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星期六下午，那个骑摩托车的男子又来到了我们学校。上个星期六，就是他把我们的语文老师娟子接走了。很明显，他在追我们的娟子老师，娟子老师走的时候，头靠在那个男子的背上，还冲我们幸福地笑呢。?
　　当然，我们不反对娟子老师有男朋友，但我们坚决反对她选择这个男人做她的朋友，因为他俩太不般配了。我们的娟子老师是从县城学校下来支教的，长得很漂亮，脾气也好，教学水平更不用说了。而这个男人呢，又矮又胖，头发还稀，戴着墨镜，怎么看怎么像黑社会。娟子老师肯定被他骗了，我们一定要阻止他。我们要教训一下那个骗子，给他些颜色看看，让他不敢再来找我们的娟子老师。?
　　我们该怎么教训他呢？他那样子我们看着都有些害怕，谁敢靠近他呀？我们只能智取。小强说，我们放掉他的车气，让他推着走，这样老师就不会跟他了。王利补充说，干脆把气门芯给拔掉。我说，那他要是再去买一个呢？小强想了一阵说，气门芯只有王利家的修车铺里才有。王利，你先把家里的气门芯都偷出来。王利还在犹豫，我们急了，说王利，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师上当受骗呀。王利便回家了。?
　　那个男的还在娟子老师的办公室里。小强从书包里掏出他的圆规，很快就把摩托车车气给放掉了，顺带着把气门芯也给拔掉了。一会儿，那个男的和娟子老师一块儿出来了。他们很快就发现车气被放掉，娟子老师很着急，跑到正在假装打乒乓球的我们几个面前，生气地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都假装很无辜的样子。娟子老师说，那你们谁去给我买个气门芯来？我故意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我到学校外面跑了一圈儿，回来对她说，报告老师，王利家的气门芯卖完了。娟子老师不信，问，会这么巧？这时那男人走过来，娟子老师对他说，找不到气门芯，咱怎么回去呀？那个男的一脸坏笑，说咱就住这儿得了。娟子老师说，也只好这样子。?
　　我们的肺都要气炸了，没想到我们精心设计的计划反而被这家伙给利用了。为了防止事态往更不利的一面发展，我们决定把气门芯还给他们。我们让王利去。王利气喘吁吁地跑到老师那儿说他好不容易从家里又找到了一个，还把打气筒也拿来了。娟子老师说，谢谢你，先放这儿吧，天这么晚了，我们明天再走。王利回来一说，我们都傻了。小强说，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绝不能让这小子轻易得逞。这样吧，吃过晚饭，我们都来学校向娟子老师请教问题，让他们一夜都不能睡。?
　　对我们的到来，娟子老师明显地不太欢迎，可还是耐心地回答着我们提出的各种各样无聊的问题。最后，我们实在没有问题可问了，而不争气的王利竟连连打起了呵欠。娟子老师下了逐客令：你们该回去了吧，我们也该休息了。小强终于忍不住说，老师，我们不能让你休息，你一休息，我们以前的努力就泡汤了，你这一辈子就完了。娟子老师笑了，笑得腰都直不起来，她说，你们这些小鬼，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早结婚了，我肚子里都已有娃娃了。?
　　我们逃也似的跑出娟子老师的屋子。我们跑了一阵，回来看看，娟子老师屋子里的灯已经熄了。我和小强、王利默默分了手，我一个人走在黑夜里，哭了。

　　拉萨的大街上有许多擦皮鞋的小摊子。卓玛在布达拉宫广场边上，也拥有一个这样的小摊子。
　　每次到布达拉宫广场，我都会在离白塔不远的一个地方看到卓玛。卓玛人很黑，不算高，一眼看去，跟普通农牧区姑娘没有多大的分别。
　　一天，我又经过卓玛的摊子前。卓玛看着我，说，老板，擦擦皮鞋？我看了看皮鞋，也的确有点脏了，于是，我就坐在卓玛对面一条小凳子上，说，好吧。卓玛看我坐了下来，马上就拿过两个塑胶袋子，托起我的腿，亲自给我脱下鞋，并把袋子套在了我的脚上，然后说，老板，麻烦你坐一会儿，几分钟就好。说完，她就低下头，开始擦鞋。
　　我看着她，说，你好像干这行好久了？我都经常在这里看到你呢。她一边擦，一边回答我，是啊，初中毕业，我就到拉萨来了，干这个都已经五年了。
　　正说话时，一个穿着很洋气的女孩站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以为她也是来擦皮鞋的，就说，看来你生意还不错，还有人排队呢。
　　卓玛抬起头，却叫了出声来，德吉，是你啊？那女孩点了点头，说，上次不是听说你过两天要回老家去吗？帮我带一点钱回去吧。说着，就从挎在腰间的一个精巧的小包里，掏出了一些钱。卓玛伸手接过，说，好的。德吉说，谢谢了。卓玛摆摆手，说，客气什么啊。德吉就在卓玛的后背拍了拍，很亲热的样子，然后就转身走了。
　　看女孩走远了，我说，你们是老乡？卓玛点了点头，说，我们还是一齐到的拉萨呢。我问，她是干什么的？卓玛顿了一下，才说，干什么的？和我干的也差不多吧？说完，她就把皮鞋递给了我，说，老板，擦好了。两元。
　　那天傍晚，我的眼前老是有一张黑黑的脸和一张洋气的脸在交替闪现着。
　　好长一段时间后的一天，我又去了广场。但在白塔附近，却没有看到卓玛的小摊子。
　　我在广场上闲逛。在广场上的小湖边，突然，我看到了一个很眼熟的漂亮女孩。
　　我走过去喊，德吉。女孩惊讶地转过了头，看着我，一副惊讶的神情。我笑笑，说，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却认识你。女孩听了，却不再惊讶，只是呆呆地低下了头，说，也是，我们这种人，你认识也是应该的。语气间似乎很有些颓废忧郁。我说，卓玛呢？
　　女孩呆了一呆，说，卓玛？我补充说，在白塔附近擦皮鞋的那个卓玛，你们不是老乡吗？她听了，似乎回过了神，但却没有马上回答我，只是扭过头，又痴痴地盯着小湖的水面。良久，才又说，她不会回来了。过了一会儿，女孩却突然问我，说，老板，你需要服务吗？我望着她，感觉有点意外，说，你也会？她点了点头。我说，在这里？但没看到你带工具啊。她看着我，面无表情地说，那你跟我来吧。
　　说完，她就向前走去。我跟在她的身后。我们离开了布达拉宫广场，没多久就到了一排出租房面前。德吉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去，开了灯，然后对我说，进来吧。
　　我一看里面的摆设，就明白是搞错了。
　　我说，德吉，你误会了，我还以为你和卓玛是干同一行的呢。
　　是啊，我们是干同一行的啊。德吉捋了捋自己的头发，说。
　　同一行？我有点好笑，就转身，准备退出。
　　在我刚出房门的时候，德吉却在后面叫住了我，说，你真的要找卓玛？
　　我说，找不找也无所谓，我只是她的一个小主顾而已。只是刚才见到了你，想到你们是老乡，就顺便问了一下。没想到……
　　德吉却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但愿你能找到。然后就关了门。
　　我出来，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在小房子外面的路灯下待了好久，站在那里，呆呆的，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
　　突然，我听到一队警车鸣叫着从我的面前经过，一会儿，小房子周围就乱成了一团。
　　我站在那里看着。不久，就看到好多警察扭着一些衣冠不整的人出来了。
　　最后一个出来的，她的头垂得最低。但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却突然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我走上前去，喊，卓玛，怎么是你？
　　那人慌忙地向我这边看了看，然后就用双手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脸，说，你看错了，我不叫卓玛。我走上前，一把拉开她脸上的手，说，你不是卓玛是谁啊？你就是那个在白塔附近擦皮鞋的卓玛啊。她却还是死命地护住了自己的脸，说，你真的看错了，我不叫卓玛！你为什么不叫卓玛？我有点生气了，用力地扯着她的手。
　　这时，警察上来，对我说，先生，你有事吗？
　　我突然冷静了下来，说，哦，可能是我搞错了。
　　警察开车走了，带走了一群人。我呆呆地站在原地。
　　第二天，我看到报纸上报道了一则新闻。新闻中说，昨天在全市的扫黄打非行动中，抓获了一大批从事淫秽活动的人员。但奇怪的是，一个叫卓玛的女孩却怎么都不承认她就是卓玛。最后，那女孩竟然当着警察的面，咬舌自尽了。当时血流如注，警察连抢救都来不及了。
　　我看了新闻，却是无言。我想，这个时候，可能只有我知道她为什么不叫卓玛。
　　因为“卓玛”是仙女的意思。
　

　　男孩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慢慢地从一数到十，才将这口气缓缓地呼出，然后他伸展了一下两臂，他要感觉一下，体会一下，确信一下自己的力量。
　　富有弹力的运动服紧贴在他青春年少的身体上，凸显出每一块隆起的肌肉。这是个身子骨单薄的男孩，但就十四岁的年纪来说，他已经显得早熟了。他的忍耐力每天都被逼得达到了承受的极限，压力来自父亲苛刻的要求，也来自他自己强烈的好胜心。男孩在他紧张的每一天都挤出时间来训练，他在国内目前还名不见经传，但有一天，他会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一个自行车选手。他知道，这不是什么白日梦或野心，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是众望所归。就像他的弟兄姐妹们，都有各自为之奋斗的目标。
　　他站在起跑线上，准备开始比赛，为防万一，他最后一次查看了一遍自行车，他检查了一下手柄，抓了一把防滑粉涂在掌心，仔细地试了试手套，看是否会松脱，他握住手柄，活动了一下手腕，看是否会滑脱，用手指抚摸着每一寸车体，不放过有任何可能引发危险的细节。然后他转了一下车轮，手指滑过轮胎上的每一个花纹，轮胎的绝对完好是至关重要的。他没有一丝疏忽的资本，没有任何出错的余地。
　　场上的观众耐心地等待着，一切都标志着这是一场真正的职业比赛，他不慌乱，他也必须不能慌乱。
　　这是一场一个人的比赛。他的老对手们有的怯阵，有的失去了比赛的兴趣，有的已经死去……
　　他满意地发现他的车像平时一样运转良好后，最后一次调整了一下自己。他做了做深呼吸，努力排除分散他的注意力的嘈杂声音。他敏锐地感到脊背上冒出了一粒汗珠。他亢奋起来了，兴奋感充满了他体内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细胞和汗毛孔。刺激着他所有的感官和神经。他听到观众在喊他的名字。他已经准备就绪。
　　比赛开始了。男孩稳稳地蹬着车子。从不回头向后看。在骑过了中途线时，他甩了一下头，汗珠顺着眉角和发梢淌了下来，身上湿得像落汤鸡一样，就在一甩头时，他的身子向一侧晃了晃，他赶忙向另一侧斜了一下，摆正了姿势。他险些失误。他恢复了平衡，集中精神控制住了摇晃的车身。如果他懈怠了，无疑会前功尽弃。
　　他大声鼓励着自己，以便减少心里的紧张。
　　“干得好，干得好。我还在比赛场上。快要到终点了，我还在比赛场上。”
　　他需要甩掉更多难受的汗水，这次他的动作不大，很好地保持了身子的平衡。他绝不能从车上掉下来，否则他就会以失败而告终。
　　他缓慢地、镇定地蹬着车子，这不是场蛮力或速度的比赛。他的脑子里排除了一切杂念，只想着前方的终点站，只有这一个念头、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地，只剩下几个弯道就到了。
　　还有三个弯道。
　　还有两个。
　　还有一个。
　　安全到达终点！
　　他跳下车子，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在六十英尺高的钢索下，五百名观众一起舒了口气。
　　没有防护网。
　　事实上没有任何防护设施。
　　安东尼奥·利维拉蒂，这个自幼失明的孩子，利维拉蒂马戏团的明星，又一次成功地完成了在两英寸粗、六十英尺高的钢索上的一个人的自行车比赛。这是场星期六的露天表演，他又一次在仅四个小时内完成了表演。
　　我们是否能说他是个“幸运儿”？

　　我忧郁着，每天中午放学都不回家。忧郁的间隔，在教室前用课本把毽子当羽毛球打来打去，课本“砰砰”作响，声大得令人心惊。
　　
　　我初上初二那年，班里好多同学中午都不回家。
　　我爱上诗，一遮遮的读：
　　我永生永世的爱恋
　　深入并且辽远
　　我故作忧郁，并且沉默。
　　没事总盯着我前面那个漂亮男孩的后脑勺发呆。
　　实在无聊了，我就想我为什么就不是父母捡来的孩子呢？我的父母为什么没有丁点要离异的意思呢？可惜，我的家太过正常了，没有给我任何可能忧郁的机会。我只好思考着例如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之类的哲学问题，独自忧郁，并且沉默。
　　家是什么，家是多余。可是班上有个女孩父母要离婚时，我们却拼命地想要阻止。这是一个我们独立思考许多人生问题的机会，我们天天凑在一块儿讨论不休。
　　在一个雨天，我们行动起来一起去找那个第三者，在那座外面涂成棕红色的百货大楼第三层上。忘了是怎样对人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印象最深的是那人面前拒台里摆着的一只只模样古怪，鞋头一律朝向我们的棉鞋，我莫名其妙地惊慌起来，那模样凶狠的鞋像是要随时冲上来踢我们似的。我急着离开，而她们却觉得谈得挺好。我的预感似乎有些道理，后来她的父亲还是和卖鞋的第三者结了婚。
　　爱情的变数让我吃惊，现实是什么？
　　曾幻想能在最为动心的那刻死去
　　……但为了什么终于不能
　　可我还是幻想着爱情的完美无缺。我依旧只敢看那个后脑勺。却惊慌得不敢与他说一句话。
　　我开始做各种坏事，男孩子们敢干的我都敢。教室的烟囱伸进天窗，我们把课桌和板凳摞起来，再一路顺着爬进那个正方的黑洞里。里面烟雾燎绕，满是打成三角形的木梁。只敢沿着木梁走，板子薄，怕把顶棚压塌了。当我走到老师每天都站的讲台上面那个位置时，上课铃响了。底下的同学慌忙把桌子板凳都摆好。我在上面猫了一节课，对苦难有了新的切肤体验。
　　我忧郁着，每天中午放学都不回家。忧郁的间隔，在教室前用课本把毽子当羽毛球打来打去，课本“砰砰”作响，声大得令人心惊。再上课时，我看完后脑勺，就盯着书皮上的脏印子愣神儿。毽子的影子在我脑子里飞来飞去，不肯停息。
　　母亲却常常给我送午饭来，用一只带把儿的铝饭盒。她骑着那辆金狮的小车子，拐来拐去地骑进来。早早有人看见了告诉我。好多不回家的孩子里，只有我母亲会来送饭。他们羡慕地看我，看我的铝饭盒，可惜的是我更没有忧郁的机会了。
　　一年以后，我上了高中，一切恢复正常，又开始热爱家和父母了。
　　那段不回家想入非非的日子，被叫做青春期。

　　我教过一个锦心绣口的学生，名叫杨莽，他特别善于驾驭汉语言文字。判他的作文时，我总声称自己“不舍卒读”——舍不得一口气读完，就像吃最可口的东西，忍不住要省着吃，细细品味并努力延长那美妙无比的滋味。
　　杨莽是这样描摹春天的：“春天，点亮了花朵，唤醒了蜂蝶，打痛了百灵。”
　　杨莽是这样描写水滴的：“一滴水，落在平静的湖面。湖水说：痒——”
　　噢，原来，“痛”和“痒”还可以这样用，我好崇拜我卓异不凡的弟子！
　　类似这样的句子，杨莽几乎是可以批量生产的。而身为语文教师的我，就在这样的句子面前幸福地沉迷。我痴痴地想，那被杨莽捏在手里的，该是怎样一支灵秀的笔呀！它把百灵的鸣啭说成是因遭到春光的猛然击打而发出的娇啼；它从一滴水碰触到镜面般的湖水的一刹那感到了一阵阵痒意。我喜欢看杨莽像水滴释放涟漪一样从容释放他的诗心，我喜欢听杨莽像百灵说解春天一样娓娓说解他的情怀！
　　我把杨莽的诗拿给自己写诗的丈夫看。他看后神色黯然，幽幽地说：“你必须承认这世界上有天才。”他留下了杨莽的几首诗，说是要帮忙寄给全国顶级的诗歌刊物《诗刊》。没想到，《诗刊》竟很快就刊发了杨莽的几首玲珑小诗。于是，我和几个像我一样热爱着汉语言文字的语文老师越发坚定不移地充当起了杨莽的铁杆“粉丝”。
　　杨莽要高考了。我破天荒地鼓励他用诗歌写作文。
　　他写了，并且获得了骄人的高分。但是，因只有语文单科成绩突出而其余四科成绩平平，他落榜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忘怀杨莽和杨莽笔下的文字。我在课堂上拿出他的诗做范例，直听得他的学弟学妹们惊叹不已。但后来，我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说杨莽做着一份远离诗歌的体力活，薪水少得可怜。
　　我好心疼那颗诗心，好担忧粗糙的日子会磨损了那美丽的情怀，好害怕那支被缪斯深情亲吻过的笔会落满尘埃。我有一个痴望，愿尘世中的人们在遇到那支敏感灵秀的笔时不要轻慢，不要忽略，要认出它，珍惜它，让它依然保有用精美别致的语言说出自己内心痛痒的兴致，让它爱着，兴奋着，开出属于自己也属于世界的无可替代的花。

　　我时刻都记着他那坚硬的红色粉笔与精确的选B理论，我相信他的粉笔更相信他的B。
　　
　　“对于选择题，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正确答案，你最好选B！B的命中率是最高的。”
　　这话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潘老师在一节课上对着全班同学大声说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严肃，就跟在座的学生表情一样严肃。而我，却忍不住要笑，我觉得这老师太幽默了，他似乎看到了我忍俊不禁的表情，但并没有说什么，毕竟，他接下来还要为我们讲解试卷上的那八十多道选择题。
　　无论我觉得潘老师是多么地幽默，我最终还是把他的话牢牢的记在心里了，因为我是个差生，在我所遇到的选择题中，有一半以上的答案是瞎猜的，每当试卷发下来，我都会发现我的命中率很低。自从听了潘老师的那番话之后，在那些不知道正确答案的选择题面前（学科不限）我就再也没有犹豫过，我会果断地在括弧内认真地填上“B”，在我看来，那个“B”就是正确答案。至于真正的命中率如何，我一直没有计算过，因为我相信我的老师。
　　潘老师是个离过婚的人，很瘦，烟瘾很大，虽然是教数学的，但是他的粉笔字写得极好，我听说他经常参加县里的书法比赛，在圈内还是相当有名的。他从不批评任何学生，这与其他老师完全是两样，偶尔有些调皮的学生会在数学课上交头接耳，他一般不予理会，只有在那些学生影响他正常上课的时候，他才会停下来从粉笔盒里抽出一整支红色的粉笔朝那些学生的头上猛砸下去，无论距离多远，他从不失手。这让我们都很佩服，也很害怕，毕竟一整支坚硬的粉笔砸到头上，肯定是要疼痛的。我一直认为他用粉笔砸人的命中率能够如此之高与他的数学专业存在着很大关系，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对他的“选B”理论深信不疑，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复杂的概率计算。
　　有一次，潘老师在上课，教室最后一排一男生将耳机塞进耳朵听磁带，同时口中还不停地唱着，声音越来越大，跑调，很难听，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学习情绪。于是他停止了讲课，开始在讲台上寻找着什么，我们都知道，他又要用粉笔砸人了。等了很久也没动静，教室里仍然回荡着后排男生的跑调歌。
　　潘老师突然开口说：“今天的彩色粉笔怎么没有了？请值日生下课后到我办公室领取。”他刚说完，教室里就哄堂大笑起来，与此同时，下课铃也响了，于是潘老师就拿着他的教材走出了教室，表情很严肃。
　　其实，那个唱歌的后排男生就是我，关于这事的经过是下课之后的一大群男生争先恐后给我讲述的。我突然开始害怕起来，我想，这个仇，潘老师一定会报的。从那以后，我每节数学课都是忐忑不安的，每当潘老师讲课节奏放慢的时候，我就会担心他会突然抽出一支红色粉笔朝我头上狠狠地砸来，以至于我时常用双手捂着脸听课，眼睛透过十指间的缝隙，偷偷地看着黑板，也看着潘老师的表情。时间长了，我发现潘老师并没有“报仇”的想法，他似乎忘记了那件事，而我却养成了以双手捂脸听课的习惯，这让其他学科的老师经常怀疑我在睡觉，只有潘老师除外，也许只有他才知道我上课捂脸的真正原因。记得那节课我听的是罗大佑的歌，名叫《光阴的故事》。
　　我的英语成绩最差，英语试卷的选择题也是最多的，有半个学期我因为跟社会上的女流氓谈恋爱，几乎没有上过什么课。期中考试了，那天下午考英语，面对干净的试卷，面对那些排列整齐的、B、、D，我无法下笔，我东张西望了一个小时，这让监考老师很不放心，他几次朝我瞪眼，我感到我受到了侮辱，我想到了潘老师，于是，我很果断地在每一道选择题的括弧内都认真地填上了“B”，看着那一百二十个“B”，我想到了那个女流氓，于是我提前交卷，疯狂地跑了出去。
　　时间不长，英语考试成绩下来了，除去作文题空白，我的选择题正确率超过了30%，所得考分比我平时正常答卷要高了很多，这让我更加相信了潘老师的“选B”理论。但我最终还是被教导主任叫去了办公室，他狠狠地训斥我，说你想不想考大学了，你上的可是重点中学啊，不要浪费了那么好的条件。
　　他还说：“你看看你的试卷，正反面全都是B，密密麻麻的像什么东西！谁教你这么干的。”
　　我说：“是潘老师教我的，他说遇到难题就选B。”
　　后来，那位跟潘老师关系本来就很不好的教导主任把我的话传给了校长，平时一直看不惯潘老师的那位校长也以此为借口通过各种手段、各种关系最终将潘老师挤出了那所重点中学。后来有人说潘老师被教育局调到了乡下某民办初中，理由是“用粗俗而荒谬的教育理论误导学生”。他临走的时候，到教室跟他的学生告别，所有同学都哭了。而我，也不知道跑哪儿疯去了，可能跟那女流氓一起在舞厅跳舞或打台球也说不定。但我敢保证，我时刻都记着他那坚硬的红色粉笔与精确的选B理论，我相信他的粉笔更相信他的B。
　　高考前几天，我听说潘老师死于肺癌，没儿没女无人送终，更没有教育界的所谓领导同事为他开什么追悼会，他被葬在哪儿也没人说起，或许他连个墓碑也没有。
　　在高考考场上，与平时一样，我遇到很多无法解答的选择题，在它们的括弧中，我全都郑重地填上了“B”，似乎只有这样，九泉之下的潘老师才能安然地睡去。
　　那一年我落榜了，但我仍然坚信，选B，是没错的。

　　15岁那年，我很迷恋打针，找到母亲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当老师，向她学习了注射术。
　　自从我学会了打针，便开始期盼眼前有病人，不论是家人或外人。我备齐针具，严格按照程序一次次操作着。一天，有位邻居来找我，说她每天都要去医院注射维生素B。我若能为她注射，便可免去她每天跑医院的麻烦。我愉快地接受了她的请求。
　　这位邻居本是天津知青，因病没有下乡，大约在天津又找不到工作，才到我们的城市投奔她的姨母，并在一家小厂找到了事做，她好像是那种心眼儿不坏，但生性高傲的姑娘，学过芭蕾，很首男性注意。这样的邻居求我，弄得我心花怒放。
　　每日的下午，我放学归来，便在我家像迎接公主一样迎接我的病人。一连数日，事情进行得都很顺利，我的手艺也明显地娴熟起来。熟能生巧，巧也能使人忘乎所以乃至贻误眼前的事业。这天我的病人又来了，我开始做着注射前的准备：把针管、针头用纱布包好放进针锅(一个小饭盒)，再把针锅放在煤气灶上煮。煮着针，我就和病人聊起天来，聊着小城的新闻，聊着学生的前途。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突然想起煤气灶上的事。
　　在很和谐的俗语形容人在受了惊吓时的状态，叫做“吓出了一脑袋头发”，这形容正好用于我当时的状态。我已意识到我受了很大的惊吓，那针无疑是大大超过了要煮的时间。我飞奔到灶前关掉煤气，打开针锅观看，见里面的水已烧干，裹着针管的纱布已微煳，幸亏针管、针头还算完好。
　　我不想叫我的病人发现我被吓出的“一脑袋头发”和这煮干了的针锅，装作没事人似的，又开始了我的工作。我把药抽进针管，用碘酒和酒精为病人的皮肤消过毒，便迅速向眼前那块雪亮的皮肤猛刺。谁知这针头却不帮我的忙了，它忽然变得绵软无比。我一次次往下扎，针头一次次变作弯钩。针进不去，我那邻居的皮肤上，却是血迹斑斑。我心跳着弄不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注射的失败是注定的了。这实在是一个大祸临头的时刻，惟有向病人公开宣布我的失败，我才能尽快从失败里得以解脱。我宣布了我的失败，半掖半藏地收起我那难堪的针头，眼泪已噼里啪啦地掉下来。
　　我的邻居显然已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事，穿好衣服站在我眼前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是针头退了火，隔一天吧，这药隔一天没关系。”
　　邻居走了，我哭得更加凶猛，耳边只剩下“隔一天吧，隔一天吧……”难道真的只隔一天吗?我断定今生今世她是再也不会来打针了。
　　但是第二天下午，她却准时来到我家，手里还举着两支崭新的针头，她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微笑着对我说：“你看看这种号对不对?六号半。”
　　这次我当然成功了。一个新的六号半，这才是我成功的真正基础。
　　许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因为一件小事的成功而飘飘然时，每当我面对旁人无意中闯下的“小祸”而忿忿然时，眼前总是闪现出那位邻居的微笑和她手里举着的两支六号半针头。

　　“你们放开他！”我走出孤儿院的大门时，正巧看见学校里的两个小流氓在欺负一个聋哑男孩。于是，我冲他们大叫了一声。我不认识那个男孩，看他的个头儿，我知道我们俩是同龄人。我住在孤儿院里，而他住在孤儿院对面那座破旧的白房子里。有几次，我看见他安静地坐在门廊前，除了比画着各种可笑的手势外，他什么也不做。
　　“你是个呆头呆脑的白痴！”高一点的小流氓边说边把他推倒在地。另一个小流氓绕到后面，朝小男孩的背部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个聋哑男孩开始浑身颤抖。他蜷缩在地上，用胳膊挡住脸。看上去他很想哭出来，但我认为，他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回孤儿院，在杜鹃花丛里摸到了我用竹子和细绳自制的小弓。我还抓起了４支箭，那也是我用竹子做的。
　　我冲到外面，把一支箭搭在弓上，站在那里瞄准了他们。我看上去很镇定，其实我已经紧张得呼吸困难。
　　“你这个多管闲事的蠢货！”一个小流氓边骂我，边拉着他的同伙后退到我的小弓箭射不到的地方。我全身发抖，大叫：“你们再敢踢他，我就要你们好看！”高一点的小流氓又跑过来，使出浑身力气朝小男孩的背部狠踢了一脚。
　　男孩抽搐着，发出了一种我一生也忘不掉的声音——那声音就像是鲸鱼被捕到后，知道自己死之将至时发出的哀鸣。
　　两个小流氓嬉笑着跑远时，我把那４支箭都射向了他们。
　　我把小男孩从地上扶起来，送他回了家。他姐姐告诉我，小男孩虽然失去了听力，但他不是小流氓所说的白痴。他很聪明，只是听不见，也说不出。我告诉她，在那两个小流氓踢小男孩背部的时候，他的确发出了一种声音。她说我肯定搞错了，因为在一次医学实验手术中，她弟弟的声带系统已经被完全摘除，那次手术最终失败了。
　　当我要离开时，男孩朝我做了一个手势。我问他姐姐：“如果你弟弟不傻，他怎么会做那些奇怪的手势？”她说，他在用手语说：“我爱你。”我没说话，因为我根本不相信。
　　此后一两年的夏天里，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能透过铁栅栏看见小男孩。他总是朝我做那个可笑的手势，每次都一样。而我只有朝他挥挥手，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还能怎样回应他。
　　我在孤儿院最后的那天晚上，警察要来带我走。他们说要送我去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男童教养院。我想逃出去，他们在饭厅里追着我跑了好几圈。最后，我一个箭步冲向铁栅栏，试图翻过去跑掉。当他们把我从铁栅栏上拉下来并铐上的时候，我瞥见那聋哑男孩正巧坐在门廊前看着我。他那时大概已经１２岁了。他跳起来，冲过圣迭戈大道，双手抓住铁栅栏，站在那里盯着我。
　　在我即将被拖上警车的一瞬间，我又一次听见了那种尖厉的声音——如同鲸鱼的哀鸣！当警车开动时，我看见小男孩渐渐松开了紧抓铁栅栏的双手，慢慢瘫坐到了地上……
　　那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他是想救我，因为他以为我也在发出他那种“鲸鱼的哀鸣”。
　　在我将永远离开他的时候，我终于相信，他一直用手语冲我比画的，真的是“我爱你”。

　　公判会结束时，已是中午时分。一共五名死刑犯，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即将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赴刑场前，在体育馆的一间仓库里，给每一个死刑犯四个大肉包子和一瓶矿泉水，犯人被绑着，由押送警察喂他们吃。
　　我押的是一个抢劫犯，二十岁还不到，没考上大学，就跟社会上一拨儿人渣混到一块，打野架，喝酒，蹦的，吸粉，泡妞。气得他母亲一病不起，他的父亲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然后，他玩了个更刺激的，和小兄弟抢了一个大款，把大款及其情人给灭了。
　　除了剃光了的头，面前的人看不出是一个做了惊天大案的罪犯，脸白白净净的，像个书生。
　　但是，罪犯毕竟是罪犯，不得不防。我喂他包子时，心里就有些打鼓，“吃包子就吃包子，可别乱咬啊！不然———”他停止了咀嚼，片刻，一滴泪滴落在包子上。“叔叔，我长这么大，只有两个人喂过我饭，一个是我妈，再一个就是你了……我要是起坏心眼，还算个人吗？”我心里一咯噔，这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我倒有些不自然了，“快吃吧，不够还有呢！吃饱了，好上路！”
　　他叹了一口气，仰着脸，闭着眼，像是自言自语，“再过两天，我就二十岁了……”
　　我突然冒出了个念头，掏出打火机，打着了，“许个愿吧！”
　　他感激地望望我，又望着打火机的火苗，闭上眼睛默默他动着嘴唇，然后，睁开眼，吹灭了火苗；我又把打火机点燃，他又吹灭；又点燃，又吹灭。这样，连续二十次。吹完了最后一个火苗，他的眼里闪着泪花，片刻幸福的样子。他恳求我咬一口包子，我不肯。他便哀怜地望着我，“我知道我不配，不过，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没说什么，拿起包子咬了一口，然后送到他的嘴边：“生日快乐！”
　　他“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叔叔，我不想死，不想死啊！”我急忙和另外一个警察把他架起来，他又跪下，架了几次，才把他架住。我让他把包子吃完，他摇摇头说吃饱了，说着垂下头，肩膀开始抽动起来。在灯光的照耀下，光头闪着青光，像是没成熟的橄榄。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好！”

　　跛脚女孩拄着拐杖推开男孩的病房门。
　　男孩正躺在床上看窗外。男孩把眼睛从窗外斑驳的流光上移回。
　　男孩问，你找谁?
　　找谁?没有，就找你吧。
　　女孩朝男孩一笑，这使得男孩迷惘的神情深处掠过一片温暖。女孩站着，额头上有几粒细汗。她刚走过的那条暗长的胡同此时一个人也没有，不平衡的两脚交错在空荡荡的胡同里敲着一轻一重的节奏。
　　她犹豫，该不该去推开他的门?
　　她想象男孩此时应该躺在床上看着窗外，他一定在看着夕阳的流光泻在阴冷的树叶上。他会不会看见自己跛着脚走路的样子，女孩终于推开了男孩的门，看到了她想象中的男孩的样子。
　　我想起来了，你是我小学的同桌。男孩静静地看了几分钟门口的跛脚女孩说。黄昏啦!女孩说。
　　男孩眼底泛过霞光的波纹，他感到那种美丽悄然逝去。接下来是一个温柔漫长而空寂的夜，像他在梦里无数次走过的那条暗长的胡同。男孩的眼光扫过女孩灰黄的脸。女孩脸上平静的容颜让男孩觉得自己的眼睛一阵灼痛。
　　你还在读书吗?男孩问。没有了，初二没念完就休学了。男孩不知该说什么。屋里一片寂静。沉默中他们听到了风扫过窗户的声音。
　　那时候，你的辫子是全班最长的。
　　我记得你体育最好，我羡慕极了。
　　我有点恨你，你的成绩总是第一名，我怎么追都只是第二。
　　我一直很怕，怕你超过我。我不能跑，不能跳。我只有读书。
　　每次考试，我就诅咒你水笔没墨水。
　　上体育课时，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真希望你摔跤。
　　男孩笑了。女孩也笑了。
　　女孩又来了，男孩苍白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
　　属于我的日子不多了，好像只有今天。男孩显得无比伤感。
　　女孩眼里涌出一种闪亮的东西，睫毛颤动着。她把拐杖放在墙脚，一只冰冷的小手温柔地触摸男孩的前额。你会好起来的!
　　不会，我知道我的血已经坏透了。妈妈说她不瞒我，我的病治不好了。妈妈让我坚强些，把最后这点日子活的漂亮些。
　　如果我能活，我一定要考军校。你说，我考得上吗?
　　考得上，一定。我真想穿一穿威武的军服。
　　男孩说，你喜欢什么?女孩说，什么都喜欢。
　　男孩又说，你想什么?女孩说，想走路，想读书。
　　男孩说，我想说，我不想死。女孩说，我知道。
　　男孩觉得有块破布正在擦洗自己的心脏。他想起了离开家住院时妈妈的眼神。男孩问妈妈，若是你的话，面对一个快死的人，你给他什么?妈妈摇摇头，无语。男孩的双脚跨出家门，说，妈妈，给我爱情。妈妈笑了，笑得很欣慰。孩子，你长大了。
　　我羡慕你，你虽然跛，但你活着。
　　你也活着呀。
　　等我死了，你会哭吗?
　　你说呢?
　　不知道，也许会。不过你别哭，我也不哭，我们坚强些。
　　女孩点点头。男孩紧握着女孩的手，像要把身上的力量传给她。
　　女孩用拐杖推开了门。白色，白得空茫。
　　窗外，一群麻雀在老枯树上盘旋，在太阳的辉映下闪着点点橙色的光。
　　有个女人走过来，手扶在女孩肩上，满眼哀伤。
　　他走了。女人说，他提起你，你是个好女孩，谢谢你。他说你使他生命里最后的日子不那么苍白。
　　女孩眼睛里忽然涌出泪水，汩汩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