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父亲邀我一同到林间漫步，我高兴地答应了。

　　父亲在一个弯道处停了下来。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他问我：“除了小鸟的歌唱之外，你还听到了什么？”

　　我仔细地听，几秒钟之后我回答他：“我听到了马车的声音。”父亲说：“对，是一辆空马车。”

　　我问他：“我们又没看见，您怎么知道是一辆空马车？”父亲答道：“从声音就能轻易分辨出是不是空马车。马车越空，噪音就越大。”

　　后来我长大成人，每当我看到口若悬河、粗暴地打断别人的谈话、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贬低别人的人，我都感觉好像是父亲在我的耳边说：“马车越空，噪音越大。” 

　　办公室门口摆着一个鱼缸，缸里养着十几条鱼。那种鱼长约三寸，大头红背，长得特别漂亮。

　　一转眼，两年时间过去了，那些鱼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依旧三寸来长。

忽一日，鱼缸被一小儿砸了一个大洞，待人们发现时，缸里的水已所剩无几，人们急忙把鱼打捞出来。怎么办呢？人们四处张望了一下，发现只有院子当中的喷泉水池可以做它们的容身之所。于是，人们把那十几条鱼放了进去。

　　两个月后，一个新的鱼缸被抬了回来。人们都跑到喷泉水池边来捞鱼。捞来一条，人们大吃一惊；又捞出一条，人们又大吃一惊。等十几条鱼都被捞出来的时候，人们简直有点手足无措了：两个月，仅仅是两个月的时间，那些鱼竟然都由三寸来长疯长到一尺来长。

　　人们七嘴八舌，众说纷纭。有的说，可能是因为喷泉水池的水是活水，鱼才长这么长；有的说，喷泉的水可能含有某种矿物质……但无论如何，大家都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喷泉水池要比鱼缸大得多。

　　年轻人的成长也是这样，要想使自己长得更快，就不要拘泥于一个小小的鱼缸。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什么？雨果说得好：善良。“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追求一个“善”字：待人处事，强调心存善意、向善之美；与人交往，讲究与人为善、乐善好施；对己要求，主张独善其身、善心常驻。记得一位名人说过，对众人而言，惟一的权力是法律；对个人而言，惟一的权力是善良。

　　一则故事讲道，一场癌风雨过后，成千上万条鱼被卷到一个海滩上，一个小男孩每捡到一条便送到大海里，他不厌其烦地捡着。一位恰好路过的老人对他说：“你一天也捡不了几条，何必多费劲？”小男孩一边捡着一边说着：“起码我捡到的鱼，它们得到了新的生命。”一时间，老人为之语塞。

　　播种善良，才能收藏希望。一个人可以没有旁人惊羡的姿态，也可以忍受“缺金少银”的日子，但离开了善良，却足以让人生搁浅和褪色——因为善良是生命的黄金。多一些善良，多一些谦让、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让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快乐、幸福和美好。这是善良的人们向往和追求的，也是我们勤劳善良的中华民族所提倡和弘扬的。

　　１９３８年秋天，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凤凰山古圣寺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收容抗战烽火中的难童。

　　为了不受国民党的控制，陶行知不要政府的经费，组织全校师生四处募捐。

　　他宣布一条纪律，募捐所得涓滴归公，任何人都不得借故暂借或挪用。

　　一言既出，躬行不怠。

　　他的上衣缝有两只大口袋，一只装公款，一只装私款。

　　一次，他到很远的地方去募捐，收获颇丰。

　　等到天色已暮，要购买车票回校时，一摸私款口袋，却已囊空如洗。

　　此时他早已饥肠辘辘，体力不支，而车站离古圣寺尚有十几里之遥。

　　虽然他上衣那只装着公款的口袋鼓鼓囊囊，但他一分不肯动用，硬是拖着疲乏的身体，走着崎岖的山路，一直到皓月中天之时才回到古寺。

　　守门的老和尚在依稀的月光中看到先生归来，连声呼唤：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菩萨保佑，正人君子。”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和宋祖英坐在最里面的位置，菜从外边一道道上。大家经过一个下午的演出都特别饿了，所以菜一上来，坐在外边的几个岁数比较小的演员也就顾不得再转过来谦让了，一道菜从最外面转到我们最里面，往往已经没有什么内容了。

　　这样过了三四道菜，我和宋祖英都没吃上。当一道名为“佛跳墙”的菜上来时，老板娘亲自上菜。她说让我们先来，就把菜直接转到我和宋祖英面前。宋祖英没动，我觉得应该谦让一下表示礼貌，又把菜转到了外面，招呼年轻演员先吃。她们就一个接一个地盛。轮到一个小演员的时候，她不紧不慢地在罐子里挑内容，足足挑了三四分钟。

　　我忍不住半开玩笑地催了一句：”你能不能快点儿？后面的人都快饿出病来了。“这时候，宋祖英轻轻地说了我一句：“你有心让人家先吃，你就要等得住。”声音小得只有我听得见，可我听了整个人轰地一声镇住了，臊得哑口无言。

　　那一刻我领教了什么叫真正的素质。宋祖英既照顾了我的情面又教了我一个道理。这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那一刹那，为了早一点吃到一口食物，居然就忘性了。真素质是把涵养与自己完全地融合为一，不需要刻意地去提醒去表现，它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自然得体，让人看着也舒服。

　　卡莉·菲奥利娜是惠普的女总裁，她曾在斯坦福大学学习过。毕业２５年后，她回到母校演讲。她说：我在斯坦福上过的最难忘的一门课程是一次研讨会，一次关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三大教派的政治哲学”的研讨会。

　　每一个星期我们都得阅读一部有关中世纪哲学的著作，比如说阿奎拿（Ａｑｕｉｎａｓ）、培根（Ｂａｃｏｎ）、Ａｂｅｌａｒｄ——都是些长篇巨作啊——我们一个星期平均要读１０００页的东西。而每一个周末，我们就得把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言论进行提炼，总结成一份仅有２页纸的精髓。

　　当时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先把它们缩成２０页的东西，然后１０页，最后到２页，而且是单面的稿纸。这岂止是总结啊？这简直就是把所有的事物还原成其最原始的形态，回复到实物最根本的精髓！

　　这些思想家们的哲学和意识形态无疑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那种近乎苛刻的提取精髓、追求完美精致的“蒸馏”过程才是我真正学到的东西。

　　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近乎顽固的技能。而一直以来，我都反复受益着。这是一种提取事物精髓、还原事物本质的综合练习，而那门课程同时也让我领悟了生命的意义。人生就是提取精华的过程。 

　　有的人纵然相识甚久，若干年后未必能真正记得起；有的人或许只有一面之缘，甚至连姓名、相貌都很模糊，却能足以让你铭记。

　　在每日上下班的林阴道上，我不定期地总能瞧见一位补鞋人静静地坐在大门旁的芒果树下，专业地修补别人送来的各种器具，诸如锅、鞋、伞之类的家用品，但背影模糊。

　　一日，上班后发现自己的皮鞋前头开了一张“鳄鱼”嘴，无奈之下想起了那位补鞋人，好像今天他也来了。走到他眼前，仔细端详才发现这个４０岁出头，个子矮小、精瘦的中年汉子，上身的旧军衣沾满油渍，黝黑的面庞和略带黯淡的眼神掩饰不住生活的沧桑。一双灵巧的双手上下翻飞敲打，顿时，一只破铁桶被他补得完好如初。我递过鞋子，“半小时后我来拿！”说完就回去上班了。忙碌的工作让我忘了时间的存在，直至一阵急促的雨点“乒乒乓乓”地敲击窗口的玻璃，才把我从繁忙的工作中挣脱出来，望着窗外瓢泼大雨，远方白茫茫的一片。脚底一阵冰凉，让我想起我的鞋子，心想：“这么大的雨那位补鞋人可能已经走了吧？”５时半下班时雨终于变小，我撑着雨伞走在回家的路上，隐隐约约地在不远处看到有一个人在翘首远眺，待我走近一看，原来是那位补鞋人在提着我的鞋子，还用塑料袋包着。我满怀愧意地走到他的跟前说：“不好意思，忘了来拿鞋子。”“不要紧。”我递过２元钱给他并对他说：“不用找了！”我只想表示一下我的歉意，但他坚持给我找回１元钱。随后他匆忙穿好雨衣就走，看得出他很赶时间。

　　“轰隆！”雷声伴着撒豆般大小的雨点又一次从天而降，望着他步履匆匆渐行渐远，模糊的背影此时却变得愈来愈清晰，突然间一种喷薄的感动让我眼眶噙着泪水。

　　在呼唤“诚信”的社会里，我从一个平凡的陌生人身上感受到人格的力量，看到一个大写的“人”字。 

　　有一天，上帝煞费苦心地钻研制造了一架天平，他想借此来衡量人世间的公平，并绞尽脑汁，用心良苦地寻找一种最标准最公正的砝码。

　　他顺手捡起几颗石子，依次放上天平左盘，可放上去的石子忽轻忽重，每一个石子自身的“不公平”导致了“公平”的难以衡量。再找其他的物种，仍然未果。

　　但上帝仍初衷不改，一如既往地寻找下去，终于，他发现了克拉。克拉是一种奇妙的植物种子，它自身均匀、精致，每一粒都是０．２克，不多也不少。于是，上帝毫不犹豫地选定克拉作为天平的砝码，用以衡量公平。后来，钻石诚心诚意地向上帝申请，让克拉做它的单位。

　　钻石是聪明的，因为没有公平，再重的钻石又有什么价值与意义？而公平的价值与意义又远远超过钻石本身。

　　克拉无疑是幸运的，它的幸运仅仅来自自身的公平，０．２克，克拉真小，却又是如此不可忽视与弥足珍贵。

　　这个世界没有永远成功的幸运儿。与其期盼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不如在心间播种一粒克拉，长出公平的种子。

　　 1930年,20出头的奶奶养育了3个孩子和一群鸡鸭。那年,一窝鸡蛋孵到只剩两天出壳,母鸡却意外身亡。奶奶只好把鸡蛋移至灶头人工孵化。在奶奶将新母鸡物色好之前,有4只性急的鸡仔先出壳了。这4只第一眼认错了妈妈的小鸡仔在此后的日子里总是跟在奶奶的身前脚后,而对“继母”感情淡薄。后来,这4只小鸡仔因为缺少母鸡的庇护先后夭折。

　　在此之前,奶奶及奶奶的前辈们就明白一个理:小鸡小鸭总是把它生出后看到的第一个在眼前晃动的物体当做妈妈,而且以后很难改变。 

　　在奶奶孵鸡的同时,万里之遥的奥地利,一位名叫洛伦兹(Lorenz.Konrad)的小伙子正在观察一群小动物。洛伦兹从医学院毕业后回到了位于奥地利北部的家乡,承续祖业行医疗病,同时从事动物学研究。1935年春天,洛伦兹偶然发现一只刚出世的小鹅总是追随自己,几经分析排除,他推测这是因为这只小鹅出世后第一眼看见的是人,所以把人当做了它的母亲。进一步的实验证实了这一推测。继而,洛伦兹总结出“铭记(impriting)现象”,又称“认母现象”,并提出动物行为模式理论,认为大多数动物在生命的开始阶段,都会无须强化而本能地形成一种行为模式,且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极难改变。这一理论成为后来“狼孩”研究中最站得住脚的答案之一。

　　如今我们生活中正着力推广的“母婴同室”、“早期教育(也叫关键期教育)”都源于这一理论。洛伦兹藉此成为现代动物行为学的创始人,并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

　　奶奶在洛伦兹之前就知道鸡鸭有这种被称为“认母行为”的现象,但奶奶不能将此推广至所有的动物,更不能提出一套理论,建立一门学科,所以她与诺贝尔奖无缘,尽管奶奶与1953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如此地近。

　　1910年，德国习性学家海因罗特在实验过程中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鹅，会本能地跟在它第一眼看到的自己的母亲后边。但是，如果它第一眼看到的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其它活动物体，它也会自动地跟随其后。尤为重要的是，一旦这小鹅形成对某个物体的追随反应，它就不可能再对其它物体形成追随反应。用专业术语来说，这种追随反应的形成是不可逆的，而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它只承认第一，无视第二。

　　这种后来被另一位德国习性学家洛伦兹称为”印刻效应”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低等动物里，而且同样存在于人类之中。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知道，人类对最初接受的信息和最初接触的人都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用 “首因效应”等概念来表示人类在接受信息时的这种特征。

　　于是我们发现，人类对任何堪称 “第一”的事物都具有天 生的兴趣并有着极强的记忆能力。 不经意地你就能列出许许多多的第一。如世界第一高峰，中国第一个皇帝，美国第一个总统，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等等，可是紧随其后的第二呢?你可能就说不上几个。看来，人类确实像那只小鹅那样，承认第一，却无视第二。

　　在生活中，人同样对第一情有独钟，你会记住第一任老师;第一天上班;初恋等等，但对第二则就没什么深刻的印象。在公司中第二把手总不被人注意，除非他有可能成为第一把手;在市场上第一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往往是第二的倍数……

　　评语: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活在别人阴影下，不如去另辟天地。当然这要看个人的能力而定，你如果没有强烈的开拓能力或仍处于学步阶段，那就跟在别人屁股后边吧，至少风险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