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厉害的人不是那种自己厉害的人,而是使厉害的人为他工作的人。刘备这样的领导是真正厉害的人,曹操这样的人不行,嫉妒杨修,就把杨修给杀了,以曹操的才华,他如果有刘备的胸襟的话,三国根本就没有,就只有一国。曹操绝对是一世枭雄,但就是认为自己太强了,所以嫉妒,看到比他强的人就怀疑。
　　在这一点上,我研究了黄光裕、马云、李嘉诚、比尔•盖茨、福特等企业家,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恰恰都是那些条件、水平很差的人。比如说,比尔•盖茨上大学二年级就退学了,因此他的学历教育很差;李嘉诚的底子很差,但他是华人的首富;马云到目前为止不会用计算机。
　　那么,企业家最核心的是什么?是把世界上最优质的资源组合起来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凡是靠自己的力量做的,那叫工匠,那叫博士,那叫技术人员。
　　比尔•盖茨10岁的时候知道跟他姐姐签订协议,帮他姐姐打扫草坪,他姐姐给他10美金,他10岁就会做生意。所以微软今天强调的不是它技术的强大,而是比尔•盖茨有企业家思维。沃尔玛的老总到韩国去,发现韩国每天早晨都要欢呼,他觉得这个很好,所以他要求全球的沃尔玛都欢呼。我们再看一下万科,万科的物业服务是全世界最好的,它的房子比别人的价值要高,很大的程度是源自物业。万科的理念是来自哪里呢?王石当年做录像机进出口,他跟索尼做,他说索尼的售后服务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王石就下决心学习索尼的售后服务。
　　管理学上最伟大的大师是德鲁克,事实上德鲁克是杰克•韦尔奇的幕僚,他是杰克•韦尔奇的管理顾问。所以,真正厉害的不是德鲁克,真正厉害的是杰克•韦尔奇。而且我发现管理学上所有的这些大师,从泰勒开始,全部都被那些一流企业家雇佣来当幕僚了,真正厉害的是那些企业家。
　　我研究了所有的伟大公司,得到一个结论,所有伟大公司的企业家都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从来都把世界上一切优秀的东西变成他的东西,这才是企业家。所以,作为企业家,要学会这种思维,学会这种方式,要去问:“如果是李嘉诚在我的位子上,他会怎么办?”
　　李嘉诚没文化,没有太多的特殊的东西,他惟一有的就是跟刘备一样的。看了他的传记就知道了,李嘉诚为人极好,好到什么地步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当年香港有个码头把地皮卖给了李嘉诚,包玉刚一听就发火了,因为包玉刚是当时香港的船王,船要停码头,有地皮应该先让包玉刚挑嘛,为什么李嘉诚先挑了呢?李嘉诚见到包玉刚就跟他讲:“包老师啊,我知道你想要码头这块地皮,我已经替你买好了,现在来送给你。”反过来讲,包玉刚这种人会不会占你便宜啊,不会,他觉得他错了,所以他跑英国的那些船拆了之后跟李嘉诚说:“这些船拆了之后就给你吧。”所以和记黄浦就从那时候开始发达了。
　　包玉刚厉害还是李嘉诚厉害,现在看看包玉刚和李嘉诚他们怎么样,香港现在的码头是谁的就知道了。
　　所以,就要这样去想问题:如果李嘉诚现在在我这个位子上,他会怎么办?这时就把问题转化了,把思维的角度转化了,这个就叫总裁思维。

　　在德国戈尔德曼出版社下属的一些书店里,每年都有大量的图书丢失,这让书店的工作人员苦恼不已。通常,在每年年终,这些丢失图书的名称和数量都要被登记在一个表格上,这个表格将被悬挂在书店里,以对员工起到一个提醒作用。
　　一天,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在巡视书店时偶然看到了这张表格,竟然被激发了灵感,他回到出版社后,开始有计划地出版那些被偷次数最多的图书。
　　在法兰克福,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世界性的书展,在书展上,每个参展的出版社都要使出各种宣传手段,来推销自己的图书。但是,戈尔德曼出版社的宣传却别具一格,他们展示了一份“被偷窃次数最多的十大德文书籍”名单。结果,这份名单一下子吸引了大量书商前来订货,这使戈尔德曼出版社成为书展上最大的赢家。
　　书商们可能不相信出版社的广告,但他们只相信一个事实:被偷次数最多的图书通常是读者最喜欢的图书,它们也必然会成为最畅销的书。
　　无言树摘自《太原日报》 

　　晚上我给孩子讲故事,讲的是:
　　第一天晚上小猴妈妈端来了两碗面条,一碗上面有个鸡蛋,一碗上面什么也没有,然后让小猴选择,小猴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有鸡蛋的那一碗。但它吃上以后,才发现妈妈那碗居然在面的下面藏着两个鸡蛋。
　　第二天晚上,小猴妈妈又端来了两碗面,仍然是一碗上面有个鸡蛋,一碗上面什么也没有,然后让它选择。
　　小猴吸取第一天晚上的教训,选择了没有鸡蛋的那一碗,但是出乎它意料,这碗面里没有像第一天晚上那样埋着鸡蛋,只是一碗面。
　　小猴迷惑地看着妈妈,妈妈告诉它:“想占便宜的人,往往什么都得不到。”
　　第三天晚上,猴妈妈端来了两碗一样的表面没有鸡蛋的面条让小猴选择,小猴却说:“妈妈累了一天,妈妈先选。”
　　猴妈妈笑了,随手拿了一碗吃了起来。小猴端起了另一碗。这一次,妈妈和小猴的碗里都埋着两个鸡蛋。
　　猴妈妈告诉小猴:“不想占便宜的人,生活也不会让它吃亏的。”
　　讲完这个故事,我扭头问旁边的女儿,如果你是小猴,你该如何来选择呢?
　　出乎我的意料,女儿说:“如果是我,我就把两碗面条放到一个大盆子里,搅拌匀了,再和妈妈分,这样才公平,公平了,就不会打架了。”
　　呵,我没有想到女儿会这样说!那晚,我本来是想给女儿上一节道德教育课,没想到她却给我讲出了一个看似平常却意义深刻的道理。面条的确是该公平地吃,其它的什么都不用考虑,生活中至少我们应该努力地去这样做。

　    他父亲原是古巴哈瓦那的一位大庄园主。
　　7岁之前,他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他所生活的那个岛国,突然掀起一场革命,他失去了一切。
　　当他们一家在美国迈阿密登陆时,所有的家当,是他父亲口袋里的一叠已被宣布废止流通的纸币。为了能在异国他乡生存下来,从15岁起,他就跟随父亲打工。每次出门前,父亲都这样告诫他:只要有人答应教你英语,并给一顿饭吃,你就留在那儿给人家干活。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海边小饭馆里做服务生。由于他勤快、好学,很快得到老板的赏识。为了能让他学好英语,老板甚至把他带到家里,让他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玩耍。
　　一天,老板告诉他,给饭店供货的食品公司将招收营销人员,假若乐意的话,他愿意帮助引荐。于是,他获得了第二份工作,在一家食品公司做推销员兼货车司机。
　　临去上班时,父亲告诉他:“在家乡时,父辈们之所以成就了那么大的家业,都得益于‘日行一善’这4个字。现在你到外面去闯荡了,最好能记着。”
　　也许就是因为那4个字吧,当他开着货车把燕麦片送到大街小巷的夫妻店时,他总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比如帮店主把一封信带到另一个城市,让放学的孩子顺便搭一下他的车。就这样,他乐呵呵地干了4年。
　　第5年,他接到总部的一份通知,要他去墨西哥,统管拉丁美洲的营销业务。理由是这样的:该职员在过去的4年中,个人的推销量占佛罗里达州总销售量的40%,应予以重用。
　　后来的事,似乎有点顺理成章了。他打开拉丁美洲的市场后,又被派到加拿大和亚太地区;1999年,被调回了美国总部,任首席执行官。
　　就在他被美国猎头公司列入可口可乐、高露洁等世界性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候选人时,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竞选连任成功后宣布,提名卡洛斯·古铁雷斯出任下一届政府的商务部部长。这正是他的名字。
　　古铁雷斯这个名字成为了“美国梦”的代名词。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一个人的命运,并不一定来自某个惊人之举;更多的时候,都取决于他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善行。”

　　20世纪50年代,一位名叫桑迪的美国穷小子在纽约郊外的杰斐逊港镇上,与一位叫琼的姑娘结了婚。结婚后,他们的所有财产只是妻子的3500美元陪嫁。一段时间内,他的薪水甚至无法同时支付牛奶费和购买婴儿尿布。后来,妻子把陪嫁钱拿出来,让他在镇上开一家生牛屠宰作坊,专卖牛肉。
　　小镇上还有一家牛排餐厅,那里的生意非常好,每天都能为桑迪的牛肉作坊销掉不少牛肉,再加上外地的订货,桑迪渐渐有了一些多余的钱。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牛排餐厅因为内部管理和经营策略上出现问题,生意越做越差,餐厅老板不想再经营面临倒闭的餐厅了,他希望有人能够买走餐厅。因为餐厅的生意不好,没有人愿意出价盘下这个烫手的山芋。
　　发愁的人其实还不止餐厅老板,因为餐厅的生意下降在无形当中也减少了桑迪的牛排销售量。最后,桑迪经过仔细考虑后做出了一个很惊人的决定:买下那家餐厅!
　　他的妻子不解地说:“你疯了吗?买下那家即将倒闭的餐厅?它能为你带来利益吗?”
　　“能!而且买下它以后,我们所拥有的价值就不是 1+1=2了!”桑迪用确定的口气说。
　　“真是荒唐!1+1难道会等于 3?”他的妻子说。
　　“确实不是等于3,而应该是等于 4!”桑迪回答。
　　几天以后,桑迪在妻子的担忧中用他们的全部积蓄——5000美元买下了那家餐厅。他对餐厅的经营做了一系列大胆而富有创新的改革,并且还聘请了最好的厨师来做牛排,渐渐地,餐厅的生意开始好转。餐厅的生意好了,牛排的销售量自然就增加了。一年之后,桑迪成了全镇屈指可数的富人。这时,桑迪对他的妻子说出了“1+1=4”的逻辑:原有的一家作坊加上一家餐厅,表面上看是“1+1=2”,但是我们经营餐厅在牛排的原材料上省去了一笔开支,节省下的成本实际上就是一种利润,这就使1+1等于3了。至于牛排卖给自己的餐厅,表面上看是收不到钱,但却是一个非常固定的销售点,再也不需要为如何才能保住这个销售点而费脑筋了,而这省下来的精力,又可以用在开拓另外的牛排市场和餐厅的经营上,这又是一种无形却又十分巨大的财富,这样一来,1+1就成为了4!
　　经过几年的商场打拼之后,桑迪在不断的成长中发现自己对诸如此类的资本运作特别有天赋,于是在1960年毅然卖掉了他的屠宰作坊和牛排餐厅,到纽约成立了一家西尔森证券经纪公司,在随后的数十年里,用“1+1=4”的理念运作了一连串并购和整合,而他所拥有的商业信贷公司在1992年更名为旅行者集团。1996年,凭借213亿美元的年收益和23亿美元利润,旅行者集团跻身“财富500大”前40强。1998年他又与花旗银行合并建立全球最大的金融公司——花旗集团,桑迪一人统领这家旗下有27万名员工的大企业。
　　没错,他就是连续多年被纽约证券交易所评为“最佳 CEO”并且素有“资本之王”称号的桑迪·威尔。美国《财富》杂志曾为他写了一篇《不可多得的管理者》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是对桑迪·威尔最巧妙而形象的概括:“1+1=4的财富人生!”

美国女国务卿赖斯,其奋斗史颇有传奇色彩。短短二十年,她就从一个备受歧视的黑人女孩成为著名外交官员,奇迹般地完成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嬗变。有人问她成功的秘诀,她简明扼要地说,“因为我付出了‘八倍的辛劳’。”
赖斯小的时候,美国的种族歧视还很严重。特别是在她生活的伯明翰,黑人地位低下,处处受白人欺压。赖斯10岁时全家到首都游览,却因身份是黑人,不能进入白宫参观。小赖斯倍感羞辱,凝神远望白宫良久,然后回身一字一顿地告诉父亲:“总有一天,我会成为那房子的主人!”赖斯的父母很赞赏她的志向,就经常向她灌输这样的思想:改善黑人状况的最好办法就是取得非凡的成就。如果你拿出双倍的劲头往前冲,或许能赶上白人的一半;如果你愿意付出四倍的辛劳,就得以跟白人并驾齐驱;如果你愿意付出八倍的辛劳,就一定能赶在白人前头。
为了能“赶在白人前头”,她数十年如一日,以超过白人“八倍的辛劳”发奋学习,积累知识,增长才干。她除母语外,还精通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她考进丹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26岁她已经是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教授,随后又出任斯坦福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务长。她还曾获得美国青少年钢琴大赛第一名。此外,她还精心学习了网球、花样滑冰、芭蕾舞、礼仪,白人能做到的她要做到,白人做不到的她也要做到。天道酬勤,她终于脱颖而出,一飞冲天。
有耕耘就有收获,一个急切渴望成功却又总与成功无缘的人无需怨天尤人,不妨先问问自己:你是否付出了“八倍的辛劳”?

        斯坦福大学是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地方,有27个人,你在教授食堂吃饭时,也许你旁边坐着的一个干巴老头就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教我的每一位教
        都是某个领域里的权威或泰斗,你看多了以后,便会认为这些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
        办公司也是这样。出去创业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感,你只是敢去做就行了。因此,我创业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
        硅谷根本不缺钱,腰里揣着绿花花钞票的风险资本家四处可见,但他们不看你的技术、不看你的产品、不看你的计划,只看你这个人。
        风险投资就是看人。有的风险投资商做法更绝,你给他计划,他根本不看,他就是和你吃饭,了解你这个人,如果你人行,他就给你投钱。原因很简单,因为靠风险投资创业的就是“敢死队”,前面根本没有路,你必须自己拿着镰刀和斧头披荆斩棘去开路。我朝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发现金矿,但前面我碰上狼了,过两天我碰上一条河,我还得过河,再过两天我还得翻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每天都有危机,每天都有风险。这就跟长征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够坚持胜利,说明你的素质好。
        所以风险投资商都要看人的素质,人的聪明程度,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反应灵敏度,人的知识能力,吸引人和团结人的能力。然后,他们才看这个市场大不大,接下来再看你的技术。这个世界高科技的竞争,纯粹是人才的竞争。在硅谷,想法满地都是,钱也非常容易找,但是你想找好人却很难。如果一家公司能把最好的人招进自己的公司来,做什么都会很容易。
因此,要把事情做大,做人非常重要。在企业里,领导的人品很重要,假如你自己是非常差的人,你就很难做到知人善用,别人也不会愿意跟着你干。
       我从小就是一个追求正直、诚实的人,因为这是我最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我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扯谎,你就得付出维护谎言的成本,特别是在Internet时代,你的谎言编得越大,维护谎言的成本就越高,有时还往往被人揭破。
       其实,最低成本的做人方式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人。大家天天在一起,谁都能看出谁是什么样的人,谁都不傻。因此我们强调对员工、对投资方、对用户都不要有谎言,要老老实实做人。

我怀疑那位电话管理员可能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了恐惧……
一天我去拜访一位商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注意到他老是捻弄一枚一角硬币。我好奇地向他询问那枚硬币的来历。
他说:“在我上火学的时候,有一个月我和我的室友一共只剩下最后一枚一角的硬币了。他是靠奖学金上大学的,我则是靠在棉花田里干活和在杂货店里打工挣来的钱缴学费的。我们俩都是各自的家庭里第一个走进大学校门的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感到骄傲,他们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寄来很少的一些钱作为生活费。但是那个月,我们没有收到支票。那天是星期天,是那个月的15号,我们俩只剩下一枚一角的硬币了。
“我们用那仅有的一枚硬币去学校的大厅里打了一个由对方付费的电话给远在500英里以外的我的家人。是我的母亲接的电话。我从她的声音里能够判断出,家里一定出事了。果然,我的父亲生病了,还失了业,所以那个月他们没有能力给我寄钱来了。我问她我的室友家里有没有把他的支票寄过来。我的母亲说她已经和他的母亲谈过了,他们那个月也没有多余的钱寄给他。”
“当时,你们失望了吗?”我问道。
“简直是绝望。当时只剩下一个月那个学年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暑假去打工,挣得下一年的费用。而巳,我们的成绩很优秀,已经获得了下个学期的奖学金。”
“那么,你们怎么办呢?”
“当我挂上电话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阵响声,接着,硬币就开始从投币电话里流出来。我们大笑着,伸手去接那些钱。我们讨论是否町以拿走这些钱,应付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没有人会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接着,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那么做。那是不诚实的。你明白吗?”
“但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把钱还回去是很需要勇气的。”
“噢,是的,不过我们还是努力尝试着去做了。我打电话给电话管理员,告诉她所发牛的事情。”他微笑着回忆道,“她说钱是属于电话公司的,因此,我们可以把钱放回到机器里。我们照她的话去做了,但是,我们一把钱塞进去,机器就又把钱吐了出来。我们试了一次又一次,结果都是一样。最后,我只得又打电话给管理员。她说她将向上级清示。她返回之后告诉我,电话公司不愿意为了收几美元的硬币而专门派一个人跑这么远的路到学校里来,因此,我们只能自己处理那些钱了。”
说到这里,他看着我,吃吃地笑起来,他的笑声里含有一种感动的情绪。“在回寝室的路上,我们一直人笑着。我们数了数那些硬币,一共7.2美元。我们决定用那些钱买些食物,并且在下课后去找份工作。”
“你们找到工作了吗?”
“是的。在我们挑选好食物,用那些硬币刊费的时候,我们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食品杂货店的经理。他给了我们每人一份工作,让我们第二天就丌始上班。”
“你们俩都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吗?”
“是的。我的朋友成为了一名律师。”他四周环顾了一下,接着说,“我从商贸专业毕业后,就开始经营这个今天拥有数百万美元资产的公司。”
“这枚硬币足从付费电话里流出的硬币中的一枚吗?”
他摇了摇头。“不是,当时我们拮据极了,那些钱全用完了。不过,当我拿到第一笔薪水的时候,我省下了一枚硬币,并且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你后来告诉过那位电话管理员那些对你们意味着什么吗?”
“没有,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我和室友写了一封信给当地的电话公司,问他们是否想要收回那些钱。公司的总裁特地写了一封表示祝贺的回信给我们,并且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公司花的最有价值的一笔钱。”
“你认为这是纯属侥幸,还是另有原因?”
“这么多年来,我也经常想到这一点。我怀疑那位电话管理员可能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了恐惧,也许是她阻止机器接受那些硬币的。或者也许……这是上帝的旨意。”
他摇了摇头,用手抚摸那枚硬币:“我将永远记得那个时刻和那枚硬币。在过去的那些年中,我已经用百千倍于那笔欠款的钱回报给社会了。我希望我也帮助了别人,就像那些硬币帮助了我一样。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地方高等法院受理了一桩颇为棘手的刑事案件,有人被控犯有杀人罪,法院经过了漫长的调查取证,掌握了很多重要的证据,足以证明他杀人的事实成立,但是他的辩护律师不同意对他的指控,理由是:被害人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法院根本无法认定所谓的被害人已经死亡。
        案件进入了审判阶段,法庭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展开辩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站起来说道:“法官先生,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有一件事情会让你们大吃一惊。”他举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随即把目光转向了法庭的入口处,“再过一分钟,在本案中被认定已经死亡的那个人将通过这扇门走进法庭。”
        法官和所有陪审团的成员一下子都惊呆了:什么,他没有死?他们全都把目光投向了法庭的入口,紧张地等待着那石破天惊的一幕。
可是一分钟过去了,那里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时,辩护律师说:“请原谅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这只是我虚拟的一个情节,那个人并没有像我说的那样从这里走进来,但是你们刚才的反应证明了—点,那就是:你们并不能完全肯定那个人已经死亡。因此,基于这一点之上的所有指控都是不能够成立的。”
        法官和陪审团的成员们一下子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没有人能出来驳斥他的说法。是啊,既然你们确认他已经死亡,为什么还要朝门口看呢?难道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能够走进法庭吗?
        但是,主控方的首席律师凯勒是个富有办案经验的人,这时,他站起来反驳说:“没错,刚才大家都在看门口,这说明大家对被害人是否死亡还心存疑虑,这不奇怪,因为任何推断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当事人,因而并不百接知道被害人是否死亡。可是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您的委托人,本案中被控杀人的当事人。我注意到了,他并没有朝门口看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根本就不相信被害人会从那扇门里走进来。”
这个案例后来收入了美国联邦法院的案例汇编,成为法学界的经典,并被援引到一些心理学和诉讼学的教材中。

        有个日本商人请一位犹太画家吃饭。坐定之后,画家便取出画笔和纸张,在等上菜之际,给坐在边上谈笑风生的女主人画起速写来。
        不一会儿,速写画好了。画家递给日本商人看,日本商人连声赞美道:“太棒了,太棒了。”
        听到朋友的奉承,犹太画家便侧转身来,面对着他,又在纸上勾画起来,还不时向他伸出左手,竖起大拇指。通常画家在估计各部位比例时,都用这种简易方法。
        日本商人一见这副架势,知道这回是在给他画速写了。日本商人一动不动地坐了约有10分钟。
       “好了,画完了。”画家说。
        听到这话,日本商人迫不及待地凑过去一看,不禁大吃一惊,画家画的根本不是日本商人,而是画家自己左手大拇指的速写。
        犹太画家对他说:“我听说你做生意很精明,所以才故意考验你一下。你也不问别人画什么,就以为是在画自己。”
        日本商人犯了一个犹太人不会犯的错误:以为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而实际上,在犹太人的生意经上,明确地写着一条:每次都是第一次交易。哪怕与再熟的人做生意,犹太人也决不会因为上次的成功合作,而放松对这次生意的各项条件、要求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