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记》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埃德加·斯诺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中译本时，由于当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考虑到联合统一战线等情况，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尽管这样，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该书还是成了一部禁书。《红星照耀中国》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也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的角度几近出神入化的程度。《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附录：中文重译本序
本书作者斯诺的姓名是中国人民早已熟知的了。但是，为了未读过和已读过这本书的人们更深刻地了解这本书，对这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作家的一生经历以及写作《西行漫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作概括性的介绍，也仍然是必要的。
埃德加·斯诺在一九〇五年出生于美国坎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毕业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在坎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初露头角。往后他在开往外洋的货船上当了海员，历游中美洲，最后到了夏威夷，仍然为美国的一些报纸供稿。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到了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信员。一九三〇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他在中国西南各省作长时间的旅行，徒步经过云南省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访问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领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目睹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三年的热河战争。在这以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了中国语文。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着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国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他编译了一部英文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是首先把鲁迅着作介绍到西方的人之一。
一九三六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
他达到了目的。他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首先他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毛泽东同志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最后他冒着炮火，从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顺利地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新闻记者，他已经预感到了，虽然他当时的报道，局限于中国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凉的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根据地。
这四个月的旅行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地认识。这种认识不久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芦沟桥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所证实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红星照耀中国》就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发行了五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是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斯诺出了对原着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为原书所没有的大量图片以外，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西行漫记》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现在，在中国人民中间，《西行漫记》和斯诺这个姓名是不可分离的事。虽然早已没有必要再用这个隐晦的名称，但是为了保存初版的本来面目，现在的重译本仍然用《西行漫记》作为书名，是恰当的。
由于他在西北红色区域四个月的冒险中引起的激情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用了他的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作继续探索和报道。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地记者。一九三九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毛主席进行了谈话。这些对话后来是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一九四一年斯诺对于皖南事件作了入时的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他又来过一次中国，在这以后他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困难了。在麦卡锡主义控制的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当作危险分子，不容许报刊发表斯诺的文章，他被迫迁居瑞士。他的护照也禁止去中国旅行。直到一九六〇年六月，他得到我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解放后的新中国，和毛主席、周总理进行了会谈。一九六四年到六五年初，他再一次访问中国，毛主席又接见了他。一九七〇年十月斯诺同洛伊斯·惠勒·斯诺夫人一同来华，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同毛主席，同周总理会了面。十二月十八日他和毛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这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那一次会上毛主席对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谬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例如说，《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的着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诺刚回到瑞士不久，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应邀访问北京，揭开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总统来华的时候，斯诺准备以记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国之行。由于病魔缠身，不能达到他的愿望。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二点二十分，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了。
在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
“我热爱中国。”
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内，即前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这是适当的。这是一九三六年他去西北探险旅行的出发点，也是一九三七年他整理资料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
在斯诺的一生，除了为欧美报刊写作通讯稿以外，他完成了十一本着作，其中极大部分是和中国问题有关的。一九七一年回到瑞士以后，他还写了《漫长的革命》一书，由于抱病在身，还没有作最后的审定。
但是所有后来的着作，都不能和《西行漫记》相比拟。即使是杰出的报告文学，在事过境迁之后，往往成为明日黄花。唯有四十三年前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以后，他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他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着作。初版《西行漫记》除了有关西安事变和《关于朱德》部分引用了尼姆·韦尔斯的笔记材料以外，都是他亲自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斯诺西北之行，正值中国和世界局势大转变的开端。一九三六年，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而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切是中国工厂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艰苦斗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由于斯诺的惊人的洞察力和锐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而这是西方的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
正如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所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地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现在的中译本根据英国戈兰茨公司一九三七年版重新译出，同一九三八年复社版中译本所据原书是相同的。复社版当时未译第十一篇中的《那个外国智囊》，现在补全，这是很好的。从内容来看，这一部分是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叙述和分析，大部分资料是从当时和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谈话中得到的。现在看来，这一部分仍然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显然，斯诺在当时还没有机会读到毛主席正在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是在本书的末章，他引用了列宁的这一段名言：“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的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①
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总结。
今天，在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日子里，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大踏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重读四十三年前这样一本书是值得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于北戴河
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的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49页。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附录：出版说明
斯诺当时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却对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斗争愿意作客观公正的了解。他不畏艰险，排除各种阻挠，于一九三六年六月至十月，在我国西北的革命根据地(即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向全世界作了真实的报道，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他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读者要求我们重印此书，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历史情况下的某些斗争实况。因此，我们把这本对进步读书界起过良好作用的着作重新翻译出版。
为了保存原书的历史面貌，现在的译本是根据一九三七年英国戈兰茨公司的英文初版本翻译的，并收入了作者一九三八年为复社版中译本写的序言。
斯诺的这本书是一部新闻报道性的作品，不是一本历史着作。作者根据采访所得写成本书，有些是辗转传闻，有些叙述者当时就记得不甚确切，因此难免有失实之处。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强调指出的：“这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在出版这个重译本时，我们对全书除了个别十分明显的史实错误及人名、地名和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外，一律照译原文未作改动。我们深信，广大读者是会用分析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书中的问题的。
斯诺在访问西北根据地时拍摄了许多照片。在英文原着中，收入照片不多，一九三八年中译本由于斯诺的帮助曾收入较多的照片，我们现在基本照收，并根据斯诺遗孀赠给我国的电影、照片，作了一些增补。
在出版本书的过程中，得到许多中外朋友和同志的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联书店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十月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附录：作者自序（1938）
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但是这自然并不是说，共产党或红军或红军领袖，对我自己对于他们以及他们的工作的意见或印象，可以负责。因为我和共产党并无关系，而且在事实上，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所以这一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这样就是了。
自从这本书在英国第一次出版之后，远东政治舞台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了。可是当这一本书写了大部分的时候，国共积极合作这一件事，大部分人还认为非常遥远。现在民族解放战争已成为唯一出路，而一切其他问题，都给扔开去。当我写这一本书的时候，日本以“中、日合作”为名，并吞并华北这一企图的和平成就，似乎还不是不可能。而现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已经深刻化。中、日战争扩大为法西斯主义和国际和平战线的世界斗争，在最近将来，是可以想象得到了。
人类行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往往会把人类在社会演变中的任务的性质和意义变换过来。战争所促成的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国民党和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进步分子，在蒋介石委员长贤明领导之下，恢复了他们的革命意志。对日本帝国主义，已没有妥协余地。当前的历史途径，不是战斗，就只有灭亡，而除了完全投降出卖外，也再没有一条中间的路，这是一个真理，现在已成为事实。中国资产阶级得最前进分子已经懂得，在他们的需要与中国革命的需要之间，已经没有基本的冲突，因此他们现在抱定决心，要领导这民族救亡图存的斗争。现在已再没有所谓“红军”“白军”互争胜负的斗争了。现在全世界已没有人再称中国共产党员为“赤匪”了。第八路军和国民党士兵现在肩并肩地在作同样广大的战斗。现在已只有一个军队，就是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革命中国的军队。
从最近时局发展的观点看来，这本书有的地方写得过分，有的地方写得不够，这是断然不免的。本书英文本的第一版原有的一些错误，已经在这里改正了。其它的错误自然也还有着。但是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基本的因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的研究，这一本着作是颇有一些价值的。在事实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书里面所说到的许多意见，始终是一种准确地判断。我并不是指我自己说过的话，而特别是指本书中那一些部分，就是共产党领袖们用了神奇的远见，正确地分析了那些促成对日抗战的事实，预测这一次抗战的性质，而且指出中国为求生存起见，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各种绝对必要。
此外《西行漫记》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红军的经验所得到的一种客观教训，就是有组织的民众——尤其是农民大众——在革命游击战争中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我记起毛泽东向我说过一句话，因为毛所预测的许多事，现在已变成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把这句话再重述一遍。他说：“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争得自由，而成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夺得行动自由，也同样地武装了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的。”
毛泽东再三重复地说，为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自己起来，完成统一，抱定抗战决心，是十分必要的。其他一切都要从这统一和决心来决定。只有中国人民自己能够使中国打胜；也只有中国人自己会使中国失败。不管打了多少次胜仗，日本现在已在失败和最后崩溃的路上走着——即使要在几年之后，而且中、日双方都受极大痛苦，日本军阀才会失败，但这总是不免的。能够挽救日本的，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妥协或者“暂时的和平”。坚决而强硬的抵抗，要是多继续一天，日本的国内外矛盾，也一定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等到恐怖的强制手段已经镇压不住的时候，日本军阀只好停止下来，或者折断了帝国的头颅。
到那时国际反日行动，就要到来。这种国际行动已经用多种间接的方式在开始着。将来这种行动的效力会逐渐增加。最后日本在大陆消耗力量过多，实力削弱，不能再成为世界的大国，到那时各大民主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一致对日本实行制裁、封锁、抵制。这种国际行动是完全确定了的。只有一件事可以阻止这种国际行动，就是中国停止抗战。可是这本书里所描写的中国各种力量，已经显示出，日本发动得太迟，中国现在已经不能再被征服了。
我愿意感谢在前红军中各位朋友，因为当我在他们那里做客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慷慨而亲切的款待。我以门外汉的资格，来写他们的故事，一定有许多缺点和不正确的地方，这得请他们原谅。创造这本书的故事的勇敢的男女战士，现在正在每天用英勇的牺牲精神，在写着许多的别的书，对于这些男女战士，我愿意和他们握手道贺。原来在这些老资格“赤匪”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得最优秀的男女哩。
最后，我还得感谢我的朋友许达，当我在北平最不稳定的状况下，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曾经跟我一块儿忠诚地工作。他不仅是一个第一流的秘书和助手，而且他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革命青年，现在正为他的国家奋斗着。他译出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我们原打算在北方出版，可是战事发生之后，我们分手了。后来别的几位译者起首在上海翻译这本书。现在这本书的出版与我无关，这是由复社发刊的。据我所了解，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切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
承译者们允许留出一些地位，使我有机会作这一番说明。而且承他们看得起，费了很多气力翻译出来，认为这本书值得介绍给一切中国读者。对于他们我是十分感激的。
谨向英勇的中国致敬，并祝“最后胜利！”
埃德加·斯诺
一九三八、一、二四 上海
（据一九三八年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排印）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