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哲学家，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演讲结束后，听众开始提问。一名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罗素表情木然地不作回答，有好几分钟，他手托下巴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把那个学生的提问内容整理了一下，然后反问道：“你问的是这些内容吗?”那个学生郑重地回答：“是。”
　　罗素又陷入了沉思，这次的时间更长。然后，这位伟大的学者对那位学生说：“你提出的问题非常好，但是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顿时，学生的脸上流露出自豪的微笑，许多听众更是非常诧异。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先生也是一位“不知道”者。
　　央视《东方之子》栏目曾对丁肇中进行了一次专访。
　　记者问：“我感觉您对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很明确的选择。比方说小的时候对科学、对科学家感兴趣；大学的时候，就锁定了要研究物理：然后每做一个实验也是力排众议，自己坚持下来。一个人怎么能每一次选择都能够那么坚定和正确呢?”记者想要获得的答案可以预见，因为在太多的名人访谈中，这种问题显然都是为对方“作秀”进行铺垫。然而，丁肇中的回答却是：“不知道，可能比较侥幸吧。”
　　记者不罢休，接着追问：“在这里面没有必然么?”丁肇中依然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记者仍不遗余力：“怎么才能让自己今天的选择在日后想起来不会后悔?”丁肇中依然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后悔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记者最后说：“我发现在咱们谈话过程中，您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我不知道’。”丁肇中这次做了正面回答：“是不知道的，你是绝对不能说知道的，我们那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你不要猜。”
　　大师、名家也有他们的“不知道”，但与常人截然不同的是。他们能坦然地呈现那种“不知道”。就治学而言，这是一种一丝不苟的严谨；就处世而论，这更是一种纤尘不染的旷达。
　　高度或境界就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做作、不遮掩，能够说“我不知道”，恰恰是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的地方。

　　曾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的斯隆被西方管理学界誉为“现代化组织的天才”。杜拉克则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者。
　　1944年，斯隆聘请杜拉克担任通用的管理政策顾问。二人见面时，斯隆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不知道我要你研究些什么，要你写什么，也不知道该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这些都该是你的任务。我惟一的要求，只是希望你把你认为正确的东西写下来。你不必顾虑我们的反应，也不必怕我们不同意。尤其重要的是，你不必为了使你的建议易为我们接受而想到调和折中。在我的公司里，人人都会调和折中，不必劳你的驾。你当然也可以搞调和折中，但你必须先告诉我们，‘正确’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调和折中。”
　　管理学家们认为，通用何以能成为通用，斯隆何以被称为“组织天才”，这段话就传达出了重要信息。

　　55年前的一个夜晚，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一家医院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金·彼得。
　　刚出生时，彼得的头就比其他普通新生儿的3倍还大，让他柔软脆弱的颈部难以支撑。在他的后脑勺上，长着一个奇怪的鼓包。经过做脑部扫描，结果发现他的颅内脑后部竟长有一个巨型的瘤状物，瘤状物内部呈液体状态。这个瘤犹如隐藏在彼得头中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破裂，他的生命危在旦夕。
　　医生说，彼得存活的几率几乎为零。此时，彼得的父母必须面对两种痛苦的抉择：要么放弃救治，把他送到福利院，要么做风险系数极高的手术。最终，彼得的父母没有选择手术，而是把彼得带回了家，精心地呵护和照料。
　　襁褓中的彼得很少啼哭，总是合着双眼安静地躺在那里。父母怕他悄无声息地死去，便随时过来观察他的呼吸，以确定他还活着。
　　时光荏苒，转眼间，彼得1岁了。这天，彼得的父亲带他回医院做脑部复查。在医生看来，彼得能活到1岁简直是个生命的奇迹。检查之后，医生惊诧地发现，彼得颅内水瘤的直径明显小于先前，也就是说，水瘤正在逐渐萎缩，这意味着彼得的生命也许不会再受到威胁。
　　然而很快，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彼得长到3岁时，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不会穿衣服，对外界的感觉很迟钝。
　　他再次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这次，医生得出的结论是：彼得颅内的水瘤已经完全萎缩，但萎缩组织形成了一个结，压迫小脑导致功能障碍。也就是说，彼得今后将是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低能儿。
　　彼得4岁时才开始蹒跚学步，他行动艰难而迟缓，动作扭曲歪斜。他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尽情地享受生活的多彩和美好，只能整日坐在书架下面的地板上，翻着一本本厚厚的书籍。低能儿通常会重复做同一个动作，因而，彼得的举动并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
　　直到有一天，他的父亲在看报纸时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字，坐在一旁的彼得凑过来，用含糊不清的口齿念出了那个字的读音，并解释了字的意思，父亲顿时惊呆了。
　　事实上，彼得3岁就会背诵字典了，4岁时记住了百科全书的1～8册。他看书的速度惊人，常人看书通常要用3分钟才能看完1页，而彼得则左眼看左页，右眼看右页，只需八九秒就可以看完，并能熟记书中98％的内容。
　　随着年龄的增长，彼得的记忆力变得更加惊人。他曾用85分钟看完一本书。数年之后，他依然可以说出这本书的内容和书中人物的名字，甚至还能只字不差地背诵书中大段的章节。除此之外，彼得还知道全美所有城市名称、高速公路编号、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及电视台名称；心算所用的时间，仅是常人的1/3；能根据一个人的生日，在半分钟内准确地计算出这个人退休的日期将是哪年哪月哪日及星期几；还可以在钢琴上弹奏几十年前听过的乐曲，知道是哪位作曲家创作的，以及生日、出生地和去世的日期。
　　然而，一个生活中的智障低能儿，怎么会有如此超强的记忆力呢？原来，彼得的脑部结构不同于常人。通常，正常人的脑部分为左右两个脑半球，而彼得的两个脑半球却紧密地合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彼得的脑部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他的左脑严重萎缩，而右脑则因水瘤萎缩产生的压力逐渐分裂成了8～9个部分。
　　人类的右脑支配如音乐、数学、艺术、视觉及动作等方面的能力，而左脑则支配如语言、逻辑行为等方面的能力。
　　彼得由于左脑萎缩受损而丧失了语言和自理能力，却由于右脑的不断分裂发达而成了记忆力超强的天才。这一现象被医学界称为“学者症候群”，即“白痴型的天才”。
　　尽管医学专家为彼得测证的“记忆智商”结果高达220，但在现实生活中，彼得却依然是个低能、极度自卑的人。他很少上街，不愿与人交往，甚至害怕面对他人的目光。
　　后来，智障市民协会把彼得介绍给了《雨人》的编剧，而他则成为“雨人”的人物原型。这部影片由好莱坞著名影星达斯汀·霍夫曼主演，曾多次获得大奖。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使他渐渐地摆脱掉了自闭的阴影，变得开朗起来。
　　虽然，彼得的逻辑思维能力几乎为零，但他却有着自己处事的方式和原则。
　　1998年，彼得受到白宫的邀请，要他去参加一次访问。然而，他竟毫不犹豫地回绝了。这件事顿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猜测，彼得到底为什么要拒绝白宫的邀请。
　　最终，彼得平淡地说出了他的理由：“那个与克林顿传出绯闻的莱温斯基，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类人。”答案竟如此简单，像是一个幼儿园的男孩儿在挑选他的玩伴儿。
　　如今，55岁的彼得，已经读完大约1.2万本书籍，成为15项学科中当之无愧的专家。像彼得一样，有着超级天才记忆力的同时，却又能用最单纯的目光和态度来审视和处理周遭的事物，这其实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幸福。

　　他于1934年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人的生活一直很艰苦。他小的时候，冬天连鞋都穿不上。新中国成立后，他依靠助学金念完了中学和大学。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

　　1963年，他经香港到泰国，侨居了5年。1968年，又从泰国回到香港。初回香港时，他两手空空，处境艰难。为了生活，他甚至为人照看过孩子。

　　生活的艰难，使他萌发了创业的念头。他利用晚上的时间认真钻研香港的市场状况，发现尽管香港的服装业发达，香港人也很喜欢穿西服，却没有一家生产领带的工厂。于是，他拿出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6000港元，又腾出自家租住的房子，办起了领带生产厂。

　　万事开头难。起初，他和妻子两人只是用手工缝制低档的领带。尽管夫妻两人起早摸黑，干得很辛苦，生意却非常不好。经过仔细考虑，他决定改做高级领带。他买来法国、瑞士的高档领带进行研究仿制，生产出了一批高级领带。为打开销路，他下了狠心，把第一批产品放在一家商店里免费发放给顾客。

　　由于花色、款式对头，他拿出的这批产品深受欢迎。很快，他制作的领带便在香港小有名气了。及至1970年，他的领带已在香港十分走俏。也就在这年，他正式注册成立了“金利来（远东）有限公司”。第二年，他在九龙买了一块地皮，建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领带生产厂。

　　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心中的目标是要创世界名牌。他多次到西欧领带厂参观，学习他们的制作工艺和经营方法，然后集众家之长，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严格的管理、检验制度，从而使“金利来”领带逐渐占领了香港市场，成为男人们庄重、高雅、潇洒的象征。

　　1974年，香港经济出现了大萧条，各种商品纷纷降价出售，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一方面不断改进“金利来”领带的质量，另一方面独树一帜地适当提高价格。结果，生意反而出人意料地好起来，当经济萧条过后，“金利来”更是身价倍增，在香港成了独占鳌头的名牌领带。

　　不仅是领带，他还将他的发展计划拓展到更多的男士用品。他将这些年来已使香港人耳熟能详的广告词“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做了看似简单、实则深具创意的改动，改为“金利来，男人的世界”，又从T恤衫开始，逐步推出了金利来牌的皮带、袜子、吊带、花边、腰封、领结、领带夹、袖口纽、匙扣等系列产品，使公司和金利来牌子都走向了多元化。

　　在发展巩固香港市场的同时，他还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拓展海外市场，向东南亚国家进军。他亲自到新加坡考察，创办分公司，寻找合作伙伴。获得成功后又迅速把战场扩展到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迄今为止，金利来在这些国家的大客户数目已超过上千个。

　　他就是“领带大王”曾宪梓。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有一颗可贵的中国心。在香港创业不久，就开始对家乡广东的教育事业及母校作出捐赠。至今为止，曾宪梓先后捐助的项目超过800项，涉及教育、科技、医疗、公共设施、社会公益等方面，捐款总额超过6.3亿港元。

　　谈起成功的时候，他一再提起小时候的一些经历：

　　父亲去世后，所有的重担都压在母亲蓝优妹身上。为了能让孩子们活下去，她不得不去干男人们都不愿意干的累活，挑石灰、挑盐……即便这样，他们的生活依旧窘迫无比，常常吃了这顿愁下顿，没办法，母亲只好租了几亩薄田。

　　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冬日，母亲由于经常赤脚下田，双脚生了冻疮，并裂开一个个露出红肉的口子，再赤脚下田的时候，钻心的疼。如果用胶布贴在伤口上，下田时一沾水就会掉，而且她也舍不得花钱买胶布，但她想到第二天还得下田，如果不处理，裂口会越来越宽，于是就决定用铁针和棉线来缝合它。她将双脚泡进热水里，等裂口上的皮肤泡软之后，再咬着牙一针一针地将裂口缝起来，每缝一针，鲜血直流，小宪梓在一旁看得眼泪直流，母亲忍痛安慰儿子：“傻孩子，不缝好怎么办呢，裂口会更大更痛的，没事的，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一幕永远铭刻在曾宪梓的心里，每当他在困难面前感到疲惫烦乱之时，他便会以此来鞭策自己：母亲连那样深痛的苦难都挺过去了，忍过去了，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过，什么艰苦不能忍呢！

　　他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每天冒险骑马登上高高的雪山，采下大块冰，运到城里卖给富家大户，挣得几个小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在他上小学，甚至是中学时，他常被同学恶意嘲谑为“窝囊废”，这些中伤的话，严重地刺伤了一颗少年的心，所以，从小他就体会到贫穷带来的艰难与屈辱。

　　在中学阶段的后期，他曾参加过校内戏剧演出，从那时起，他就对舞台产生了兴趣。他梦想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在舞台上尽情展示舞姿。为此，16岁那年，他毅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退学，一个人独自跑到当时的大都市巴黎，希望自己能在这个时尚大舞台上用脚尖旋转出精彩人生。

　　可是，这座高傲的城市根本不屑瞟这个穷小子一眼，别说学习舞蹈的高昂学费了，就连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都成了问题。他没有别的特长，只有从小跟着父母学到的一点裁缝技术。凭着这点手艺，他在一家裁缝店找到了一份每天要做十多个小时的工作。

　　就这样做了几个月，他的心情越来越低落、颓废。他不知道自己在这个裁缝店要干多久，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登上梦中的舞台。他苦闷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他认为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还不如早早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在他准备自杀的当晚，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从小就崇拜的有着“芭蕾音乐之父”美誉的布德里，他决定给布德里写一封信，讲述自己的梦想遭现实阻挠无法实现的困惑。在信的最后，他写道，如果布德里不肯收他这个学生，他便只好为艺术献身跳河自尽了。很快，他便收到了布德里的回信。谁知，布德里并没提收他做学生的事，而是讲了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布德里说他小时候很想当科学家，也想当飞行员，还想成为一名牧师，但因为家境贫穷父母无法送他上学，他只得跟一个街头艺人过起了卖唱的生活……最后，他说，人生在世，现实与梦想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在梦想与现实生活中，人首先要选择生存，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人，是不配谈艺术的……

　　布德里的回信让他幡然省悟，后来，他努力学习缝纫技术，并应聘于一家名叫“帕坎”的时装店。凭着勤奋和聪慧，他的服装设计技术提高得很快。为了进一步开阔视野，他又投奔由著名时装设计大师迪奥尔开设的“新貌”时装店。在这里，他增长了见识，积累了领导时装潮流的设计心得和体会，他的设计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这一年，著名艺术家让·科托克拍摄先锋影片《美女与野兽》，邀请他设计服装。他为法国著名演员让·马雷设计了12套服装，影片公映后，他设计的服装惊动了巴黎，美誉如潮。

　　那年，他23岁，在巴黎开始了自己的时装事业，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和服装品牌。他追求独特的个性，大胆突破，设计了时代感非常强烈的“P”字牌服装，赢得了挑剔的巴黎顾客的青睐。演艺界名流、社会上层人士、达官贵人等争相慕名前来订制服装。

　　他就是皮尔·卡丹。

　　如今，皮尔·卡丹不但成了令人瞩目的亿万富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产品也遍及世界，皮尔·卡丹成了服装界成功的典范。

　　人的一生中可能有很多梦想，当一个梦想因现实的阻挠而无法实现时，就应该勇敢地调整梦想的方向。世界是一个大舞台，生旦净末丑都是重要的角色，只要你脚踏实地把握准梦想的方向，那么，总有一个梦想能在现实中开花，让你获得华美的人生！

　　有一个韩国男孩，两次参加高考，两次落榜。万念俱灰之际，想起有人说他长了一张明星脸，觉得可以去演艺圈试试。

　　通过自己的努力，他进入了一家电影公司，他对老板说：“我想当个电影演员。”

　　老板说：“你要先弄清电影行业是个怎样的世界才行，先从幕后做起吧。”

　　于是，他先后就职于企划室、演出部、制作部，渐渐地对电影有了深入认识。

　　一晃两年过去了，他忍不住再次找到老板：“我要演戏，哪怕跑跑龙套。”

　　老板没有答应，理由是他不懂得表演。他心里明白，其实是不给机会，因为竞争太激烈了，还轮不到他。他意识到，与其无谓地空等下去，还不如边“充电”边等待。

　　恰好一位朋友认识演艺培训班的人，人家答应让他旁听。进入培训班后，他是学习最刻苦的一个，经常练习到深夜。母亲心疼他，觉得他每天熬夜却赚不到钱，劝他不如放弃算了。他安慰母亲，说已经有人联系他拍戏了，但他还没做好准备，所以婉拒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不少同学陆续接到演戏合约，但他一直无人问津。

　　不久，培训班因为经营不善被迫关门，众人纷纷散去，唯独他仍然在空荡荡的练习室内，每天揣摩、练习着不同角色。

　　有一天，他跟一个功夫很好的朋友练习武术，摔得鼻青脸肿。朋友不解地问：“你进入这个行业时间也不短了，连个小配角也没演过，还这么拼命干吗？”

　　他坚定地回答：“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我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可你能等来机会吗？”

　　他沉吟片刻，说：“我没有什么背景，机会于我真的很难得。所以，我必须做一个像便利商店的人，能够随时做到导演所要的，这样才不怕等不到机会。”

　　多年后的今天，他成了亚洲最具人气的明星，他叫裴勇俊。“做个像便利店一样的人”，成了他面对媒体时常念叨的座右铭。

　　有一位中国男孩，早年随亲戚到美国留学，接触到许多成功者的资讯，心中萌生出一股想成功的欲望。于是，从16岁开始，他不断地尝试去做各项工作，做过餐厅服务生、卖过净水器、汽车、皮肤保养品、电话卡、超级市场折价券、巧克力批发、邮购等18项工作。尽管不断失败，他却依然不断思索、不断尝试。

　　到21岁时，他的银行存款金额是零，然而，他的阅历和磨炼却已经让他的像便利店一样，随时等待某个平台的召唤。后来，一家大公司招聘销售人员，他对各个行业的熟悉和对各类人群心理的洞悉，令他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而他，8个月后也用最佳销售业绩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他就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成功学大师陈安之。他的著作《自己就是一座宝藏》，畅销全球，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该准备什么呢？或许，以上两位成功者的人生道路，会对我们有所启示：脚踏实地地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在磨砺中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干积累得像便利店一样，而便利店是最容易招揽到机会的。要知道，今天的便利店，明天就是一座宝藏。

　　对于一个年仅25岁的德国乡村医生沃纳·福斯曼来说，这绝对是一次不可理喻的疯狂之举。

　　这天下午，坐在安静的工作间里，这个刚刚成为助理医师的年轻人准备在自己的身体上做实验，去实现心中那个梦寐以求的理想。

　　实验开始了。

　　福斯曼闭上眼睛，深呼吸，让身体无限放松。接着，他刺破自己左臂肘部的静脉，将一根由无菌橄榄油润滑过的细管缓缓插入。当细管进入静脉半英尺，大约到达肩颈部位的时候，福斯曼停了下来。他以为会感觉到刺痛，或者会痛得昏厥过去。但事实是，在此之前他所预想的种种糟糕的状况并没有发生。

　　这是个好兆头。福斯曼笑了笑，再次捻动细管，缓缓深入。

　　这个部位，应该是心脏！随着不断捻动，细管越插越深，最终到达了他希望的部位。那一刻，连他自己都觉得吃惊：细管进入脆弱而敏感的心脏，不仅没有丝毫疼痛，相反他却“感受到了一丝如太阳般照耀的暖意”。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足以证明：心脏并不像权威专家所说的那般不可触碰，是严禁涉足的“禁区”，它和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也可以做手术。稍稍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福斯曼并未中止实验，而是带着自己这个“试验品”奔出门，跑到楼下一个配有x光机的房间，兴奋不已地冲医师喊：“喂，快给我做扫描，你会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画面！”

　　很快，片子出来了。那的确是一张震惊世界的片子——凭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著追求，福斯曼成功完成了医学史上的第一例心脏导管术！

　　出人意料的是，福斯曼的大胆尝试给他带来的不是荣誉和尊重，而是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和嘲弄。媒体把他的实验称为“疯狂之举”，长篇累牍地大肆报道，他的顶头上司更是坚决禁止这项实验：“这是一个只有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个例。你必须停止你的疯狂之举，不，是愚蠢之举，愚蠢透顶！”好心的同事则警告他：由于他所进行的实验违背了人伦道德，再继续胡闹很可能会在监牢中度过一生。

　　这是科学，科学需要献身，和愚蠢无关，就算坐牢我也要进行下去。福斯曼顶着铺天盖地的冷嘲热讽，决定再进行一次实验，以证明这不是阴差阳错的个例。他义无反顾的举动，感染了一名年轻的女护士。女护士不想让这个优秀的医生遭受任何意外，便提出做他的“试验品”。如果不接受她的建议，他的实验将很难开展。

　　福斯曼思来想去，只好同意了女护士的要求。然而，在将女护士绑上手术台之后，意外还是发生了——福斯曼冲着动弹不得的女护士微微一笑，随即刺破自己手臂上的静脉，熟练地插入了细管……

　　这次实验，同样取得了圆满成功。福斯曼信心满满地宣称：他已制定出了明确的工作目标，要全力优化、改善心脏的诊断方式。不料，整个行业对他的计划置之不理，甚至还给他起了个绰号“疯子”，他所做的医学实验也被称为“小丑表演”。疯子是不能行医的，没多久，福斯曼便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不得不回到了原来的乡村医院。

　　那段时间，福斯曼郁郁寡欢，他想到了改行，再不去触摸那些冰冷的金属器械。就在失意之中，他收到了那个女护士寄来的信。信中写道：沃纳·福斯曼，如果你是月亮，就请珍爱静谧的夜空，不要厌倦她……

　　女护士的话，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于是，福斯曼选择了用心守候。转眼27年过去，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沃纳·福斯曼终于等到了一封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邮件——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風驰电掣，蹑景追飞”，这样的场景该是多么壮观，多么富有诗意！你想身临其境吗？有一个人能为你操办这件事。

　　他叫马丁·莱西乌斯，1988年出生于美国的得克萨斯州。由于父亲常年卧病在床，家中特别困难，高中毕业后他就到一家企业打工。莱西乌斯酷爱写诗，却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为他出版诗集。父亲去世后，他仅有的财产是一部老式相机和一辆已经开了十多年的旧敞篷车。可他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一个叫‘梦’的东西。”

　　200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莱西乌斯驾车外出，他刚写了几首有关夕阳的诗，想拍几张夕阳的照片，为诗配上画，让诗画相互辉映。但他去得有点儿早了，他等啊等，白晃晃的太阳终于变成了胭红。他正要举起相机时，似乎有一只黑色的大鸟扇动着翅膀来到他的镜头前。那不是大鸟，而是乌云。突如其来的乌云一下子遮挡住了夕阳，接着弥漫了整个天空。

　　这时，似乎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回去吧！”但他对自己说：“你不是一个有梦的人吗？为什么要回去呢，乌云漫天不也是一种美吗？”

　　于是，他开动汽车，加大油门，兴奋地向黑云深处驶去。他调整角度，拍了很多照片。照片洗出来后，那巨龙般的乌云在底片中浮现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一架简陋的相机竟会拍摄出如此壮丽的景象！由此，他迷上了拍摄极端天气。

　　一次，有位做电影制片人的朋友来到莱西乌斯家。看到他的照片，这位制片人惊奇不已，并坦诚地说：“我正在拍摄一部电影，需要这样的镜头，如果我们摄制组去拍摄，费用少说也得一万美元，而且费事、费时。我给你八千美元，你能为我拍一组类似的照片吗？”莱西乌斯求之不得，欣然应允。

　　于是，莱西乌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门为电影制片人提供极端天气的照片。那一年，他的收入多达二十多万美元。

　　2010年的夏天，有一位朋友约他出去旅行。在一个旅游景点玩过刺激的“蹦极”之后，他突然想到，追逐龙卷風，不是一件更刺激、更令人兴奋的事吗？

　　回家之后，莱西乌斯成立了一家叫做“狂風暴雨之旅”的特殊旅游公司，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来报名。他想，也许是宣传力度不够。从那以后，他在出售极端天气的照片时，除了要求制片人在片尾说明这些画面是由他提供的以外，还将电影的片段及文字说明放到他建立的网站上。而且，在网站上还可以看到有关龙卷風的科教片和以龙卷風为背景的爱情片。这样，网站的点击率大幅度提高了。

　　2011年春天，在美国的龙卷風多发季节里，第一个“追風之旅”团队终于出发了。这一次，莱西乌斯和他的客人们运气不错，最为惊奇壮丽的一幕竟然被他们遇见了。

　　那天，他们刚刚到达一个预定的地点，便听到飒飒的風声，声音由小到大，霎时便有如千军万马狂呼而来。随着震耳欲聋的声音，只见一团乌云压了过来

　　人们都说龙卷風像巨龙，迎面而来的云却像极了一只传说中的凤凰。前面浓黑色的是头，由头向后呈扇形展开，那就是身子、两翼及开了屏一样的尾部了。更奇特的是，在“凤凰”下方还出现了彩虹……

　　如今，他的“狂風暴雨之旅”公司已经建立了得克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等4个城市的旅行基地，包含住宿的“追風之旅”每年可发团8至10次，每个团6至20名成员，时间4至10天。因为得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州等是龙卷風的故乡，参团的人几乎每次都能看到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莱西乌斯的公司2011年的收入超过了一百万美元。下一步他还要办一个极端天气摄影培训班。另外，他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每本都是畅销书。

　　7月8日，北京协和医院，赵琪昏迷的第26天，也是她在重症监护室（ICU）度过的第24天。

　　她躺在被各种仪器包围的病床上，插着呼吸管的嘴角不停抽搐，身体也不时抖动，眼角似乎还有未干的泪痕。

　　入院前，她是在北京训练的一名围棋业余棋手。如果不是因为疾病突如其来，她本该作为最有希望成为职业棋手的女孩之一，奋战在宁波的职业围棋定段赛赛场上。

　　虽然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她的昏迷和冲击职业棋手的压力有关，但赵琪在京城6年的学棋生涯，却一直如同围棋中的黑白子，单调、压抑。

　　而更为现实的是，对她来说，所有关于围棋的荣耀与梦想，似乎都将以残酷收官。

　　生活除了黑白子，再无其他

　　赵琪一直在“野狐围棋研究会”训练、生活。

　　北京的大小围棋道场不下数十个，最著名的只有四个，野狐是其一，另外还有葛玉宏围棋道场，聂卫平围棋道场和马晓春围棋道场。近些年，这四大道场的学生几乎囊括了成功通过职业棋手考试的所有名单。

　　在这里，每周都会进行循环赛，每次循环赛前三名升组，后三名降组。这种竞争模式意味着只要有实力，“冲段”少年也能与职业棋手同场竞技，获得免费的学习机会。

　　昏迷前，赵琪参加了自己在“野狐”的最后一场循环赛。她在第四组取得了八分，名列第四，不得不面临降组。对她来说，这样的结果可能太不公平。在学棋上，赵琪特别努力，尤其是2007年父亲去世后，她的生活除了黑白子再无其他。

　　每天早上8点，她准时来到训练室，上午是一盘慢棋对局，大概到中午12点左右结束。午饭之后有一小时左右的午休时间，下午2点半开始第二盘慢棋。晚饭之后6点半至8点半是复盘时问，8点半至10点是死活题考试时间。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为了集中精力学棋，道场的孩子们绝大多数不参加任何文化课学习，赵琪也不例外。因此，冲段成为职业棋手就成了这些学棋少年的唯一梦想。

　　以最小差距输掉最重要一盘棋

　　赵琪是由父亲赵蕴宏一手带进这个黑白世界的。

　　赵蕴宏曾是黑龙江省一代业余棋王，在女儿8岁那年，他注意到了她的围棋天分。和大多数学棋的孩子不同，赵琪没有上过任何培训班，从最简单的“四子围一子”，到复杂的中盘对杀，到收官时的精妙手段，都是赵蕴宏手把手地教。

　　2001年，为了改善女儿的学棋环境，赵蕴宏提出举家从佳木斯搬迁至大庆。在大庆的5年，可能是这个家庭最幸福的5年。那里围棋氛围好，在赵蕴宏的指导下赵琪进步很快，开始在比赛中崭露头角。

　　赵琪14岁那年，她在围棋上表现出的惊人天赋让父母决定上京城。为此，这个家庭几乎押上了自己的全部。在北京，父亲赵蕴宏辗转各个道场教棋，母亲李彤彤则全职在家照顾赵琪生活起居。尽管经济拮据，但李彤彤认为，凭赵琪的实力，这个家的好日子不会太远。

　　可是，不幸很快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2007年1月7日，赵蕴宏因为担心自己打鼾影响女儿休息，一个人搬到了客厅的沙发睡觉。但这一觉睡下去，就再也没能醒来。

　　父亲去世后，赵琪更加埋头苦练，也不断给自己施压，希望早日成为职业棋手，给家庭带来一些收入。

　　这年夏天，她第一次参加了全国围棋定段赛。在总共11轮的女子组比赛中，赵琪在第10轮迎战之前取得9连胜的对手殷明明。说起当时那盘棋，如今已是职业棋手并远赴美国留学的殷明明依然印象深刻。她说：“那时候我已经基本提前定段，没什么心理负担。相反，赵琪可能太想赢了，在优势下出现心理波动，最后官子失误，我赢了半目。”

　　就这样，赵琪以围棋中最小的差距输掉了也许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盘棋，也和职业棋手的世界失之交臂。

　　从2007年的第19名到2011年的第26名，连续五年参加定段赛，赵琪的成绩却一年不如一年。

　　中盘是赵琪的弱项，尤其是面对诸多头绪、选择时，她总是显得犹豫。一位熟悉赵琪的棋手说，这个女孩总是害怕在战斗中溃败，所以往往选择最简单明了的招法，能忍则忍。

　　可是棋如人生，很多时候，“不避战”才是取胜的唯一法门。

　　没人能保证。下一个不是自己

　　6月9日，周六。结束一周训练的赵琪在回家途中给妈妈发了条短信：“我感冒了头疼，你回来的时候给我买点水果。”

　　李彤彤没多想，对下棋的孩子来说，头疼的现象过于平常。于是，晚上9点多下班后，她给赵琪找了些感冒药，赵琪吃完就睡下了。

　　丈夫去世后，李彤彤不得不担起了维持家庭生计的重任。她一边开餐馆，一边经营着围棋培训班，慢慢忽视了对：女儿的照顾，甚至赵琪入院前的那个周末，她都没能抽出时间陪她去次医院。

　　6月13日，由于和训练班的孩子约好上课，病中的赵琪还是决定和妈妈一起出门。

　　“那天，赵琪下楼走得特别慢，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自己头疼得难受。”李彤彤回忆。到了十点多，赵琪突然说想上卫生间，然后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使劲晃头，还大声喊“我难受，我难受”。

　　李彤彤想把女儿拽起来，但那天赵琪力气特别大，最后她只能打了急救电话。救护车将赵琪带到了附近的燕郊人民医院。经过简单的检查，确定赵琪是中枢神经感染。当值医生给她打了镇静剂，同时使用了抗病毒药物。

　　第二天，已经完全陷入昏迷的赵琪状况突然恶化，开始全身抽搐，后被转移到协和医院。医生告诉李彤彤，必须用呼吸机，否则有生命危险。但情况并没有任何好转，赵琪的抽搐愈发严重，心率也异常的快，直到被送入ICU。

　　“这次赵琪生病，我们道场在组织捐款的时候，许多孩子都表现得十分悲痛，尤其是和赵琪关系比较好的女孩。”北京某著名围棋道场负责人说，“头疼的现象在我们这里太普遍了，没有人能保证下一个得脑膜炎昏迷的不是自己。”

　　链接：

　　在北京，生活着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的年龄在10岁至17岁之间，人数不多，约三四百人，却代表着中国业余围棋的最高水平，几年甚至十几年后的世界围棋冠军，都将从他们中间诞生。

　　在围棋道场，孩子们每天花在下棋、复盘、做题上的时间超过12个小时。

　　无论成功与否，这些棋童背负的都不只是一个人的未来，还有整个家庭的期待与荣耀。一方面，是家长的热情，另一方面，棋童们想要成为职业棋手却是前路凶险。以2011年为例，通过定段赛成为职业棋手的男子19人，女子3人。而全国学习围棋的人却有上百万。

　　“葛玉宏围棋道场”负责人葛玉宏算了一笔账：一个陪读家庭平均每月房租3000、学费2400、生活费3000、小课费2000，再加上外出比赛等，费用一年在16万至17万左右。按平均五年的“冲段”生涯计算，总开销就在80至85万元，这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4月24日，《洛杉矶时报》曾报道，美国围棋天才少年唐可10岁时拿到全美少年冠军，父母不想耽搁他在这方面的天赋，就送他到北京的围棋道场学棋。原以为在有“魔鬼学院”之称的道场滚打两年，可以让他出来后海阔天高自由飞翔，没想到，学了一年半，唐可不干了，甚至在回到美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名昔日“天才少年”根本不愿意碰一下黑白子。

　　在道场负责人赵刚（化名）眼里，“这条路太残酷”。他说：“从六岁起失去所有快乐，付出所有一切，却未必成功。在围棋的世界里，伤心的例子比开心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