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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孩子》:壮年 失踪的孩子 第11章

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

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回到佛罗伦萨后,我和彼得罗谈了离婚的事情,我们吵得不可开交。阿黛尔尽量保护两个孩子,她和两个孙女关在她的房间里。我们忽然意识到,在女儿面前,我们吵得不尽兴,没法尽情表达自己,吵不起来,我们就出去了,在街上接着相互咒骂。最后,彼得罗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非常气愤,我再也不想看见他或者听他的声音。我回到了家里,两个孩子都睡了,我看到阿黛尔坐在厨房里看书。我说:

“你看到他是怎么对我的?”

“那你呢?”

“我?”

“是的,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么对他的,还有你之前是怎么对他的?”

我把她一个人撇在厨房里,摔上门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她语气里传递的那种鄙视让我很惊异,也让我很受伤,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对我表示出敌意。

第二天,我就动身去了法国,背负着沉重的内疚感和很多要读的书。在我走的时候,两个女儿不停地哭泣。我越是要集中注意力读书,就越是心乱:尼诺、彼得罗、我的两个女儿、卡门颂扬她哥哥的话、安东尼奥的话、阿方索的变化,都一起浮上我的心头。经过漫长的、让人精疲力竭的火车旅行,我最后到达了巴黎,脑子比任何时候都乱。但是,当我到达火车站,在站台那里,我就看到了出版社的那两位女士中比较年轻的那位,我的心情马上变得愉悦,我感到一阵喜悦,那是我和尼诺在蒙彼利埃品尝过的,一种视野拓宽的喜悦。但这次一切都要黯淡一些,没有宾馆,也没有古迹一样的大礼堂。那两位女士带着我在大小城市做巡回推广,每天都有一场旅行,每天晚上在书店,甚至是在私人的房子里,会组织一些辩论。至于吃饭睡觉,吃的是家里煮的饭,睡在一张小床上,有时候甚至是沙发上。

这场旅行让我非常疲惫,我越来越不注意自己的外表,我瘦了。但是,每天晚上我遇到的读者和编辑都很喜欢我,我在见面会的会场走来走去,用我匆忙学会和掌握的外语和他们进行讨论。我逐渐又采用了几年前我已经掌握的策略,就是我在推广第一本书时的表现:我很自然就把那些细小的个人经历,变成一种普遍的反思。每天晚上,我都能即兴提到我的个人体验。我谈到了我成长的环境,那里的贫穷和落后;我谈到男人和女人的愤怒;谈到了卡门,还有她和哥哥的关系,我认为,那些暴力事件一定不是帕斯卡莱做的。我谈到了从小我在我母亲以及其他女人身上,看到的家庭生活和生育最糟糕的一面,还有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我谈到了,出于对一个男人的爱,一个女人会肆意中伤别的女人,伤害孩子。我谈到了我和佛罗伦萨以及米兰的女性主义团体的艰难关系,我当时低估了它作为一种体验的重要性,现在我发现,通过参加那些活动,还有那些痛苦的讲述和反思,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谈到了我从小就一直想要掌握男性的思维方式。我感觉自己是男性捏造出来的女性,是他们通过想象构建的,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我说到了,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他是一个男性,但他正在尽一切努力,展示自己女性的一面。

我经常提到我在索拉拉的鞋店里度过的那半小时,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事儿,也许这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想起过莉拉。不知道为什么,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提到过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可能,我感觉到,她把我拖入了她和我们童年朋友的欲望里,但她没能力来描述她展示在我眼皮底下的东西。比如说,我忽然在阿方索身上看到的东西,她有没有看到?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排除了这种可能。她完全沉迷于城区的内部斗争,她也满足于这一点。我呢,在法国的那些天,我感觉自己身处一个纷乱的中心,但我有能力总结出这些事情的规律。这些想法,通过我那本小书的成功得到了印证,这有助于平息我对未来的忧虑,就好像我通过写出来的字,说出来的话能厘清的事情,在现实中也一定能厘清。我想,事情就是这样:夫妻关系会崩溃,家庭会解体,文化支柱也会塌陷,社会民主的任何协调和适应也不可靠,这时候,我和尼诺、他的孩子、我的孩子、工人阶级专政、女性,每样东西都显露出让人出乎预料的一面。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我四处走动,我看到了一种全面解构又重新组合的诱人前景。

同时,我总是匆匆忙忙给阿黛尔打电话,我和两个女儿说话,她们要么用单音节词回答我,要么总是重复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快到圣诞节时,我和两个编辑告别了,她们非常关心我的遭遇,不想放我走。她们看了我的第一本书,想重新出版那本书,出于这个目的,她们把我带到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的那家法国出版社,多年前,那本书在法国并没有成功。我有些羞怯地参与了那些讨论和协商,那两位女士支持我,她们和我不一样,她们很有战斗精神,懂得软硬兼施。通过米兰出版社的协调,他们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书,可以通过我现在的法国出版社——这两位女士的出版社再次出版。

我打电话给尼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他很热情。但是,说着说着,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悦。

“也许,你已经不需要我了。”他说。

“开玩笑?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拥抱你了。”

“你现在全心全意地忙你的事情,一点儿空间都没给我了。”

“你错了,因为你,我才写了这本书,因为你,我的脑子才清楚起来了。”

“那我们在那不勒斯见?或者在罗马也行,就现在,在圣诞节前。”

见面已经不可能了,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解决出版社的问题,我要回到两个女儿的身边。但我没办法抵抗尼诺的诱惑,我们最后决定在罗马见面,在一起几个小时也行。十二月二十三日早上,我坐卧铺,精疲力竭地到了罗马火车站,但我没看到尼诺,我有点担心,也很难过。当我正要坐火车去佛罗伦萨时,虽然那时候很冷,我看到他汗流浃背地出现了。他遇到了很多麻烦,但还是开车来了,因为坐火车的话,根本就赶不上。我们匆忙地吃了点东西,在距离火车站几步远的民族路上,我们开了一间房,两人马上关在房间里。我想在下午出发,但我没有心力离开他,于是我推迟到第二天出发。我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夜,醒来后很幸福。啊!在昏睡了一夜之后,伸出一条腿,碰到睡在床上的尼诺,他就在我身边,我真的很幸福。已经是圣诞节前一天了,我们出去买礼物。我的出发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向后延,他也一样。只有到了午后,我才拖着行李来到他的汽车前,我没办法和他分开。最后,他发动车子出发了,他的车子消失在车流里。我拖着箱子,很艰难地来到了共和国广场,然后到了火车站,但我迟到了几分钟,火车已经开走了。我可能半夜才能到佛罗伦萨,我很绝望。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打电话给家里,是彼得罗接的电话。

“你在哪儿?”

“在罗马,火车停在这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发。”

“啊,铁路可真不可靠啊,那我告诉两个女儿,你圣诞节晚餐不回来了?”

“是的,可能我不能及时赶到。”

他笑了起来,挂上了电话。

火车上基本没有什么人,车厢里空荡荡的,很冷,连检票员都没有。我感觉自己失去了一切,我的前方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是那么惨淡,我的愧疚感更加强烈。我深夜到了佛罗伦萨,没有找到出租车,在冷冰冰的深夜,我拖着行李,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圣诞节的钟声也早已经响过了。我拿出钥匙,打开家门进去,发现房子里一片漆黑,寂静得让人不安。我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没有看到孩子,也没有看到阿黛尔。我很疲惫,充满惊恐和绝望,我想找一张纸条,告诉我她们去哪儿了,但我没找到。

家里非常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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