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记》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埃德加·斯诺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中译本时，由于当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考虑到联合统一战线等情况，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尽管这样，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该书还是成了一部禁书。《红星照耀中国》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也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的角度几近出神入化的程度。《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第二篇 去红都的道路：三、贺龙二三事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就同一队大约四十名青年一起出发，他们是属于通讯部队的，正要护送一批物资到保安去。
我发现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的一个人员傅锦魁和一个红军指挥员李长林有坐骑。也许这话说得并不完全确切：傅锦魁（译音）在一头壮实的、但是负担已经过重的骡子背上挤了一个栖身的地方；李长林骑的一头驴子，负担同样过重；我像腾云驾雾似的跨在仅有的一匹马上，它是不是真的在我跨下，有时我也没有多大把握。
我的这头牲口的弓背像一弯新月，迈步像骆驼一样缓慢，瘦腿软弱发抖，随时可能倒下不起，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顺着河床爬到河边悬崖上的羊肠小道时，它使我特别担心。要是我在它的瘦骨嶙峋的背上稍微挪动一下重心，我们俩就会一起掉向下面岩石嶙峋的峡谷中去。
李长林高高地跨在他的一堆行李上，看到我的狼狈相，不禁大笑。“你坐的马鞍倒不错，通知，不过马鞍下面是什么东西？”
我没有抱怨的份儿，因为毕竟我算老几，能够骑马；但是对他的玩笑，我禁不住说道：“请你告诉我，李长林，你们怎么能够起着这种瘦狗去打仗呢？你们的红军骑兵就是这样的吗？”
“不是！你会看到的！你的牲口‘坏啦’？就是因为我们把这种牲口留在后方，我们的骑兵在前线才不可战胜！要是有一匹马又壮又能跑，就是毛泽东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线！我们在后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枪炮、粮食、农服、马匹、骡子、骆驼、羊——最好的都送去给我们的红军战士！如果你要马，同志，请到前线去！”
我决定一有可能就按他的劝告去办。“但是，李长林，你自己怎么不在前线呢？你也‘坏啦’？”“我，‘坏啦’？决不是！但是前线少一个好人比少一匹好马好办！”
真的，指挥员李长林看来是个好人，好布尔什维克，而且还是说故事的好手。他当红军已有十年了，曾经参加过一九二七年的着名的南昌起义，从那时候起，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我在李指挥员旁边，一起在陕西的山沟沟里爬上爬下，有时骑着马，有时下来步行，喘着气，忍着渴，一边就听着他讲一个接着一个的趣闻轶事，有时在再三要求和追问之下，他甚至也赏面子说一说自己。
他还是个年轻人，大约三十一、二岁，但是随着他慢慢地讲开了他的经历，你可能以为他死去活来已有十多次了。我在他身上开始发现一种后来我在这样奇怪地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可是，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是事实，我以后再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
李长林是湖南人，大革命开始时还是个中学生。他加入了国民党，一直留在党内，到二七年政变后才加入共产党。他在香港在邓发领导下做过一段时期的工会组织者，后来到江西苏区，成为游击队领导人。他在一九二五年时曾奉国民党之命同一个宣传队去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去见“土匪头子”贺龙，贺龙现在在国民党报纸上被称为“劣迹昭着”的贺龙，但当时却是个极力要争取的领袖人物。李长林奉命同他的宣传队去把贺龙争取过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
“即使在那个时候，贺龙的部下也不是土匪，”有一天，我们坐在一条清凉的溪流旁边几棵树下休息时，李对我说。“他的父亲是哥老会①的一个领袖，他的名望传给了贺龙，因此贺龙在年轻时就闻名湖南全省。湖南人都传说他年轻时的许多英勇故事。他的父亲是清朝一个武官，一天别的武官请他去赴宴。他把儿子贺龙带去。做爸爸的吹嘘自己儿子如何勇敢无畏，有个客人想试他一下，在桌子底下开了一枪。他们说贺龙面不改色，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我们见到他时，他已在省军中任职。他当时控制的地区是云南运鸦片烟到汉口去的必经之道，他就靠抽烟税为生，不抢老百姓。他的部下也不像许多军阀的军队那样强奸民女、大吃大喝，他也不让他们抽大烟。他们都把枪擦得亮亮的。但是当时习惯用大烟敬客。贺龙本人不抽大烟，但我们到时他把烟具和大烟送上炕来，我们就在烟炕上谈革命。我们的宣传队长是周逸群，他是个共产党员，同贺龙有些亲戚关系。我们同他谈了三个星期。贺龙除了在军事方面以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他并不是个无知的人。他很快懂得革命的意义，但是他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他的部下商量，最后才同意加入国民党。
“我们在他的军队里办了一个党的训练班，由周逸群主持，周后来牺牲了。虽然这是一个国民党的训练班，但是大多数教员都是共产党员。入学的学员很多，后来都成了政治领导人。除了贺龙的部队以外，这个学校也为第三师培养政治委员，第三师归袁祖铭统率，他当时是左路军军长，后来被唐生智的特务暗杀，第三师就交给贺龙指挥。他的部队这样扩充后就称为第二十军，成为国民党左派将领张发奎的第四集团军的一部分。”
李长林说，贺龙到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起义后才参加共产党。在这以前不久，他还效忠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但是唐生智、何键等镇压打倒地主的运动，开始着名的“农民大屠杀”，国民党军阀不仅处决共产党人，而且处决大批农会领袖、工人、学生，这是贺龙才毅然投向共产党。他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完全同情穷人，这种屠杀激起他的愤怒。
何键现在担任南京方面的湖南省主席，据李长林说，他是“反革命将领中最残暴野蛮的一个。他杀了不知有多少人——肯定有好几万。我知道在我自己的家乡湖南省浏阳县，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到六月之间他就杀了二万多农民、学生、工人。我当时就在那里，所以知道。据说他在自己的家乡醴陵县杀了一万五千。”我心里想，不知道李长林自己是怎么逃脱的，于是我就问他。他脱了他的蓝布上衣——里面没有穿别的——指着一条长长的疤痕。“你瞧，我并没有完全逃脱，”他笑道。
“南昌起义后贺龙怎样了？”“他的部队失败后，他和朱德转移到山头。他们又吃了败仗。他的残部去了内地，但是贺龙却逃到香港。后来他又偷偷地去了上海，从那里化了装回湖南。传说贺龙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一个苏区。那是早在一九二八年。贺龙躲在一个村子里，同哥老会的兄弟们策划起义，这是有几个国民党收税的来了。他就率领村里的几个人袭击收税的，用他自己的一把刀宰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卫队的武装。从这一事件中，他缴获了足够的手枪和步枪来武装他的第一支农民军。”
贺龙在哥老会中的名声遍及全中国。红军说，他可以手无寸铁地到全国任何哪个村子里去，向哥老会说出自己的身份后，组织起一支部队来。哥老会的规矩和黑话很难掌握，但是贺龙的“辈分”最高，因此据说曾经不止一次把一个地方的哥老会全部兄弟收编进红军。他的口才很好，在国民党中是有名的。李说他说起话来能“叫死人活过来打仗”。
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最后从湖南苏区撤出时，据说有步枪四万多支。这支红军在他自己的去西北的长征路上所经受的艰难困苦较之江西红军主力甚至更大。在雪山上死去的有成千上万，又有成千上万的饿死或被南京方面炸死。但是由于贺龙的个人感召力和他在中国农村的影响，据李说，他的许多部下宁可与他一起在路上死去，也不愿意离去，在长征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穷人参加，填补缺额。最后他率众约二万人——大多数赤着脚，处于半饥饿和筋疲力尽状态——到达西藏东部，与朱德会师。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他的部队现在又在行军路上，向甘肃进发，预期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到达。
“贺龙的外表怎么样？”我问李。
“他是个大个子，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他不知疲倦。他们说他在长征路上背着许多受伤的部下行军。即使他还在当国民党的将领时，他生活也跟他的部下一样简单。他不计较个人财物——除了马匹。他喜欢马。有一次他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马，这匹马给敌军俘获了。贺龙又去打仗夺回来。结果真的夺了回来！虽然贺龙性格很急躁，但是他很谦虚。他参加共产党后，一直忠于党，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的纪律。他总希望别人提出批评，留心听取意见。他的妹妹很像他，个子高大，是个大脚女人。她领导红军作战——还亲自背伤员。贺龙的妻子也是如此。”
贺龙对有钱人的仇视，在中国是到处流传的——这似乎主要要回溯到他的红色游击队刚刚开始组成的年代，当时湖南苏区还没有处在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在何键“农民大屠杀”时期许多农民有亲友遭到牺牲，或者反动派在何键统治下夺回权力后，本人遭到地主的殴打和压迫，都抱着深仇大恨来投奔贺龙。据说，如果贺龙还在二百里外的地方，地主士绅都要闻风逃跑，哪怕有南京军队重兵驻守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他以行军神出鬼没着称。
有一次贺龙带到了一个名叫波斯哈德瑞士传教士，军事法庭因他从事所谓间谍活动——大概不过是把红军动向的情报传给国民党当局，许多传教士都是这样做的——“判处”他监禁十八个月。贺龙开始长征时，波斯哈德牧师的徒刑还没有满期，因此奉命跟着军队走，最后刑期满了以后才在途中释放，给旅费前往云南府。使得大多数人感到意外的是，波斯哈德牧师对贺龙并没有讲什么坏话。相反，据说他说过，“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是怎样的，没有人会逃走。”①
当时正好中午要歇脚，我们决定到清凉宜人的溪水中洗个澡。我们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块长长的平石上，浅浅的凉水在我们身上潺潺流过。有几个农民过去，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无云。四周一片宁静、幽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这种奇怪的晌午时分，只使人感到宁静、幽美和满足。
我忽然问李长林结过婚没有。“我结过婚了，”他慢慢地说。“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国民党杀死了。”
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斗。我以后在路上还要从其他红军旅伴那里了解到更多这方面的情况。
①由约瑟夫·F·洛克转述给斯诺听的，他在波斯哈德到达云南府时曾与他谈过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