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有二十年了，那时候学校里的老师，多半备有教鞭。教鞭一般长约一米，竹条做成，上课时放在黑板的下方，发现哪个学生犯错或做了小动作，教鞭就派上用场了。而我现在仍能记起王老师，是因为他那把戒尺。

　　王老师有所不同，他随身携带的是一块竹制的戒尺。戒尺要比教鞭宽大，上课前，放在讲义的上方压着，可以防止风吹走了讲义。等到正式上课，便置于讲台～侧，有震慑的作用。因而，总有同学引颈张望一下，看老师的戒尺有无遗落。

　　王老师教我语文，那时我已经读到了初二。我的成绩并不好，尤以语文最为糟糕，在我的印象中，那些汉字我早已熟识，翻来覆去地念那些课文，感觉实在无趣。恰巧那阵子我就读的学校旁新开了几家电子游戏店，这让我欣喜不已，于是逃语文课成了我新的乐趣。

　　终于有一天，我玩游戏机正酣时，一个同学来到我的身边，对着我的耳朵说：“王老师叫你回去上课。”我只好蹑着手脚和同学回到了教室，我不无担心地朝讲台上的戒尺望了一下。但一切风平浪静，王老师并没有责骂我。

　　第二天上语文课，讲的内容是成语解释，王老师点了我的名，他问我，什么是“恍然大悟”。当王老师念出这个词时，我愣住了，因为对这个成语我很陌生。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出来，朝我点点头，示意我解释。我这才反应过来，因为那个“恍”字我一直念成“光”字，至于成语的含义，自然不得而知。

　　男女同学都注视着我，有的还嘻嘻地笑，他们似乎比老师更了解我，知道我是答不出来的。面对这么多人的目光，我想我总要收场的，于是咬着牙应答：“恍然大悟’，就是形容早晨的雾很大。”全班哄堂大笑。王老师没有笑，他一脸严肃地来到我的面前，喝令我伸出手掌。戒尺击打在掌上，钻心的疼。

　　第二次饱受戒尺之苦，是因为我在课堂上抖动，被王老师发现了。那是一个冬天，外面下着大雪，我上学的地方离家有十里路，雪下得很厚，我穿着雨靴来上课。雪很厚，靴帮很短，行走到雪的深处便有雪进了靴子，到了学校，雪化成了冰水，刺骨的寒冷。因此，我的抖动是不由自主的。

　　很显然，老师的这次体罚是没有理由的，他后来也知道他自己错了，但他从没有向我道过歉。只不过，在另一个下雪的早晨，又是他的课，他带着讲义和戒尺的同时，还带来一双棉鞋。他将鞋轻轻地放在我的课桌下面，然后转身回到讲台，没有言语。

　　说实在的，那双鞋穿在我的脚上，过于肥大，但，它所传达出的温暖，却让我记了很多年。

　　是她“咯咯”的笑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据我所知，句型图解可不那么有趣。

　　这是五月初，我在洛杉矶中南部教一班16岁的贫民区学生。尽管我已经当了三年教师，但这个班已经达到我的忍耐极限许多次了，我早已打算好到了暑假就与他们说再见。

　　对贫民区的教学，我本抱着希望与理想。开始时，我用一张激励人的大海报遮住窗户上的子弹孔，在墙上贴满世界各地的风景图片，努力为学生营造一种远离街对面那些建筑工地的氛围。我告诉学生，每一天他们都能有所进步，让我们一起努力，使他们的人生更加成功！

　　然而，我的理想不断地被现实击碎。我面对的现实，不仅有贫民区的帮派、贫穷和被毒品毁掉的家庭，还有十二三岁孩子的普遍思想问题——他们的思想几乎永远停在一个名为“你不能强迫我”的频道。

　　现在，在他们本应该全神贯注的时候，我面对的却是一声“咯咯”的笑！

　　我走过去，走向她，要她手里的纸条。她拒绝，我就静静地等着。整个教室的空气凝固了，所有学生都关注着我与她之间的这场无声战争。当她终于把纸条交出来时，她咕哝道：“好吧，但不是我画的。”这一线索说明它不是一张普通的纸条。

　　在让学生做句型图解比赛时，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偷偷地瞄它一眼了。这是一张画我的手绘图画，衣服的细节几近完美，牙齿被涂得黑黑，鼻孔朝外翻着，嘴里正在说：“我是个傻瓜。”这位画家真是创作了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它所指是谁毫无疑问。

　　我平静地把画折好，回来指导比赛。但我的大脑却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真想大哭一场，或者揪出那个学生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事实上，我感觉是多么的失望与伤心！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我的努力换来的却是一次次在十二三岁少年的抵抗之墙上撞得心疼。上帝啊，我应该怎样做？我怎样做才能走出这种困境？

　　几分钟之后，我决定放下自尊，我给孩子们看那张画。我告诉他们这对我伤害是多么大！强忍着眼泪，我告诉他们，画这张画的人一定有他的原因，现在就是机会，他们可以把想对我说的话全写在纸上。全班一片沉默，他们安静地取出纸写他们的想法，我则走到教室后面抽泣不已。

　　之后，我看到了他们的话语。“我没有做伤害你的事”、“伤害了你我感觉很难过”、“你给我们留的作业太多了”、“我们害怕你”，有两个人列了一个清单，我猜画正是出自她们之手，她们说我太严厉苛刻了，批评某些人太多次了。

　　读着这些话，我意识到自己这一年的工作是多么漫不经心、不及格。我不再失望生气，开始反省自己的失误。我没有鼓励他们，而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要求他们达到标准，我的高期望忽略了一个尤为重要的元素——慈爱，这导致我推动他们走向成功时，却推走了他们。我应该为一些事情道歉。

　　第二天，当孩子们走进教室的时候，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各自送给我一张卡片。一张是所有男孩为那个坏玩笑的真诚道歉，另一张则是女孩们请求我的宽恕。

　　我震惊了，也感觉很惭愧。没想到孩子们竟先向我道了歉！

　　这班叛逆的学生教会了我当好老师的重要一课，爱才是教育的前提。唯有爱可以温润学生的心灵，又能磨去一切鼓励、期望与高要求的锋利棱角，不致伤害到那一颗颗年少倔强而自尊的心。

　　董Sir走进教室，我就想，这是个怪胎吗？

　　1997年，我刚升入县一中高中部，董Sir是我见到的第一位老师。

　　锅盖刘海、起褶的西装以及一双“双星”牌运动鞋，残忍地暴露了他的凤凰男身份。这还不够，董Sir一开口全班哗然，一口地道、纯正的河南腔飘荡了整整45分钟。

　　董Sir长得太像《家有仙妻》里的陈天贵——硕大的鼻孔上顶着一对三角眼，撅起的嘴唇里塞着一排不甘寂寞的龅牙。

　　那是董Sir的首次亮相，让一班彼此还陌生的学生迅速熟悉起来。

　　所幸少年们卓越的模仿能力有助于我们快速听懂、熟悉董Sir的滑稽口音。渐渐地，我发现董Sir是一位博学的老师，也许正因为此，校长才不拘一格收了他。

　　董Sir是人才。数学课上给我们讲拿破仑、比尔·盖茨、百慕大三角，大家听得眼睛发亮、聚精会神时，他在黑板上列起了三角函数。相比授课技巧，董Sir幽默的风格更为大家所喜爱。记得有一次早自习，7点30分的铃声响过很久，董Sir还没有出现。7点40分他终于一脸倦容亮相了，头发翘得像毽子一样，衬衣纽扣全部错位。董Sir平静而真诚地说：“起晚了。”全班同学为之鼓掌。

　　后来董Sir成为我们的班主任，在那不算长也不算太短的时间里，他组织全班开展迎澳门回归朗诵会，教我们韵脚和重音；他在政治课上旁听，忽然站起来和老师辩论唯物主义；他独立完成极具电影效果的Flash在公开课上展示。他的才华令众人倾倒，可外形依然雷倒大家。董Sir坚决不去整那排龅牙，毅然决然地保留着一头随时变成毽子的中分；两只裤腿不同高度地卷起，显然是刚上过厕所；用不知道洗没洗过的手，摸摸前排同学的后脑勺：“照你这样下去，期末考试肯定是老末！”

　　一学期没过，班里传出一位漂亮的女生暗恋董Sir。在教室里，董Sir像一个身披战袍的超人，常常一口气算出一大串数字让大家自惭形秽，于是我们抛弃计算器，动用一切巧算和他拼速度。当我们的速算炉火纯青时，他在黑板上挑衅地写下一道选择题，全班同学在草稿纸上下笔如飞，声音如大雪扫过万顷竹林。董Sir站在讲台上，衣服后面拖着一个未剪的标签，他用眼角看我们，语气轻蔑，“这还用算！一眼就看出来选C。”

　　董Sir总是这样，出毫无章法的题，让我们方寸大乱，而他仅思路一转，轻松化解；他以年长8岁、大本毕业的资历与涉世未深的我们PK，让我们在他轻蔑的眼神里溃不成军。一次学校大扫除后，董Sir彻底成为同学们眼中的英雄，我们班负责的卫生区被校方勒令返工，董Sir扬言说：“地上本来就该有土，没土哪能叫地！”坚决不让我们重扫。

　　回想起来，那真是黄金般的一学期。

　　犹如一把不羁的火种，董Sir点燃了我们蠢蠢欲动的青春。这种特立独行的气场培养了大家的自信和自恋，我们开始质疑传统规范，创作自己的座右铭。做题不用算的，用看的；纪律不用守的，用叛的。我们开始觉得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鼠目寸光之辈，我们才是天骄，是世界的主宰。

　　但是非主流永远不能取代主流，董Sir像一朵烟花，虽然流光溢彩，却不能长驻天幕。

　　学期末，董Sir的班主任身份被拉下马，数学老师也换了。我们没有像送别Mr．Kiting那样站在桌子上呼唤董Sir，因为我们恍惚明白，如果不毁灭你，整个世界都是要被颠覆了的！

　　董Sir陨落在初中年级，悄无声息直到我们毕业。

　　后来常听小几届的校友提起董Sir，最牛鸟语教师，想想就知道是他。听说他的语气有所收敛，但眼神依然桀骜。还听说他结婚了，有了个女儿，女儿长得像父亲——苍天，我为她祈福。

　　说真的，董Sir曾带给我什么呢？就是在每次遇到困境走投无路的时候，总是想起他永远改不掉的河南话：“世界上木牛解决不了的兰题，每秒前哇亿次计算速度的电脑也不过是人脑的一个滋几（子集）。”那时我就觉得困难真渺小，生而为人，真牛！

　　多少年过去了，那张清瘦而严厉的，戴600度黑边近视镜的女人的脸，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橘皮的往事……

　　其实，校办工厂并非是今天的新事物。当年我的小学母校就有校办工厂，不过规模很小罢了，专从民间收集橘皮，烘干了，碾成粉，送到药厂去，所得加工费，用以补充学校的教学经费。

　　有一天，轮到我和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去那小厂房里义务劳动。一名同学问指派我们干活的师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几种病？师傅就告诉我们，可以治什么病，尤其对平喘和减缓支气管炎颇有良效。

　　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苦，经常喘作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就那么一冬季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比一冬季喘得厉害。看着母亲喘作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的痛苦样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里难受得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这么多这么多橘皮，我何不替母亲带回家一点儿呢？

　　当天，我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

　　以后，每次义务劳动，我都往兜里偷偷揣几片干橘皮。

　　母亲喝了一阵子干橘皮泡的水，剧烈喘息的时候，分明地减少了，起码我觉着是那样。我内心里的高兴，真是没法儿形容。母亲自然问过我——从哪弄的干橘皮？我撒谎，骗母亲，说是校办工厂的师傅送的。母亲就抚摩我的头，用微笑表达她对她的一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儿欣慰。那乃是穷孩子们的母亲们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不料想，由于一名同学的告发，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先是在全班同学的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后来是在全校同学的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

　　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块橡皮，半截铅笔，只要一旦和“偷”字连起来，就足以构成一个孩子从此刷不掉的耻辱，也足以使一个孩子从此永无尊严。每每的，在大人们互相攻击的时候，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你自小就是贼！”——那贼的罪名，却往往仅由于一块橡皮，半截铅笔。那贼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个人背负终生。即使往后别人忘了，不再提了，在他内心里，也是铭刻不忘。这一种刻痕，往往扭曲了一个人的一生，毁灭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学校的操场上，我被迫当众承认自己偷了几次橘皮，当众承认自己是贼。当众，便是当全校同学的面啊！

　　于是我在班级里，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于是我在学校里，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而仅仅是，无可争议地是一个贼，一个小偷了。

　　我觉得，连我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老师似乎都佯装不见，目光故意从我身上一扫而过。

　　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说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

　　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严厉的，戴600度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正休产假。

　　她重新给我们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觉察出了我的异常处境。

　　放学后她把我叫到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我哇地哭了……

　　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吩咐他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 ”

　　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是她课堂里所说的话。

　　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师，她以前对我从没偏爱过，以后也不曾。在她眼里，以前和以后，我都只不过是她的四十几名学生中的一个，最普通最寻常的一个……

　　但是，从此，在我的心目中，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了，尽管依然像以前那么严厉，依然带600度的近视镜……

　　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没给任何一位老师贴过大字报。我常想，这也许和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某种关系。没有她，我不大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地被扭曲，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坠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自杀了……

　　以后我受过许多险恶的伤害，但她使我永远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坏人，像她那样的好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我应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真诚热爱!

　　帮人提水，是她每天放学后的“必修课”。初二那年的一天，当她看到年迈的庹奶奶拎只瓦罐，挪着一双脚去井旁打水的时候，心不由得揪了一下。庹奶奶是村里的空巢老人，儿子媳妇都在城里打工，孩子也接走了，只剩下她一人艰难度日。要命的是，她家离水井远，庹奶奶年纪大，提一罐水非常吃力。那么小小的一罐水，老人能凑合着用上两天。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暗自决定每天帮庹奶奶提水。哪知一桶清亮亮的水刚倒进水缸，好心的奶奶非要塞给她一块钱。她惶恐得连连摆手，坚持不要。庹奶奶慈爱地说：拿着吧孩子！我儿子每月都寄钱回来呢。我不缺钱花，缺的是像你这样能帮我解决实际困难的好心人呀。以后，你在不上课的时候都可以来帮我提水，我会按一桶水一块钱给你发“工资”。

　　听了这话，她又惊又喜。从庹奶奶手里接过来那一块钱，眼睛里倏地涌出了泪花——她上学正需要零用钱。

　　她是个不幸的女孩。不到2岁时，父母的生命就被一场残酷的车祸无情地夺走了。是村里一位54岁的好心老汉收养了她，从此她与养父相依为命。6岁那年，养父把她送进了学校，懂事的她十分争气，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都是第一名。

　　但是，厄运似乎并未结束。在她上到5年级时，养父生了一场大病，花去了一大笔治疗费用，还需要长期吃药治疗，再也无法下地干重活儿了。家里没了生活来源，也无法供她上学了。11岁的她只好暂时辍学，经人介绍到县城一户人家当保姆，做一些照顾小孩、洗衣服之类的简单家务，每月100元工资。在这段当保姆的日子里，她没有放弃看书自学。她一心想攒够了钱，仍回到村里和同学们一起上课。3年后，她带着自己赚来的3000多元“工资”回到村里的小学，通过一年的学习，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上了镇中学。

　　上中学后，她的成绩一直排在班上前10名。为了省钱，她常常一天只吃2顿饭，一个月的生活费还花不到100元。尽管如此，买学习用品还是需要一些零花钱，养父看病吃药也需要钱。她本想义务为庹奶奶做好事，没承想却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赚零花钱的门路。

　　从那以后，不管风吹日晒，她放学回到家就开始帮庹奶奶提水。为了把水缸装满，好让奶奶一周都不缺水吃，有时一天要提上五六次。后来，村里越来越多的老人都希望她能帮他们提水，并按庹奶奶的标准支付费用给她。5年时间里，她帮村里的老人们提了5000多桶水。靠提水赚到的钱，除了给养父买药之外，也让她顺利读完了3年高中。

　　 她的名字叫陈维。今年高考，她正常发挥，以581分的成绩考上重点本科，填报的是免学费的师范专业，但上大学的路费和日常花费，仍要靠自己想办法解决。当大多数的准大学生，都因考了高分在家享受父母百般宠爱时，她又在江北绿叶义工的帮助下，走上街头卖报筹措路费。

　　她的事迹被当地媒体披露出来后，许多热心读者纷纷给报社打电话，要求见一见这个身世可怜的女孩，都想伸出援手帮她一把。可出人意料的是，出现在大伙面前的她，脸上始终挂着从容而又淡定的微笑。她并没有娓娓讲述自己的不幸身世以博取同情，而是用十分镇静的语气说：虽然我从小遭遇横祸父母双亡，老天却赐给我一位善良的养父；有人说是养父的病拖累了我，可我觉得那是老天给了我回报他的机会。的确，我每天帮人提水赚零花钱很辛苦，可好心的老人们支付给我的，不仅仅是钱，还有他们发自内心的缕缕关爱呵！送去一桶清亮亮的水，换来一份纯朴朴的爱。这爱，如同甜甜的井水般清醇甘冽，不涸不竭。都说生活是一眼苦水井，我很幸运，淘出来的却是一股股甜水。

　　那一桶桶清水会永远记得，我跟庹奶奶和邻居们之间的浓浓情谊。这是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更是我努力奋进的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动力，会陪伴我一生！

　　一番话，娓娓道来，在场的人无不肃然起敬。

　　那年春天，花开正艳。

　　因在学校踢球踢伤了腿，爸妈要上班又无法照顾他，十二岁的他被送去了一个亲戚家。亲戚家的隔壁有一个小女孩儿，比他小两岁，正好就成了玩伴儿。

　　在他养伤的一个多月里，他们玩得很快乐。亲戚家有几株月季，花开得正艳。她手快，先去摘了，手伸出去后，猛地又缩了回来。月季的枝条上有刺，她被生生地扎了一下，有鲜血，一滴一滴地掉落。她当时就哭了，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想了想，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条洁白的手帕，轻轻地帮她包扎。

　　她很快就不哭了。他小心翼翼地去采摘下一朵艳丽的月季花，递给她，她于是笑了。

　　一次，他和她在看电视时，无意中看到电视里结婚的一幕，很浪漫，也极绚烂。孩子的天性似乎就是模仿。他对她说，我们也结婚吧。然后，他又去摘下一朵月季花，很郑重地递给她，她也装作羞涩状，忸怩好久才接过那朵花。

　　他又想起了什么，拿起她还给他的那条手帕，说，这条手帕给你，当作信物，将来有一天，我一定来娶你。她点着头，很认真的。

　　年轻时的浪漫真像是一场不着边际的梦。一个下午，养好伤的他跟着爸妈离开了。

　　后来，因爸妈的工作需要，他又随着爸妈搬到了另一个城市。他再也没去过亲戚家。

　　直到那一年，亲戚家有一个弟弟要娶妻，他再次去了亲戚家，他的眼前顿时就跳出了一个模糊的画面，一个小男孩，还有一个小女孩，在阳光下，采摘一朵鲜艳的月季花……那男孩儿对女孩儿说，我要娶你……

　　其时，他已年过三十，也娶了妻，并且生了子，儿子也都五六岁了。

　　带着妻儿，他去了亲戚家参加婚宴，他和几个久违的亲戚聊着天，看着亲戚家的隔壁，其实他是很想问的，不知道那年的小女孩儿，现在又是怎样了。他隐隐又想到了那时他的承诺，不知道现在的她，还好吗？

　　正想着，恰好有一个女人从身边走过，他不由多看了一眼，隐隐之间，他忽然从这个女人脸上看出有些当年那个小女孩儿的影子，难不成就是她吗？

　　他看到女人正站在亲戚家的廊前，廊前有着当年那几株月季，那几株月季早已生得粗壮不已，他的儿子也注意到了那开得正艳的月季花，吵着要去摘。妻让他带儿子去摘，他本想拒绝，他很想知道那个女人是不是那年的小女孩儿，可忽然又不想知道，人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看到了儿子眼中的渴求，想了想，他答应了。

　　他带着儿子走了过去。那个女人听到了脚步声，抬头就看到了他，还有他紧紧牵住了手的儿子。女人的脸上流过一丝惊讶，稍纵即逝，很显然，女人也认出了他，当然，肯定也看到了他的儿子。她没有说话，很自然地走开了。

　　当天中饭，他又看到了她，是在吃饭的时候，亲戚家摆了十几桌，他坐在一桌，她坐在另一桌，正对着，他能看到她，她当然也能看到他。看着她，他总发觉自己有种异样的感觉，到底那是什么，又说不上来。

　　下午后，他又坐在了廊前，妻去打牌了，他在廊前陪着儿子玩儿。儿子看到几个和他年纪一般大的小孩儿，就吵着要去和他们玩儿。他拗不住儿子，只好由他去了。儿子玩了半天，回来时，儿子的手指是被紧紧地包着的，儿子说，他去采摘月季花时，被花刺扎的。他有些心疼，松开包着的布想看看儿子伤的程度，那布展开，居然是一条洁白的手帕，那条当年他给她包扎的那条手帕。他顿时想起来了什么，问儿子，这手帕是谁帮你扎的？儿子说，是一个阿姨。儿子表述了那位阿姨的相貌。就是那个女人！他的心底猛地一惊，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晚饭时，他又看见了她，又是坐在她的正对面，中间隔着几张桌子，他远远望着她，正吃着菜。他也能感觉到她在看他，但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第二天上午，他又是坐在廊前，不远处，就站着她。儿子看到了，拉过妻子的手，说，妈妈，昨天是那个阿姨帮我包扎的，我想去谢谢她。妻子说，好。就领着儿子过去了。他远远看着，妻子和她在说些什么，他没听清。

　　中饭时，他没看见她，看着正对面那张座位上的陌生面孔，他忽然在想，这一次的错过，又不知道该到哪一天才能见到她了。

　　 太阳很灼人。

　　 他迟缓着脚步走进校园。操场上正在举办热闹的运动会。他夹进人群。很多家长都在忘情地给自己的孩子鼓劲。

　　 他不由想到自己的学生时代。那时他是百米跑冠军。妈妈奖励给他两个煮熟的鸡蛋。老师奖给他的则是一本田字方格本，外加一支钢笔。

　　 那是他的骄傲。他的纪录后来一直没被打破。

　　 他看向教学楼，觉得它较之以前高了很多。有几棵树可能还是当年栽下的吧，树冠茂密，直插云天。他轻轻吁口气，又把目光探向助威加油的老师，依稀认出几张熟悉的面孔。

　　 比赛的项目恰好是百米赛跑。他看到孩子们志在必得的神情，看到枪响过后第一个冲出起跑线的男孩，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那个男孩腮帮鼓鼓的，像一阵风，迅速向前跑去。不过，他的身后还有两个男孩在奋力追赶。差距越来越小，他看到小男孩的脸涨得通红。

　　 他为小男孩捏了一把汗，索性也喊叫出声。他完全忘情了，只是他不知道小男孩心中祈望的奖励是什么？当年那两个熟鸡蛋，可是让他激动了很久啊！

　　 男孩最终冲过了终点，整个校园被他点燃了。

　　 有老师激动地把他抱起来，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围了上去。他欣慰地笑了，这才惊觉有泪水不知何时流出了眼眶。

　　 是的，他羡慕那个男孩。他真想也站在那条线上，重新起跑一次！

　　安蕊是在那个清晨知道自己原来是个勇敢女生的。

　　公交车上，安蕊的目光意外地看到一只手正伸进一只公文包里……安蕊按住那双手，喊了一声：“抓小偷！”

　　声音很脆。整个车子的人都听见了，瞬间空气凝固了一般。她没敢看小偷的眼睛，目光却撞上同学乔林的目光，乔林冲她摇了摇头。安蕊没松手，小偷被大家一起送到了派出所，临下车前转身看着安蕊说：“你给我小心点！”

　　乔林在安蕊心目中是有些不同的。安蕊在葵园中学认识的第一个同学就是乔林。乔林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成绩极好，对人很和善。

　　乔林还是学校跆拳道班的学员，可是，她站起来喊抓小偷时，他却向她摇了摇头。胆小鬼、懦夫，安蕊心里恨恨地想。

　　第二天放学时，到了乔林下车的那一站，乔林没有下车，而是坐到了安蕊边上空出来的座位上。乔林说：“以后我送你回家，你不知道那帮人有多凶……”安蕊说：“不用了，别再害了你！”乔林低下了头。

　　那天上课，语文老师在班级里念了安蕊的那篇《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时，乔林冲出了教室。安蕊在作文里说自己从来没那么瞧不起一个人，而他曾经是自己很佩服的一个人，之后他们就没有联系了。

　　春天到来后，乔林的右臂上戴了块黑纱。听说是乔林的妈妈过世了。安蕊的心像被针刺了一下。那天放学，安蕊约乔林去喝饮料。在街角的一个小热饮店里，乔林挽起夹克的衣袖，一道蜈蚣一样的伤疤出现在安蕊面前。

　　我从没跟人说我的故事。一次在公车上，我抓住一个小偷，几天后，我被几个人拦在街角……安蕊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问：“这就是那天你冲我摇头的理由吗?”

　　乔林连忙摇头说：我答应过我妈妈要保重自己，我也不想你受这种伤害……那晚，安蕊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道：我可以原谅天使暂时离开。那次倾心交谈之后，安蕊和乔林成了感情更加深厚的朋友。

　　之后的一次坐车，安蕊很敏感地感觉到有个人故意往她身上贴，心不由颤了一下。那人小声说：“别出声，下一站跟我下车，不然……她看向乔林，乔林的目光跟安蕊交汇了三秒钟。乔林踉踉跄跄挤到司机跟前，说：“我有心脏病，要去医院。司机骂了声，车子拐了个弯。”

　　乔林假装往回挤拿书包，挤到安蕊身边时，恰好车子一个急刹车，乔林双手铁钳一样抓住小偷的手，司机喊：“抓住他！”安蕊清清楚楚看到窗外是榆林派出所。

　　两个人站在已有落花的槐树下，安蕊的眼泪汹涌而出。乔林说：“我心里那个勇敢的天使又回来了。”

　　原来，乔林挤到司机跟前时，悄悄给司机看了手机上的字。司机心领神会。

　　这一次，乔林和安蕊都受到了嘉奖。戴上大红花的那一刻，安蕊看到乔林笑了。

　　夏天蝉们唱大合唱时，安蕊和乔林依然会坐8路公交车，他们相信，有了状况，他们仍然是最彪悍的男生和女生。

　　前方是绝路，幸福在拐角。

　　我的座右铭是“生命在于静止”，高中三年，从不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高二那年，人家参加运动会，我在广播室里播报各班来稿。那次，运动会结束，团委书记王浩找到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

　　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女老师，大约30岁。她看到我，激动地站了起来。

　　“他就是你要找的学生，叫李咏。”王浩介绍说。

　　经她自我介绍，我才知道她是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姓刘。高中没有音乐课，所以我几乎没见过她。她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声音，觉得我是棵唱歌的好苗子。

　　“你的声音很好，愿意跟我学唱歌吗?”她望着我，满眼热切。

　　“愿意啊。”

　　她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就冷静下来，对我说：“唱歌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的，需要很多先决条件，比如声带条件。”

　　“您刚才不是说我声音很好吗?”

　　“听上去是很好，但我还要带你去医院检查。”

　　于是，我和她一起到了医院，挂了口腔科的号。

　　最后的诊断结论是：“声带闭合很好，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

　　刘老师对我解释说：“假如声带闭合不好，有缝隙，声音就是嘶哑的。声带的宽窄、薄厚，决定了你声音的粗细、音域的高低，表面的光滑程度决定了声音的质量。”

　　很快，我开始上课了。每周二、四两天，每次训练两个小时。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我的喉咙打开了，每次音域扩展练习都能向上爬半个音阶，自然音域达到了12度。连老师都惊呆了，她发自内心地欣喜啊，终于等到了一个得意门生。

　　一年以后，我已经能够完整地唱完哈萨克族民歌《嘎哦丽泰》，这是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年级的练习曲目。

　　我和刘老师还有一个约定，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理想——高三毕业，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她为我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我们为了这个理想太投入了，偏偏忘记了一件事。

　　我比较晚熟，已经高二了还没经历变声期。正在我梦想着成为中国的帕瓦罗蒂时，一天早晨醒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失音了。

　　母亲急忙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的诊断是“声带小结”，原因可能是长期用声不当或用声过度。

　　接下来很长时间，我厂都住在医院里。

　　时间一天一天地溜走，距离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越来越近了。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试着对自己说一声：“你好!”却发不出声儿。

　　直到两个月以后，那天早上，我从床上坐起来，习惯性地却又不抱任何希望地对自己说了声：“你好!”

　　话一出口，我吓傻了。

　　居然发出了声音……而且，根本不是我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是低沉的，嘶哑的，而过去我的声音是高高悬在上方的，响亮的。

　　我这是怎么了?

　　几天以后，我又去音乐教室练声。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唱，高音再也上不去了，只剩下中低音。我的心冰凉冰凉，全完了。一年的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梦碎的不只是我，还有我的老师。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考上广院之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声带。诊断结论和过去一模一样：“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老天助我，劫后余生……

　　我算是“道上人”，自从初二就和一群孩子混。18岁时，读到高二，我就已经是学校的老大级人物。老师对我大伤脑筋，可父亲却以我为荣。爸爸开了两个沙场，打架是家常便饭。

　　新任的班主任是一个叫高勇的年轻教师，传言他精于散打。

　　他一上任，就严肃地警告我：“你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见了老师你必须问好。”

　　我一脸不屑，把他的话当耳边风。几天后相遇，我没有遵循他的意思，于是他严厉质问我。我哈哈大笑道：“不好意思，我没看到您。”

　　高勇猛地握住我的手，一股巨大的力传了过来，我像蚊子一样叫出一声：“老师好。”

　　高勇慢慢地松开手，冲我笑了笑，说：“大声点，像个男子汉!”旁边的同学都跟着起哄，令我十分难堪。

　　不久，我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一天傍晚，高勇和他女朋友杨老师从餐厅端着饭菜出来。等他们走近，我突然冲他们大吼一句：“老师好!”声如洪钟，他们猝不及防，饭菜散落了一地。杨老师刚想说我，高勇赶紧笑道：“呵呵，我这学生好，声音真洪亮!”

　　我得意极了，大声唱着：“路见老师咱一声吼呀，该出手时就出手。”旁边的同学发出阵阵口哨声。我满脸得意，频频向周围的同学挥手致意。

　　晚上开完班会，高勇单独找到我说：“对于你的改变，我很高兴。继续努力，希望听到你更响亮的声音!当然也别把这股劲只用于向老师问好上。”我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社会上几个混混得知此事，决定为我出口气。周末，几个混混在校门口伏击高勇，上演了一场大混战。我一看事态不好，赶紧上去阻止，而高勇却让我帮他，我不知如何是好。

　　高勇一个不留神被那混混捅了一刀，血流不止，住了院，那几个人也被警察带走了。他们很没义气地供出了我，于是我被勒令退学。走出校园，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

　　几天后，高勇找到了我，让我回去上学。“老师，我……”我支支吾吾。

　　“呵，你什么也不要解释，听到你叫老师，我就很高兴了。回学校吧!”高老师笑了。

　　我正在犹豫，爸爸握着一摞钱塞给高老师，笑着道：“高老师，你看看怎么给这孩子弄个高中毕业证。”

　　高老师厉声道：“哪有父母这样教育孩子的?”

　　爸爸在社会上是个牛人，很少受这种刺激，他已经握紧了拳头。我看到爸爸的举动，叫道：“你又想用拳头解决问题吗?”吼完，我跑出了屋子。

　　一年后，政府严厉打击非法采沙，爸爸锒铛入狱。我遭到了对爸爸有怨恨的人的报复，被打伤住院。这时高老师来了，他来劝我回学校，我握着他的手，泪水奔涌而出……

　　在高老师的帮助下，我重新上了高二。此时他已不是我的班主任了，但每次遇到他，我都很认真地道声：“老师好。”

　　不久，在餐厅旁边，我又遇到了高老师和他女朋友。高老师迎上前来，打趣道：“我就喜欢你路见老师一声吼的这个劲，你要振作起来。”

　　我又恢复了往日的潇洒。高三时，我因出色的运动天赋，被选为学生会的体育部长。而现在，我正静静地坐在北海的舰艇上，遨游大海。我现在是一名浑身是胆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