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留学生们的语言水平测试中,一位监考老师就大声宣布:“中国学生必须和其他国家的学生相邻而坐。”

　　很多中国学生英语水平差,没听懂她的话,交头接耳地打听。我听懂了,并且知道邻桌的也是位中国学生,但是我没动。教室一片大乱,在监考老师的再三催促下,中国学生都按她的要求间隔开来落座了。我身边的中国学生也要换开,我阻止了他。“如果我们换位置,证实我们的确有作弊的嫌疑。”我说,“反正我不换。”他也不换了。监考老师很快走到我们面前。“你们都是中国学生吧?”她说,“请将座位换开。”

　　我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心平气和地用英语回答她:“别国的学生不换,我也不会换。如果你因为我们是中国学生就认定我们会作弊,你可以一直站在我们身边监考。这总可以了吧?”

　　她看了我几秒钟,没说什么,转身走开,宣布考试开始。接下来的两小时,她不时从我面前走过,我熟视无睹。后来我提前完成试卷离场,并且顺利地通过了这次测试,直接进入专业课的学习。

　　那天和几个中国同学在电梯里又碰到了这位监考老师S小姐。“祝贺你,你这次考得很好!”她显然记住了我。

　　接下来我选择了S小姐的课作为专业课之一。为了维护尊严,我吃尽了苦头。每次上她的课之前,至少要用足两小时做预习,查清所有生词,否则完全无法跟上她那语音标准但语速极快的讲课。

　　那段时间,除了学校课程之外,我正在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并决定要以写作作为终身职业。我买了电脑,开始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在小说写到近一半时,我终于决定暂停学校课程,专心把小说写完。去办休学手续时,最令我踌躇的就是S小姐的课,我虽然有充足的理由,但却仍有逃离的羞愧。

　　在办公室看到S小姐,出乎我的意料,她非常温和坦白地告诉我,她看到了我自入学以来付出的所有努力,也看到了我的每一点进步。

　　“如果你认为分数会给你目前的学习造成过大的压力,”她非常诚恳地对我说,“以后的测试我可以不为你打分,直到你自己认为解脱困境为止,你觉得怎么样?”

　　我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然后我告诉她,为了尽快完成我的小说,我必须休学半学期,希望得到她的理解。她显得非常惊喜,兴致勃勃地询问了小说的内容,并大加赞赏,直到我脸红为止。

　　“你为维护尊严所做的一切,”她说,“我都能明白,我为你骄傲!”

　　2007年4月，天津市一间民宅起了熊熊大火，消防队员赶到时，却发现屋内女主人咽喉被残忍割断而离奇死去。警方马不停蹄地侦查，落网的凶手赫然是年仅17岁的高中生李毕成！

　　离婚妇人周阿姨经营一间小店营生，就读于小学的李毕成和她毗邻而居，常到小店帮忙。周阿姨很信任他，偶尔有事离店，也会让他帮忙看店。然而，2000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彻底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

　　那一天，鬼迷心窍的李毕成从半开的抽屉里偷了5元人民币，不巧被周阿姨转身看到了，她勃然大怒，扯着他回家，向他父母告状，结果，李毕成的脸颊被他愤怒的父亲当场掴得又红又肿。天真的李毕成原以为道歉过后便雨过天晴，次日照样去周阿姨店里帮忙，没想到却被周阿姨以粗暴的语言轰了出来。

　　这名年仅12岁的小少年，从这天起，便陷入了长达7年的噩梦中。他起初慑于周阿姨的恶毒的谩骂，一看到她，便绕道而行，可是，周阿姨却向他父母投诉，说李毕成刻意逃避她。挨了父母一顿好骂，李毕成每回经过小店时，都会主动向周阿姨问好，可是，每声问候都会换来她不留情面的训斥。在她刻毒的谩骂声中成长，李毕成却不敢告诉父母，因为父亲恫言只要周阿姨投诉，他便会痛打他，所以，他只能一声不吭地任由她骂。可怕的是，流走的岁月并未冲淡她的恨意，她越骂越难听，甚至，当着他人面前也照骂不误，把他骂得完全抬不起头来。心藏屈辱而又没有发泄管道，他只好借助于网吧的暴力游戏来解气。

　　在周阿姨日复一日的臭骂和辱骂里，他暗下决心，努力求学，以优异的成绩来帮助自己挺胸做人。2002年，他果然以出色的成绩被当地最好的中学录取了。然而，周阿姨居然对他照骂不误：“上最好的学校也学不出一个好，你就是一个小偷！”

　　他怀着屈辱之心，继续努力读书。

　　2002年，小区有户人家丢了几千元，周阿姨一口咬定是他偷的，他一辩解，她便破口大骂，弄得人人对他指指点点，认定他就是窃贼。后来，失钱的那户人家找回失款，解释说放错了地方。可是，周阿姨却强词夺理地说：“毕成在我的教育之下，悄悄把钱放回去了。”

　　在一年比一年更为凌厉的羞辱谩骂中，李毕成升读上了高二。他成绩优异，又是篮球高手，是学校里一块发亮的宝石。一日，有几位同学来访，向周阿姨问路，她竟劝他们“少跟那个贼来往，否则早晚会进大狱”。李毕成知道后，6年的屈辱瞬间涌上心头，他找到了周阿姨，抡起拳头就要打，但却被同学及时阻止了，周阿姨跳着脚誓言要“骂他一辈子”。

　　这只受害多年的沉默羔羊被她逼进了死角，决定好好教训她一顿。他在2007年4月的晚上潜入她的家，把熟睡的她狠狠掴醒，再用水果刀在她脸上划了两道口子，说：“我拿你5元，你骂我6年，6年来我天天喊你阿姨，就是想请你原谅，可你还是天天骂，我要再不还手，非给你骂疯不可！”他边说边流泪，看到她哆哆嗦嗦地缩成一团，他心软了，说：“你先用盐水把刀口处理一下，明早我买药送来。”没想到他才一转身走开，周阿姨便狂喊救命，李毕成返回，举刀便刺，之后，放火烧她。

　　冷血杀人，天理难容。然而，对于多年以来每天被毒话化成的乱箭猛射而曾生出寻死之心的李毕成来说，他在动手之前，精神已多次被“软性谋杀”了，换言之，他在杀人之前，自己实际上已经历尽煎熬地死了千百次！

　　得饶人处且饶人。要知道，发射出去那一支支煨毒的箭，有时会在逆风里倒插入自己的胸口！至于对儿子心理一无所知而动辄以体罚恐吓孩子的父母，有时也可被视为无知的“帮凶”。

　　一

　　北大的夏天，只有记忆是潮湿的。我们不是植物，不能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青春在窗边的风中飘逝了。玻璃做的风铃摔下来，发出最后短暂的呼救声。谁来救我们呢？水瓶躺在床脚，布满灰尘。大四了，没有人像以前那样勤劳，跑到水房去打水。宁可渴着，要么喝凉水。床头女明星的笑容已经苍白，像一朵枯萎的忘忧草。录音机里还是那首令人心恼意乱的老歌，劣质的磁带，快要转不动了。

　　毕业论文上的字，像蚂蚁，各自回自己的家。我们或留下或离开，这座城市，我们待了4年，尚未熟悉。

　　某某人出国了，某某人上研了，某某人找到了一个肥得流油的工作，某某人被遣返到偏远的家乡。一切都以平静的口气诉说，一切都不能引发一点激动。大四的最后几个月是一潭死水。

　　一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研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没意思。”他拿到那张梦寐以求的通知书后，静静地端着一盆衣服，到水房中冲洗去了。水房中哗哗地流水，总有好心的同学去关上。而时间是关不上的，虽然我们谁也不说。

　　快毕业了，粉刺一点也不理会这个变化，依然肆无忌惮地生长，在我们胡须还未茂盛的脸上。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摔了好几个缺口，还是舍不得扔进垃圾堆里。照来照去，这个脸庞怎么也不能让女孩喜欢。月光都是伤人的，在一个接一个的不开心的夜晚。

　　昆德拉说，聚会都是为了告别。

　　还在想江南吗？还在写那些关于江南的诗吗？还在为那个江南的女孩子牵肠挂肚吗？

　　“没有”——说没有的时候，有气无力。大讲堂拆除了，没地方看电影了。而那最后一场电影，恰恰又是看过的。爱和被爱，似乎都没有发生。

　　同窗们比陌生人还陌生，即使那位睡在上铺的兄弟。一直都搞不清楚他的发型是怎么梳出来的。好多次想问，却没有问。

　　大家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馆里有460万册藏书。躺在床上是自由的，看不下去的时候，便随手把武侠和爱情扔到床下。

　　宿舍的墙也会写诗，受诗人们的熏陶，墙上爬满甲骨文，等待下一届的古文字学家们来解读。他们想象得出，自己所住的铁架上曾住过怎样的一位前辈吗？

　　女生楼前的白杨树，听惯了那五花八门的呼喊，或悠长，或短促，或如巨钟，或如电子琴，或深情，或绝望。那些呼喊的男生站在树下，日复一日地呼喊一个个女生的名字和名字后面的如花似玉。以后，还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呼喊，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

　　白杨树拱卫着女生楼，一言不发，一对恋人靠着它接吻。另一边，是另一对恋人。

　　这座宽敞而狭小的校园。

　　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唱到一半，就已泪流满面。仅仅是为了这座圆明园废墟上的校园，还是为了我们未曾燃烧的青春？

　　毕业前夕的小饭馆里挤满了毕业生，大声嚷嚷着劝酒的，默默地一杯杯喝光的。酒是青春的象征。那些最撕心裂肺的话，是刚刚喝醉时从心里流出来的。

　　第一次喝醉酒。原来醉酒的滋味这么难受，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稳，大脑是停止转动的风车。

　　老板娘说，每年6月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她已习以为常。而对这一茬毕业生来说，这是最后的狂欢。

　　毕业生是最早光顾食堂的一群。学弟学妹们都还乖乖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他们趿着拖鞋走进食堂，一边皱眉头，一边挑选能够下咽的菜。从凉拌海带里吃出一只壁虎的尸体来的经历，以后将成为一个流传不衰的典故。大学食堂里，好吃的就只有典故了。

　　毕业生不再给家里写信。每次在电话里，懒洋洋地应付几句。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爱父亲和母亲了，他们只是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毕业生比新生更爱母亲。新生最爱的是女朋友，而经历过酸甜苦辣的毕业生们明白，最爱的还是母亲。

　　毕业生们更多地谈论起故乡，无论回乡还是不回乡，无论语气是炫耀还是鄙薄。谈故乡好像在谈校园，谈校园又好像在谈故乡，谈着谈着就谈混了。校园，即将成为另一座岛屿，另一个故乡。

　　怎么就到大四了？能够标志大四的，是蚊帐上的洞洞眼眼，是饭盒上坑坑洼洼的摔掉瓷的地方。而我们自己，失去了什么呢？可惜我们不是蚊帐，也不是饭盒，镜子里还是那张不英俊的脸。

　　领到毕业证书之后，再看一眼校园，才发现校园陌生得像大观园。

　　照不照一张穿学士袍、戴学士帽的照片？分辨是庄重多一些还是滑稽多一些？

　　翻开那些读过的书，密密麻麻的批语是自己写的吗？怎么自己也读不懂了？每本书都代表着某些事件某些场合某些心情。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两个像“书”和“学生”一样亲近的名词了，大学里，我们做过的事情中，相同的只有读书。

　　毕业了，没有挥手，那太矫情。驼着背，背上背着沉重的行囊。记得来的时候，行囊没有这么重。

　　三

　　那辆骑了4年的自行车该传给师弟们了，师弟们还看得上伤痕累累的自行车吗？曾经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孩在天涯，天涯真的很远，不是心灵所能包孕的距离。

　　自行车的轮轴发出悠长的声音，像江南水乡的桨声。江南，江南，诗里梦里的江南，在北国凛冽的风中凝结成一块透明的琥珀。

　　冬天，校园的小路上多冰雪，骑车摔跤是常事。有时，一长串赶去上课的学生摔成一堆。大家笑笑，爬起来拍拍雪花，又疾驰而去。

　　只是因为年轻。那些垂垂老矣的高官，在带有恒温装置的高级轿车里，真的比我们舒服吗？他们浑浊的眸子注视着这群在雪地上滚爬着的青春的躯体，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是否也忆起了当年的青葱岁月、书生意气？

　　燕园里，“老人”只有西校门的银杏树，它的年龄肯定比这座学校还要大。从什么时候起，它就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抖出一片灿烂的辉煌？银杏叶的那种舒展流畅的生命本色，比黄金不知要动人多少倍。

　　毕业生们都要到银杏树下拍照。人是名，树是影。人的名是虚幻的，花名册一年一换；树的影是真实的，这是天空对大地的给予。什么叫做“成熟”，到银杏树下去找答案。银杏树还会灿烂下去，因为还会有夏天；毕业生们还会灿烂下去，因为他们的心里装着这个校园。

　　那么，回首的人，自己站在什么地方？

　　我们拥有的只有青春，但这足够了。

　　青春意味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是李大钊的青春。鲁迅却说，青年中也有混蛋，有懦夫，有叛徒。看来，青春也值得怀疑。

　　他们的青春在昏睡着，他们自称“九三学社”——上午9点起床，下午3点起床。宿舍里各自为政，找不到“公共空间”。唯有睡觉能够达成默契。在痛苦的哲学家与快乐的猪之间往往选择后者，鼾声组成一曲澎湃的大合唱。我短暂的睡梦，时常被鼾声所惊醒。

　　毕业生们睡眼朦胧地坐在楼前。负暄琐话，只谈旧闻，不谈新闻，大家只对旧闻有兴趣，即使只是一些平淡得像白开水一样的往事。毕业前夕的日子宛如在梦中。毕业生不属于校园，也不属于他方，两处茫茫皆不见，脚下踏的是一块浮冰，浮冰正在融化。

　　坚持或背叛，认同或否定，这不是一个问题，到了哪个村子，便入乡随俗。

　　电影院和录像厅里，有一半以上是毕业生，无所事事的毕业生。

　　坐在电影院里和录像厅里，并不意味着喜欢看电影，只是氛围投合心情罢了。在黑暗中，软弱的部分都被精细地包裹起来，屏幕上有一个玫瑰色的世界。故事本身编造得很拙劣，但毕业生们已不再像大一时那样挑剔地批评。他们能体味出导演的无奈。如果他们是导演，他们也会这么拍。

　　有位年轻的博士调侃说，中文系的学生与其老老实实地听4年课，不如痛痛快快地看4年电影。听课听不出才气和灵感，看电影或许能够看出才气与灵感。

　　图书馆前的大草坪被抹掉后，歌者们移师静园。我不喜欢静园的草坪，在周围院落的包围下，丧失了草坪应有的从容。但毕业生们顾不上这么多了，在那些没有繁星的夜晚，围成一圈，在角落里自弹自唱。

　　今夜，有月皎然，他们在唱卡彭特的歌。我坐在另一个角落，歌声从草尖上传来，这首歌从大一听到大四，从进校听到毕业。也许只有逝者能如此准确地把握生命的本质，也许只有毕业生才会真正眷恋这座已经不可爱的校园。

　　《旧约·传道书》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地旋落，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转，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何处。”

　　这是毕业生们唯一的信念。

　　一个女孩，小的时候由于身体纤弱。每次体育课跑步都落在最后。这让好胜心强的她感到非常沮丧，甚至害怕上体育课。这时。女孩的妈妈安慰她：“没关系的。你年龄最小，可以跑在最后。不过，孩子你记住，下一次你的目标就是：只追前一名。”

　　小女孩点了点头，记住了妈妈的话。再跑步时。她就奋力追赶她前面的同学。结果从倒数第一名。到倒数第二、第三、第四……一个学期还没结束，她的跑步成绩已到中游水平，而且也慢慢喜欢上了体育课。

　　接下来，妈妈把“只追前一名”的理念，引伸到她的学习中，“如果每次考试都超过一个同学的话，那你就非常了不起啦!”

　　就这样，在妈妈这种理念的引导教育下，这个女孩2010年居然从北京大学毕业，并被哈佛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成为当年哈佛教育学院录取的惟一一位中国应届本科毕业生。她就是朱成。其后，朱成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她当选为有11个研究生院、1.3万名研究生的哈佛大学研究生总会主席。这是哈佛370年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学生出任该职位，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只追前一名”，就是所谓的“够一够，摘桃子”，没有目标便失去了方向，没有期望使失去了动力。但是。目标太高、期望太大的结果，不是力不从心，便是半途而废。明确而又可行的目标，真实而又适度的期望，才能引领人脚踏实地，胸有成竹地朝前走。

　　十几岁时喜欢一个人。面容素净如雪地般的高个儿少年，看起来清清朗朗，像是操场跑道边一棵沉默的翠绿杨树。

　　在那一年，从秋天到第二年的春天，他天天走路回家，我就远远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以至于他的每一步姿态，我都谙熟于心。

　　他是那样姿态端然的少年。我知道他与所有人都不同。左右手均可以写漂亮的字。

　　姑妈从英国回来的时候，送给我一支从莎翁展览馆附近的纪念品店里买回的鹅毛笔。金色的笔尖，浅棕色的羽毛笔杆有近一尺长。握笔书写起来竟有飞翔的诗意。我拆开朴素简洁的包装，欣喜的瞬间，第一个想起的人便是他。

　　那日下午我骑车穿越大半个城市，去书店里买来一本薄薄的英文字帖，开始练习写漂亮的圆体字。因为我曾经在老师给全班放电影、镜头里闪过一篇漂亮的圆体字书信的时候，偶然听到他惊叹，太漂亮了。

　　在那年春天结束的时候，我开始夜夜在台灯下透着灰白的薄纸，蘸墨临帖。连鹅毛笔的笔尖，都被磨得光滑圆润，使用起来顺手舒心。那一沓用来重复临摹拉丁字母的纸，摞起来已经厚厚一沓。

　　那封信，我几乎写了两年。夜夜面对着信纸，强迫症一样练习如何把每一个字母都写得像一首诗。想象着如何以电影场景一样的方式交给他，然后获得他掌心的温度，以及像花荫下的苔藓一般青郁的恋情。

　　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终于决定去找他。

　　是在他生日的时候。我带着写了两年的信，最后一次跟着他回家。那条路我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夕阳之下我在他后面走着，一直凝视他的背影。两年多的时间，那些因为他而天真卑微的时刻，声势浩大地清晰浮现，在内心深处摇摇欲坠，心跳变得粗犷激烈。

　　追上他的那一刻，我几乎深吸一口气。喊了他的名字，把信交给他。他略带诧异地点点头，拿过了信，然后转身继续向前走。

　　我亦转身，却竟然双手捂面，禁不住哭出来。

　　那个时刻我怀疑，这难道就是我用七百多个日夜，换来的一个潦草结果吗?他又怎么能够知道，白纸上那些花纹一般繁复漂亮的英文，是我整整两年时间夜夜在灯下心酸莫名的想念中一笔笔练习出来的告白。

　　毕业前后，他都曾经主动联系过我。

　　在他的家里，我看到与我想象中一模一样的情景。整齐得一丝不苟的房间，藏蓝色的窗帘与床单。白色桌面、地面，干净得几乎有些偏执感。书架上摆满了书，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名著。尤其喜欢川端康成，以及古代日本作家，比如清少纳言、吉田兼好、松尾芭蕉。

　　他取下一本《枕草子》，说，这是清少纳言的随笔，我很喜欢，送给你。

　　回到家之后，打开那本书，看到里面夹着的一封信。字迹相当漂亮，一如我早就熟知的那样。鼓起勇气即刻翻到信纸的最后一页，果然，在结尾处写着“非常抱歉”。

　　那一刻我的头脑中有着瞬间空白。如同那些烂俗的武侠片里，最锋利的刀总是会在留下伤口的一小段时间之后才会让人倒下，而又要过很久，才看到鲜血流淌。

　　那个夏天就这样淡出了生命，仅仅消失为记忆的一部分段落。

　　多年之后的同学会上又见到他。大家还会一起喝啤酒、唱歌，最后分开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互相拥抱。

　　轮到他的时候，这个曾经占据了我全部心情的少年紧紧地拥抱我。他清晰而灼热的心跳敲打着我耳朵的鼓膜，令我忽然间感到怆然的眼泪夺眶而出。头脑中闪现的是那两年寂寞卑微的少年岁月。我此刻埋在一个曾经等待过的怀抱里，却因再次怀抱了曾经的等待，而终于明白成长的意义。青春的奢侈，便在于能够有足够清澈的心情，用七百多个夜晚去写一封言不由衷的信，给一个并不属于将来的人。

　　此后的人生，也许不再会用两年的时间，练习为一个人写一封信。

　　不再会跟在他后面，目送他回家，看着他的背影，充满感伤入骨的欣悦。

　　不再会暗自祈祷着用最优美的方式相遇，却实际上在仓促转身的一刻痛彻心扉地哭泣。

　　眼神特别犀利的人，有他的思想，知道他的方向。

　　上研究生时，带我的导师就是眼神特别犀利的一位老师。毕业多年后，我和导师在校园里偶遇。他已经退休一段时间了，身体不太好，行走不便，看起来不那么严厉了。

　　我跟老师说：“我现在好像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似乎现在没有人来指导我了。”

　　老师很艰难地挪到马路的中间，问我：“你说哪里是北啊?”

　　我指向北面，说：“那里!”

　　老师又问：“谁规定的?如果我规定那边是南呢，行不行?”

　　我一时无语。

　　老师接着说：“现在谁会管你啊?你为什么不自己规定哪边是北呢?谁规定的很重要吗?”

　　最后，老师说了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你可以规定你自己的方向!

　　对啊，我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太在乎寻常已经规定了的东西了。我太在乎自己是不是和别人想的一样，进而失去了自己的方向。

　　看着老师犀利的眼神，我突然明白老师的意思了，作为一个有人生方向的人，是不应该循规蹈矩的，是不应该找不着北的，是应该眼神犀利的。只有眼神犀利的人，才能够找到他的奋斗方向。谁能规定你的方向呢?

　　你自己!

　　往沟里去，往海里跳，往大路上奔，还是往小道里溜达……全凭你自己!

　　为什么有的人没有自己的目标呢?看看他的眼神吧，一定是很迷茫的，很游离的，很混浊的。

　　后来，我常用各种方法训练自己和学生们的眼神。

　　有个周末的晚上，我带着几个学生去商城买衣服，我想训练她们购买服装和使用大商城的能力。结账走出商城时，已经是打烊的时间了。站在路边等车，我感到了不对劲，我问她们：“是不是少拿东西了?”果然，已经买单的服装，我们竟少拿了两件!

　　去之前我就叮嘱过，东西一定不能离开我们的视线，但最终六七个人，还是把买好的两件衣服落在了店里，只能第二天再去取。

　　眼神不犀利时，即使把东西放在你的视线范围内，还是会人多一兴奋就忘了。

　　还得不间断地训练。

　　有个学期我教授的是《管理学》，一次，我布置的课外作业就是走街，要求学生们采集街道两边商铺的信息。这种训练学生眼力的方法，没有想到受到大家一致的欢迎和肯定。因为很多学生在走街中发现，原来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街道两边，隐藏着很多动态的值得关注和收集的信息。

　　两节课的时间一路走下来，学生们发现原来不远的两个红绿灯之间，竟然有上千家的店铺。有的学生发现，学校附近居然有五家火车票代售点；有的学生发现了可以回收课本的特价书店；有的学生找到了兼职的公司……你看，社会真的是动态的，每时每刻都在动，如果你只封闭在校园里学习是绝对不行的吧?

　　让我们都做眼神犀利的人吧，找到自己的东西南北，找到自己的坐标系，找到自己的红绿灯，我们就会永远向着比较正确的方向不断地行进。

　　1

　　那时候，莫离的课桌抽屉里总时不时地泛着清浅的香。最初，莫离没放在心上。哪曾知，手伸进抽屉里拿课本时，却猛地触到柔软的一团。是一朵花，纯白，绵软，像她身上的衣裙。

　　莫离不认识那朵花的名字，但她想，它一定有个美丽的名字。

　　一夜之间，莫离的心里千树万树，绽放着盛大的秘密。高三，最不容犯错误的时候，每个人都一无所有，却又都怀揣硕大的梦想。莫离的梦想是南方城市的大学，不仅仅是那所城市的光怪陆离让她心生向往，更多的是，那所校园里，盛开着大片白玉兰和一树又一树的樱花，而花下，走着她的少年。

　　少年叫袁予朗。高莫离两届，是学校的排球王子。因为耀眼，所以绯闻缠身，校园里流传的传说里总是袁予朗和不同女生的名字。莫离喜欢袁予朗，但却没有有关她和他的传说。没有人会相信，平凡如草芥的莫离，会与身处玫瑰园的袁予朗有任何瓜葛。

　　莫离偷偷写信给他，只说，请你不要忘记我。

　　袁予朗没有忘记莫离。高考后，一个落着微雨的午后，他约她来他家。就在那所开着绿色百叶窗的红瓦房子里，她把第一次给了他。她醒来，拾得一袖香，恍惚地记起，她跟着他进院子的时候，屋角隐约有一株花树，开着耀眼的白。

　　2

　　几乎每天，露珠未干的清晨里，莫离都会在课桌抽屉里触摸到一朵柔软的白。莫离翻开一本复习资料，将花朵一一夹进去，再将书本按平，像是要极力掩藏。

　　烽烟四起之时，谁会趁着星光摘一朵带着露水的花，给一个一点都不会将之放在心上的女生呢？

　　早读课快要结束时，班主任路过莫离的课桌，将一封信放在她的桌上。是袁予朗的回信。在此之前，莫离寄给他有三封还是四封了？是他说我怎么可以忘记你，你可以写信给我啊！袁予朗的枕边语，没有一个爱字，在莫离听来，却比情话还要温软甜蜜。

　　几番月考过后，花朵也已凋零，抽屉里没有花开，莫离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的心里只有两样，大学和袁予朗。多一样，都觉得拥挤。

　　莫离是住校生，高考前，她因要交资料费回家了一趟，高三似炼狱，距上一次出来，已经是什么时候了，不像学校附近镇上的同学，可以天天回家吃上妈妈烧的菜，还可以看看田野和春天的花开。

　　想起花开，莫离恍然间想起抽屉里的那一朵香。三年，校园的角角落落都被莫离走遍，不曾见过盛开着那样的花。只有校外，才能摘得来。对，除了袁予朗，谁的家在学校附近镇上住？

　　莫离走了一路，将前前后后的细枝末节想了个遍，镇上居住的男生有几个，但最有可能的，只有方平海一人。

　　高考后，同学聚会，在学校附近镇上的小饭馆。莫离也去了。席间，莫离走向方平海，她说，方平海，你能帮我约一下袁予朗吗？

　　这也是拒绝一个人的方式吗？

　　莫离是哭着回家的，方平海回来后带来的消息是，袁予朗根本没回来。城市的繁华已经让他背叛乡村也忘记她。

　　是方平海骑着车送的莫离。方平海卖力地踩着车子，汗水浸湿了背部的一小块。莫离说“要不我下来吧，载着我，你太累了”时，方平海回，希望有一天，我开着车，载你回家。

　　分别的路口，目送莫离走远，白色的裙角在风里吹啊吹的，在方平海的心里荡漾着。方平海在身后大声地问，莫离，你喜欢的花是茉莉花吗？

　　莫莉猜得没错，抽屉里的花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它叫茉莉，正是方平海，每天早上从家赶往学校开始一天的早读时，为她带来的。

　　3

　　莫离看到了袁予朗，在这个她梦寐以求的南方城市里。

　　莫离虽然和袁予朗不同校，但毕竟呼吸着同一个城市的空气。莫离的大学校园不大，但也开着玉兰花和樱花。原来，不只一所学校，盛开着这样的花朵。

　　莫离看到袁予朗的时候，他正和一个长发女生从食堂里出来，肩并着肩，男才女貌。

　　长发女孩离开后，袁予朗带莫离参观了他的学校，她不及他的肩，永远跟不上他成长的速度。袁予朗说，你长大了。

　　是的，从那个微雨的夏日午后，莫离就已经迅速长大。但莫离并没有将之说出口。在这个男子面前，她早已经不再是纯情少女，但有些话说出来，仍旧让她感觉羞涩。

　　莫离看到男生宿舍楼的窗口，挂着旗帜一样的衣服，哪一扇才是他的呢？她在，洗衣的事怎能让他自己做？她未问，便听到他说，我在校外租的房子，和一个女生。

　　多年后，莫离才想到，只有不爱，才会毫无保留地伤害。就像她于方平海，也像袁予朗于她。

　　方平海的大学在北方，他写信给莫离，学校很大，却没有一朵茉莉。原来，并不是所有学校，都盛开着一样的花朵。

　　莫离在27岁那年嫁了人，新郎本只是她生命里的路人甲，却成了她最终的归宿。

　　第二年，莫离生下一个女儿，像她，眉清目秀。

　　日子琐碎反复，莫离已经不计较和丈夫之间是相爱还是相伴。只是，抱着女儿坐在阳台上看月亮时，她会想起那些个露珠未干的清晨，想起爬满月光的台阶上，有没有人会送来一朵年少的鲜花。

　　袁予朗曾经是她的深爱，而她想起的，却是方平海。那个给她在清晨送带着露水的花朵的人，那个写信说找遍校园只为寻一朵茉莉的人，那个因任性被她扔掉很多次却每周仍要打电话的人，那个在信里说过很多次我爱你却真的面对面时连亲吻都略嫌生硬的人……

　　也只是黑夜。白天照常兵荒马乱，除了工作与家庭，莫离已经无暇顾及其他。命运弄人，在一次客户联谊会上，莫离看到了袁予朗，他身边带着的仍是青竹一样的女孩，仰起尖下巴的脸看他时，眉目里都是情。怎么，真的应了那句话吗，男人20岁时喜欢的，是20岁女孩；30岁，40岁，直到80岁，喜欢的仍是20岁女孩。

　　虽事隔多年，莫离的心里还是一时乱了阵脚。但还是微笑着寒暄，微笑着再见，微笑，不是因为快乐，是因为让这个负了她整个青春的男人看到，她已经不在乎。

　　莫离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时，想起这些，觉得爱情比起生命早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单位体检时，发现她的子宫处有小小的暗影，复查后才知道是致命的伤，子宫肌瘤，切除整个子宫。

　　还未痊愈，丈夫却又查出胃癌晚期，日子越发过得无望，莫离已无力承受。有人委托医院捐款给她，十万元，不是小数目，但仍旧没有挽留住丈夫的生命。

　　一夜之间，莫离苍老了。像是从来没有青春过。

　　4

　　丈夫离世后，莫离收拾书柜，有一本书，是发黄的复习资料，还未完全打开，便有零落的花从书页间飘曳而下。顷刻，少年心事纷纷涌来，只是，当最初的情怀已成标本之时，旁侧丈夫新添的字句却让她轰然泪下：很遗憾没有参与你的最初，很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

　　半年后，有车停在莫离的家门口。从车上下来的，是陌生的男人。他对莫离说，我们方总在楼下的车里等您，他说要接您回家。

　　莫离跟了去，手里牵着目光清澈的女儿。

　　方总用盛大的婚礼迎接了莫离，洞房夜，莫离说，对不起。男人说，对不起的是我，没有照顾好你，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莫离又说，可是，我不能再生育。男人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女儿，足够。

　　自此，每天，在露水未干的清晨里，莫离推着轮椅，在小区里的花树下散步。轮椅里坐着的是方总，不，是方平海。有时他转过头来，看花瓣落入她的发间，她会微笑着弯下腰，让他从发间轻轻地将花瓣吹落，还听到他在耳边呢喃，那些茉莉花在我心中开了十几年，而你一直是最美丽的那一朵！

　　是那一年，尚在大学，方平海突然向莫离说其实一切都是骗局，他自始至终都没喜欢过她。而在之前的一封信里，他还是情深意长，说过几天就要带着满怀的茉莉花去学校看她。

　　他在去看她的路上遭遇了车祸，双腿截肢。

　　莫离不知道。

　　莫离后来知道的还有，用来挽救丈夫生命捐助十万元的人，是他。

　　但莫离永远不会知道的是，17岁那一年，落着微雨的午后，袁予朗家的院落里，花树摇影中，是前去找袁予朗要复习资料的方平海，他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到睡相恬淡的莫离，花朵一样的芬芳美丽。

　　大凡男人都在乎女人的第一次，而方平海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茉莉花一样美丽的莫离。

　　对，方平海还说，莫离，茉莉，其实也是莫要分离的意思。

　　台湾著名作家简媜告诉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困境不同,但仍然要相信,对生命热爱、对梦想追寻的这份毅力,会引领我们脱离困境。不要轻易认为今天就是末日,因为明天的太阳跟今天不一样。

　　“宁愿是荒野上饥饿的鹰,也不愿做肥硕的井蛙!”执是之故,我学会捆绑行李。

　　总是独自走上生命的每个阶段,从全然陌生的环境开始安顿自己。小学毕业,明明附近有所国中,我却跑到离家40分钟车程的国中就读。好不容易与他们熟了,成为一分子;明明附近有几所高中可供选择,却大胆地跟导师讲:“我要去台北考高中!”第一次,我知道北一女、中山、景美等学校,我问老师志愿顺序,他不太确定,但终于帮我排妥。他没问万一考上了,怎么安顿?我没提,那是我自己的事。

　　拿到准考证,回家才跟家里提,家人一向不管我功课。那时父亲刚逝两年,母亲出外工作兼了父职,阿嬤管田地、家园,我是老大,弟弟妹妹才上小学。谁管得到我?也不需任何人叮咛,我跟老天爷杠上了,赌一口硬气对自己讲:“你要是没出息,这个家完了!”

　　15岁,捆了今生的第一个行李,连牙刷、毛巾都带走。屋前厝后,巡了一趟,要狠狠记住家的样子,躲在水井边哭一场,忽然长大了5岁。我不嫉妒别人的15岁仍然滚入父母怀里,睁着少女的梦幻眼睛,而我却得为自己去征战,带刀带剑地不能懦弱。

　　所以,孤伶伶地在台北寄人篱下,每天花三个钟头往返于台北一所高中与复兴南路的亲戚家。台北火车站前,清晨卖饭团的妇人,我拿她当妈妈。坐在淡水线火车上,饭团啃完了啃书本,每本书烂得软趴趴。课堂上,闭眼睛都知道老师说错一个年代。

　　那时,校内的读书风气不盛,许多人放学后赶约会、跳舞、逛夜市;情况好的,赶补习班。我没有玩的权利,也没经费参加课外补习班。还是那副硬脾气,就不相信出考题的能撂倒我,非上好大学不可。

　　这样逼自己,正常的十七八岁身心也会垮的。平常,没谈得来的朋友,她们追逐影星、交换情书,我没兴致;想谈点生命的困惑与未来梦想,她们打不起精神。我干脆跟稿纸谈,谈迷了,就写文章、投稿,成天在第二堂下课后冲到训导处门口的信箱,看有没有我的信。若是杂志社寄来刊稿消息,我会乐得一看再看,看到眼眶泛红;大报副刊寄回退稿,则撕得碎碎地喂垃圾桶,我想:“总有一天……”为了那一天,吃多少苦都值得。

　　我做事一向劲道猛,非弄得了若指掌不可。迷上写作,连带搜别人作品看得眼睛出火。他们写的好,我写不好,道理在哪儿得揪出来才能进步。常常捧着两大报副刊上的名家作品,用红笔字字句句勾,我不背它们,我解剖它们,研究肌理血脉,渐渐悟出各有各的路数,看懂名家也有松垮垮的时候。那时很穷,买不起世界名著,铁了心站在书店速读,霍桑的《红字》、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泰戈尔全集》、托尔斯泰的《高加索故事》……有些掏钱买了,其余则浏览,希望将来变成大富翁把它们全娶回家,看到眼瞎也甘愿。“世界太大,生命比世界更大,而文学又比生命辽阔!”我决心往文学路上走,不回头。

　　缺乏目标的年轻生命好比海上扁舟,我知道自己的一生要往哪里去,考大学只是眼前目标。我知道为什么必须上大学,不是依社会价值观、师长期待或盲目的文凭主义,而是依自己对生命的远大梦想。

　　高二暑假,我写了一封信回宜兰,告知已从亲戚家搬至大屯山学校附近,月租300元,由于没钱上补习班必须靠自己拟定“大学联考作战计划”,因此今年不回家割稻了。“身上尚有稿费及打工赚得的钱,够用两个月了。请家里放心,我会打胜仗的。”

　　每天,依例凌晨4点起床早读,按照作战策略,这个暑假必须总复习所有科目并预读高三功课(已搜得学姐的旧课本),至少做一遍从各补习班、明星学校搜集的题库、试卷及历年联考试题,并且每隔半月“验收实力”——看自己能考上哪一所学校。

　　想睡觉,不行。开始思考打仗应该用智慧,光靠死拼不行!思考为什么叫人啃一头死牛没人要吃,煎成小牛排就美味得不得了。于是,把“作战计划”改成“大学联考料理亭”,依据自己的兴趣及胃纳,按照清醒到昏沉的时刻表安排筵席。

　　所以,“历史”变成身穿古装的我恣意穿梭于时空隧道,采访秦始皇谈如何并吞六国、跟汉武帝吃饭谈外患问题、陪成吉思汗远征的探险。还可以指着光绪骂:“你这个懦夫,干嘛那么怕慈禧,你不会派刺客把她‘解决’掉吗?”

　　“地理”也好办,那是我跟心爱的白马王子周游世界的旅行见闻。“数学”确实有点伤脑筋,三角函数实在不像个故事。“三民主义”,决定留到联考前一个月,再以革命心情奋战,仿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某日午睡,梦到自己只考了两百多分,沮丧极了,恐惧这一生就这么成为泡沫。夜晚,虫声四起,前途茫然的孤独感占满内心,在日记上写着:“我会去哪里?我会去哪里?”

　　抽屉里有一叠没写完的稿子,其中有一篇关于一个高中男生离家出走的故事。想往下写,又收进去,索性把专放稿件与写作大纲的抽屉贴上封条,仿佛唯一的财产被法院查封。

　　如此安顿之后,升高三,当同学们一个个迸发高三杂症,勉强念书,或奔波各补习班像只无头苍蝇,我却笃定得像块磐石,心稳稳地纹风不动。继续以自己的作息方式安排读书计划,虽然高三下学期的课堂考试成绩遭透了,但我摒弃老师的授课进度及测验计划,照自己的时间表走,不急、不慌,从不脱序。我读书喜欢问“为什么”、思考答案。有时“国文”里的问题必须从“历史”找解答,“历史”里的疑问,可以从“地理”得到线索。

　　活读比死背深刻,而且有乐趣。如此一遍遍地读到胸中如有一面明镜,且国文、历史、地理知识相互串连、佐证,活生生如能眼见一朝一代风华。联考前一个礼拜,同学们灰头土脸、乱了军心,熬夜赶进度;我却无事可干,反其道而行,逛市场吃红豆冰、买番茄弄蛋炒饭,早晨、黄昏到山径散步,过几天舒服日子。其实无形之中,脑子里正在整编、活络所有念过的内容,使枝枝节节的知识更加密实,形成实力。我有自信,问任何问题,我都能说出一番道理。

　　联考那日,大多数人像进刑场,我却觉得像游园会。听说有同学拿到试卷,眼前发黑、手心冒汗、下腹绞痛,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太稳了,拿到国文、历史、地理试卷,觉得像在考小学生,暗笑出题老师怎么出这种简单的题目?钟响后,同学们纷纷翻书找标准答案发出哀号声,或到家人面前忧心忡忡。我没人陪考,也觉得家人陪考像组“进香团”只会坏了军心。我一本书也没带,考过就算了,不再想它。闲得没事干,买汽水边走边喝,像个巡逻。

　　没放榜,我已算出自己到台大,就算科系不理想,选个学风自由的大环境再转系总比意气用事只是填几个志愿再挤破头转校保险。我想到一个人才荟萃、高手辈出的大环境逼自己成长,所以,台大文学院6个系全填了。同学问我:“万一上考古系怎么办?”我说:“那就去挖坟墓嘛!”老师看我的志愿单,同样皱眉头,简直是没主意的人的手笔。我仍坚持从头填到尾,人生哪能一下子就称心如意?我把选校搁第一顺位,进了大环境一切好说,“考进哪个系不重要,从哪个系毕业才重要!从哪个系毕业又不重要,将来走哪一行更重要!”我一向不认为一次联考就定了一生,往后的变数很大,多的是进自己的第一志愿科系,毕业后才改行的例子,与其4年后再从头学,我宁愿花一年时间好好摸索清楚,二年级时在哪个系,对我而言,就是决定了今生。

　　放榜后,在大屯山城赁居的小屋打点行囊,一下子天地开了。三年高中生活留下的日记、写的文章,一把火烧了,我的青春岁月在火光中、泪眼里化为灰烬。那些忧喜苦乐全不计较,也无须保存,我知道自己又要去陌生地方从头开始,就像过去每个阶段,命运交给我一张白纸一样。

　　在不断飘荡中,能感受自己的生命有了重量与意义是最大的收获。我太早离开家庭的保护,却学会独立、为自己的生命做主。虽然无法像一般人拥有快乐的青少年时期,可是也学到同龄孩子学不到的,如何做一只在荒野上准备起飞的鹰。当一切匮乏、无人为我支撑时,我惊讶自己能从“无中生有”磨砺出各种能力,守护自己。这样的训练比考上心目中的大学更重要─或者反过来看,因为有这种训练,才考上心目中的大学。

　　年轻生命蕴含各种潜力,愈早自我开发愈能起飞。可惜,大部分的人耽溺在家庭的优渥保护下,只知道吃鱼而不懂如何打造一根钓竿,其实学会钓鱼才是大训练,有的人则可能因家庭破碎而击溃向上意志,不懂得把恶劣环境当作生命中的“少林寺时期”,练就一身铜墙铁壁功夫。每个人成长的困境不同,但我仍然相信,对生命热爱、对梦想追寻的这份毅力,会引领我们脱离困境。不要轻易认为今天就是末日,因为明天的太阳跟今天不一样。

　　如今回想高中生涯,短短三年,却把我一生的重要走向都起头了;我如愿转入中文系,如愿成为作家。少年时,怨怼老天,现在懂得感谢。

　　因为,当他赐给你荒野时,意味着,他要你成为高飞的鹰。

　　很少人知道我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因为相对于二十来年的记者生涯,它太短了,仅一年。

　　可我经常怀念那一年。

　　1983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被分配在市里的一所中学教初一的语文,还兼班主任。

　　生性率直的我,感觉这个不苟言笑的职业太痛苦了。初来乍到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更让我手足无措。

　　那个时候,校方规定学生一律不得穿牛仔裤上学。每天早晨,校门口就守着几位拿着小本的值日生,将穿牛仔裤的学生拦住,劝他们回家换服装。有一天,值日生将穿着牛仔裤的我给拦住了,问我是高中部哪个班级的学生。恰好有个老师经过,帮我解了围。她一边陪我上楼,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师应该给学生作表率,“你看看,全校老师没有一个穿牛仔裤的。”

　　第二天,我就换了一条黑裙子,女老师常选择的那种。黑色常常代表庄重。穿了裙子的我又在走廊上被老校长叫住了,他和蔼地提醒我,是不是把披在肩上的长发扎起来,因为校方也要求女生不能留披肩发的。还说,有个班主任反映,她班上有个女生不肯剪去长发,并振振有词地辩解“范老师也是这个发型”。

　　我一听,也觉得事情严重了。仔细地留意了一下女老师们的发型,她们都像是找同一个理发师剪理的,短发齐耳,唯一的装饰品也仅是一枚黑色的细发夹。

　　在大家的劝说下,我下课后走进了学校附近的一家理发店。

　　理发师是个胖胖的妇女,她用手托起我长长的黑发,有些不忍地举起了剪刀:“你可考虑好,这一剪子下去,就像脑袋掉在地上,可是接不起来的哦!”

　　我咬咬牙没有作声,只听剪刀在我的脖后连续发出冷冷的“咔嚓”声。女理发师从镜子里发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以为剪到了我的头皮,后来才理解了我的疼从何而来。从小到大,我都梳着清汤挂面似的长发,上面也曾留下了姥姥温暖的手温,此刻,它们一起飘落在地。

　　老校长再次碰见我,很满意地夸道“好”。我的目光凝视着操场上一排绿化树,它们被修理得齐齐整整,宛若一个笼里蒸出的圆润的大馒头。

　　剪了短发的我,在同行眼里仍然不像个老师。至于老师应该是个什么样儿,他们也说不太清楚。

　　有一天,我正在教室上课,喊一位同学回答问题,那位同学上课分了心,回答得南辕北辙,我忍不住想笑,但内心有个声音严肃地提醒我:老师不能当着学生的面笑。可是他慌乱的第二次补答,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我实在憋不住,放声笑起来,后来竟伏在讲台上直不起身。课堂当然解了大禁,那个同学也和大家一起笑得前仰后合。这一切恰恰被在走廊上巡视的老校长看见。

　　自然,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是个非常敬业的人,一生严谨,腰板挺直,灰白的头发纹丝不乱,藏蓝色的中山装的领扣从来都是严严实实的。老人的心地非常善良,只是常常出格的我,不能不让他伤心。这让我很过意不去,又奈何自己不得。

　　每天早晨,校园仅有的一张乒乓球水泥台桌常常被高年级的学生霸占着,初一的学生只能眼巴巴地看他们打球。我想了一个主意,从此早早地赶到学校,将自己的大包往乒乓球桌上一撂,俗称占台子。胆子再大的学生也不敢和老师争桌子,于是,我们班的学生终于有了摸摸乒乓球拍的机会。他们有时也嚷着让我上阵,但很快就将我打得落花流水,我只好重新排在队尾。上课的铃声一响,大家比赛似的朝教室飞奔,有时装备课本的包会遗落在树杈上,学生会气喘吁吁地拎着它追上来:“老师,你的书包。”

　　老是抢占乒乓球桌,也不符合我常常给学生讲的机会均等的道理。后来,我鼓励大家跳绳。可是没有人天生爱甩绳子,尤其是孩子们。自然,天天给他们甩绳的还是我。当长长的绳儿在空中划着优美的圆弧,荡起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我感觉自己正穿过长长的时空隧道,回到欢乐的少年时代,生活的阴云也暂时一扫而空。

　　当我和学生在操场上游戏的时候,老师们却在走廊上摇头叹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学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争取来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偏偏分来个仿佛永远长不大的我。

　　直到期终考试的时候,我们班优异的成绩才让大家放下心:还好,没有误人子弟。

　　而这一年,也发生了不少令我至今难忘的事情。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我夹着课本走进教室,发现室内乱成一锅粥:一个瘦长的男生举着根布拖把当长剑,将同学们撵得像燕儿飞。平日他也令我有些头痛,不是上课打呼噜,就是将纸团冒充小白鼠塞进同桌的衣领里,吓得同学哇哇大哭。

　　这一回,我不再放过他。大家都各就其位之后,我生气地让他站起来,接着像老师惯常做的那样,让他放学后请他的父亲到学校来。他一听请家长,倔强地昂起头“我没有父亲”。“那就叫你的母亲来!”我依然不饶他。他低下头不作声,半晌,有个同学轻声地说:“老师,他也没有母亲。”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同学们仿佛为我打气,纷纷举手:“他还有个叔叔!”我终于可以下台了:“那好,让你叔叔来一趟。”

　　下午放学了,学校很快静如空巢。我独自留在办公室等他的家人。黄昏将临的时候,还未见他的人影,我准备收拾东西回家,正欲下楼的时候,却震惊地发现他背着一个老太太艰难地登上了办公室所在的4楼。

　　“她是我的奶奶。”他吃力地放下背上的老人后,抹着满头的汗水喃喃地介绍。我赶紧将老人扶到椅子上,递上一杯热水。还未等我开口,老人就哭了,告诉我,他的父母自他刚会学说话就离婚了,谁也不肯要他,一直跟着叔叔和她过日子。他叔叔是习武之人,担心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受人欺侮,便教他拳脚功夫。由于恨铁不成钢,平日下手那个狠,谁见谁怕。如果让他叔叔知道了他在学校不听话,又难逃过一阵暴打。所以,奶奶代他叔来见老师。

　　我开始后悔自己随意请家长的轻率。老人说,他功课不行,但是孝顺老人在邻里却是出了名的,担心她这双小脚行走不便,先是用三轮车载她走,又硬要背着她上楼,也不怕人见了笑话。

　　那个黄昏,我们仨坐在办公室聊起了家常,我也谈起了我的姥姥。后来,我们仨都流泪了,他更是哭得像个小孩子。

　　从那之后,他渐渐变了。虽然学习成绩还是不如人意,但上课的眼神却是专注的。我知道他在尽力。

　　这一年,我在学校过了第一个教师节,手里捧满了学生送给我的贺卡。那一天,也是个黄昏,围着我的同学渐渐散去。一直夹在人群中的他似乎等待着这一刻。他腼腆地走近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黄豆塞到我的手里,然后飞快地跑了……

　　握着这把尚带有体温的黄豆,刹那间,我热泪盈眶!

　　这学年的最后一课结束了,当清理书本的时候,我发现书本里夹着一张纸条:亲爱的姐姐,我们都认为你的长发好看。署名是:全体同学。

　　就在新学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我接到了刚复刊的《武汉晚报》发来的录用通知,心里却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办完调动手续的那天是个雨天,校园正在上课,操场上空无一人。我撑着伞缓缓经过草坪,向校门走去。突然楼上的走廊传来一阵喧哗声,不少学生竟从教室里冲出来,纷纷跑下楼,向我奔过来。老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纷纷冲出教室,劝阻他们的狂奔。

　　我与其说感动,不如说被这一幕惊骇了,焦急地挥着双手大声地劝他们返回教室,他们不听。围住我的学生兴奋地告诉我,有个同学从教室敞开的后门发现了我,率先跑了出来,于是我来学校的消息便传遍了整条走廊,原来我教的那个班级已经打散,分到了二年级的各个班级。

　　学生们的这种送行方式自然太出格,经我的央求还有校园门卫的干预,他们最终返回了教室。从教室传来了训斥声,我知道他们在这节课的命运。

　　当我离开校门的时候,回转身望见教学楼的阳台上站着一个老人,那是老校长。他的发丝愈发地白了,但腰板还是那么硬朗。我猜想他一定看见了先前发生的那一幕,抱愧地欲向他解释,他摆摆手示意我不用解释,像个孩子似的对我顽皮地一笑,缓缓地做了个手势,好像对我说什么。雨大,我没听清。

　　他大声地重复,我明白了,他说我的头发长长了。

　　多年之后,我看了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善良的教师怎样用音乐的力量感化了一群顽皮学生的故事,剧情是在那个教师离开学校那一刻结束的:他走出校门的那天,孩子们正在上课,当他怅然若失地提着那只简陋的皮箱拐过教学楼的时候,忽然从窗口里飞出阵阵天籁般的歌声……

　　我的眼睛和那位男教师一起湿润了。

　　我手里捏着一张休学申请书朝教务处走去。

　　我要求休学一年。

　　我敲响了教务处的门板。获准以后便推开了门，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正伏在米黄色的办公桌上，手里握着长杆蘸水笔在一厚本表册上填写着什么。“老师，给我开一张休学证书。”

　　她抬起头来，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拎起我的申请书来看着，长杆蘸水笔还夹在指缝之间。她很快看完了，又专注地把目光留滞在纸页下端班主任签写的一行意见和校长更为简洁的意见上面，似乎两个人连姓名在内的十来个字的意见批示，看去比我大半页的申请书还要费时更多。她终于抬起头来问：

　　“就是你写的这些理由吗?”

　　“就是的。”

　　“不休学不行吗?”

　　“不行。”

　　“亲戚全都帮不上忙吗?”

　　“亲戚，也都穷。”

　　“可是你休学一年，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

　　于是我就信心十足地告诉她我父亲的精确计划：待到明年我哥哥初中毕业，父亲谋划着让他投考师范学校，师范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据说还发三块零花钱。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

　　我没有做更多的解释。我爱面子的弱点早在此前已经形成。我不想再向任何人重复叙述我们家庭的困窘。父亲是个纯粹的农民，供着两个同时在中学念书的儿子。父亲供给两个中学生的经济支柱，一是卖粮，一是卖树，’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卖树。我上完初一第一学期，寒假回到家中便预感到要发生重要变故了。父亲说出谋划已久的决策：“你得休一年学，一年。”他强调了一年这个时限。我没有感到太大的惊讶。父亲接着就讲述了他的让哥哥一年后投考师范的谋略，然后可以供我复学念初中了。我说：“休学?”父亲安慰我说：“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我也不以为休学一年有多么严重，我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座位排在头一张课桌上。我轻松地说：“过一年个子长高了，我就不坐头排头一张桌子咧——上课扭得人脖子疼。”父亲依然无奈地说：“钱的来路断咧!树卖完了——”

　　她轻轻舒了口气，拉开抽屉取出一本公文本在桌子上翻开，从笔筒里抽出那枝木杆蘸水笔，在墨水瓶里蘸上墨水后又停下手，问：“你家里就再想不出办法了?”我看着那双滋浮着忧郁气色的眼睛，忽然联想到姐姐的眼神。这种眼神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的心平静下来，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灵魂得到抚慰，足以使人沉静地忍受痛苦和劫难而不至于沉沦。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的休学致使她心情不好这个最简单的推理，而在校长、班主任和她中间，她恰好是最不应该产生这种心理的。她是教务处的一位年轻职员，平时就是在教务处做些抄抄写写的事，在黑板上写一些诸如打扫卫生的通知之类的事，我和她几乎没有说过话，甚至至今也不知道她的姓名。我便说：“老师，没关系。休学一年没啥关系，我年龄小。”她说：“白白耽搁一年多可惜!”随之又换了一种口吻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也认得你。每个班前三名的学生我都认识。”我的心情突然灰暗起来而没有再开口。

　　她终于落笔填写了公文函，取出公章在下方盖了，又在切割线上盖上一枚合缝印章，吱吱吱撕下并不交给我，放在桌子上，然后把我的休学申请书抹上糨糊后贴在公文存根上。

　　她做完这一切才重新拿起休学证书交给我说：“装好。明年复学时拿着来找我。”我把那张硬质纸印制的休学证书折叠了两番装进口袋。她从桌子那边绕过来，又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来塞进我的书包里，说：“明年这阵儿你一定要来复学。”我向她深深地鞠了躬就走出门去。我听到背后“咣当”一声闭门的声音，同时也听到一声“等等”。她拢了拢齐肩的头发朝我走来，和我并排在廊檐下的台阶上走着，两只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我忽然心情很不好受，在争取到了休学证后我很不愿意看见同班同学熟悉的脸孔，便低了头匆匆走起来，凭感觉可以知道她也加快了脚步，几乎和我同时走出学校大门。

　　学校门口又拥来一拨偏远地区的学生，熟悉的同学便连连问我：“你来得早!报过名了吧?”我含糊地笑笑就走过去了，想尽快远离正在迎接新学期的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学校大门。她又喊了一声“等等”。我停住脚步。她走过来拍了拍我的书包：“别把休学证弄丢了。”我点点头。她这时才有一句安慰我的话：“我同意你的打算，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

　　我抬头看她，猛然看见那双眼睫毛很长的眼眶里溢出泪水来，像雨雾中正在涨溢的湖水，泪珠在眼眶里打着旋儿，晶莹透亮。我旋即垂下头避开目光，要是再在她的眼睛处多驻留一秒，我肯定就会号啕大哭。我低着头咬着嘴唇，脚下盲目地拨弄着一块碎瓦片来抑制情绪，感觉到有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在我后来的生命历程中发生过多次这种酸水倒流的事。而倒流的渠道却是从14岁刚来到的这个生命年轮上第一次疏通的。第一次疏通的倒流酸水的渠道肯定狭窄，承受不下那么多的酸水，因而还是有一小股从眼睛里冒出来，模糊了双眼，顺手就用袖头揩掉了。我终于扬起头鼓起劲儿说：“老师，我走咧。”

　　她的手轻轻搭上我的肩头：“记住，明年的今天来报到复学。”

　　我看见两滴晶莹的泪珠从她眼睫毛上滑落下来，缓缓流过一段就在鼻翼两边挂住。我再次虔诚地深深鞠躬，然后就转过身走掉了。

　　25年后，卖树卖树根(劈柴)供我念书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对坐在他身边的我说：“我有一件事对不住你。”

　　我惊讶得不知所措。

　　“我不该让你休那一年学!”

　　我浑身战栗，久久无言。我像被一吨烈性梯恩梯炸成碎块细末儿飞向天空，又似乎跌入千年冰窖而冻僵四肢，冻僵躯体，也冻僵了心脏。在我高中毕业名落孙山回到乡村的无边无际的彷徨苦闷中，我曾经猴急似的怨天尤人：“全都倒霉在休那一年学。”我1962年毕业恰逢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月，高校招生任务大大缩小，我们班里，剃了光头，四个班也仅仅考取了一个个位数，而在上一年的毕业生里我们这所不属重点的学校也有50％的学生考取了大学。我如果不是休学一年当是1961年毕业。父亲说：“错过一年，而今你还算熬出点儿名堂了。”

　　我感觉到炸飞的碎块细末儿又归结成了原来的我，冻僵的四肢自如了，冻僵的躯体灵便了，冻僵的心又嘡嘡嘡跳起来的时候，猛然想起休学出门时那位女老师溢满眼眶又流挂在鼻翼匕的晶莹的泪珠儿。我对已经跨进黄泉路上半步依然向我忏悔的父亲讲了那一串泪珠的经历，父亲便安然合上了眼睛，喃喃地说：“可你……怎么……不早点儿给我……说这女先生哩。”

　　我今天终于把几近40年前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的时候，对自己算是一种虔诚的祈祷，当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的当今，我便企望自己如女老师那种泪珠的泪腺不至于堵塞，更不敢枯竭，那是滋养生命灵魂的泉源，也是滋润民族精神的泉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