹰钩状,人很消瘦,凹陷的发黄的脸颊,薄薄瘪瘪的双唇。她的额头很高,但很窄;一双相当大的灰眼睛有时会流露出最意料不到的表情。当年她曾好相信自己的目光具有非凡的滋力;这种信念不可磨灭地留在她的身上。

“接待,您说接待他,就现在,此刻?”将军夫人朝在她面前显得忙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竭力瞪大眼睛说。

“哦,对这一点可以无须任何礼节,只要你,我的朋友,愿意见他,”将军急忙解释说,“他完全是个孩子,甚至很让人爱怜;他有一种什么毛病会发作;现在从瑞士来,刚下火车,穿得很怪,似乎像德国人的装束,此外身无分文,确是这样;差点就要哭出来了,我送给他25个卢布,还想替他在我们机关里谋个文书的职位,而你们,mcrsdames,*请招待他吃一顿,因为他好像饿着肚子……”

“您真让我吃惊,”将军夫人仍用原先的口气说,“饿着肚子和有病会发作!发什么病?”

“哦,毛病不常发作,再说他几乎就像个孩子,不过,他是受过教育的。mesdams;*他又对女儿们说,“我倒请你们考考他,总得好好了解一下,他能些什么。”

“考-考-他?”将军夫人拖长了声调着,以深为惊诧的神情又瞪起了眼睛,目光从女儿身上移到丈夫身上,又回过去。

“啊,我的朋友,别想到那层意思上去……其实,随你便;我的意思只是亲切地对待他,让他到我们这儿来,因为这差不多是做件好事。”

“让他到我们这儿来?从瑞士搬来?!”

“瑞士是没有什么干系的,其实,我再说一遍,随你,我不过是因为,第一,他与你是同姓,也许,还是亲戚,第二,他不知道何处安身。我甚至还以为,你多少会有兴趣的,因为毕竟出自同姓嘛。”

“妈妈,既然对他可以不必拘礼,就不用说了;何况他从旅途上来,想要吃东西了,既然他不知道去哪儿落脚,为什么不让他好好吃一顿呢?”大女儿亚历山德拉说。

“再说他还完全是个孩子,还可以跟他玩捉迷藏。”

“玩捉迷藏?”

“哎哟,妈妈,请别装糊涂了,”阿格拉娅气恼地打断说。

中间的女儿阿杰莱达是个爱笑的姑娘,这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爸爸,叫他进吧,妈妈同意了,”阿格拉娅做了决定说。将军摇了摇铃,吩咐叫公爵来。

“但是得注意,等他坐到桌边时,一定要给他脖子上系上餐巾,”将军夫

*此为法语,意为小姐们。

人决定说,“叫费奥多尔,或者就让玛夫拉……在他用餐的时候站在他后面,照看着他。至少在发病的时候他还安分吧?不会手舞足蹈吧?”

“相反,甚至有着非常好的教养和优雅的风度。有时有点太单纯……瞧,这就是他本人!好吧,我来介绍,这是族中最后一位梅什金公爵,同姓,也许,甚至是亲戚,好好接待他,款待他吧。公爵,她们马上要用早餐,就请赏光吧……而我,对不起,已经迟到了,要赶紧去……”

“大家都知道,您急着要去哪里。”将军夫人傲慢地说。

“我要赶紧,要赶紧,我的朋友,我迟到了!mesdames,把你们的纪念册给他,让他在上面给你们写点什么,他是个多么出色的书法家呀,真是难得的!是天才;在我书房里他用古体签了:‘修道院院长帕夫努季敬呈’,……好,再见。”

“帕夫努季?修道院院长?等一下,等一下,您去哪里,帕夫努季又是什么人?”将军夫人带着烦恼以及几乎是惶恐的心理执拗地向正欲逃走的丈夫喊叫着。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古时候有过这么一个修道院院长……而我是去伯爵那里,他早就在等了,主要是,他亲自约定的……公爵,再见!”

将军快步离去。

“我知道,他到哪个伯爵那儿去!”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尖刻地说,并气恼地把目光移到公爵身上。“刚才说什么了!”她一边不屑和懊丧地回忆着,一边开始,“嗯,说什么来着!啊,对了,略,是个什么修道院院长?”

“妈妈,”亚历山德拉刚开始说,阿格拉娅甚至跺了一下脚。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别打岔,”将军夫人一字一句地对她说,“我也想知道。公爵,请您就坐这儿,就这把扶手椅,对面,不,到这里来,朝太阳,朝亮处移近点,让我能看见您。好,说吧,那是个什么修道院院长。”

“帕夫努季修道院院长,”公爵专心认真地回答。

“帕夫努季?这很有意思;那么,他是个什么人呢。”

将军夫人性急地,说得又快又尖地问着一个个问题,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当公爵回答时,她则随着他的每一句话点一下头。

“帕夫努季修道院长是十四世纪的人,”公爵开始说,“他主持着伏尔加河畔的一座修道院,就在今天我们的科斯特罗马省内,他以圣德般的修行而著称、曾去过金帐汗国,帮助处理过当时的一些事务,在一件公文上签过字,我看见过有这一签字的照片。我很喜欢他的字体,便临摹起来。刚才将军想看我字写得怎么样,以便为我找个差使,我就用各种不同的字体写了几个句子,顺便就用帕夫努季修道院长本人的字体写了‘帕夫努季修道院长敬呈’。将军很喜欢,于是现在又提起了这件事。”

“阿格拉娅”,”将军夫人说,“记住:帕夫努季,或者最好还是写下来,不然我总忘掉。不过,我想,还有更有趣的。那么这签名在什么地方?”

“好像留在将军书房里,在桌上。”

“马上叫人去取来。”

“最好还是给您再写一次吧,如果您愿意的话。”

“当然喏,妈妈,”亚历山德拉说,“可现在最好是用早餐,我们想吃了。”

“倒也是的,”将军夫人决定说,“吧,公爵,您很吃点东西了吧?”

“是的,现在很想吃,十分感激您。”

“您彬彬有礼,这很好,我还发觉,您根本不是所谓……人家介绍的那种怪人,走吧,请就坐在这里,在我对面,”当他们走进餐室后,她张罗着让公爵坐下,“我想看着您。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你们招待公爵。他根本不是什么病人,对不对?也许,也不必用餐巾……公爵,过去用餐时要给您系餐巾吗?”

“,也就是7岁的时候,好像是系过的,现在吃饭时一般是在自己膝上放一条餐巾。”

“应该这样。那么发病呢?”

“发病?”公爵有些惊奇,“现在我很少发病,不过,我不知道,据说,这里的气候对我会有害。”

“他说得真好,”将军夫人向女儿们说,一边继续随公爵的每一句话而频频点头,“我甚至没有料到。看来,全是无稽之谈,跟平常人一样。公爵,吃吧,再讲讲,您在哪里出生的,在哪里受教育的?我全都想知道,您使我异常感兴趣。”

公爵表示了感谢,一边胃口很好地吃着,一边重又复述了这个早晨他已不止一次讲过的一切。将军夫人越来越感到满意:姑娘们也相当用心地听着。他们算起族亲来。原来,公爵对自己的家谱知道得很清楚;但不论怎么讲,在他和将军夫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亲族关系。在爷爷奶奶辈可能还算得上是远亲。这个没有结果的话题却使将军夫人特别高兴,因为尽管她很想讲讲自己的家谱,却始终没有机会,因此,她从餐桌旁站起身时,精神很是振奋。

“我们大家到聚会室去,”她说,“叫他们把咖啡也端到那里去,我们有这么一个公用的房间,”她一边给公爵引路,一边对他说,“不客气他说,是我的小客厅,当只有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们便聚在这里,各做各的事:亚历山德拉,就是这一个,是我的大女儿,弹钢琴,或看书,或缝衣;阿杰莱达画风景和肖像画(可没有一张是画完的),而阿格拉娅则干坐着什么也不做。我也是做起事来不顺手,一事无成。好了,我们到了;请往这儿坐,公爵,靠近壁炉些,再讲些什么。我很想知道,您叙述某件事情表达得怎么样。我想使自己完全确认了,以后见到别洛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时候,那是个老太太,我要把有关您的一切全都告诉她。我想让您使她们大家也产生兴趣。好,说吧。”

“妈妈,这样子讲可是太怪诞不经了,”阿杰莱达指出,她那时已调整好画架,拿起画笔、调色板,着手临摹早已开始画的一张版画上的风景。亚历山德拉和阿格拉娅一起坐在一张小沙发上,双手交叉在胸前,准备好听聊天。公爵发现,大家都对他集中了特别的注意力。

“如果吩咐我要这样讲,我就会什么也讲不出来。”阿格拉娅说。

“为什么?这又有什么好怪的?为什么他会讲不出来?有舌头的嘛,我想知道他讲话的本领。好吧,随便讲点什么。可以讲讲,您怎么个喜欢瑞士,对它的最初印象)你们瞧吧,他马上就将开始讲,而且会很精彩地开始的。”

“印象是很强烈的……”公爵刚开始说。

“瞧,瞧,”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朝女儿们迫不及待地说,“他已经开始了。”

“妈妈,至少您要让他说话,”亚历山德拉制止了母亲,然后又对阿格拉娅低语说,“说不定,这个公爵是个大骗子,而根本不是白痴。”

“也许是这样,我早就这一点了,”阿格拉娅回答说,“他这样演戏是很卑鄙的。他这样做想赢得什么好处不成?”

“最初的印象是很强烈的,”公爵重又说了一遍,“当初带我离开俄罗斯,经过各个德国城市,我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甚至什么也没有问,这是在连续发了好多次毛病以后,发作得很厉害,很痛苦,而要是病发得厉害并连续几次不断反复发作,那么我总是陷于完全愚钝的状态,全然失去了记忆,尽管头脑还在工作,但是思维的逻辑流程仿佛中断了。我不能把两三个以上的思想串联起来,我觉得是这样的。等毛病缓解平息,我又变得健康强壮,就像现在这样。我记得,当时我的忧郁是难以忍受的;我甚至想哭。我老是感到惊愕和惶恐不安;所有这一切都是陌生的,这使我感到非常痛苦,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什么都生疏深深地折磨着我。我从这种愚昧昏蒙的状态中完全清醒过来,我记得,是在傍晚,在巴塞尔;进入瑞士的时候,城里集市上的一头驴的叫声惊醒了我。驴子使我大大吃了一惊,而且不知怎么的我异常喜欢它,与此同时我的头脑仿佛一下子豁然省悟了。”

“驴子?这可真怪,”将军夫人指出,“不过,也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中有人还会爱上驴子呢,”她忿忿地看了一眼正笑着的姑娘们,说,“还是在神话里就有这种事。公爵,请继续讲吧。”

“从那时起我爱驴子爱得不得了。这甚至成为我的宠物。我开始打听关于驴子的事,因为过去没有见过这种动物,很快我自己就确信了,这是非常有用的牲畜,会干活,力气大,能忍受,价格低,有耐力;就通过这头驴子我突然喜欢上了整个瑞士,因为过去的忧郁完全消失了。”

“这一切非常奇怪,但是关于驴子的事可以放过去;现在换一个别的话题吧。阿格拉娅,你于吗老是在笑?还有你;阿杰莱达?关于驴子的事公爵讲得很精彩。他亲自看见过,而你看见什么了?你没有去过国外?”

“我看见过驴子,妈妈,”阿杰莱达说。

“我还听见过驴子的叫声呢,”阿格拉娅附和说。三个人又都笑了起来,公爵也与她们一起笑了。

“你们这样非常不好,”将军夫人指出,“公爵,请您原谅她们,她们并无恶意。我总跟她们拌嘴,但我是爱她们的。她们轻率、肤浅、疯疯傻傻的。”

“怎么会呢。”公爵笑着说,“我要是处在她们的地位也不会放过机会嘲笑的。但我还是维护驴子:它是善良和有用的人。”

“那您善良吗,公爵?我是出于好奇才问的。”将军夫人问。

大家又笑了起来。

“又缠到这该诅咒的驴子上去了;对它我可想也没想过!”将军夫人喊了起来,“请相信我,公爵,我没有任何……”

“暗示?噢,我相信,毫不怀疑!”

公爵不住地笑着。

“您笑了,这很好。我看得出,您是个善良的年轻人,”将军夫人说。

“有时候并不善良,”公爵回答说。

“而我是善良的,”将军夫人出人意料地插嘴说,“如果您愿听的话,我一向是善良的,这是我唯一的缺点,因为不应该一贯善良。我常常发火,冲着她们,特别是冲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但糟糕的是,我发火的时候心却最善。刚才,就在您来之前,我还在大发雷霆并装作什么也不明白和无法明白的样子。我往往会这样,就像个小孩一样。是阿格拉娅教我的;谢谢你,阿格拉娅。不过,这全都是无稽之谈。我看起像蠢,女儿们也想把我说成那样,可我还没有笨到那个地步。我有性格,而且不太害羞。不过,我说这些并无恶意。到这儿来,阿格拉娅,吻吻我,好了……撤娇够了,”当阿格拉娅深情地吻了她的双唇和手之后,她说,“公爵,请继续讲下去。也许,您能想起什么比驴子更有趣的事来。”

“我又不明白了,怎么可以这样一下子就能讲出来呢,”阿杰莱达又指出,“我可是怎么也找不出话立即应付的。”

“公爵就能找到,因为公爵聪明过人,至少比你聪明十倍,也许是十二倍。我希望过后你能感觉到这点。公爵,向她们证明这一点吧;请继续讲。驴子确实可以干脆不讲。好吧,除了驴子,在国外您还见到过什么?”

“但是关于驴子的这番话是很有道理的,”亚历山德拉指出,“公爵非常有趣他讲了自己病中遇到的事情以及怎么通过一种外来的动力他喜欢上了一切。我对于人怎么失去理智以及后来又怎么恢复的,始终很感兴趣。特别是,如果这一切是突然发生的,就更有兴趣。”

“不正是这样吗?不正是这样吗?”将军夫人气琳琳地责问着,“我看得出,你有时也挺聪明;好了,笑够了!您,公爵,好像停在讲瑞士风景的地方,讲吧!”

“我们来到了卢塞恩,带我去游湖。我觉得湖的景色很美,但与此同时心情却沉重得不得了,”公爵说。

“为什么?”亚历山德拉问。

“我不明白。第一次望着这样的自然风光,我总是心里很沉重、很不安;又觉得很好,又觉得惶惑;其实,这一切还是病的缘故。”

“可是,我们很想看看,”阿杰莱达说,“我不明白,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到国外去。我两年都无法找到画画的素材了:东方和南方早就写遍了……公爵,为我找个画画的素材吧!”

“这方面我是一窍不通。我觉得:看上一眼就可以画画了。”

“我不会看一眼就画。”

“你们在说什么谜语吗?我一点也不明白!”将军夫人打断他们说,“怎么不会看一眼就画?有眼睛就看呗。在这里你不会,到了国外也学不会。公爵,最好还是讲讲,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这就比较好,”阿杰莱达补充说,“公爵可正是在国外学会看的。”

“我不知道,我在那里只是恢复了健康;我不知道,我是否学会了看东西。不过,我几乎一直很幸福。……”

“幸福!您会成为幸福的人?”阿格拉娅喊了起来,“那您怎么学会看东西?还得教教我们呢。”

“请教会我们吧,”阿杰莱达笑着说。

“我什么都不会教,”公爵也笑着说,“我在国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这个瑞士乡村里度过的;难得到不太远的地方去;我能教你们什么呢?开始我只是没有感到寂寞罢了;我很快就康复起来;后来对我来说每天都变得很宝贵,时间越长就越觉得宝贵,于是我便开始注意这一点。我躺下睡觉时心满意足,早晨起床时更觉得幸福。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很难讲得清楚。”

“所以您就哪儿也不想去,哪儿也未能吸引您去?”亚历山德拉问。

“起先,一开始,当然是有吸引力的,我也曾陷入非常心神不定的状态。老是想,我将如何生活;我想尝试自己的命运,特别是有时候往往心烦意乱得很。你们知道,是有这种时候的,尤其是单独一人的情况不会这样。我们那里有瀑布,它不大,从山上高高地飞泻而下,像一根细细的线,几乎是垂直的,——白花花的、水声喧嚣、飞沫飘溅;它从高处落下来,可使人觉得相当低,它有半俄里远,可好像离它只有的步。每到夜间我喜欢听它的喧嚣声;也正是这种时刻有时会产生极大的忐忑不安。有时候中午时,你走进山里什么地方,孤身处于群山之中,周围是松脂淋漓的古老巨松;悬崖上是古老的中世纪城堡,断墙残垣;我们的小村庄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勉强可见;阳光明嵋,天空碧蓝,寂然无声。就在这种时候,常常有一种东西始终在召唤着我到什么地方去,我总觉得,如果老是笔直走,走很久很久,走到这条线的外面,也就是天地相接的那条线外面,那么在那里就有全部谜底,马上就能看见新的生活,这生活比我们的生活要热烈、喧哗得上千倍;我一直幻想着像那不勒斯这样的大城市,那里有宫殿、喧闹,轰响,生活……是啊,幻想得不少吗!而后来我甚至觉得,在监狱里也可队找到丰富的生活。”

“最后一个值得称赞的思想,在我12岁的时候,就在我的《文选》课本里读到过,”阿格拉娅说。

“这全都是哲学,”阿杰莱达指出,“您是个哲学家,您是来开导我们的吧。”

“也许,您是对的,”公爵莞尔一笑说,“也许,我真的是个哲学家,谁知道呢、也可能,实际上我是有开导的想法,这是可能的,真的,可能的。”

“而您的哲学跟叶夫兰皮娅·尼古拉耶夫娜的恰恰一个样”,阿格拉娅随着就说起来,“这么一个官太大孀妇,到我家来,就如一个食客,她生活的全部宗旨就是要便宜;只想日子过得便宜些,讲起话来也尽是几个戈比的事,请注意,她可是有钱的,她是个女滑头。所以。您那监狱里的丰富生活,也许,还有您在乡村的四年幸福,也完全是这样,为了这种幸福出卖了您的那不勒斯城,好像还赚了钱,尽管只不过是几个戈比。”

“关于监狱里的生活还可以不表同意,”公爵说,“我听说过一个坐了12年牢的人的故事;这是我教授的一个病人,后来治愈了。他也曾经常发病,有时也是很不安分,哭哭啼啼的,有一次甚至企图自杀。他在监狱里的生活很抑郁,但是,请你们相信,当然并不是不值一提。他所熟悉的就只是一只蜘蛛和长在窗下的一棵小树……但是,我最好还是对你们讲讲去年我见到的另一个人。这里有一个情况很奇怪,其实,怪就怪在很少会有这样的事。这个人有一次曾跟别人一起被带上断头台,因犯有罪,对他宣读了枪决的死刑判决。过了几分钟又宣读了特赦令和制定另一种级别的刑罚;但是,在两次判决之间有20分钟,或者至少是一刻钟,他是在确信无疑自己过几分钟就将突然死去的状态中度过的。当他有时候回想起当时的感受时,我非常想听他讲,我还好几次向他重新探问详情,他对一切记得异常清楚,并且说,永远也不会忘却这些分钟里的任何事情。离死刑台20步光景,埋着三根柱子,因为有几个犯人,而在死刑台旁边则站着老百姓和士兵。头三个人被带近柱子,捆绑好,给他们穿上死衣(白色长褂),白帽子拉到他们眼睛上,免得看见枪;然后,几个人组成的一队士兵对着每根柱子站成一列,我的熟人排在第八个,也就是说,他该是第三批走到柱子跟前,神父拿着十字架挨个走到所有人面前。,只剩下5分钟可以活了,不会更长了,他说,这5分钟于他是个无穷的期限,巨大的财富;他觉得,这5分钟里他将度过好几生,以至眼前还没什么好去想最后那一瞬间的,因此他还做了各种支配:他估算了与同伴们告别的时间,这要用去两分钟,然后还有两分钟要用来最后一次想想自己,再后面的时间则要最后一次看看周围。他很好地记得,他做的正是这三种支配,也正是这样计算的。他27岁,身强力壮,却就要死去;在跟同伴们告别时,他记得,还对其中一个提了个很不相干的问题,甚至还对回答非常感兴趣。然后,也就是跟同伴们告别后,则开始了他留出用来思考自己的两分钟;他早就知道,他将想些什么:他一直想尽快和尽可能明晰地想象,怎么会是这样的:他现在还存在,不活着,而过3分钟就已经什么都不是了,是什么人还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呢?所有这一切他想在这两分钟里得到解决:不远处是座教堂,它那金色的圆顶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烁着。他记得,他曾非常顽执地看着这金顶和它闪耀出来的光线,他不能摆脱那光线:他觉得,这些光线是他的新生,再过3分钟他将不论以什么方式与它们融为一体……来世未卜和要与这即将降临的新生离开使他感到非常可怕;但是他说,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什么比一个不断萦绕的念头更使人感到心头沉重了,这个念头便是:‘如果不死就好了!如果还我生命就好了,那将是多么无穷尽呀,!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将属于我!那时我就会把每分钟都当作整个世纪来用,不失去丝毫时光,每分钟都精打细算,分秒也不白白浪费!’他说,他的这种想法最后竟蜕变成一种怨恨,以至他想宁可快点把他毙了。”

公爵突然静默下来,大家都等着他继续下去和结论。

“您结束了吗?”阿格拉娅问。

“什么?我讲完了,”公爵从短暂的沉恩中醒悟过来,说。

“您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这么……突然想起了……我就讲了……”

“您很会卖关子,”亚历山德拉说,“您,公爵,想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哪一瞬间都不能用戈比来衡量,有时候5分钟比一座宝藏还更珍贵。这一切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话说说,对您讲了这样可怕的遭遇的这位朋友怎么啦……不是对他改了刑罚,也就是赐予他‘无穷尽的生命’了吗?那么,后来他怎么处理这笔财富的呢?每分钟都‘精打细算’过的吗?”

“喔,不,我已经问及他这一点,他自己对我的,根本不是这样过的,浪费了许多许多时间。”

“噢,这么,您的是一种经验,也就是说,真正要‘精打细算’,是无法生活的。不知为什么就是无法生活。”

“是啊,不知为什么就是无法生活,”公爵重复着说,“我自己也这样觉得……可终究不知怎么的不太相信……”

“也就是说,您认为,您比大家活得更聪明?”阿格拉娅说。

“是的,过去有时候是这样的。”

“现在呢?”

“现在……还这样想,”公爵依然带着安详甚至羞涩的微笑望着阿格拉娅;但立即又大起来,快活地望了她一眼。

“真谦虚。”阿格拉娅几乎恼怒地说。

“可是,你们又多么勇敢,瞧你们都在笑,而他叙述的一切却使我大力吃惊,后来我都梦见过,梦见的正是这5分钟……”

他又一次认真而探究地扫视了一遍他的听众。

“你们没有为了什么而生我的气吧。”他似乎局促不安地突然问,但是,却直视着大家的眼睛。

“为了什么呢。”三个姑娘一齐惊奇地嚷了起来。

“就是我似乎老在教训人……”

大家笑了起来。

“如果你们生气了,那么请别生气,”他说,“我可自己也知道,比别人经历的少,对生活也比别人了解得少。可能有时候我讲的令人非常奇怪。”

他完全不好意思了。

“既然您说曾经很幸福,那也就是说您经历得不是少,而是多;您又何必说昧心话和道歉。”阿格拉娅严厉地纠缠着对方说,“您教导我们,请不必为此不安,因为这丝毫也不表明您就高人一筹。有了您这种清静淡漠的哲学,一百年的生活都可以充满幸福。给您看死刑或给您看一个手指头,您从中一样会得出值得称道的思想,还会感到心满意足。这样是可以过日子的。”

“你于吗老是这么气冲冲的,我不明白,”早就在观察交谈者脸部表情的将军夫人随即说,“你们在谈论什么,我也不明白。什么手指头,这是什么胡言乱语?公爵讲得很好,只不有点凄愁,你干吗要难住他?他开始讲的时候还笑着,可现在完全无精打采了。”

“没关系,妈妈。遗憾的是,公爵,您没有看见过死刑,不然我倒想问总一个问题。”

“我看见过死刑,”公爵回答说。

“您见过。”阿格拉娅嚷了起来,“我本该猜得到的!这一下事情就水落石出了。既然您见过,您怎么说一直过得很幸福呢?怎么,我对您说得不对吗?”

“难道您那个村子里处死人?”阿杰莱达问。

“我在里昂看见过,是跟施奈德一起去那里的,他带我去的。到了那里,正好碰上。”

“怎么样,您很喜欢吗?受到很多教益吗?得益匪浅吧?”阿格拉娅问。

“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后来我还病了一阵,但是我承认,我像被钉在那里似的着,眼睛都一眨不眨。”

“我也会一眨不眨的。”阿格拉娅说。

“那里很不喜欢妇女去看,后来甚至在报纸上写文章议论这些妇女。”

“这就是说,既然认为这不是妇女的事,那么亦即是想说(这么说吧,是证明),这是动人的事。我恭贺这种逻辑。您当然也是这样想的吧?””您讲讲死刑吧,”阿杰莱达打断说。

“现在我很不想讲……”公爵似乎绞了下眉,窘迫地说。

“您像是不舍得给我们讲,”阿格拉娅刺了一句。

“不,因为关于这次死刑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对谁讲的?”

“我在等候的时候,对你们的侍仆讲的……”

“哪一个侍仆?”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声音。

“就是坐在前厅里的那一个,已有白发,脸色发红;我坐在前厅等着进去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这真奇怪,”将军夫人说。

“公爵是个派,”阿格拉娅断然说,“那么,既然您对阿列克谢说了,您也就不会拒绝对我们讲了。”

“我一定要听,”阿杰莱达重复说。

“确实就刚才,”公爵又有点振奋起来(他好像很快就能轻易地振奋起来),对阿杰莱达说,“当您问我画画的素材时,我确实有过给您一个素材的想法:一个犯人还站在断头台上,马上就要躺到斩首机的板上,就画斩首那瞬间前一分钟犯人的脸。”

“画脸?就光画脸。”阿杰莱达问,“真是个怪诞的素材,这算什么画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认为是怪诞的?”公爵热烈地坚持说,“我不久前在巴塞尔看到一张这样的画。我很想告诉您……什么时候我再对您说吧……它使我惊愕万分。”

“您以后一定要讲讲巴塞尔的那张画,”阿杰莱达说,“而现在您给我解释解释怎么画处死型这种题材的画。您可以这样谈,您是怎么设想这画的?怎么画这张脸?就这么光是脸吗?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脸?”

“这正是临死前的一分钟,”公爵沉缅于回忆之中,立即就忘记了其余的一切,胸有成竹地开始说,“是他登上阶梯刚刚走上断头台的那一刻。这时他朝我的方向瞥了一眼;我看了一下他的脸便全都明白了……不过,这倒该怎么讲呢?我非常非常希望您或者什么人把它画出来!如果您画则最好不过了!我那时就想,这张画会是有益的。您知道,这里需要想象,在这之前发生过什么,一切的一切。他关在监狱里,等待着处决,这至少还得过一星期,他似乎寄希望于通常履行手续会需要时间,公文还得送到什么地方去;过一个星期才会有结果。可。是这次却召为某种情况案卷批复的日程缩短了。早晨5点他还在睡。这是10月底,5点钟时还很冷,很暗。监狱长悄悄地带了看守走进来,小心翼翼地拍了下他的肩膀,他撑着臂肘坐了起来,——看见有灯光便问:‘什么事?’——‘5点后执行死刑。’他睡眼惺松的不相信,开始争执说,公文要过一星期才有结果,但等他完全清醒时,就不再争论,默默不语了,——人家这么说的。后来他说:‘这么突然毕竟令人难受……’,他又沉默了,已经什么都不想说了。接着三四个小时便花在众所周知的一些事情上:神父来,吃早餐,他送了酒、咖啡和牛肉(嘿,这不是一种嘲笑吗?你想,这有多残酷,可另一方面,这些确实无辜的人是出于纯洁的心灵做这种事并深信这是仁爱),然后是上厕所(你们知道,犯人的厕所是什么样的吗?),最后是经过城市押送到断头台……我想,这时犯人也会觉得,在押送到之前还能无穷尽地活下去。我觉得,一路上他大概会想:‘还能活很久,还能活经过三条街的时间;现在驶过这条街,然后还有一条,后面还有右首是面包铺的那条街……还有些时候才到那面包铺呢!四周都是人,叫喊声,熙熙攘攘,成千上万张脸,成千上万双眼睛,——这一切都应该忍受,但主要的是要忍受这样一个想法:‘瞧他们成千上万的,可是不会处决他们任何人,却就处决我!’好,所有这一切只是前奏。一座阶梯通向断头台;这时他在阶梯前突然哭了起来,而他是个强壮有力,勇敢刚毅的人,据说是个大凶犯。神父始终寸步不离地跟他在一起,坐大车也与他在一起并一直说着话,犯人却未必听得进去:就算开始听,第三句话已经听不明白了。应该是这样的。终于他登上了阶梯;他的双脚是被捆绑着的,因此只能小步移动着。神父想必是个聪明人,便不再说话,一个劲地给他吻十字架。在阶梯下面时他的脸色很苍白,而一登上阶梯,站到断头台上,突然变得像纸一样白,完全像一张白书写纸。大概他的双腿发软变麻木了,不感到恶心——仿佛扼住了他的喉咙,因此直发毛,——你们在受了惊吓或非常可怕的时刻是否感觉到,整个理智依然还清醒,但是却已经没有丝毫控制力?我觉得,比方说,如果不可避免的死亡降临,房子塌下来压到你们身上,这时突然会非常想坐下来并闭上眼睛等待——听天由命吧!……也就是这种时候,犯人开始表现这种软弱时、神父便尽快地、默默地以很快的动作突然把十字架凑到他的唇边,这至个小小的银质十字架,——他接连不断频频将它凑过去,犯人的双唇一回到十字架,他就睁开眼,又仿佛有凡秒钟有了生气,于是双脚又移步了。他贪婪地吻十字架,急着吻,就像急看别忘了带上什么东西以备不时之需,虽然此刻他未必有什么宗教意识。这样一直到了那块木板眼前……奇怪的是,在这最后几秒钟里很少有人昏厥的!相反,脑袋非常活跃,转得非常快,大概就像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一样,运行得非常有力,有劲,有效;我想象,各种念头,都是没头没尾的,就这样碰憧,着,也许,是些可笑的,不相干的念头:‘瞧这个人在看着——他的额头上有个疣,瞧这刽子手底下一粒扣子生锈了,……而与此同时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有这么一个点是怎么也不能忘记的,也不能昏倒,一切都在它的周围,在这个点的附近,运行和旋转。试想想,就这样一直到最后四分之一秒,头已经放在侧刀下,等着,并且……他知道,突然听见自己头上方发出的一声铁器滑动的声音!他一定听到这声音的!要是我躺在那里,我就会留意听并会听见的!这时,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瞬间,但一定能听见的!你们设想一下,至今人们还在争论,也许、在头掉下时,还有约摸1秒钟光景,他可能知道:头掉下了,——这是个什么概念!要是5秒钟呢!……您要这样画断头台:要能清楚地看得到近体的最后一步梯阶;犯人跨上它;头部,脸色修白如纸,神父递着十字架,犯人贪婪地凑上他那蓝色的双唇并望着;——他什么都知道。十字架和头部——这就是画,神父的脸,刽子手,他的两个帮手的脸和台下面的几个头和眼睛、——所有这些都似乎可以作为第三位的背景画,画得模糊些,作为陪衬……就是这么一幅画。”

公爵不再作声了,扫了大家一眼。

“当然,这不像消极淡漠,”亚历山德拉自言自语说。

“好吧,现在讲讲,您是怎么恋爱的,”阿杰莱达说。

公爵惊讶地望了她一下。

“请听着,”阿杰莱达似乎急着说,“您还该讲巴塞尔的那幅画,但现在我想听听,您是怎么恋爱的;请别否认,您一定爱过,何况您一开始讲故事,就不再是个哲学家了。”

“您一讲完,您就马上会对您讲过的东西感到羞愧,”突然阿格拉娅指出,“这是什么缘故?”

“这简直是愚蠢,”将军夫人忿忿地望着阿格拉娅,断然说。

“真不聪明,”亚历山德拉也重申说。

“公爵,别相信她,”将军夫人对他说,“她这是故意恶作剧;她所受的教养根本不是这么愚蠢的;别认为她们这样是纠缠您,她们大概想出了什么主意,但是她们已经喜欢您了。我看她们的脸就知道了。”

“我看她们的脸也知道了,”公爵说,还特别加重了自己的语气。

“这怎么讲?”阿杰莱达好奇地问。

“关于我们的脸您知道些什么呢?”另外两姐妹也感到好奇。

但公爵沉默着,而且很严肃;大家都等着他的回答。

“我以后对你们讲,”他平静而严肃地说。

“您是存心想吊我们胃口,”阿格拉娅嚷了起来,“瞧他多么洋洋得意!”

“嗯,好吧,”阿杰莱达又急忙说,“既然您是看脸相的行家,那么您一定是恋爱过的;这么,我是猜到了。说吧。”

“我没有恋爱过,”公爵依然平静和严肃地回答,“我……有的是另一种幸福。”

“是怎样的?是什么幸福?”

“好吧,我对你们讲,”公爵仿佛陷于深深的沉思中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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