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穷困的学生，名叫郝伟，为了付学费，他挨家挨户地推销产品。
    到了晚上，他感觉很饿，但摸摸口袋发现只剩下了一角钱，想不出能买些什么东西吃。    于是，他下定决心，到下一家时，向对方要顿饭吃。   然而，当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打开房门时，他却完全失去了勇气！  他没敢张口讨饭，只要求喝一杯水。女孩看出来他十分饥饿，于是给他端出一大杯鲜奶来。他不慌不忙地将鲜奶喝下，然后问道：“我应付你多少钱啊？” 女孩微笑着回答：“你不欠我们一分钱！妈妈告诉我，做善事不求回报。” 于是，郝伟说：“那么，我只有由衷地谢谢你们了！”  当他离开时，不但觉得自己不再饥饿了，而且感觉身体强壮了不少，对人的信心也增强了许多。他本来是已经陷入绝境，准备放弃一切的！
    数年之后，那个年轻女孩病情危急，当地医生都束手无策。 家人无奈，只好将她送到另一个大城市，以便请名医来诊断她罕见的病情。  碰巧，他们找到的是郝医生。 当郝医生听说眼前这个病人来自某某城市时，眼中露出了奇特的神情。  他立刻换上工作服，走进了那个女孩所在的病房。 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女孩。  他立刻回到诊断室，下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来挽救她的生命。
    从见到女孩的那一刻起，他就一丝不苟地观察她的病情。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他终于让女孩起死回生了，最终战胜了病魔。  医院划价室的人将女孩的账单送到郝医生手中，请他签字。郝医生看了一眼账单，在边上写了一行字，然后请人将单子转送到女孩手中。 女孩不敢打开单子，她觉得，单上的费用可能是她一辈子都不能还清的。   最后，她还是打开了，账单边上的一行字让她格外注意！
    “一杯鲜奶足以付清全部的医药费！郝伟医生”
    眼中浸着感激的泪水，账单握在发抖的手中，她激动地祈祷：“天主啊！感谢您！感谢您的慈爱，借由众人的心和手，不断地在人间传播。”
 

记得第一次见到FISH是在高一的开学典礼上，大大的报告厅中，人声鼎沸，整个场面中充满的足那种莫名的兴奋与新鲜感。FISH是从报告厅的恻—门进来的。当时我只觉得眼前一亮：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孩，剪着一头极短的头发，面孔冷冷的，但很俏丽。她的出现，就像一颗冰珠砸入灼热的空气中，清冷而特别。
　　高一的生活如同一杯浮着一层芝麻油的白开水，开始还有些新鲜、诱人，接下来的日子便是平平淡淡。闲暇时，同班的女生会经常聚在一块闲聊，而FISH的名字出现率极高。从她们那种鄙薄的语气与不屑的神色中，FISH的总体形象浮出水：面：“不爱学习，爱打扮；不爱同性，爱异性。”说实在的，当时我内心有一丝隐隐的遗憾，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她是冷傲的，但绝不庸俗。但是，我对她的看法终究没法摆脱众人的观点。何以说，FISH的高一是在听不见的骂声和看得见的眼神中鹰过的。喝了整整一年的白开水，我和FISH的故事在各种偶然的巧合中拉开了序幕。高二时，FISH也报了文科班；更为意外的是，我与FISH编入了同一个班，并且成了同桌。从两张桌子并在一起的那个时刻起，我们都清楚地看到对方脸上的那种陌生与不安。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来越熟悉了，经常无缘无故地相视而笑，平时的零食也一块分享，各自的小秘密都会在课后摆上桌面大谈特谈。在慢慢走入她的内心世界后我才发现，原来她真是一个不错的女孩。这个平时看起来冷漠高傲的女生原来也很热情、亲切。的确，FISH爱打扮，有一大帮男生在迫她。可是她的行为举止与一些处事的态度却很端正。
　　在一次聊天中，FISH颇有感触地说道：“其真，我是挺爱打扮的，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并不过分。每一个女孩子都爱美，为什么别人都要拿我的衣服来作为话题呢?还有那些男孩，我从来没有接受谁的追求；况且。现在很多人都很无聊，我可不愿意和无聊的人玩无聊的游戏。”NSH的观点让我觉得她其实蛮有头脑的，她爱笑爱闹，不过只和熟人在一块的时候她才会把自己的?疯样”展露无遗。周为她的冷、酷，FISH依然是我们年级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说实话，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真正认识了FISH以后，当时我像发现了一座金矿一般，那种欣喜、意外与激动的感觉把整个心灵紧紧包围。原以为不好的人突然展示出她美的一面，不能不让人高兴。而且，除了不太爱学习，有关FISH的流言都在她自己的表现面前不攻白破。
　　一个个疑团解开后，我们之间更为贴近了，友谊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慢慢地滋长起来了。但是，这个世界总是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制造一些出入意料的事情。高二下半个学期，重排座位，我和FISH很自然地分开了。根据学校不成文的规定，考试前20名者坐前几排。“呼”的一下，她离我远了，教室中第四排就像一条沟壑隔开了我们。上课时我们自然一句话也说不了，课后不是因为拖堂就是作业、预习、复习。很多次她来找我，我不是与同桌互背单词就是拿着笔匆忙地在纸上画着。后来FISH身边有了其他的朋友，她们上课时传纸条，小声地聊天，还经常迟到，那些有关她的本已平息的传闻又重新开始泛滥。FISH渐渐地离我远了，只有在繁重的作业中抬起头来，我才会偶尔想起与她在一块的融洽与惬意；也只有在考试考砸了后，才会突然记起她的善解人意，她那种鼓励式的微笑。友谊就如一株树，而我们心底只剩下友谊的根还在顽固地坚持着。
　　高三，一切都趋于白热化了，白开水已经完全转化为鲜红的辣椒油了。很多人都处于焦躁状态中，常常在自习课上，我会莫名其妙地流泪。在那种压力下，每个人的心灵都如玻璃球脆弱至极。除了流点眼泪，我还能怎么寻求解脱?FISH显然注意到了我内心的异常，但却迟疑了许久，才在一天课后塞了张纸条给我，上迈写了些砺志之类的话。的上句话却是：“曾经牵过手的朋友，不管现在和将来怎样，请你记着还有人在牵挂你、关心你。”手攥着纸条，我的心一下子就酸了。泪，终究忍不住掉了下来。难忘的七月终于过去了，八月我收到录取通知书，九月，我开始了大学生活。FISH曾给我来过信，告诉我她在上海找了份工作，干得还不错。但终究是许久没有在一起的缘故了，信中都没什么话可说了，除了客气还是客气。最近她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猪，你知不知道我现在都有些自卑了，尤其是面对你。”看罢，我心里动了一下，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回她的信中，我简单地聊聊近况；说说心事。　　这一段友谊似乎已经到了结尾，可心情却还滞留在那段日子。FISH是我记忆中的一颗水晶，也许水晶会在大脑皮层的化学物质中被分解，成为一颗小水珠，但她曾经美丽的微笑是我心湖里永不平静的涟漪。

我这一辈子几乎总是在学校里转，学习在各级师范，工作则不是在师范学校就是在师范学院，似乎命定要和基础教育打交道，因此，当我后来到了英国的罗伯特·戈登大学之后，虽然做的是信息科学方面的研究，心思却常常飘出电脑房的窗外，总想到英国的中小学去看看。
　　终于有一天，我觅得空闲找到位于阿伯丁市郊的哥伦比亚政区教育厅。接待我的是一位慈祥的男性长者。听了我的来意后他说，每所学校都有公共日，你可以去询问一下具体在哪一天，在那天你可以参观校内的任何地方，还可以旁听校长的工作会议。我说我不仅想参观，还想参加学习，去做一个小学生或中学生。我的愿望显然让这位老先生大感意外。他惊疑了片刻，便问我是不是想修“GCSE”或“A Level”(分别是大学入学所必需的苏格兰和英格兰中学最高级的毕业资格证书)。我足有备而来，立刻呈上随身所带的各种身份证明文件，解释说我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想实地体验英国的基础教育，这将有助于我的研究。我恳切的要求打动了老人。他建议我写份正式申请并附上我的个人证明文件。事情进展得很快，大约20天后，我收到了哥伦比亚政区教育厅的信，通知我可与离我住处不远的利贝姆小学或波伊斯·塞克尔中学联系。第二天，又收到了利贝姆小学校长霍格先生的信，说他可以在下周五下午接待我。
　　到了约定之日，我按图索骥，步行向南跨过两个街区后便找到了利贝姆小学。学校位于路边。英国是个没有围墙的国家，大到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的国防部和海军部、泰晤士河畔的国会，小到所有数不胜数的银行，都没有围墙。英国惟一有围墙的地方大概就是小学校了，但也只是较高的铁栅栏而已，目的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不让他们跑到校外的马路上去。铁栅栏里面是一个由极细碎的橡胶屑铺成的小小操场，上面画着彩色的大小圆圈、六角星和各种线条。操场那一边是一幢三层大楼，进了大楼才发现，这是个四面环绕的建筑，中间留有一个大天井花园，花园里有白色长椅。而大楼的另一侧足大片草地，孩子们在欢快地踢球。
　　经过15分钟的谈话以后，年约五十来岁的校长霍格先生把我安排在五年级班上做英语教师凯瑟琳的助手，每两周参加一次英语课，可以旁听和协助凯瑟琳工作，但不讲课。凯瑟琳三十来岁，双眼很大，眼珠灰蓝，是个对工作一丝不苟的人。全班仅有20人，11名女生，9名男生。班级不设班长之类的干部，但几乎人人都参加各种小俱乐部或活动组，如足球俱乐部、美术活动组之类。学校的俱乐部和活动组多达几十个。
　　英国的中小学教育和大学一样，许久以来一直是自由设课，直到1988年国会通过《教育改革法案》，才破天荒地第一次规定各中小学必须至少开设数学、英语、科学、历史、艺术等10门国家规定的课程，去年又增加了信息处理等3门课程。在英国，每一门课程的教材都多如牛毛，但政府和学校都不规定教师必须使用哪种教材；而教师本人也没有只遵用一本教科书的习惯，上课讲什么，如何讲，全由教师自己编排，以至于同一学校同一年级的同一门课，只要任课老师不同，所教的内容也就不同，真正是百花齐放得让人眼花缭乱。英国的学制也多而复杂，通常来说，公立小学为5～11岁的学童提供教育，私立小学为4～12岁的儿童服务。1999年以前，小学里尚禁止考试。布莱尔上台后进行了改革，现在，学童在7岁和11岁时接受两次关于逻辑能力、智力发展等方面和少数几门课的测试评估。英国不设高中，学生离开小学后进入含义笼统的中学——“第二级学校”。英国实行从5～16岁的强迫义务教育制。满16周岁之前不得离开中学逃学，否则按1972年颁布的《教育法案修正案》和其他几部法令，要追究家长的责任，严重时，家长会被送上法庭或被剥夺对子女的监护权。
　　英国小学每班二十来名学生，除非在特殊地区如海岛、山区，一般不能超过30名学生。在低中年级时，由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负责各门课程的教学，老师几乎整天都在教室里与孩子们一起学习和做游戏，到了五六年级时，一个班的专业任课老师才多起来。　　我随凯瑟琳走进教室后，发现这里没有中国学校的那类课桌，只有五张矮矮的大桌子，学生们四人一桌，两人一侧，面对面地坐着；教室里有可上下推动的黑板，但没有讲台，地上铺着地毯，四周墙上贴满或挂满了学生们滑稽可笑的图画和各种奇形怪状的模型。我首先介绍了自己并问大家是否允许我在这儿和大家一起学习，同学们非常兴奋，纷纷表示欢迎。接着每个同学依次自我介绍，一名男生说，他是未来的世界拳击冠军汤姆；一名女生说，自己是会唱歌的猫索菲亚；还有一个男生比较“谦虚”，说他只不过是哈里逊的崇拜者。我不知道哈里逊是谁，他就解释说他是位无所不能的探险家、大侦探。
　　一星期后，凯瑟琳来电话要我送一只大纸箱去，下周上课要用。当天下午我就将大纸箱送到了凯瑟琳的办公室。办公室十分大，有二十多位老师在此办公，凯瑟琳抱着纸箱带我到隔几个门的教具制作室。这儿简直足一个中型的手工作坊，两张硕大的工作台上堆满了钳子、扳手、量角尺、锤子、螺丝刀、小刀、胶水瓶、彩色塑料片……墙上挂满了各种欧式木匠手刨、手锯、角尺、大小串珠什么的。在这里，我认识了体格魁梧的科学教师鲍曼先生。这是一位不善言辞、却心灵手巧、能在教具制作室和实验室里无所不能地创造奇迹的天才。凡是教师在教具等方面有求于他的，他几乎从不推辞，而且常常使你对他的作品感动不已。凯瑟琳让我把箱盖改成活动门，并在一侧开个洞。不消一刻钟，我就完成了任务，于是回去等待下一课。
　　一周后的星期四上午，我准时来到教室。那只大纸箱搁在一张桌上。这一课的主题是提问和想像。凯瑟琳从一个大塑料袋里拿出了什么并把它放进了大纸箱，关上箱门后，她让一个女生上来把右手伸进箱洞里，嘱咐大家问这箱子里的东西是什么，只能问它有没有角，足不是圆的之类的问题。这个女同学也不得告诉大家所摸的东西是什么，同学们只能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提问来最终弄明白这箱子里究竟是什么。
　　立刻，同学们层出不穷的问题就来了，“这东西有尾巴吗?”“没有。”“它有腿吗?”“没有。”“有天线吗?”“没有。”“摸起来很软吗?”“不是。”“是不是很硬?”。“我想是的。”“是巧克力吗?”“不是的。”“难道是苹果吗?”“也不是。”“可以吃吗?”“不能。”教室里发出一阵惋惜的声音。按惯例，凡是凯瑟琳拿进教室的能吃的东西，从来就没有能够被带出过教室。“有几根突出物?”“有一块很突出的部分。”凯瑟琳则在一边不断地提示要从外形、表面等方面依次提问，逐渐圈定这东西是什么。可惜没有人最后猜到是什么。于是，凯瑟琳从纸箱中把这神秘
的东西拿出来，同学们才发现原来不过是个带把手的牛奶罐。后来，凯瑟琳变换了手法，让索菲亚把手伸进纸箱逐一描述新换入的隐藏物的局部特征，其余同学在纸上根据索菲亚的描述画出那个不肯轻易现身的东西来。索菲亚很细心，她说这个东西有一条尾巴，尾巴比腿细，四条腿都很长，耳朵很小，头上有毛，毛多得数不清……当大家的作业都完成后，各自把自己的作业高举起来，让所有的人欣赏。真是叫绝，一男生画出了一头乱毛的大狮子，只是腿又瘦又长；一女生画出了一只小狗，还在其脸颊上涂了好看的红胭脂。其他同学的画也不逊色，组成了奇异动物园。同学们开心得乐不可支。最后，当凯瑟琳把藏在纸箱里的玩具小毛猴拿出来时，大伙更是哄堂大笑，因为谁也没有把它画出来。
　　利贝姆小学的公共生活丰富多彩，每周有一个游戏或故事专题。我所记得的就有“自信周”、“友爱周”、“诚实周”、“宽容周”、“绿色周”、“彭斯周”、“手艺周”，“合作周”等等。各周的精神也体现在部分教学内容上。后来我还参加了协助凯瑟琳带领同学们参观一个海豹场和《一位我以前不熟悉的人》的作文写作等活动。孩子们为了完成作文，纷纷去采访杂货店的老板；老人公寓的护理员、公园管理员、家庭妇女、教堂里的来客、板球协会的会员等等。　　我在利贝姆小学的最后一课，是参加学年结束的全校师生家长联欢会。这天阳光灿烂，学校草地上升起了几十个五彩缤纷的蝴蝶状气球，家长和师生们都笑盈盈地聚集在草地上，校长霍格先生站在草地中央致辞，对所有的家长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还表扬了许多学习努力、品德优秀的好孩子，并介绍了学校下一年度的计划，然后便是家长、师生一起参加的娱乐活动。在嘹亮的风笛的伴奏下，孩子们跳起了传统的苏格兰舞。
　　其中最让我惊奇的一项活动是“让最受痛恨的老师摔一百个跟头”。草地的中间铺上了体操软垫，长达30米。许多学生跪在垫道的两侧，面，对面地拉着几十根横过垫道的绳索。这时，主持联欢会的老师请同学们推举他们最痛恨的三位老师，让他们从垫道的一头跨过这几十根拦路索而跑到垫道的另一头。六年级几名同学挤到麦克风前点名要鲍曼先生出来跑，另一个班的学生则点名要维斯小姐出来。在人们的掌声中，两位老师笑着出场了，又是下蹲又是扭腰地练开了热身操，准备一搏了。但还缺一个，年轻的校长助理麦克先生和一个男家长毛遂自荐、挺身而出。一声哨响，四人鱼贯踏上垫道，就像在波浪上行走，摇晃着向前。垫子是厚厚的软海绵制的，要站稳尚属不易，向前跑就更不易了。于是在同学们不得超过膝盖高的绊道索的拦截下，他们一个个此起彼伏地摔得前倒后翻，狼狈不堪。麦克先生的皮鞋远远地甩到了垫道之外，他爬起来光着一只脚再跑，刚跑两步又被绊倒，再爬起来时索性蹦过一根根绊索，很快赶上了第一个出发的鲍曼，结果他第一个到达了终点。维斯小姐很机灵，被绊倒了几次后，干脆不再爬起来，而是在垫道上横身向前滚去。她竟然从最后一名出发者变成了第二个到达终点的亚军。所有的围观者都无不为之笑得前仰后合。大家呐喊着，既为孩子们助阵，又为奔跑者鼓劲，成了联欢会的高潮。
　　事后凯瑟琳说，每年都要想法子让那些自觉委屈的孩子们有个快原的发泄的办法。下一个学年，我到了波伊斯?塞克尔中学去体验又一个学生世界的生活。那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同样是一颗颗充满青春活力的太阳。而那里的教师们，也同样是一个个忠于职责的把知识、智慧和高贵的关怀撒向青春人类的使者。

四年寒窗，就要分别，不少人都在准备毕业的礼物送给同学。我发现只有林志默默地坐在一边。我知道他来自边远的山区，家里穷，没有钱买什么礼物送给同学。
看到他这样，我们就停止谈礼物的事。他见我们沉默了，就笑笑，说：“我也要给大家一份礼的。”我们劝他：“没必要啊，有这份心意就行了。”他说：“我是真心的。”
林志和我是一个寝室的。四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因此，他的情况我比较清楚。
每次开学的时候，他都会从家里带两罐子腌萝卜、腌咸菜来，不为别的，就为下饭。每天吃饭时，他只打饭，然后就回寝室吃他的腌咸菜。尽管如此，他还是节省着吃，尽量让腌咸菜吃得久一点。可再怎么节省也吃不了一学期呀。看到他学期末吃白饭的时候，同学们都会自觉地资助一点饭菜票给他。我呢，因住在市内，时不时地会从家里带点鱼呀肉呀什么的，让他尝尝荤。星期天，我们住市内的同学也会轮流邀他到家里玩，其实也有让他改善伙食的意思。
冬天的时候，他穿着单薄，同学们会把自己家的衣服送给他，虽然都是旧的了，可大家知道，林志需要。可以说，四年来，班里的35名同学，就有34名帮助过他。
虽然家境贫寒，可林志学习很用功，在我们打牌、聊天、听音乐会或者谈恋爱的时间里，他不是在教室就是在图书馆。而且，他还会把自己点点滴滴的感受写成文字，寄到报社发表。他用得到的稿费来交学费或买书，我们也曾戏言过要他请客，但我们一次也没真要他请过。我们知道，每一笔稿费对他来说都很重要。
毕业典礼就在我们的教室里举行，同学们互写赠言、互送礼物。四年里，虽然也有恩怨，也有辛酸，可想到马上就要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这样相聚一起的时光了，心头都不免有些酸楚。
这时候，我发现林志不见了。林志呢？正当我们要寻找他时，他却抱着一摞笔记本进来了。怎么这么俗呀？都毕业了，还给大家送笔记本？他没理会大家，往每人手里塞了一本。然后，走上讲台，打开笔记本并举着说：“这是我四年来发表的作品，我精选了35篇出来，我发现，每个同学都给过我帮助，每个同学的关怀我都用笔记录了下来。我把它们复印并贴成了35个笔记本。大家给我的帮助我无以回报，但这些真挚的情感会一辈子留在我心里！”他深深地鞠躬，久久没抬起头来。等他抬起头时，我发现他已热泪盈眶。
静，静得可以听到心跳的声音。我们都被感动了。我们当初的付出真的是微不足道，但我知道，因为有了这个特殊的礼物，我们之间的友情，变得更加珍贵了。
 

他在街上走来走去，从这条街到那条街。六月的阳光晒得他脸上生疼。
明天就要离校了。离开图书馆那个固定的位子，离开宿舍里那张吱吱呀呀的铁架床，离开同学四年还没说过几句话的她。他的去向早在三月份就定了下来，去深圳的一家外企，而她被北京的一家公司录取并将派往日本培训。这之前，他们只隔着几张桌椅；这之后，他们之间将隔着海洋、陆地、人群、距离。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惆怅的了。失眠的昨夜，他终于做出一个决定：送一件礼物给她，让她明白他四年来对她的关注。如果不能成就一段开始，那就成就一段结局吧！他想。
一大早，他来到市中心的这条商业街，那时候大部分的商店还没开门。等吧，四年都过来了，还怕这一两个小时？他坐在一家专卖兰州拉面的店里，看师傅把一个个面团拉得绵长绵长，突然无比地依恋这个生活了四年的城市。拉长的面还可以还原成面团，可以后他和她的距离还可以还原到只隔着几张桌椅吗？
门都开了，满街的商品满街浅薄的欲望在他身边流动，让他不知所措。他就这样在市中心转来转去，一无所获。后来，他走进一座商厦，有如神助，在琳琅满目的深处，他看到了一块直指人心的牌子：伊可爱。三个玫红色的古朴的字写在土黄色的木牌上，多么像他要向她表白的心语！那是一个专卖休闲女装的牌子，普普通通的架子上挂着一些颜色素净的T恤，每一件的衣领上都绣着“伊可爱”三个笨笨的字。想都没想，他挑了件淡蓝色的，心想配上她那条白色牛仔裤一定很好看，开单子的时候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该选S还是M！售货小姐问：胸围多少？他窘得满脸通红。最后，他踮起脚尖，在人群中找与她身材相仿的女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急急忙忙地指给售货小姐看，小姐帮他选了M，还说不合适的话可以来换。
她是在这天傍晚收到这份礼物的，一只印着“伊可爱”的土黄色纸袋子。打开，里面的T恤是她一向喜欢的贴心贴肺的棉和干干净净的蓝。那个足球踢得很臭但二胡拉得很好的男孩子，是不是行动得太晚了一点呢？来不及多想，女友玳拉她出去逛街。玳的男友要去阿联酋，虽然要过几天离校，但玳的眼睛已提前哭成了水蜜桃。玳说要买一件礼物给男友，要轻要小要实用要让人终生难忘，能陪着他飘洋过海。这要求实在是太高了，所以玳恳求她帮忙做参考。
她们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累得腰酸腿痛，什么也没看上。然后，她们进了那座商厦，无意中的一瞥，她看到了角落里那块牌子：伊可爱。她突然想起，在找到这块牌子前，他一定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有过很久很久的孤独的徘徊。凉凉的商厦里，她的眼里盈满了暖暖的泪。她对女友说她必须马上回去，去向一个人要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址。
两年后，她从日本直飞广州，然后打的直奔深圳，做了他飘洋过海的新娘。
 

作为最后一排，我们的面前被森林般竖立的扫帚拖把柄团团围住，与这个班隔绝开来。它像个篱笆小院，也像监狱。
苦瓜终于被“流放”了。
他以连续5次在各类校考、联考中分数稳居全班倒数第一的资格，被班主任塞进了篱笆部落。我们几个老一辈的原住民为他开了个小型的欢迎会，可抱着书本坐在我身边的苦瓜却哭了。没骨气的家伙，我很鄙视他。
“篱笆部落”的名字是我原创的，其实它的规模和形态远没有那么诗意——3张课桌，6把木头椅子，课桌前面是本班的劳动工具：扫帚、拖把和铲草的铁锹们，椅子后面是公告黑板。作为最后一排，我们的面前被森林般竖立的扫帚拖把柄团团围住，与这个班隔绝开来。它像个篱笆小院,也像监狱。
这个创意是班主任老牛想出来的。篱笆部落的用途相当明确——围住我们这几匹害群之马，确保其他同学的安全与良好学习环境。那些不够开除资格，又“无法挽救”的差生，就此有了被流放的居所。
这学期开学那天，老牛带着新英语老师来班级，指着我们说，最后那排都是无可救药的差生，不用管他们了。英语老师推了推眼镜，无比坚定地点了点头，表示强烈同意。中间几排有几个学生回头张望，眼神复杂，有的满脸讽刺地笑。我瞪着眼睛冲他们吼，看什么看，欠揍啊?
我这一吼，英语老师吓了一跳。老牛的脸色很难看，他指了指我，说你给我出来。我斜了他一眼，没动。老牛的喉结蠕动了一下，走到我旁边。我歪着头嬉皮笑脸地说，你得等我把鞋穿上呀。班里一阵哄笑。
老牛把我领到西操场的单杠下，双手插进裤袋，装得挺像个社会人。他说，陈默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咱不是早就说好了，我不管你，你也别给我捣乱！我吸吸鼻子说，给根儿烟呗?老牛很不耐烦地掏出烟，甩给我一根，提高分贝说，快毕业了，咱俩最好相安无事!说完扭身走了。
正是上午第二节课，天空晴得很不真实，我躺在草地上，偌大的操场无声无息。望着远处光亮的教室，我的心底忽然有些酸痛。
1我叫陈默，那个男人给我取这个名字时希望我能踏实地做人，少说多做。可是他自己却没有踏实，我读初三那年他和另一个女人跑了。母亲去年下岗，我们的生活拮据不堪，母亲靠为人家做钟点工维持生计。
高一下学期，我的成绩开始下滑，尽管努力追，还是一落千丈。临近期末的某天放学，两个混混拦住我，要钱。为了保护身上那3块钱，从没和人打过架的我像一头疯了的小老虎，把其中一个人的肋骨踢断了。事情惊动了学校，我被通报批评，还记了大过。我想不通，为什么我是受害者却还要被惩罚?此后，我开始捣乱了。半年中，我变得暴戾而顽固，成了有名的差生。
这天晚上，母亲煮了皮蛋瘦肉粥。她把每一块肉都夹进我碗里，连最细碎的小丁也没漏掉。她对我的事一无所知，还满心憧憬着我能考上大学，出人头地。我隐藏得很好——早晨按时上学，算准了晚自习结束的时间就立刻回家，有时还编些班上的事讲给她。谎言说得多了，有时我自己也觉得那仿佛是真的。可事实是，我把书包往篱笆部落一扔，就到校外胡作非为了。
我讨厌篱笆，憎恨这可耻的隔离。我只能逃掉。
新来的语文老师姓范，听说是武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到了我们校就教预备毕业班，足见校方对他的重视。苦瓜坐得板儿直，伸着脖子听得一脸虔诚。不知是哪个该死的值日生把扫帚倒放了，挂着叶儿的竹条像个巨大的扇面，把视线挡了个严实。
我推了推苦瓜，说别装了，咱俩下盘五子棋啊?苦瓜皱了皱眉，没理我。我伸脚踹了踹他，再借你一根儿脖子，你能看见黑板啊?都塞进这儿了，你还指望学啥?苦瓜歪过头极小声地说，别闹，讲古文呢。
我旁若无人地大笑起来，侧过头对身边的皮豆说，你看他这熊样，还听古文呢。皮豆附和着我，也跟着笑。这时台上的范老师敲了敲桌子，说后面那几位同学，请注意课堂纪律!课堂纪律？这小眼镜儿跟我讲课堂纪律?我坐起身子，拨开扫帚叶冲他喊，哎我说小贩儿，你卖你的知识得了，老牛没告诉你别管我们吗？范老师脸上一阵惨白，他推了推眼镜说，你叫陈默吧?我不管你以前怎样，但在我的课上请尊重我！我腾地站起来，一脚踢倒了前面的铁锹，大声地说，我就是陈默，就不尊重你了，怎么着!苦瓜吓坏了，急切地说，快坐下，你这样闹会被开除的！我一把甩开他的手说，开就开，老子早受够了！
我想，我是疯了。我讨厌“叛逆”这个词，我只是破罐子破摔了，已经是差的了，更坏点还能差到哪儿去?我与苦瓜不同，他是成绩不好，但他想学习，可是自从他进了篱笆部落，就再也没有老师提问过他，作业即便写了也没人收，他已经被人遗忘了。而我呢，虽然被同学老师记得，但记得的都是憎恶。
范老师一顿，冷冷地说，其他同学先自习，陈默你来一下。
2又是西操场的单杠下。老牛拉我来这里是为了维护他的面子，他将我排除在人群之外却又怕我闹事，想“招安”却又自知没有这个本事。而这小贩呢?他是什么目的？我故意把长发垂在眼前，从头发缝里看他，眼神满是挑衅。范老师望着我说，听说你很能打架？我不屑地说，我就知道，每个新老师来，老牛必然把我的劣迹讲一遍。
突然，范老师飞起一脚，猛地踢在我腿上，我一个站不稳，倒在了地上。他接着揪住我的衣服，大声喝道，来打我啊，把我打倒！
这个老师疯了，他居然动手打学生!我愤怒了，用尽全身的力气和他摔起来。两个一百七十多公分的大男生扭在了一起。有时我把他摔倒，有时是我倒，直到两人都筋疲力尽。我们像两头虚脱的狮子，仰躺在草地上，大口地喘气。
范老师忽然呵呵地笑起来，你还真有力气，和我真的很像。知道吗?我也曾是个很糟糕的学生，比你还恶劣。那时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放弃我了，我也曾认为我就这样完蛋了。可忽然有一天，我开始讨厌自己了。差生也是学生，我就甘愿被打败吗?其实最可怕的事，不是被别人打倒，而是你先放弃了自己，被自己干掉了！
他后面说了什么，如今想起来都很模糊了，只是那句“是你先放弃了自己”，犹如一记重拳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我记得范老师离开后，我掉了眼泪。
我最后一次动武是因为苦瓜上课时打瞌睡。他口水流得老长，我狠狠地揍了他一拳。那天我威胁他说，我们篱笆部落好山好水的，不能再默默无闻了，你给我记着，发扬不要脸的精神，以后不管什么课，就算没人提问咱，哪怕你就知道一点，也给我主动站起来回答问题。我要让他们知道，咱这儿TMD还有人。
高三头一次模拟考，苦瓜倒数第5，我正数24。所有的老师都惊讶得不行，老牛嘴上虽说陈默你抄点就得，别整太明显了，但上课时我们再主动站起来回答问题时，他脸上分明有了笑容。第二次模拟我分在老牛监堂的考场，苦瓜倒数第5，我正数第14，语文成绩全年级第一名。发成绩的那天，老牛喊到我的名字时特别卖力，那嗓子叫喊个透亮儿，嗷嗷高亢。他说，哎，陈默我看不清你的脸啊，劳委，把扫帚啥的撤一边去。
那天，我笑了，笑完又哭了。虽然作为一个打架分子掉眼泪是很可耻的事，但我哭得很舒服。我没有放弃自己，我及时地把自己找回来了，我让那些老师看见了希望，知道了我们这里还有鱼，还有一群同样渴望进步的学生。
3高三(4)班的篱笆部落消失了，所谓的差生们也按个头高低塞进群众队伍落座。半年后，我考上北方一所大学的新闻系，苦瓜选择了复读高四。
大一暑假时同学聚会，我们强烈要求在原来的教室坐一坐。老牛用一盒好烟说通了看校的老教工，我们得以重返高三(4)班。听范老师说，现在高三(4)班是全校的优秀班，再没有什么差生好生之分了，牛老师也颇得学生的爱戴。老牛郁闷地说，陈默给根儿烟呗?我的都让教工大爷抢去啦。我嘿嘿地傻笑，有点儿脸红。
我和苦瓜坐在最后一排，这一年他又落榜了。我问他什么打算，他说要再复读一年。他说，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

6月7日，高考第一天。等儿子张晓为自己穿好衣服，洗完脸，把自个儿挪到床边坐好，曹雪红开始“胡思乱想”：一旦儿子考上了，“那可怎么办？我不能再让儿子背着我去上学，我不能再成为儿子的累赘。”
泪如雨下，曹雪红用完全变形的手艰难地拽过一张纸，低头擦拭泪水。
“我再大，我还是你儿”
考场内的张晓无从知道母亲的心思，但他对母亲的惦记一刻也没有放下。考试当天中午，他还是没有听从母亲的嘱咐，满头大汗地跑了回来，为她接尿、递水。
张晓不言，但有书信为证：“因家中发生不幸，我亲爱的爸爸离开了我们。那是1993年的事了，那时我才4岁。不到一个月，妈妈由于悲痛病倒。住院命保住了，可留下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病魔夺走了妈妈的行动自由……”
10岁的张晓第一次写信向别人求救，也是最后一次。
爸爸因车祸去世后，不出一月，母亲高烧不退，七八天说不出话来，千方百计保住性命，从此生活却无法自理。住院两个多月，家中的积蓄全部花完，还欠下了外债。不得已，外公外婆将张晓母子从内蒙古额济纳旗接回了甘肃平凉老家，借住在亲戚家。可时间不长，他们就成了亲戚眼中的包袱。眼看要流落街头，好心的大妈腾出自家看守菜地、不足3平方米的小草房，供二人栖身。
两年光景，他们又被迫搬出摇摇欲坠的草房，租住在另一家四处透风、不足5平方米的伙房内。6年后再次搬家，挤进稍为宽敞的砖房。房东看他们可怜，将房租由50元降到20元。他们也承受不起，在社区帮助下又两次搬家。
笔记本上，张晓写下激励自己的话语：“真正的强者，不是流泪的人，而是含泪奔跑的人。”
常年卧床的母亲，刚开始尚能挪动，别人搀扶着可以上厕所。随后病情越来越重，她一度大小便失禁。张晓每天都要帮母亲穿衣、洗脸、刷牙、梳头，时间稍长，要洗脚、洗澡、剪指甲。生火，做饭，洗衣服，也都是他的事。
曹雪红记得，儿子四五岁时，开始学着煮饭。面条做不了，就煮粥吃。锅台高，够不着，踩着小凳，趴在锅台上。时不时被沸出的米汤烫伤小胳膊。
上了小学，张晓就开始连揉带搓地洗衣服，他总是让妈妈穿得干干净净。
儿子一天天长成了大小伙儿，曹雪红感到多有不便，不再让儿子给自己擦洗全身。这让张晓着了急，长年卧床容易生褥疮，不洗不行。长大的儿子反过来劝说妈妈：“我再大，就算把媳妇娶了，娃生了，我还是你儿。”
身处青春期的张晓不是没有一点儿心理障碍，可他不止一次地在内心告诉自己：“那是我的母亲，我为她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我是娘的全部，娘痛苦我就不幸福。”熟悉曹雪红母子的宝塔社区主任李萍说，张晓活生生地演绎了《宝莲灯》里母子俩的患难真情。
“我有一口饭吃，就不会让娘饿着”
“母亲是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如果没有母亲，我奋斗下去还有什么意义？”每当别人夸奖自己孝顺，张晓总这样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常有人惊叹张晓的14年是如何坚守下来的？张晓却说：“这都是生活中的常事、琐事。我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虽然生活艰辛，但张晓很少哭。“眼泪能侵蚀人的脊梁，让你直不起腰。”他总是把腰板挺得直直。
不愿过多地提起过去，但对于最为艰难的日子，张晓刻骨铭心。那是七年以前。母子俩靠拾菜叶糊口。没有面吃，就吃拾来的菜，没盐、没醋，白水煮菜，时间稍长，肚子胀得受不了，娘俩口吐绿水。
“我只要有一口饭吃，就不会让我娘饿着。”张晓自小倔强。邻居送他一个馒头，他要留给母亲；别人给的好吃的，他总能找出自己不喜欢吃的理由，让给母亲吃。
5岁直到高中，张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捡柴火。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张晓外出捡柴。天黑下来，仍不见儿子的踪影，曹雪红拄着拐棍踉踉跄跄挪到路口等待，只见儿子吃力地将一大捆柴火往回拖。将儿子搂入怀中，曹雪红失声痛哭。
苦难没有压倒张晓。小学阶段的张晓，年年是学校的“三好学生”。进入初中、高中，学习也不曾落下。临近高考，还是班上的十一二名。
张晓打小懂事，知道保护母亲。最初住在菜园子的草房，狭小的空间容不下两个人同时站立。冬日的风时常把木条拼起的“门板”掀翻。年仅四五岁的张晓用小铲子在地上挖个坑，再找来木棍将门板死死顶祝
从菜园子搬出后，家中一度分文没有，房东又催要房租。没法子，曹雪红忍痛卖掉丈夫生前留下的一条毛毯和自己结婚时的一幅床罩、一对枕巾。
生活依旧难以维持。因为欠交几十元房租、电费，房东掐了他们的电。悲愤交加，曹雪红决定外出乞讨。
拄着拐杖，在儿子的搀扶下，曹雪红爬上长途汽车去了西安。可真坐在了西安的街头，她怎么也张不开嘴，伸不出手。一连3天，没要到一分钱，也没吃上一口饭。狠狠心，母子俩花3.5元买了一碗面。可娘俩你让我，我让你，谁也不先动筷子。
回到平凉，在好心人的指点下，张晓给时任甘肃平凉武警8670部队政委的刘春灏写了一封求救信。
很快，刘政委来到张晓家，送来米、面和慰问金，帮他们渡过了难关。此后多年，刘政委和部队官兵将张晓一家列入重点帮扶对象，一直关心着张晓的成长，有物质上的，更有精神上的。在张晓幼小的心灵里，军人的坚强和勇往直前，深深地感染了他。
每位好心人的帮助，都被曹雪红记入自家“恩人簿”。曹雪红时常拿这些教育张晓，教育他要懂得感恩，懂得回报。
“我也有想放弃生命的时候”
“总有同龄人问我：这么苦，这么累，你就没有郁闷、痛苦、扛不住的时候吗？”张晓坦言：“我也有郁闷、痛苦，甚至想放弃生命的时候……”
记得一天晚自习后，推着自行车赶往家中，脚步越来越沉重，十多年的艰辛一幕幕涌上心头，越想越烦躁，张晓索性把自行车撇在了路边。
天开始打雷，雨倾盆而下。张晓跪在马路上放声大哭：“老天啊，你咋就这么残酷。”此时，一道刺眼的闪电击到一棵大树上，树着火了。张晓的脑子里突然闪过“凤凰涅，浴火重生”的念头，精神为之一振。
平时，脾气不好的母亲少不了唠叨，打骂也是有的。理解母亲的病痛，张晓总是默默地忍着，要么转身忙自己的事情，从不当母亲的面发脾气，也不诉苦。
可2007年春节的前一天，张晓感到自己再也挺不住了，甚至想到了放弃生命。
年关将至，屋外鞭炮声不断，张晓心乱如麻。房东一遍遍催要房租，学校的110元补课费没有着落，高考又要临近，真不知会怎样。他鼓足勇气向母亲要钱时，又招来心烦的母亲一顿责骂……
左思右想，“扑通”一声，张晓面向病床上的母亲跪倒在地，他觉得再也挺不住了，“妈，你不孝的儿子，先走一步……”
张晓没命地磕头，边磕边诉说：“妈呀，做儿的没能力，我本想挣钱给您看病，如今一座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再也背不动了。饶恕你不孝的儿吧，我不想再做任何没有意义的努力了……”
这是张晓第一次有了轻生的念头，也是第一次向母亲诉苦。病床上的曹雪红心如刀绞，哽咽难语：“儿呀，妈多少次都有这样的想法了，只是撂不下你碍…”
“妈呀，我也是放不下您碍…”哭诉让张晓渐渐地冷静了下来。悄声直起腰，擦干眼泪，他走进厨房，为母亲做了一顿特别的年夜饭。
回首往事，张晓泪流满面。可他不后悔，苦难的生活、好心人的帮助，以及母亲朴素的教诲，让自己学会了坚强。
班主任刘建军老师称赞张晓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对母亲的孝行，能净化人的灵魂。以我的阅历，没有人能比。”
自从一次志愿服务活动中认识了张晓，团平凉市委就默默地呵护着张晓。为让张晓有一个平静的学习环境，团市委设立专门的救助基金，把许多好心人的慰问挡了下来，媒体采访也推到高考之后。前不久，张晓获得了甘肃省五四青年奖章，团市委把喜讯也留在了他高考之后。
高考后许多同学忙着填报志愿，成绩不错的张晓，想的不是上哪所大学，而是如何不去上大学：“上大学，母亲怎么办？我又需要好心人的资助。他们给予我的太多了，我不能再接受他们的帮助。我这么大了，应该自己照顾母亲，支撑起这个家。”
张晓一心想的是先参军，之后在部队考军校，“这样我可以把别人的帮助降到最低，在部队上军校，尽早为社会做贡献。”
 

今年春天，我应邀到台北一所高中演讲，没去之前，里面的老师就吓唬我：“别把学生估得太高了，今天的高中男生可不比从前，他们自以为了不得，什么人都不看在眼里。尤其可怕的是，他们居然黑白不分，譬如举行班际的合唱比赛，明明表现杰出的，他们却发出嘘声；至于那荒腔走板的，他们反而猛鼓掌叫好……”
当天我到台上，场面果然不含糊，前面校长讲话，我没听清楚几个字。轮到我演讲，虽然安静了不少，却老觉得好像有蜜蜂在飞。令人不解的是，尽管不少学生在下面讲话，但说到好笑的事，又会立即有反应，偶尔问问题，连坐在最后面的学生，都能提供正确的答案。
这件事，令我十分不解：难道那些十六七岁的大男孩，有一心两用的本事?一面聊天，一面又能听讲?
我很快获得了答案—
好几个听讲的学生写信给我，并相约到我的画室。
“你知道我们听你演讲，听得多辛苦吗?”一个学生见面就说，“我们得一面彼此交谈，一边又集中注意力，发挥最灵敏的听觉，抓住你说的每个字!”
“那么，你们何不安静下来，或纠正爱说话的同学呢?”我问。
“这还了得?不是要被骂‘爱红’、‘爱现’了吗?会被人瞧不起的！所以，虽然每个人都想安安静静听讲，却又不得不装作很不屑的样子１
我没有责怪他们，因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高中时代的自己。我曾经为了怨学校省电，白天不开教室后面的灯，而故意在督学来的时候，发动好几班同学点蜡烛，用讽刺的方式表达抗议。那时编校刊的同学，由于学校拨了一个楼梯间供我们使用，于是画地为王，在门上贴着“成功(成功高中)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两三年”。房间里除了桌椅，还摆上毛毯，有时故意溜课去睡觉，以引得其他同学啧啧称大胆，而自以为英雄。甚至有人故意躲在里面抽烟，当训育组长进来，不好意思纠正，笑问“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味道”时，得意地拍组长肩膀：“还是我们年轻的组长上路１尤其不可原谅的，是当时有些同学，居然会制造出“某几个老师，联手打学生”、“某老师同性恋”、“某主任贪污”之类的谣言。而且话一传开，就众口铄金，虽然没有任何人能证实，却一个比一个斩钉截铁，一个比一个咬牙切齿!
向权威挑战，是多么英雄的事?!不论对与不对，这种挑战的勇气就是值得叫好的!不是吗?
问题是，包括我在内，大家为什么不想想，敢于逆流前进、独排众议，如同司马迁为李陵辩护、韩愈谏迎佛骨，虽然落得被阉、被贬的命运，不更是一种英雄的表现吗？而且那表现更孤高、更果敢、更节烈！它不是随俗从众，而是为正义与良知发言!
其实岂止十六七岁的大孩子有那种盲目的英雄式行为，大学生也可能如此。
记得我有一年教课，班上有个男生不但公然迟到、早退，而且经常跟我莫名其妙唱反调。我知道他是想吸引女同学的注意，所以没太理他。直到有一天，好几个女生一起忍不住地开了口：“你想不想听课？不想听就滚出去１这捣蛋鬼先一怔，接着夹起书本冲出门去。每个人都相信，他是再也不会出现了。
他居然又出现了。在大家进教室之前，他已经坐在角落。从此完全变了个人，下课还帮我收拾幻灯片呢！
学期结果，他得了A！那是他应得的，因为即使在他爱捣蛋唱反调的时候，每次平时考，他都答得很好。如同台北那批高中同学，他是一面表现反叛，一边努力地学习啊!
我变得很喜欢他，至今在校园遇到，还总是停下来聊聊。我知道这种有叛逆性的学生，叛逆期过后，往往能把那种特有的冲力发挥到学问或事业上，而在未来有杰出的成就!最重要的，是他能“知耻近乎勇”，在众同学面前幡然改过。不是有大勇的人，如何办得到?！年轻人!你也有叛逆性吗?那并不坏!但你更要知道：什么情况是需要大勇的时刻!
 

学校的池塘边，青和戴好蛙镜，穿好脚蹼，转头问木瑶：“师姐，你能指一下戒指滑落的大概位置吗?”木瑶指指这边，好像不是。木瑶指指那边，好像也不是。这时候花田过来了，抱着排球，满头大汗。木瑶急急地喊：“花田，快点儿快点儿，你送我的戒指不小心掉进了湖里面。”
花田卷起裤子，原来只是齐膝深的水，他三下两下就摸到了戒指，岸边围观的女生全都鼓起掌。木瑶伸出手指，这枚戒指戴在中指嫌小，戴在小指嫌大，于是花田便将它戴在木瑶的无名指，岸边的女生再一次鼓掌。
青和站在一群鼓掌的女生中间，尴尬极了。他转身要走，可是一个女生踩住了他的脚蹼，他一迈腿，身体向前倾，扑通一声栽进了水池，岸边的掌声更热烈了。
第二天，整个学院都知道了，一个大一的蛙人学弟单恋大四的师姐木瑶，她有一个排球王子男友，名字叫花田。
在食堂，花田遇见青和，木瑶坐在花田旁边。青和低着脑袋一口接一口地吃饭。他不敢抬头，他喜欢的女生正在他的对面，和另一个男生互相喂饭。
1
木瑶去沙滩看花田打排球，青和也去了，坐在离木瑶很远的地方，喝水的时候偷偷看她。花田打球的样子的确帅，蹦起来，狠狠扣。这让青和很难过，他从小在海岛长大，除了潜水，足球、篮球、棒球，一样也不会，可是潜入水底，再帅也没人看得见。
青和刚举起椰汁，花田的排球就飞过来，刚好砸中他的鼻子。花田追着球跑过来，连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可是他的表情一点儿也不诚恳，掩饰不住嘴角幸灾乐祸的笑。
木瑶也看见青和了，跑过来，和他坐在一起。青和觉得鼻子一点儿也不疼了。
校园里消息总是传得特别快，那些八卦的女生又在说，大一的学弟单恋大四的师姐，他一看见她，便会哗啦啦地流鼻血。
栀子花开了，木瑶捧着速写簿坐在小花圃里的长椅上。青和跑过来，说：“师姐，好巧啊，又遇见你。”木瑶说：“是啊，太巧了，你给我做模特吧，我想画栀子花与少女。”青和站在花丛中，扭着腰，跷着小指头挽着衬衫一角，像是挽着小裙摆。
来来往往的同学都在笑，木瑶一边画一边笑，因为她把青和画成了漫画里的魔法美少女。
2
青和要去潜水了。路过海滩，一个女孩子老远喊他的名字：“喂，喂，青和同学……”她站在大凉伞下面，脖子上挂着白球鞋，手里捧着一个很大的椰子，她狠吸一大口，嘴巴鼓鼓的，很可爱。
她跑过来说：“青和同学，你不记得我了吗，那天在学校的小池塘，我害得你栽进去。”青和想起来了，原来是她踩到了自己的脚蹼，也难怪，她的脚那么大。
“有什么事情吗?”
她笑笑，笑得很不好意思。她说：“你是要去潜水吗?能不能帮我带一只海螺壳?彩色的那种。”
青和点点头，又看看她的脚，笑起来：“嘿，你的脚很像一只鸭蹼呢。”女孩子不高兴了，嘟起了嘴巴。她在海水里洗干净脚丫，然后把脖子上的白球鞋穿上，她不想再被他看见自己的大脚了。
等了很久，青和才上岸，他有点儿累了，直手直脚地躺在沙滩上，肚皮上搁了一只超级大的海螺壳。这是她见过的最美的海螺壳，放在耳边听，海风呼呼吹过。
两个人一起回学校。走到女生楼，女孩停下来，说：“再见。我叫许飞，有一个‘超级女声’也叫许飞，可是我不懂唱歌。”
3
许飞在小礼堂看见木瑶画的青和，虽然他穿着海军蓝的裙子，她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他来。她很难过，也很感动，一个小学弟喜欢自己的师姐，喜欢到了忘记自己。
黄昏的海滩，灯火星星点点地亮起来，有乐队在开派对。青和直挺挺地躺在沙滩上，许飞问：“青和，你很喜欢木瑶师姐吗?”
青和不回答。许飞又说：“青和，我觉得自己好像喜欢你。”派对的电子鼓越来越大声，青和像是没有听见许飞的话，他翻了个身，趴在沙滩上，把脸埋进沙子里，像是一只逃生的鸵鸟。
远处的乐队安静下来，换了一个女孩摇着沙锤蹦蹦跳跳地唱一首可爱的歌。许飞推推青和：“你听，《那年夏天》，和我同名的那个许飞，她唱过这首歌。”
青和屏住呼吸，他每次难过，都会把脸埋进海里，不呼吸、不思维。许飞推一下，又推一下，她吓着了，赶紧用力翻过青和的脑袋，他哭了，满脸的泪水和沙砾。
4
木瑶在男生楼等到青和。她说：“小青和，你有时间吗?我那枚戒指真的太大了，不小心又掉进了下水管，我不想告诉花田，上次掉进池塘他已经很不高兴了。”
青和把手探进下水管，他捞啊捞，终于摸到了那枚戒指。木瑶说：“青和，谢谢你。”她说的是青和，而不是小青和。
他的脸沾到了油污，变成了大花脸，木瑶帮他擦。“你的脸好黑。”木瑶说。青和使劲地擦：“是海风吹的。”木瑶又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考来南方吗，因为我想看海，我们汉中是没有海的，倒是有沙漠，在榆林那边。”青和笑笑说：“我也没有看过沙漠，应该像离海很远的沙滩吧。”
青和帮木瑶把戒指洗干净，可是戴哪个手指都不合适。
青和要走了。在楼梯口，他很努力地对木瑶说：“师姐，我也很喜欢你。”木瑶说：“我知道。”青和问：“师姐，如果没有花田师兄，你会选择我吗?”两个人再一次沉默，过了很久，木瑶点点头。
楼梯上有脚步声响起，是许飞。她低着头，默默地从木瑶和青和之间走过，她的脚真的很大，踩到了木瑶，也踩到了青和。
5
校际联赛，许飞站在排球馆的椅子上疯狂地喊：“花田，加油!花田，加油!”球赛结束之后，花田在门口遇见许飞。他说：“谢谢你为我加油，小学妹。”许飞说：“师兄，你是我的偶像。”
花田开心地笑了。许飞一直跟在他的后面，问这问那，花田觉得这个小学妹太可爱了。许飞说：“师兄，你可以教我打排球吗?”花田说：“可是排球队的女生都是大手大脚的，你这么娇小，细胳膊细腿。”许飞把脚伸出来，调皮地跷一跷大脚指头，花田看见她彩色的人字拖鞋，还有圆圆的脚指头，真的很可爱。花田帮许飞报名参加学校的女子排球队，许飞感谢他，请他去沙滩吃椰子。两个人躺在沙滩上。花田开始唱周杰伦的《简单爱》。
许飞拿脚狠狠踹花田，喊：“不要唱啦，难听死啦。”花田躲来躲去。许飞追打着他，花田本来是一直逃的，可他却突然滚到许飞身边，拉她的手。许飞仰面躺在沙滩上，脸上沾满了沙砾，花田帮她一点儿一点儿擦去……他的吻就快落下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木瑶过来了，她咆哮着抱起地上的椰壳狠狠地朝花田砸过去。许飞在一旁冷冷地笑，大踏步离开。
许飞在小礼堂找到青和，她说：“你去找木瑶吧，她不是说，如果没有花田师兄，她就会选择你吗?”青和奇怪地问：“木瑶怎么会没有花田师兄呢?”许飞说：“他们刚刚在沙滩分手了。”
青和不肯相信。小礼堂里有女生在排练节目，传来干净的女声，是《那年夏天》。许飞说：“你听见了吗，唱这首歌的女孩也叫许飞，你以后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我了。”
在女生楼下，木瑶等到许飞，捧着一个砸烂的椰子。她说：“是你传短信要我去沙滩的吗?”许飞说：“是埃”木瑶问：“你为什么这样做?”许飞说：“不为什么，我喜欢。”
6
木瑶和花田并没有分开，毕业那天，他们一起来和青和道别。青和看见木瑶的脖子上用红线挂着那枚戒指。原来不合适的，不一定就要丢掉，也许换一种方式，便能更贴近心窝。
花田和木瑶走了，青和看着他们的背影灏行渐远，屏住呼吸，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许飞在沙滩上等到青和。他戴着蛙镜，穿着脚蹼，他又要潜水了，他每次难过的时候，都愿意把自己沉入海底。许飞说：“青和，如果没有木瑶，你会选择我吗?”
青和沉默，许久，他点点头。许飞又说：“可是你现在已经没有木瑶了，那你选我吗?”
海风又起，夕阳把海面涂成浅浅的绛紫色，青和拍打着脚蹼，消失在夕阳里。
后来，听支援西部大开发的同学说，曾经有人在榆林见过青和，可是许飞不相信，那里是一片沙漠，他是蛙人，去做什么。不过那首《那年夏天》已经红透了，只要青和能听到，不管他在哪里，都会想起许飞。
青和消失不见之后，许飞还是喜欢去那片海。天空蓝得透明，许飞一遍一遍地问自己要不要飞去榆林，可是她又不知道，飞与不飞，哪一种更幸福。她是真的很想把那个彩色的海螺壳还给青和，那样就算他在无边的沙漠，也能听见海风吹过。
 

简加明就像我的蓝白蜻蜓发卡一样，见证了我头发的变长变短，脸上婴儿肥的逐日消失，见证了我从158cm长到163cm，口头禅从“见鬼啦”变成“神经病哦”。
简加明五大三粗，吊儿郎当，成天穿着松松垮垮的T恤在学校里走来走去，走过我的宿舍楼下时就腾出一只手来，把拇指和食指圈成哨子形状，放进嘴里响亮地吹三声。
刚开始，我会跑到阳台上去，四目相望，飞一个夸张的媚眼。后来就懒得理他了，但他依然很高调地走过。我懒得理简加明的原因是我有了一个望远镜，它倍数不够大，效果也不怎么好，但我可以用它窥探对面的男生宿舍，三楼，窗户上贴着蒙牛广告的那一间。我看到周成南的白色衬衫在阳台上迎风招摇，我又想起他穿着这件衬衫站在舞台上拉小提琴的模样。他眼睑低垂，灯光柔和，琴声山泉一般响起。
只一个瞬间，我喜欢上他了。
表白是没有勇气的，他干净秀美才华横溢，走路吃饭拉琴都显露着教养，而我不艳不美，神经大条，平地走路都会跌跤。我只能拿着望远镜，躲在窗帘背后，望着他在我的镜头里，晾衣服，刷牙，拉琴，看书，扔垃圾。天天如此。
简加明是我同学，又是话剧社同党，并同时在诸多剧目里扮演大树绵羊石头之类的角色，堪称惺惺相惜。这样的组合跟爱情搭不上边，我一直这么认为。尽管他会帮我占座打饭打开水，他风雨无阻地在路过我楼下时吹口哨。
姐妹们说简加明肯定暗恋你。暗恋?他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适合玩暗恋?他要是喜欢我，早表白啦，你看他那猖狂样儿!
我喜欢简加明吗?有一点。跟他在一起舒心又自在。但是，没有我透过望远镜望着周成南的那种甜蜜紧张和小痛苦。
我过19岁生日的时候，姐妹们以为，简加明会以华丽的方式表白。可我收到的礼物只是一盆刚从花鸟市场买来的茉莉花。长得还算精神，洁白的小花瓣散发着幽幽清香。花枝间缀了一张小纸条，林夏，生日快乐!花谢花香在。简加明。再没有多余的话。
我拿起望远镜，又开始了我的窥探。今天，周成南穿的是灰色外套，白色裤子，很有型。他在阳台上做扩胸运动，嘴唇轻抿。
只是送了我一盆花，简加明却像嫁了我一个女儿一样，常常追问，你给它浇水了吗?它今天又开了几朵?谢了几朵?有时我认真地应答他，更多时候我潦草地敷衍他。
最后他终于消停下来，不再问关于花的话题。而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宿舍楼下，已经没有了简加明的口哨声。我立刻打电话给他，猪头啊，你最近怎么没吹口哨了?他在那头懒洋洋地带着不满，我还以为你第二天就能发现，现在都过去两个多月了!我没心没肺地答，哦，那就好。
简加明的口哨声没了，我的望远镜还好好的，周成南依然在我的镜头里清新挺拔。
我终于有机会走近他，是在圣诞晚会的话剧里。是一出外国小短剧，剧团邀请他来友情演奏。他站在角落，灯光暗影里。我们在舞台中央，灿烂的聚光灯里。我演圣诞树。
圣诞树是不能说话不能动的，我却鬼使神差地把头扭过去了。因为小提琴演奏起来了，我忍不住想要看周成南拉琴的样子，可惜我看不清他的脸。一支曲子不过几分钟，圣诞树就扭了十次头。拉完了以后，他没有走。他握着他的琴，斜斜地站在暗影里，他的目光，落在了这棵不停扭头的圣诞树身上。
春天来了，简加明变得深沉起来，他不再吊儿郎当地吹口哨，还不时说一些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话。比如，林夏，你不知道，不等于不存在埃我无言以对，其实他也不需要我对，他说完就走了。
圣诞话剧里，周成南注意到了我，这只是我的揣测和希望。可在这个春日迟迟的午后，它得到了印证。
我和姐妹们在图书馆外的草坪旁打羽毛球，大呼小叫，挥汗如雨。我累了，坐在草坪上休息，我看见自己的影子投在草坪上，肥肥的一团。里面还开着几点零星小花。一个长长的影子，从远处移来，越过几片枯黄的树叶，越过一丛茂盛的青草，慢慢地与我的影子重叠。
他的脚步轻而柔软，他站在了我身后。周成南站了有多久，五分钟?十分钟?差不多吧。我又变成了一棵规矩的圣诞树，不能说话不能动，连呼吸和微笑都紧张得忘记了。
周成南在我身旁坐下，说，嘿，圣诞树。我们聊着天，五花八门不着边际。我太紧张了，都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以至于周成南问我的电话，我都差点说错。
周成南很少打电话发信息来，我也很少打给他。到他毕业的前几天，我鼓起勇气，把从白衬衣到望远镜的故事，简单描述，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摁，摁了满满一屏幕，可忽然，手机没电了。表白的勇气就像一次性纸杯，用过了就没用了。
他去了青岛，那个城市有浩瀚海洋。我们的联系时断时续。在我21岁生日的时候，他发信息给我，林夏，生日快乐，注意查收礼物。我欣喜地等待，等来了一个重重的小包裹，打开一看，全是DVD碟，韩剧、日剧，奥斯卡电影，还有法国西班牙的原版大碟。没有只言片语。
我发信息说，谢谢。他回，不用。周成南，这个文艺男，他一定以为，我也是一个文艺女。可我不是。我肤浅没品位，我只对韩剧略有兴趣。抱着这堆印着外国文字的碟片，我才想起，我们有差距。
我不再联系他，把碟片大方地借给上铺下铺左邻右舍，连简加明都借了几张去。
简加明拿着碟片逆着6月的阳光站在我面前，他高了瘦了黑了。他说，林夏，我有话，一定要说。我也严肃起来，你讲。他轻轻颤抖一下。我以为他会说喜欢我，结果他竟然说，从前有个小朋友晚睡早起看碟，结果，他死了!
毕业前大家都很忙，忙着找工作签约失恋。简加明居然还记得他送我的茉莉，跑来问，喂，茉莉怎么办?我没头脑地说了句，难道带走啊?又笨又重，送给宿管科阿姨算了!他有点不高兴，转身走了。
大家全部撤离那天，阿姨喊住了我，她说，我看花盆很旧了，就想给换个新的，我换盆的时候，才发现土里埋着这个。她的手里，举着一瓶香水。香水瓶被一个塑料袋严实地密封着，瓶身上是两个单词，My love。还有一张小纸条儿，纸条儿略略泛黄，简加明说，林夏，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我爱上了你。
可是晚了，简加明签在了浙江，我签回了四川。这两地，是2200公里的铁路线。我懊悔吗?似乎没有。惆怅吗?好像有一点。
再后来，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她说，还记得我借了你的碟吗?是一部电影，《情书》。我当时没拆开看，刚刚我收拾东西才发现，就拆了来看，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什么?
一封叠得很精巧的信，我念给你听。她在那头念，我在这头听，窗外的泡桐花一朵一朵，慢慢坠落到地上。信不长，我记住了最后一句，他说，林夏，你愿意在海边听我拉琴吗?只为你一个人。
若是当时，我定会紧张羞涩，我愿意。可现在，我说，哈，神经病哦!
青春的自尊心是如此奇异，它能将你我通向下一条路的路口，生生阻断。
“你不知道，不等于不存在。”我终于明白简加明的意思。就像在睡梦中，你不知道有多少花朵坠落草丛，有多少鸟儿掠过夜空，还有多少人，在凌晨三点的窗台，思念远方。
但它们真实存在过，像我的蓝白蜻蜓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