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记》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埃德加·斯诺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中译本时，由于当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考虑到联合统一战线等情况，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尽管这样，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该书还是成了一部禁书。《红星照耀中国》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也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的角度几近出神入化的程度。《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第九篇 同红军在一起（续）：四、穆斯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一天早上，我同徐海东参谋部里一个能说英语的参谋人员去访问十五军团所属的回民教导团。该团驻扎在一个回民商人和做官的家里，这是一所墙头很厚的房子，摩尔式的窗户的外面是一条铺着石块的街道，驴、马、骆驼、行人络绎不绝。
房子里面很凉快、整洁。每间屋子里砖地中央是个水池，下通排水沟，供洗澡之用。虔诚的回民一天要洗五次澡，但是，这些战士虽然仍信伊斯兰教，显然只是偶尔使用这些水池。我想他们大概不相信把一件好事做过头。但是他们仍是我在中国看到的习惯最清洁的士兵，没有随地吐痰的恶习。
共产党在前线组织了两个回民教导团，基本上都是从前马鸿逵和马鸿宾的部队中来的。他们比汉人身材高大、结实、胡须深、肤色黑，有的人长得很英俊，明显地有突厥人的外表，杏眼又黑又大，高加索人种的特点很突出。他们都带着西北的大刀，熟练地给我表演了几下，能够一举手就砍下敌人的脑袋。
他们的营房里墙上贴满了漫画、招贴、地图、标语。“打倒马鸿逵！”“废除马鸿逵的国民党政府！”“反对日本造机场，绘地图，侵略宁夏！”“建立回民独立政府！”“建设自己的回民抗日红军！”共产党的一些回民拥护者就是靠这些主张招来的，回民战士在关于他们为什么参加红军问题上给我的答复也以此为他们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见，马鸿逵将军部下士兵对他是有不满的（无疑有些被共产党夸大了），宁夏的农民似乎也是如此。我记得有一天早晨在路上向一个回民老乡买瓜，他种了一山坡的瓜，是个态度和蔼的乡下佬，满面笑容，脾气随和，还有一个长得实在美丽的女儿——在这些地方这是十分不可多见的，因此我迟迟不走，买了三个瓜。我问他，马鸿逵手下做官的是不是真的象共产党所说的那么坏。他滑稽地举起双手表示气愤，一边嘴里吐着西瓜子。“哎呀！哎呀！哎呀！”他叫道。“马鸿逵，马鸿逵！征的税叫我们活不了，还抢我们的儿子，又烧又杀！妈的马鸿逵！”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可以奸污马鸿逵的母亲（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直白的解释中国国骂的方式……），这还便宜了他。院子里的人看到这老头儿这么激动都笑了。
参加红军的回民战士原来都是在马鸿逵军队中进行颠覆宣传所争取过来的，也是他们投到红军阵营以后听的政治课所争取过来的。我问一个指挥员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为了打马鸿逵，”他说。“在马鸿逵统治下，我们回民的生活太苦了。没有一家是安全的。如果一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必须到他那里去当兵。如果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子必须去当兵。没有出路——除非你有钱，可以买替身。哪个穷人出得起？不仅如此，每个人还需自己带衣服，家里给他付粮食、柴火、灯油钱。一年要花好几十元钱。”
这两团回民红军组织起来才不到半年，看来已经有了相当的“阶级觉悟”。他们读了，或者听人家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的简单介绍，每天关于回民当前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课。这些课不是汉人给他们上的，而是共产党中回民党员给他们上的，后者上过共产党的党校。马鸿逵部队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参加红军的回民在刚来时一字不识。现在他们每人已识几百个字，能够学发给他们的简单的课本。共产党希望这两团人中能培养出一支大规模的回民红军的干部，来保卫他们梦寐以求要想在西北建立回民自治共和国。这些回民中已有将近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参加了共产党。
关于自治的口号，回民自然是会同意的；因为那是他们多年来的要求。但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不是认为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对此是怀疑的。中国军阀的多年压迫和汉回之间的仇恨，使他们对一切汉人的动机都理所当然地深为怀疑，共产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除回民的这种怀疑，令人难以置信。
这种回民与共产党合作，也许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如果汉人愿意帮助他们赶国民党，帮助他们创建和武装一支自己的军队，帮助他们实现自治，帮助他们剥夺有钱人（他们无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他们就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如果后来共产党食言，他们就再把那支军队用于自己的用途。但是从农民的友善态度和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愿意组织起来这两点来看，共产党的纲领有明显吸引人的地方，他们小心翼翼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
在战士中间，有些历史上的民族宿怨看来已经克服，或者说正在逐步蜕化为阶级仇恨。例如，我问到一些回民战士，他们是否认为回汉两族人民能够在苏维埃政体下合作，其中一个回答说：
“汉人和回民是兄弟；我们回民中间也有汉人的血统；我们都属于大中国，因此我们为什么要打来打去？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地主、资本家、放高利贷的、压迫我们的统治者、日本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革命。”
“但是如果革命干涉你们的宗教呢？”
“没有干涉。红军不干涉伊斯兰教礼拜。”
“我是说这样的情况。有些阿訇是有钱的地主和放高利贷的，是不是？要是他们反对红军，那怎么样？你怎样对待他们？”
“我们要说服他们参加革命。但大多数阿訇不是有钱人。他们同情我们。我们的一个连长原来是阿訇。”
“但是，如果有些阿訇说服不过来，而参加了国民党来反对你们，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惩罚他们。他们是坏阿訇，人民会要求惩罚他们。”
同时，在整个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都在进行紧张的训练，教育战士了解共产党对回民的政策和建立“回汉统一战线”的努力。我参加了几次政治讨论会，战士们在会上讨论“回民革命”，这些讨论会很有意思。有一次会上，发生了长时间的辩论，特别是关于土地问题。有的认为，红军应该没收回民大地主的土地；有的反对。接着政委把党的立场作了简洁的介绍，说明为什么应该由回民自己来进行土地革命，由他们自己的、在回民群众中有基础的坚强革命组织来领导。
另外一个连讨论了回汉两族人民交往的简史，另外一个连讨论了发给驻在回民地区全体战士行为守则必需严格遵守的理由。这个守则规定红军战士不许：未经房主同意进入回民家中；以任何方式侵犯清真寺或教职人员；在回民前面骂“猪”或“狗”；问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叫回民是“小教”，叫汉人是“大教”。
这都是争取把全军有意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回民政策周围，除了这些努力以外，在农民中间也在不断地进行工作。这方面的宣传由那两个回民教导团来带头进行，但是红军各连也派宣传队去挨家挨户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鼓励农民组织起来；部队的剧团到各村子里去巡回演出，表演回民戏，那是以当地情况和历史事件为根据的，目的是要“鼓动”人民；分发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写的传单、报纸、招贴；常常举行群众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村苏维埃。农民们不论汉回，要避免一定程度的这种灌输，是很困难的。到七月间，宁夏好几十个农村成立了村苏维埃，派代表到预旺堡来与那里的回民共产党开会。
四个月后，四方面军就要渡过黄河，再向西推进二百英里，到达肃州，那是马步芳的辖地，正好在通新疆的大路上。他们有此迅速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在同回民建立了良好关系。我在宁夏的时候就碰到了建立这种关系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早在九月间，宁夏已有足够的进展，可以召开一个大会，有三百名回民代表从红军当时占领下的各村苏维埃选出，还有一些阿訇、教师、商人、两三个地主参加，但大多数是贫农，因为有钱一些的阶级早已在“汉匪”到达时逃出了。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要同红军合作，接受它的帮助建立回民抗日军队的建议，并且立即开始组织汉回团结同盟，贫民会，以及群众性的抗日团体。
这个历史性的小小代表会议所处理的最后一项议程——但我认为对那里的农民来说是最重要的议程——是处理一个国民党税吏。此人显然在红军到达以前已民怨沸腾，红军到达后他逃到附近山间农村中一个叫张家寨的地方，在那里继续收税。据说他还增加税率一倍，宣布这是他自称代表共产党政府的新规定！但回民农民了解到共产党并没有派收税的，于是他们出动了六、七个人把这个坏蛋捉了起来送到预旺堡公审。我个人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胆略，敢冒充这样的角色，这种人才不可多得，应该保护下来。但是回民们却不那么想。全休代表一致通过把他枪决。
就我所知，他是我在预旺堡两个星期中被枪决的唯一平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