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毕业后，顺利拿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可是，没想到一切都准备好了，却在美国大使馆签证时连续两次被拒。女孩很伤心，躲在宿舍里哭。
　　一个要好的同学劝她，为什么不找个咨询公司帮忙，很灵的。女孩动心了，找到一家咨询公司。老板把女孩拿到的签证材料看了一遍，又让女孩详细介绍了两次被拒绝的经过。女孩细声细语地讲着，眼睛低垂，头也低着，不敢与老板对视。老板听着听着，打断女孩：不要说了，你的毛病就在这儿。
　　原来，女孩性格内向，不善于与生人交往，一说话就脸红，还老爱低眼垂眉的，给人一种没有自信的感觉。老板很有经验地对女孩说：你在我们公司主要就训练三项内容——抬起头来，眼睛平视，大声说话。于是，两个星期里，老板的助手什么也不干，就想方设法让女孩养成抬起头来与人平视的习惯，并训练她大声说话。
　　第三次签证，半是习惯，半是刻意，女孩始终高昂着头，眼睛直盯着那个签证官，侃侃而谈，应对如流，从容不迫。那个签证官狐疑地看着前两次的拒签记录，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不自信，吞吞吐吐，不敢抬头”，好像完全不是说的这个女孩儿。最后，他微微一笑：“你很优秀，看不出有拒绝你的理由，美国欢迎你。”整个过程只有5分钟

　　一位父亲放下日进斗金的生意，带着独生女儿来到这座美丽的风景城市。
　　他们俩哪也不去玩，径直找到音乐学院，声称要寻找在此就读的一个学生。
　　这位父亲当着许多师生的面声泪俱下，说自己平时光顾了赚钱忘了关心正处于花季的女儿，以致女儿离家出走。好在她运气不错，正当她徘徊在水边犹豫不决的时候，遇上了一位好心的音乐学院的学生，他的歌声及时地拯救了已经在旅店留下遗书的女儿，拯救了他们整个家庭。
　　这位父亲说自己深深地忏悔，现在终于知道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了。他现在想做的，就是找到这个学生，他要当面感谢这个年轻人。他还想听听他唱歌，并出资为其做一张唱片。
　　音乐学院的领导和老师都为自己的学生高兴，他们让女孩描述学生的外貌特征，发动学生会、共青团、各专业、各班级寻找，并趁机在学院开展了一场大张旗鼓的“弘扬精神文明，以音乐拯救心灵”的活动。
　　一时间，学院上下都谈论着此事，都在猜测是你，还是他？被大家一致认为外貌特征相似的几位，却都矢口否认：不是，真的不是。因为事情是发生在黄昏，女孩对于恩人的形象也只是记得个大概的轮廓。
　　当地的媒体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题材，追踪报道了好些时日，那对父女在电视上流泪的镜头很是煽情，甚至有资深音乐人出来表示愿意接这单生意，总之沸沸扬扬很是热闹。但那个年轻人，千呼万唤不出来。主角不出场，这出戏也就很难演下去了。
　　此时年轻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他怕别人认出来，自己会下不了台。
　　他在这座城市已经待了好多年，租的房子就在音乐学院的周边。他在此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省下钱来拜师学艺，唯一的梦想，是能走进这所他心目中的艺术殿堂。
　　可是他的运气不够好，每次总是差一点点没考上。当初跟他一起雄心万丈赶考的人，要么如愿，要么回家，只有他年复一年不改初衷。
　　那天傍晚他在湖边发现了这个女孩的动机，他说：我没法迫使你改变选择，但是，你能不能听我唱一首歌呢？
　　他没想到自己能唱得那么出色，比任何一次考试都要发挥得好，以至于后来女孩问他时，他顺理成章地脱口而出：我是音乐学院的学生。
　　产生这样轰轰烈烈的后果，是他没想到的。
　　选择离开，原因不仅仅是担心自己被认出，更因为他忽然觉得没有必要考音乐学院了，他准备找一份踏踏实实地工作来做。不是吗？自己的歌声已经能抵达灵魂，他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我抵达城已是傍晚。第二天清晨，我往一所学校赶。我是来取经，城的教学自有独特的一套。可是，我穿过广场的时候，发现广场到处都是孩子，东一堆，西一伙，我以为今天要在广场举办一个儿童的大型活动。
　　可是，又不像。他们有的给鸽子喂食，有的放风筝，有的打陀螺（我小时候也玩过，称为打牛），有的摆家家，有的制陶器，有的画画，有的跳舞，好像相互之间不搭界，各玩各的，穿的服装也各式各样。我真的误以为城居民突然返老还童了，成了童子城。而且，广场附近的街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小孩，甚至房子门口，还有小孩在玩玻璃弹子（我小时候一度着迷过这玩意儿）。
　　学生不去学校，就如同庄稼地里不长庄稼。我观察了好一阵子，孩子们都玩得投入、尽兴，似乎把上学的事儿抛到九霄云外了。
　　我蹲到打玻璃弹子的三个小男孩旁边，我说：小朋友，你们咋不去上学？
　　—个小孩说：不用上学了。
　　我说：为啥不上学？
　　小孩说：玩呀。
　　我说：学校放假了？还不到暑假时间呀。
　　小孩说：到了玩耍的时间了。
　　我说：不上学，就是玩？
　　小孩说：就是玩。
　　我说：要玩多久才上学？
　　小孩说：半个月。
　　我说：谁规定的半个月？
　　小孩说：没谁规定。
　　我说：那为啥？
　　小孩：纪念—个同学。
　　我说：那个同学现在在哪儿？
　　小孩说：我也不知道。
　　我被晾在一边。
　　我终于找到一个大人。门前，仍是几个小孩在玩——制陶。小孩的手上脸上衣上，都黏着陶泥。大人可能是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很无奈很羡慕的样子。
　　我说：讨口水喝。
　　他热情地沏了一杯茶，似乎生怕我立即走，还搬来椅子。一个被小孩排挤的成人。
　　我请教他为什么孩子都在玩耍？
　　他说：玩吧，玩吧，放松放松。
　　我说：到底为啥？
　　他说：纪念—个孩子。
　　我说：纪念一个孩子就都玩耍了，那个孩子一定是个贪玩的孩子。
　　他说：不是，那是个不会玩耍不会淘气的孩子。
　　我说：你认识那个孩子？
　　他说：不认识。
　　我说：那个孩子怎么发动起全城的孩子放开来玩耍呢？
　　他说：没有发动，没有。
　　我说：那个孩子现在在哪儿？
　　他叹一口气，说：去年，那孩子住了院，医生诊断不出他患了啥病，他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像一棵树苗缺水缺光一样眼见着枯萎了。半个月里，他什么也不说，最后那天，他的爸爸妈妈问他要啥，他说，我要玩耍。
　　我脱口说：他玩耍了吗？
　　他说：孩子命短。他的成绩，每门都是全年级的第一名，稍微降一点，他会哭，他把所有的力气都掏在功课上了。孩子的爸爸妈妈很后悔。
　　我说：后来呢？
　　他说：后来，不知谁发起纪念那个孩子，每年这半个月，允许孩子们玩，痛痛快快地玩。
　　我想到，许多孩子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一个不会玩的孩子换来了孩子们的玩。

　　她叫王凤琴，大家都叫她琴娃，我初中时的同桌。
　　她是那样的娇美柔弱。最美的是那双手，特小，白嫩，柔软。我常偷看她的手，她就红着脸笑。为此我们有点那个了，幽会过一次，我说你的手没骨头，她就把头低到我看不到脸的程度，说：“那你摸摸，看有没有！”我终于摸了一回，就一回。
　　初二开学不久，学校停课了，全体学生有三个选择，一是拉练去北京，二是拉练去延安，三是参加“五七劳动”。琴娃对我说她要回家，不上学了。我不管，我报了去延安。她没回家，就在我们那个组要出发的那天，她找到带队的老师报了名，和我一组。
　　我们这个组的学生都是比较娇弱的学生，共12名，9名女生，3名男生，老师是教语文的王老师，最细心温柔的妈妈老师。路线和别的组相同，从终南山到宝塔山，走当年红军走的路，别的组10天到，我们可以15天到。我们都背着行李和干粮，水，路上找，干粮吃完找野菜。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
　　翻山越岭时，琴娃一直走在我后面，但不理我，撅着嘴。我也赌着气，拼命走稳，让她看看我的革命斗志。王老师好像知道什么，不时笑笑我，再笑笑她，不说话。
　　老天就像当年的蒋匪军，第二天就下雨，紧一阵慢一阵，围追堵截。我们晚上找山里人家，找山洞，白天不停地走，穿谷翻梁，一个个都摔成泥人儿了。我已经想哭了，组里我倒数第二，琴娃倒数第一，紧跟着我。
　　第五天，出事了。
　　穿越一片野林时，我扭头不见了琴娃。就算方便也要给老师打个招呼的，怎么说去就去了。我没敢吭声，走得慢了点，等她归队。就在这时，一声凄厉的喊声传来：“明哥——”是在下方的坡底，琴娃的。
　　我扭头就往坡底跑，一下子摔倒了，翻了几个滚，被一棵树挡住了，我只好爬起来坐着往下挪。老师和同学们都连滚带爬到了坡底。一看，都愣了，琴娃大半个身子已被泥沼吞没了，也不叫了，呆呆地看着我，下陷得很快。
　　我哭叫着跑向她，但刚到坡底就跑不动了，两脚越陷越深，拔不动了，停下就下陷。腐叶铺盖的坡底竟全是泥沼！
　　老师大声喊：“凤琴你别动！同学们快解行李的绳子！”都哭了的同学们开始解绳子，有几个仍然呆着，吓傻了。
　　我还在发疯似的挣扎向前，琴娃的手朝我伸着，我的手朝她伸着……
　　“别过去！”老师在吼！
　　“别过来……哥……”
　　这是琴娃最后的一句话了，她已经被淹至鼻口，很快只剩头顶和一只手臂了……
　　绳子接好了，老师两条腿也全陷了进去。老师让同学们拉好绳头，她把这边绳头一次又一次抛向琴娃……但，琴娃看不见了，只露一只手了，那只手拼命地向上抓，一下，一下……绳子终于没能触到那只手。那只美丽的手，就那样一点一点地沉没了，一点声息也没有。
　　老师和我也在危急中了，我只剩半个身子，老师陷得更深，平日文静柔顺的老师变得狂暴起来，吼我别动，吼同学们别哭拉好绳子，同时把绳头绑死在我的腰间，让同学们一起拉！
　　我和老师得救了。
　　我的心却陷入泥沼了，我看着那只手消失的地方，仍然伸着我的手，椎心泣血地哭，没命地哭，每一声都把我瘦小的身躯拉成折叠式的，上身与下身重合。老师不再吼，哭着让我哭，同学们抱成一团哭，疼痛，无奈，愤怒，迷茫……
　　一切平静之后，我不再想事情的前因和后果，也不再想什么对对错错，我只想那只手。
　　几十年了，那只手一直在我的心海中浮现着，那只拼命上抓着的手！这只手一直抓紧着并托举着我的生命，让我不断走进更深切的疼爱与珍惜，对自己，对所爱的人，对这个本就很柔弱的人类

　　今年高二开学，我们这些差生被分到了高二（５）班。按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重新组班，这是学校一贯的做法，全年级的尖子都在１班，然后依次组成２、３、４、５班。有人曾这样形容５班：废品收购站。
　　班主任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接手这个班时，校教务主任告诉他，学校根本不在乎这个班有没有人能考上大学，只要稳定不出事就行。
　　上课了，新老师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中央，用一种冷静的目光扫视着大家，同学们一时安静下来，等待新老师的“高招”。“同学们，”他的声音很低，“开始我不愿接你们这个班，原因想必大家都清楚，不过现在我改变了主意，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有着比你们更难忘的经历。”
　　“我念高三那年，学校在最后一个学期的4月份，组织了一次全校性的摸底考试。我考得出奇的差，不瞒你们说，全班56人我排名51。那时我痛苦极了。没有人来安慰我，老师也不把我放在心上，他们看重的只是分数。一次，化学老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试卷，只有50份，结果却没有我的。我又羞又恼。老师还算好心，安慰我说:‘你这样的成绩，学也无望，不如回家学个手艺，生活不总是一条路，我跟你的班主任说好了，学籍给你留着，毕业考试来一次，照样给你毕业证书。’我想也是，就背起行李回家了。回到了家里，我就躲进自己的小屋，躺在床上独自流泪。父母怎样追问，我都不回答。你们说，我该回答什么呢？想想父母长年累月在田地里跌打滚爬，省吃俭用供我读书，如今却落到这境地！我能对得起他们吗？”
　　说到这儿，老师流泪了，同学们几乎听呆了，不少人眼圈儿红了起来。
　　“一天，父亲推开我的房门，对我说：‘今天咱们去看看地里的麦子。’我懒洋洋地跟在父亲后面来到麦地，父亲说：‘麦子快熟了，这麦穗足有三寸长吧，这块地能收两百斤不成问题。’我望着随风起伏的麦浪，却提不起兴趣。心想父亲带我到这里干什么呢？这时父亲对我说：‘今天我来考考你。你能从这块地里找出一棵最小的麦子吗？’我也不问为什么，就在地里找了起来。不一会儿，我发现了一棵秸秆瘦小颜色还很青的麦子，麦穗仅抽出1/3吧。我随手掐来给父亲。‘这是最小的吗？’父亲问。‘当然，你看这穗子才有两三粒呢！’父亲慢慢地说：‘孩子，你错了。如果现在把这棵麦子与其他的比起来，它确实是算小，但它不是还有多半穗未抽出来吗？也许这麦子因为某种原因长得慢些，但只要给它足够的养料与阳光，它也一定能抽出很大的穗子来！’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说：‘孩子，你现在多像这根穗子。昨天，我去了一趟学校，有的老师说，你智力不错，基础也不差，只是到了高三，学习压力大了，你自己对学习失去了信心，才没有考好。孩子啊，做任何事都要有信心，你爹种麦子是这样，你学习也是这样。现在离高考还有两个多月时间，去拼一拼吧，你爹相信你一定能考好，即使学手艺也要有知识呀。我也求了老师，他们都说愿意帮助你。’听了父亲的话，我简直不敢相信，从来不善言谈的父亲竟能以如此深刻的道理来开导自己的儿子。我向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当天又背起行李回到了学校。两个月后，我终于考取了大学。父亲很高兴，说我是他最骄傲的麦子。”
　　“同学们，”老师提高了嗓门，“你们被编入５班，说明你们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学好，就像麦穗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完全抽出来一样。但这并不说明你们就永远‘抽’不出来呀！如果你们失去自信心就此‘萎缩’下去，将是十分可悲的事情，那样我会替你们难过，你们的父母也会替你们难过。”
　　当时，教室里安静极了，不少人低下了头。老师继续说:“现在离高考还有两年时间，你们完全可以通过努力，把失去的补回来。请相信，我与其他授课老师会一起陪伴你们，给你们阳光、水分和养料。你们会长成令周围人刮目相看的‘麦子’的！”
　　老师的话引得一阵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大家纷纷流下了热泪，一些被认为调皮的学生陆续走上讲台，向新老师交出了自己的“家伙”：扑克、象棋、弹子、塑料枪……
　　两年后，５班夺得了全校高考两项第一。
　　从此以后，学校不再按成绩分班。

　　儿时的一个不经意的谎言，夺走了一个人的生命。它让我的生命过早体会了谎言的可怕，无边无际的忏悔周而复始地盘踞心间，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把我的心灵切割得七零八落。
　　小时候，村子里有个哑巴，他是个孤儿，和我同龄，每天靠村里人的施舍过日子。我们淘气，总是放狗去咬他，时间久了，他的性格变得很孤僻，仿佛对任何人都充满了敌意。
　　有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们打赌，说我能让他听我的话，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因为我发现经常光着脚的他非常喜欢我的凉鞋，每次我从他面前经过时，他都会一直盯着我的凉鞋看。我生命中最有杀伤力的谎言鬼使神差般迅速配制成功，我跟他比划说，妈妈准备给我买新凉鞋了，到时候我把这个给你。哑巴高兴坏了，每天屁颠屁颠地跟在我后面，我让他做什么，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我没想到，一个简单的谎言竟然有如此的功效。
　　有一天，在游泳的时候，我陷进了淤泥里，情况危急，我大呼救命，哑巴看到情况不妙，一个猛子扎下水，把我拽上岸来。可是我的脚上只剩一只凉鞋了，另一只陷进淤泥里。哑巴二话没说，又一次跳下河，去拯救那只已被许诺送给他的、被谎言附了体的凉鞋。结果，哑巴很久很久没有声响，他没有上来。我惊慌失措地大声喊叫，惊动了村里的人。大人们将他打捞上来的时候，看到他手心里紧紧握着一只凉鞋。大人们不解，咂着舌为他惋惜：这孩子，咋就为了一只凉鞋呢？
　　没有人知道那个谎言，那是我放出去的毒蛇，咬死了他。
　　埋葬他的时候，我偷偷地将一双凉鞋跟着埋了进去，那颗幼小的心灵刹那间生出巨大的愧疚来。
　　从此以后，我不再轻易地说谎，因为我知道，谎言是一把双刃剑，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而且朝向自己这边的刃远比另一边的锋利。朝向自己这边的刃，叫忏悔。它对于一个有良知的人来说，痛苦如同暗夜，漫无边际。

　　在海德镇，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帕特是个不学无术，有盗窃前科的坏孩子，人们都不喜欢他。其实帕特很不幸，在他出生时，母亲因难产而死。之后，帕特的父亲因伤心过度而酗酒。帕特只得流浪街头，成了名副其实的小混混。
　　在帕特16岁那年，海德镇新搬来了一户人家。帕特很好奇，因为他听说装载他们行李的卡车就足足有12辆，会有什么好东西呢？一天清晨，机会终于来了。帕特从窗口翻进了那幢让他好奇的房子。可刚进入屋里，帕特就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除了睡房，其它的屋子里竟全都整齐地放着一排排书架，书架上摆满各式各样的书。
　　帕特觉得自己有些眩晕，这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只有帕特知道自己对书的渴望。因为，妈妈去世后唯一留给他的就是一个桃木制作的小书架，可上面的书却被父亲醉酒后烧掉了。帕特非常渴望读很多的书，更渴望能将自己的书架放满，像妈妈在世时那样，可书都太贵，自己根本买不起。而小镇图书馆管理员总认为他是个坏孩子，也拒绝他进入图书馆。
　　在书架前游历的帕特摸摸这本书，又摸摸那本书，哪一本都是他以前没见过的。帕特真想自己就是这屋子的主人，就是这些书的主人。最后，帕特拿了一本人物传记《约翰·克利斯朵夫》。拿着书，帕特就情不自禁地坐在靠窗的书桌前看了起来。沉醉在克利斯朵夫的人生世界里，完全忘记了自己到这幢房子来的目的是行窃。突然，帕特的肩膀被拍了一下。他心里一紧，书也从手上滑落到地上。他回头看见一位很有风度的老人正看着他。帕特心想:难道他是房子的主人，该怎么办?他不想就这样被抓获，行窃被抓获，可是要关到小镇警察局好长一段时间的。正想着如何冲出去的帕特，却听到老人说:“孩子，你是阿尔特博士的亲戚吗？”看着微笑的老人，帕特机械地点了点头。点头时，帕特对自己说:但愿他不要发现我不是房子主人的亲戚，否则……
　　随后，老人向帕特作了自我介绍:“我叫莫里，是阿尔特的好朋友，专程来拜访他。”帕特思绪万千地听着自称莫里的老人的介绍，暗自庆幸。想着快些出去的帕特说:“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帕特站起来，准备侧身从莫里老人身旁走过去。莫里老人突然拉住他，让帕特心里一紧。
　　莫里说:“小伙子你的书忘了。”说着，莫里老人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递到了帕特面前。心里忐忑不安的帕特从莫里老人手里接过书后，立即跑出了房子。
　　出门时，帕特碰到了邮递员。看着他，邮递员问:“这幢房子的主人莫里在家吗？”帕特心里一惊:“房子的主人叫莫里，难道刚才那位老人……”想到这，帕特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帕特不敢再多停留，迅速冲出这幢像图书馆一样的房子，心跳久久难以平静。他意识到:莫里老人是为了保护自己那颗小小的自尊心，才没有拆穿他。
　　帕特也许没有想到的是，在莫里老人刚回到家，第一眼看到帕特时，他已经作好了报警准备。然而，对于他的回来，沉醉在书的世界里的帕特却全然不知。在那一刻，莫里知道，眼前的这个小小窃贼肯定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叛逆行为。他放弃了报警的打算，并巧妙地保护了帕特的自尊，莫里相信书能拯救那孩子的心。
　　莫里并不知道自己这挽救自尊的谎言，究竟能够起到多大效果。回到家后，帕特对莫里保留了自己的自尊充满了感激。在小镇里，过去还没有谁在意过帕特的自尊，总是对他不屑一顾，认为他是个坏孩子。但莫里却认为他是一个好孩子。思绪纷飞的帕特在心里对自己说:“帕特，无论如何，你也不能让莫里老人失望。”
　　20年后，已经80高龄的莫里老人在杂志上读到了一篇署名帕特的作家的专栏文章，文章名字叫《一本珍贵的书》。看着这篇文章，他微笑着想起了多年前那个谎言的故事，相信这个帕特就是“阿尔特的亲戚”。

　他转过头，看着当年曾经喜欢他的女生说：“我能够做的，就是当着同学的面跟你说声对不起。”
　　
　　如果你如我一样，一脚站在大学之内，一脚踏在社会的大门口，我想你一定见过不少的人。那么你一定会明白死活看不上某个人的那种感受，我与杨涛便是如此。
　　杨涛与我，同班同寝。初见他，觉得还过得去，适中的身材，适中的长相，适中的口音，适中的谈吐。但越相处越看不起这个人。男人，首先要大气，可是这个人小气得让人无法忍受。
　　一个寝室六个人，每当大家商量着凑份子，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从不参加，而理由只有一个：没钱。后来，我们也实在不好意思不带他，就说没钱不要紧，我们是一个团体，不能总差你一个人，一起去吧，不用你掏钱。他仍是不去，理由是：他要抓紧时间挣钱。
　　我不否认他是个好学生，但过于正经的学生在我们看来就有些可笑和傻瓜了，就算我们没有进入社会，我们也知道，不懂得与人打交道的人永远都不可能混出一片天地。慢慢地，我们寝室的五个人都和他疏远了，不是嫌他没钱，而是觉得这个男人身上没有男人气。
　　可是，万没想到的是，我喜欢的女生竟然喜欢上这个我最看不上眼的人。她让他帮她钉书架，送她下晚自习，她帮他洗床单，又把她饭盒里的肉递到他的饭盒中……最让我气不顺的是，他竟然不懂得珍惜！
　　11月12日是女生的生日，女生早早就做好了准备，请了一小圈子的人聚会，当中，有他，也有我。但谁的心里都明白，她只不过是想得到他的礼物，她只想通过这场生日，得到他的表白。可是，那天，受到邀请的他并没有参加那个生日聚会，女孩伤心地在桌子上痛哭流涕。我按捺不住，冲出去，把他从寝室拉到操场上，我让他去看她，他不肯，我便借着酒劲打了他，他没有还手。那一场架打得了无生趣，没有一点男人之间决斗的意思，但从此，我不与他说话，我拒绝和怯懦的人交往。
　　毕业的那天，大家聚到一起，制，没想到，这一次，他参加了。在席间，每个人都轮流讲话，到他的时候，他说：“原本有些话，我想烂到肚子里，但我发现我比我自己想象中还要珍惜我们之间的这四年。我先给大家算一笔账，假设，我们出去就能找到月薪2000元的工作，除去我们的日常费用，我们每月还父母600元，那么，我们要用多少年才能还清父母供我们读大学的费用？”这个问题让我们所有人都愣在那里。他说：“我算过了，包括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按最低标准算，我们要还15年，这期间，我们还要保证结婚、生孩子不用父母的钱。”
　　没有人说话，这个我最讨厌的人说完这一串话后，在场的所有同学没有人说话。
　　他又说：“这就是我这些年一直节省的原因，我不能想象我在这里花钱的时候父母在家里省吃俭用的样子。”他的眼中含了泪，说：“别的话不多说了，等我在社会上稳定之后，哪位同学去我那里，我不能保证吃得好睡得好，至少可以保证，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然后，他转过头，看着当年曾经喜欢他的女生说：“我能够做的，就是当着同学的面跟你说声对不起。”
　　一瞬间，全体的女生都哭了，男生的眼角也含了泪。他走到我面前，我一把抱住他，用力地抱住他，我没有让他说话，我怕他一说，我的泪也落下来。

　　11年前，美国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因杀害白人前妻并逃脱罪名而轰动世界。日前辛普森再次成为焦点——出版自传《如果我做了》，以假设的口吻讲述杀害前妻及其男友的故事。舆论认为这是辛普森在书中承认他的罪名。
　　当年的法庭，辛普森没有认罪，在美国的法律中，最终裁决权掌控在陪审团手中。在辛案的12名陪审团人员构成中，黑人就占了10名。加之调查取证程序上的漏洞，最终，陪审团判定辛普森无罪。这样的裁定让主审的伊藤法官痛哭失声。除了少数对“种族歧视”敏感的黑人，当时几乎大多数美国人都看到了辛普森双手沾满鲜血，唯独法律看不见。
　　社会心理学家戈夫曼说：“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被戏剧化了的事物。”十一年后的辛普森，终于在自传中自己把一切都认了。“我从查理（陪同辛普森到前妻住所的—位朋友）手中夺过一把刀……不久后我发现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面前躺着尼科尔（辛普森前妻）和她男友的尸体。”只不过，辛普森的叙述是以虚拟的方式。可是，谁能相信这只是虚拟而不是现实呢？美国著名八卦杂志《国民问询》称其描写杀人场面——“真实得让人不寒而栗”。
　　为什么辛普森现在招了？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说：“一般而言，过去总不会完全消失，某些事物往往会留到未来。”恐怕辛普森始料未及，那双沾满鲜血的手，洗了十一年也未必能洗干净。恶行实施之时，良知必然在沉睡。时过境迁，就有了沉睡后的苏醒。他以假设的口吻为自己心理减压，是不是忏悔前的试探？
　　法律制裁可以逃脱，但是，“我做了”和“我没做”，心境截然不同。生活同样在彼岸，如果“做了”，心灵的挣扎就像在黑暗中泅渡，时刻想捞根稻草作为横木以自救；如果“没有做”，坦然乘小舟迎风扬帆上岸。在“程序正义”重于“实质正义”的美国，即使作奸犯科的嫌犯往往也能侥幸地等来“罪名不能成立”，然而，道德的自我救赎却并不与侥幸的法槌一道轻松落下。
　　在中国同样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出租车司机，二十年前拾到了一个遗失在车上的装有四万元的钱包。当时千方百计地躲过了警察的询问和失主的找寻。一切都风平浪静，相安无事。二十年后，他出人意外地把这笔钱交了出去。四万元钱被他作为一个包袱背负了二十年，而且越往后心理压力越大。尤其是当儿子长大了，他需要担负起对儿子的道德情操教育，每每这时，心虚和愧疚更让他无地自容。
　　人想以“人”的方式活着，必然要求以一种道德（与“人”这个定义相匹配的道德和尊严）的方式存在。在内心，恶行终将等来忏悔，这只是时间问题。当法槌落下来，我可以瞬间无罪，可是，如果我做了，我将很难逃避良知对自己一生的追捕。

　　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几本便宜书。虽然穷，但买书的习惯却一直改不掉。在我们的生活享受上，除了偶尔吃一点零食、玩玩桥牌、看看电影之外，就是买几本书了。买书而称为“享受”，大概不太妥当，但捧着几本爱读的书回家，那喜悦的心情，是只有过来人才能够体会的，虽然往往只是翻一下就放下了，从头到尾仔细看完的时候总是很少。但有本值得一看的书可买，而价钱又便宜，那机会还是不愿错过。晚饭后，借到了一点钱就一个人向书店走去了。
　　 在书店里盘桓了好半天。书店里的人不能算少，但大都只是站在书橱前翻看一下，真正掏钱出来的主顾是不多的。当我选定了两本书买下的时候，我竟有了一点骄傲的心情。但这种骄傲不久就消失了：我在一堆旁人寄售的旧书里，找到了一本我极想买的书，其实在旁人的眼里也许是不值一顾的，那是北欧一个小国的小说选集的译本，出版年月已经很久了。但我对于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却有一点偏爱，而且过去已经开始收藏了一些，所以极想将这一本也买下来。但是，当我向店员询问的时候，也许我的态度过于迫切吧，他所说的价目大得出乎我的意料，远超过身上所剩余的钱。我只好默默地将书放回了原处，另去翻看别的书。但不久后，我的手又将那本书抽出来了，打算先在那里站着看完序言，明天再借一点钱来买。
　　 突然，我被一声狂吼惊吓了。抬头的时候，一个店员急速地从我的身边挤擦过去，同时，他喊着：“做什么？做什么？”我随着他的移动转过头去。他走近了一个站在书橱的青年旁边，手用力地拍了一下那个人的背。
　　 因为他的吼声，所有的眼睛都从书上移到这边来了。店中一时显得非常寂静。我不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就向那边走了几步。那个店员鲁莽地伸出了手去，那个青年———他是背向着我的，我不能看到他的脸———挣扎了一下，随即，“啪”的一声，一本书从他的身上落下来了。原来如此，一个偷书贼!
　　 当那个店员俯身去拾书的当儿，那个青年突然向门外冲去，还没有到大门口，就被另一个店员拦住，拾书的店员迅速地跟了过去。
　　 “妈的，你偷书!跑得掉吗？”他喊。接着，他回过身来，摊开手，以讲演的姿势面向别的顾客：“各位，你们不知道，我们店里天天丢书，一月损失几十万!生意不赚钱，赔不起!”他又回过身去，以凶毒的语调向那个青年说，“抓一个算一个，今天捉到你就归你吃点亏……跑？哼，跑得了？好大的鬼!”说最后一句话的同时，他用手抓住了那个青年的领口。
　　 那个青年深深地垂着头。虽然并不明显，但我看得出他的身子在战抖。他穿的是黑布的破旧的中山服，左边挂着一个———呵，他挂着的是我们学校的校章!我不自觉地又向前跨了一步，想看清他的脸。
　　 回答另一个店员的询问时，那个拾书的店员说：“怎么办？”
　　 “要他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不惩一回以后怎么得了？”
　　 那个偷书贼抬起头来，脸色可怕的苍白，恐惧的眼里闪着泪光。他似乎企图申辩，紧张地开合着嘴唇，但没有说出一个字。———是的，我认识他，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却常在校园和参考室见到他。我们的同学是贼!我的心中有着异样纷乱的情绪，但这里面没有愤怒。当我走上去，预备为这个无告的罪犯调解的时候，他那对我注视的眼光里，流闪着畏惧和羞愧，他的脸突然转红，头又沉重地垂下去了。他显然也认识我。在这一刻间，我变得犹豫，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参与到这个纠纷中间，我生怕我的好意加重了对他的伤害。我相信，在此刻，他宁愿在十个陌生人面前受到鞭打，而不愿一个熟识的人为他求恕……我退下来了，看了一眼那个店员手中拿着的书，那不是一本文学作品，书名是：《物理学原理》。
　　 当我走出书店大门的时候，那个店员又在凶狠地叫嚷了。
　　 他的每一句话都沉重地鞭打在我心上，我加快了步子……夜市正当峰顶。霓虹灯愉快地流动着，无线电播送着低俗的乐曲……我走在人群中如同旷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