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门外有一溜馆子。回香阁处在西门外一个僻静的巷子里，是一对韩国夫妇开的店，据说那位韩国丈夫的韩式菜做得非常地道，那位韩国太太又异常美丽，所以店虽不大，价格却是不菲的。平常在回香阁进出的都是留学生或者北大的教授，普通学生是轻易不敢进去的。
　　 可偶尔也有头脑发昏的学生，比如我。
　　 斗胆进回香阁是为了小慕，小慕是外文系的系花，也是我暗恋了四年的女孩。外文系的女孩都冰雪聪明，一顿没有理由的奢华的晚餐，或许足够暗示一个学兄的心思———这也就够了，我本不要开花结果的。
　　 回香阁果然是不同的，小而且安静，餐巾是雪白的，碗儿碟儿杯儿都呈一种通明透亮的洁净。在前台的女子有些年纪了，想必就是传说中的老板娘，穿着紫色的韩式长裙，上有隐约的褐色小花，襟间是大大的蝴蝶结，是绛红的，衬着她素白的脸，有种惊心动魄的美。
　　 但更让我惊心动魄的是女招待拿过来的菜单，只是匆匆一瞥，我的手就忍不住抖了起来，天哪！所有的菜价都在三十元以上，虽说是有备而来，可这价目也太高了，远远超出了一个学生的料想。袋子里只有不到二百块，是我下半个月的伙食费，之所以都带来，并非要倾囊款待小慕，只是想预备宽点，以免在小慕眼皮底下失了面子。可面子和银子相关，这是身为男人的我的无奈。此时菜单就在我手上，我低头仔细地看———心思却全不在花团锦簇的菜名上，我匆忙计算的只是价格。店里有冷气，可我依然满面通红，汗一个劲儿地往下流。小慕一脸端庄地坐着，但我不用抬头也知道，她流转的眼波一定斜斜地扫过了临窗的那张桌子。那儿有一对恋人，看样子是留学生，满桌的盘盘盏盏，山清水秀，那排场，在进来的时候，我也看见了的。点什么呢？胡乱地点了几个菜———反正都没吃过，有什么区别呢？至于酒，是小慕的主意，喝干红吧，小慕说，干红美容。小慕说了什么，我全听不清，只一心一意地在后悔，后悔进了回香阁，也后悔没有多借些钱来。
　　 老板娘就是这个时候过来的,带着韩国女子特有的温婉笑容。她的汉语讲得不是很好，但是加上手势，我和小慕还是明白了她的意思：因为干红是很厉害的，学生不能喝太多，两杯就够了；还有菜，也不用那么浪费，来两份小牛排就好了。她们店里的牛排可是很有名的，并且今天是她的生日，每个顾客都能得到一份免费赠送的小菜。最后老板娘微微地侧倾着头，笑吟吟地问我们：这样可以吗？
　　 何止可以，我简直欢天喜地，真是行到水穷处，却见百花媚。我和小慕的话题聊得很远，从校园初识到临别的心情。我偶尔也会抬头看看前台，总能碰上老板娘温柔的笑容。多么美丽啊！这个韩国的女人。
　　 买单的时候，小慕去门外等我，老板娘找零，看着玻璃门外小慕的背影赞叹道：你恋人好漂亮啊！突然又调皮地拍拍自己的脸对着我说：男人的脸皮，很薄的，在恋人面前伤不起。留在老板娘唇边的笑意是意味深长的、知已般的，仿佛我刚刚和她一起密谋了一件彼此心照不宣的事情。
　　 一时我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之所以不让我们要一瓶干红，并非它真能醉倒我们；之所以不让我们点好几个菜，并非真的很奢侈（那些留学生不是点了一桌菜吗？），只是因为老板娘看出了我的窘境，看出了我的惊慌和为难，所以才前来帮我解围，所以才有了老板娘的“生日”！做酒店生意的，每日阅客无数，看人或许都是火眼金睛。
　　 本该遭受难堪的场合，却逃过了难堪，拯救我逃过此劫的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韩国女人。
 

    姐妹3个，最大的14岁，最小的才7岁。在一次车祸中，她们的父母不幸丧生，只剩下身体有病的爷爷带着3个孙女一起生活。这年夏天，姐姐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中，却无钱就读。这件事在当地一家报纸上披露后，女孩儿收到了500元钱的捐款。除去学费，还富余出200元做生活费。

    时间一晃就是6个月。要过春节了。姐姐回到家里过年。爷爷告诉她，你的两个妹妹没钱上学了。姐姐犹疑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递到爷爷手中。爷爷问：“学校免你的费用了？”孙女摇头。“那你是从哪里来的这100元钱？”“就是人家捐的那些钱中剩的。”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半年的生活费只用掉了100元。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捐款的那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这年年底，他应报社的要求，对受助者进行回访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半年，100元。一个月平均16元钱，每天就是5毛钱，一天3顿饭，一顿饭…
    我的朋友无论怎么算，也算不出这些钱是怎样维持了这个孩子半年的生活。
    那么多城里人在一掷千金。但是，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个未成年的孩子却在以我们想像不出的方式计算着自己的生活。
 

　　 坐在散散淡淡的灯光里，和几个朋友喝茶。不知是谁，聊起了自己曾经遭遇的最感人的一句话。
　　 陈说，他小时候，家离学校很远，每天很早起来，就急急赶着上学。有时候，睡过了头，就经常迟到。班主任有个规定，凡是迟到的人都得站在教室外，一直要站到早自习结束为止。念四年级的时候，换了一个班主任，他认为自己应该给新来的班主任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
　　 但偏偏那天下起了大雨，他赶到学校时，又迟到了。班主任说：“还是以前的老规矩，不过只站10分钟。”他委屈地站在教室外。班主任说：“你怎么迟到了？”他便说了路被洪水淹没的情况。班主任摸了摸他的头，歉意地说：“快进教室吧，是老师错怪你了。”从此后，这个坚持3年的罚站规定就取消了。
　　 林接了陈的话题，说给自己留下记忆的也是一位老师。他很怕写作文，老师一布置作业，他就担心。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篇《快乐的假日》的作文，但他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于是他找来了一本作文书，在上面抄了一篇。作文交上去后，老师没有发现，结果给了一个很高的分。当老师在同学们面前朗读这篇作文时，班中突然有个同学站起来说：“这篇作文是作文书上抄的。”老师呆在那里，而他也面红耳赤。老师说：“对呀，林同学在作文上已经说明了，抄一篇作文，也是一种学习。”说完，老师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听了林的故事，大家都感叹道：“这真是一位好老师。”
　　 我也说了一个关于老师的故事。最后轮到蒋，蒋一直在抽烟。我对蒋说：“你说说看，你生命中哪句话最感人。”
　　 蒋说：“既然大家都说老师，那我也说一个关于老师的。”3年前，有个同学突然告诉我，王老师患癌症住院了，王老师在初中教过我。因为忙于工作，我一直没有时间去看望他。深秋的一天，我接到同学的电话，说王老师让我无论如何得去一趟。我不知道王老师为什么要我去，因为我和王老师之间的交往并不多。我到了医院，说了自己的名字，王老师的眼睛因为癌细胞扩散已看不清人。他挣扎着握住我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蒋，真对不住，老师当年错怪你了。那只足球不是你拿的……”我就愣在那儿，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当年有这事。
　　 王老师死后出殡，和一位同学聊起。同学说：“20年前，二班也有一个和你一样名字的人。我听完，恍然大悟。后来我设法找到那个人，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一家碎石厂打工，听了王老师临终的话，汉子说：“王老师，怎么还记得当年的事，我都忘了呀！”说着说着，那汉子就哭了。
　　 蒋说完，把那个烟蒂掐灭，说：“那天，我也哭了。”
 

   那一年，青年德皮勒完成了全部学业从州立大学毕业了，他做了一个教文学的老师。所以，从那时开始，我们应该叫他德皮勒老师。
    其实德皮勒非常想去做一个优秀的长跑运动员。四年前的他曾是那么单纯而痴迷的一个运动青年。但是，他的梦想却在生活中成了幻想。
    拿捏着自己从最新的教育学书籍上学来的方法，德皮勒在自己的学生们身上试验着。书是麦尔教授是他大学选修心理学的主课教授，是一个有着短而白胡子的小老头。
    还是有点紧张，嗯，先平静一下，盾了几眼墙上面的彩色人像和明丽风光。好了，开始了。
    如果感觉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德皮勒大声对所有人说，这种方法要激发他们的想像力和敏感性，让他们学会表达。
    孩子们纷纷举手，跟着德皮勒拍。他们的面孔，从僵硬乏味立刻变为鲜活生动。德皮勒更加激情高涨，他的视线，如手提摄像机镜头一样摇晃着，从一个学生跳跃到另一个学生，最后，定格在一个男孩子孩脸上——他是那样的面无表情！
    德皮勒又重复了一次，男孩依旧没有表情。
    你叫什么名字？德皮勒开始冒火。
    男孩抿紧了嘴唇，一改朝换代不吭，表情甚至有些愤怒。德皮勒又问了一句，他还是不说话。不过学生们却很奇怪，按照一般的情况，应该是勾起大家的好奇。但是，所有的孩子都没有去关注这样一个事件。只有一个学生轻轻地说：老师，他叫詹姆斯。德皮勒深深倒吸了一口气，终于克制下来继续课程。除去过去了的25分钟，下面的20分钟，仿佛几个小时一样漫长。德皮勒的情绪彻底败坏了，慢腾腾地布置了俄文题目：幸福。然后说，请课代表下午收了之后送到我办公室。
    下课之后那个詹姆斯被德皮勒老师叫到了办公室。他亲切地嘱咐：“为什么不和大家合拍呢？下次不可以，知道吗？”
    男孩在口袋里抄阒手，低头，沉默地点头。一直到他晃回教室去了，他的右手始终放在口袋里没拿出来。
    德皮勒老师心想，嘿，我遇到一个脾气倔强的孩子。
    詹姆斯又惹事了，他和另外一个男孩打架了。德皮勒老师好奇地赶过去的时候，争执似乎已经结束。詹姆斯全身都是乱糟糟的，惟一不变的是，仍把手抄在口袋里，站着不动，满脸通红。
    “你又怎么了，詹姆斯？”
    詹姆斯毫不理睬，转身跑掉了。德皮勒老师只好也无可奈何地离开现场。
    “詹姆斯的右手以前触过电，被切断啦！”有一个女生这么说，德皮勒老师心猛然一缩。
    晚上，德皮勒老师坐在房间里一本一本地看交上来的俄文把封皮上写着詹斯的本子，单独抽出来。
    第二天，德皮勒老师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平静地走上讲台，然后把前一天的俄文本子发下去。直到最后的五分钟，他说，我们重复一下日积月累天的好不好？
    好！
    但是我们稍微修改一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来，老师先带头！
    真的，德皮勒老师带头跺起来，非常地用力，左右两只脚一起动着，虽然看上去非常滑稽，因为他跺起脚来，你是罗圈腿。
    他们都是聪明而细心的孩子。在一分钟后，教室里响起剧烈如暴风雨的跺脚声。其中，德皮勒老师听到最特别的一个声音，那是詹姆斯发出的。因为詹姆斯那天跺脚的声音是最大的，并且眼睛里含着泪。
    德皮勒老师在他的俄文上打了有史以来第一个99分，后面还附加上了一段话：“为什么没有给你满分，是因为你为了身体的不幸福，而拒绝了让自己的心感到幸福。如果你注意到，你的德皮勒老师其实是一个截去左脚的人，那背后，也有老师的不幸之外的幸福。所以，他不过是选择了平凡的文学老师，却仍然认真地、快乐地生活。”
    是的，德皮勒教师是幸福的，他曾经治愈了自己的心里的伤痕，现在，又治愈了一个小小的心灵。
 

    我曾见过一只非常美丽的乌龟，壳和头尾都是翠绿色的，在翠绿色的壳上有着深咖啡色的花纹。它的背高高的隆起，就好像是一个篮球的半圆，弧丝优美光滑，一点也不像一般的乌龟那样扁平。最奇特的是那乌龟的嘴很大，两边的线条翘起，像是一直在微笑；眼睛炯炯有神，常常一动也不动地注视着你。
    那美丽的乌龟是一位画家朋友的画室看见的，我对朋友说：”这辈子没见过如此美丽的乌龟，可惜没有相机，下次一定要来帮他照几张相。
    朋友于是津津乐道地向我谈起了这只乌龟的神奇之处。
    他在巴西旅行时，第一眼看见就爱不忍释，因为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美的乌龟，于是百般恳求，出了高价才向原来的主人购得。 但是重达三十公斤、双手才能环抱的大乌龟，怎么带回来呢？他最终通过种种繁复的检验才用货柜经海托运回来。
    巴西到台湾的货轮开了三个月才到，我心想：万一死掉了，就作成标本。没想到开箱的进修，他还好好端端的，明亮的大眼睛突然张开，吓我一大跳。朋友说。
    过了一个月，我去看朋友，带了机相想去拍那只乌龟，万万没想到朋友说：”乌龟死了，这是他的壳，我留下来做纪念。”航行过万里，在木箱子里靠着一息都能尚存的乌龟，怎么会死呢？朋友说：我到南部去开展览，离开一个星期，想说不能每天喂它，离开的时候放了三把熟透的香蕉，回来后少了一把，龟却死了。后来找了一位兽医来看，他说乌龟是撑死的，它把一大把香蕉，一口气吃完。
    我和朋友抚摸着巴西乌龟留下的壳，内心感慨不已，
    在极度的黑暗中饥寒交迫还能存活的乌龟，在翠绿的 花园水池旁却因为吃得太饱而亡故了，可见困危并不全然可畏，饱足也不尽然可喜，在饱足中的节制可能比困危中的忍耐还要艰难呀！希望远离忧患追求安乐的人，却很少想到忧患给人带来生的勇气，安乐使人丧失活的斗志，这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巴西乌龟，如果心内有知，一定也会有所启示吧！
    因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长得太美而走向万里漂泊，最后客死它乡的巴西乌龟，如果心内有知，一定会希望自己只是一只长相平凡的乌龟。巴西乌龟死了，只留下美丽的壳，仿佛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这个外壳，可是生命失去了，美丽的壳对一只乌龟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也是如此，背负着美丽的名利和权位，以为那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没有鲜活的生命、没有深刻的生活，名利权位只是供人瞻仰的外壳，又有什么意义呢？
 

　　大学毕业后，我不走“包分配”的老路，直接到一家外企工作。这儿雇员很复杂，有香港人，台湾人，还有新加坡人。碰面时，他们都很客气地“HEY”一声；领工资时，如果谁掉了一张钞票在地上，都可以听得见它的声音，那种安静太冷了。他们都神情严肃地急匆匆来，急匆匆去。。。。。
     我第一次领工资那天，真是件开心至极的事，想打开钱袋和大家一块分享快乐，可是，他们却严肃地来，又肃穆地去，我只好傻傻地对着大伙笑。。。。。。 后来才知道，每个人的工资及“红包”是不同的，谁也不想把老板对自己的“秘密”公开，也许只有我这个新鲜人才会天真到期待与大伙一起放声大笑，坦然地交流。有时，他们也会三人一群，在洗手间里小声地商讨什么，等我大步流星地走进去时，他们马上又不说话了，各自点头做鸟兽散状，我脸上肯定有一丝僵硬的微笑。于是，边“放松”边吹口哨，以示嘲解。
     是不是因为我拥有学生式的热情，农民式的淳朴，进而成为他们的异类？
     公司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都举行一场派对，晚餐是雇员各自带去的一份食物。第一次参加这种餐会，没什么经验，不知是带烤鸭还是带一瓶葡萄酒。正拿不定主意，妈妈说话了：“带一个水果拼盘去，肯定会大受欢迎！”
    拼盘的时候，妈妈只摆进去一个柠檬。妈妈说，只放一个就行，它与其他水果不一样，不能太多，但不能没有它，你看，在它的映衬下，一盘水果一下子生动起来，情趣也出来了。
我点头赞叹母亲的巧手与慧眼。那枚柠檬原来就是我当时处境的写照，妈妈没有点明，但她用一枚柠檬鼓励我，启发我，不要害怕与众不同，只要认定那是一种魅力，孤芳自赏又何妨！更何况，总有一天，人们会接受那种独具的感染力，因为每一个集体，都像一盘水果，彼此映衬中，人们会发现那枚柠檬的阳光色彩和真诚的芳香。
     那天的聚餐会，只有我一个人带去水果，但最受欢迎。独具匠心的水果拼盘，还吸引了来自香港的总裁比尔先生的目光，他还特地用美酒敬我，并记下我这个一般职员的名字。
     后来，我被总裁点名去“外联”，理由只有一个，我有创意和感染力。我喜欢这种挑战性的工作。接到第一个单子，也极富戏剧性。当时，我和同事阿达去拜访某公司的会计小姐，询问他们公司是否准备搞装修，是否需要我们公司的办公家具。。。。。。会计小姐很客气地告诉我们：对不起，本公司没这个计划！
我们很礼貌地退出，阿达还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再会”，他说，这种人，不能得罪。
     后来，坐电梯下楼时，开电梯的阿姨对于我的微笑招呼，似乎很惊讶，便主动与我聊了起来，我还很恭敬地递给他一张名片。同事阿达不屑地冷笑一下，转身支镜梳头。在他看来，我这是多此一举，无的放失。当阿姨听说我们是来推销办公家具的，赶忙告诉我一个“风声”，说是前一天，总经理与副总经理在电梯里谈到下个月决定大装修，还要添加不少办公设备。。。。。。
     于是，我马上决定上楼找总经理，阿达坚决不去，他说：“你相信一个开电梯的老太太的话？”那好，我一个人去。最后见到了总经理，他十分惊诧：“你怎么知道的？”第一个单子就这么拿下，总价达80万元。
    我的热情浪费。
    从那以后，我不再为自己的本色而惭愧，不安，自责。“真实”比“做出来的真诚”更具有说服力，也更可爱。月亮从不为自己不是星王而从天上掉下来，相反，它处于一种非常美妙的格局中：这便是众星捧月。那么，我决定继续做水果拼盘里那枚惟一的柠檬，独具芳香，又拥有阳光般的色泽；脱俗，却又与之浑然一体。
 

   高三的时候，校园里有一红一白两幢教学楼，坐在白教学楼的窗口前，隔着一排挺拔的白杨树，每天，我都能看见红楼的那个女生：她托着腮，一副痴痴的样子伏在窗口。
    有一次经过，我看见窗边的桌子上写着两个美丽的字—-以熏。
    临近毕业的时候，我跑去查看高考成绩，以熏被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录取，而我却留在了本地的一所大学。我在白教学楼的窗口望着空旷的操场，突然间心里像漫了雾一样填满那个叫以熏的名字。我一遍遍地在纸上写“以熏”两个字，它写满了纸，心也渐渐满了。
    一年之后，拿起笔给以熏写信的时候，正是大二的秋天。我却倾述了两年前一个少年的感动和如今一个青年的情思，然后把它封在一个洁白的信封里。我想，一个名字如果可以在心里藏上两年，那么写封信给她，多少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查了邮编，写了记忆里红榜上的学校与系别，就这样寄出去了。
    天渐渐寒冷，冬天来了，以熏的回信却没有来。圣诞节来临时，天空开始下起飘飘扬扬的雪。下午，我正站在桌上指挥大家挂联欢会的彩花，下面有人用什么东西打了打我的手，接过来，是信，陌生漂亮的字来自北京。
    以熏说：“如果不是新年我们给收发室大扫除，如果不是我莫名其妙地去翻那块旧报纸，我就不会看到你的信了。”我的信在收发室的旧报堆里沉睡了两个月后，竟被以熏自己翻出来，这是不是上天的安排？
    我开始与以熏能信，奇怪的是对这个陌生的女孩感觉就像前生旧友一样，铺开纸就可以娓娓道来，没有词不达意，更不用苦思冥想。我们讲高中的桂香园石板路和校门口那棵芳香的槐树，讲越来越紧的功课和越来越想念的家。以熏的信写得整整齐齐，像字贴一样的信一次比一次厚。刀子像一个擒着裙裾过河的小女孩，小心翼翼却又勇敢地一步一步走入我们营造的浪漫氛围里。那些日子，等信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新内容。
    寒假的时候，以熏去了上海奶奶家过年没有回家，于是热盼后的寒假变得漫长而冷清。大年初三，我自己在闲逛，突然想起母校里红白两幢楼，于是就拐到那里去看看它们。红楼与白楼之间落了厚厚的雪，校园静静的，只有我一个人。从我的窗口走到以熏的窗口，一步步量下来两楼之间顶多20步，20步的距离，心与心却需要走两年。以熏的窗台上落着一层厚厚的雪，越过雪，我一遍遍回忆当年窗里那个女孩的面容，却只有一片模糊。于是，我站在一片洁白里，一点点明白：原来自己不舍放弃的，不是人，而是那时初恋的心情。
    以熏问：“可不可以寄一张你的照片？”我给她寄去一张足球队的合影让她猜。她回信准确地说：“第一排中间那个！原来你就是高中校队的那个左前锋啊！”
    爱情就这样在穿越青山绿水的邮车里生长着，心仿佛是一只顺风而飞的鸟，轻快得要跳出来。
    6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去武大看一位老乡。一进他们宿舍，“轰”的一片笑声溅起，有人喊“又来一个”，定睛一看，男男女女满屋快乐的老乡。我一眼就看见那个曾坐在红楼窗边的女孩，她胖了，但我还是认得。我愣着看了半天，指着她惊呼：“以熏！”一个老乡说：“她哪里叫以熏，刀子是湖北大学的何芳。”顿时，我感觉像堕入云团：“那以熏是谁？”
    那个叫何芳的女孩子笑笑说：“以熏最后去了北京呀！高三时她坐我前面。”我的脑子突然乱乱的，然后有件事渐渐明白：我看见的女孩是何芳，而那个以薰，我从没见过。我爱上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女孩！
    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就像浓雾里紧握着一个人温暖的手，却辩不汪她的面容。我青春的飘流瓶，果真飘向一个彼岸，它未知却又心心相印，不曾相见却又难舍难分。
    后来，又收到以熏的来信，粉红的信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隐隐地还有一丝期盼。他在信中慎重地许下青春的约定。7月7日，这是一个下着小雨的日子，在湿湿的空气里，我拿着以薰寄给我的信回到母校，站在白房子前默立许久，然后按照信中所说，我一步一步走向那座美丽的红房子，守候我们的约定。
 

　　那天我经过一个度假村，见一大群人围着一辆高档轿车，个个伸长了脖子往里张望。轿车旁边一身名牌西服的男人焦急地对大伙喊：“你们谁帮我爬进车底拧一下螺丝啊?”
　　原来他的车油路出了问题，从度假村游玩出来，漏出来的油已经淌到了车身外，这里离最近的加油站也有上百公里，难怪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身旁那打扮妖艳的女子说：“看把你急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他赶紧掏出一张百元大钞：“谁帮我拧紧，这钱就是他的了!”
　　我身旁的小伙动了一下，却被他的同伴拉住了：“有钱人的话，信不得的!”这时只见一个小孩走了过去，说：“我来吧。”
　　操作很简单，小孩在那人的指挥下一分钟不到就拧好了，爬出来后他就用期待的眼神看着那人，男人刚想把那百元钞票递给小孩，却被女人呵斥住了：“你还真打算给他100元啊?给他5元已经够多了!”
　　男人从女人手里接过零钱递给小孩，小孩摇了摇头。听见人群中的唏嘘声，男人又加了5块，小孩子还是摇头，男人有些生气了：“你嫌少?再嫌，这10块钱也不给你啦。”
　　“不，我没有嫌少，我的老师说，帮人是不要报酬的!”
　　男人蒙了：“那你怎么还不走?”
　　小孩说：“我在等你跟我说谢谢!”　

　　有一位中国的MBA留学生，在纽约华尔街附近的一间餐馆打工。一天，他雄心勃勃地对着餐馆大厨说：“你等着看吧，我总有一天会打进华尔街的。”

　　大厨好奇地问道：“年轻人，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呢？”

　　MBA很流利地回答：“我希望学业一完成，最好马上进入一流的跨国企业工作，不但收入丰厚，而且前途无量。”

　　大厨摇摇头：“我不是问你的前途，我是问你将来的工作兴趣和人生兴趣。”

　　MBA一时无语。显然他不懂大厨的意思。

　　大厨却长叹道：“如果经济继续低迷下去，餐馆不景气，那我就只好去做银行家了。”

　　MBA惊得目瞪口呆，几乎疑心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眼前这个一身油烟味的厨子，怎么会跟银行家沾得上边呢？

　　大厨对呆鹅般的MBA解释：“我以前就在华尔街的一家银行上班，天天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没有半点自己的业余生活。我一直都很喜欢烹饪，家人朋友也都很赞赏我的厨艺，每次看到他们津津有味地品尝我烧的菜，我就高兴得心花怒放。有一天，我在写字楼里忙到凌晨1点钟才结束了例行公务，当我啃着令人生厌的汉堡包充饥时，我下定决心要辞职，摆脱这种工作机器般的刻板生活，选择我热爱的烹饪为职业，现在我生活得比以前要愉快百倍。”

　　这样的事例，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中国人在选择职业时，第一看体面，第二看收入，两者兼得，就足以在人前人后风光炫耀了。成败荣辱，全都摆在面子上，而面子是要人捧的，无人喝彩，就如同锦衣夜行般无趣。可对于西方人来说，无论从事任何职业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更注重的是对事业的兴趣。而且，自我价值的实现，成功与否的体现，不必通过与别人比较来证实，更不需要别人肯定来满足。

　　淡泊的人生是一种享受，一个完美的人生，不见得要赚很多的钱，也不见得要有很了不起的成就，在一份简朴平淡的生活中，活得快乐而自在，也是一种上乘的人生境界

　　1796年的一天，德国哥廷根大学，一个19岁的很有数学天赋的青年吃完晚饭，开始做导师单独布置给他的每天例行的三道数学题。

　　像往常一样，前两道题目在两个小时内顺利地完成了。第三道题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是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正17边形。青年做着做着，感到越来越吃力。

　　困难激起了青年的斗志：我一定要把它做出来！他拿起圆规和直尺，在纸上画着，尝试着用一些超常规的思路去解这道题。终于，当窗口露出一丝曙光时，青年长舒了一口气，他终于做出了这道难题！

　　作业交给导师后，导师当即惊呆了。他用颤抖的声音对青年说：“这真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知不知道，你解开了一道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阿基米德没有解出来，牛顿也没有解出来，你竟然一个晚上就解出来了！你真是天才！我最近正在研究这道难题，昨天给你布置题目时，不小心把写有这个题目的小纸条夹在了给你的题目里。”

　　多年以后，这个青年回忆起这一幕时，总是说：“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是一道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难题，我不可能在一个晚上解决它。”

　　这个青年就是数学王子高斯。

　　有些事情，在不清楚它到底有多难时，我们往往能够做得更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无知者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