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是“足球健将”

  读初中的时候,家住在东北一个不很有名的小县城,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记得学校里每周设有一到两节体育课。所谓“设”,其实在当时就是形同虚设的“设”。一到体育课,老师不是拿出足球就是篮球,然后男生女生一分,什么规则也不讲,只是告诉体育科代表一声,下课把球送到体育办公室去,就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我们比较喜欢老师发足球,因为它参与的人数多,我们班所有男生,除了几个平时不爱动的,都可以上场一试腿脚。才不管他每支球队规定多少人数呢。另外,那个年代,个别家庭里还是有得起篮球的,而足球就没听说谁家有这玩意儿了。再说场地也不允许,万一踢球时一脚不慎把人家的门窗玻璃给撞碎了,那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情。

  应该说,没有几个男性公民在小的时候不对足球特别钟情的。可当时条件实在是不允许,我们就只好伸脚去踢路上碰到的大小相当的砖头瓦块。不论是上学还是放学,不论是上街还是闲逛,只要路上有可踢的东西,我们通通不会轻易放过。有时是碰到一块踢一块,有时是专门踢某一块,一直踢到校门口或是家门口,最后再猛起一脚,把它踢进远处路边的水沟,然后再意犹未尽又满怀胜利喜悦地转身进门。我想,这行为也许叫做热爱运动,具体一点说叫做热爱踢球,又可以称作是一种游戏吧。总之,后来踢得越来越“溜”,以至于竟能将石块或砖头块踢得飞起,“击”中走在前面的同伴的屁股甚至后腰,或是让它从某两个栅栏板之间的缝隙中穿过,这“门”射得够绝的吧。当然,踢这种“球”,最好的季节是冬天,因为冬天穿的鞋子比较厚,夏天穿布鞋可就不灵了。北方的冬季相当漫长,给我们一展身“脚”提供了良机。只是鞋子经常是没穿多久,前尖儿就被踢破了。为此不知挨过多少次大人的骂。

  遗憾的是一直到后来,以至于大后来,我们都与真正的足球无缘。我想,那些具有优越的足球条件的地方,使许多有足球天赋甚至没有足球天赋的孩子,成了队员、健将甚至明星。反过来说,那些没有足球条件的地方又使多少具有足球运动天赋的孩子根本就无法展现。这么一说,我实在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有点儿天赋的那一族?或许当年的那点儿雕虫小技,也不过就是一种游戏罢了。

老师脚下的半包烟

  上中专的时候,因为好奇,我学会了抽烟。白天不敢抽,怕被老师逮着。只有等到晚上宿舍熄了灯,生活管理员查房过后,偷偷地抽。每次抽完之后,我都会把香烟塞到被子的夹层里,小心地藏好。庆幸的是,一年下来,我抽烟从来没有被老师发现过。

  中专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心肌炎,需要回家住院治疗。父亲到宿舍替我取行李的时候,是班主任薛老师陪他去的。我的床在上铺,当父亲踮着脚,把被子从床上拽下来的时候,“啪”的一声,一把梳子和一包香烟同时掉在了地上。“什么东西掉了?”当父亲转过身来在地上寻找时,薛老师已经用他那双大脚把香烟严严地踩住了。“是把梳子。”薛老师弯腰捡起梳子,递给我父亲。

  两个月之后,大病初愈的我回到了学校。我到薛老师办公室销完假,准备离开的时候,薛老师叫住了我。“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薛老师出其不意的提问让我一惊,但很快我就镇静下来,反正没有真凭实据,能抵赖就先抵赖吧。“没有啊!薛老师,我不会抽烟的。”“你真的没抽过?那你这包烟是怎么来的?”薛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包香烟,正是我常抽的“云雾山”,我的脸“唰”地一下红了。这包烟怎么会到薛老师手里的?这两个月里班上到底出了什么乱子?是不是宿舍里出现了叛徒?我在心里暗暗猜测着。薛老师示意我坐下,向我讲了发生在宿舍里的那一幕。“我想你父亲肯定不知道你抽烟,你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了供你上学,差不多要砸锅卖铁了。如果知道你不学好,你的父亲不知道会多难过呢。”薛老师一直用犀利的目光盯着我,让我如针芒在背,更让我害怕的是,不知道学校会怎么处分我,如果一旦让我父亲知道了,后果真的不敢想像。

  薛老师像是看出了我的心事,拍拍我的头,说:“这件事我会替你保密的。希望你也不会让我失望。”我抬起头,感激地望着薛老师。薛老师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跟我说,上次替我整理课桌的时候,看到了我写的诗歌,写得不错,以后有新作品可以让他看看。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抽过烟,学习也变得用功了。上课时,我认真记笔记,下课后就往阅览室跑,我拼命地写诗歌,并且试着投稿。终于第一次在报纸上占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豆腐块”,接着又有了第二篇……再后来,诗歌比赛得了奖,办了个人橱窗展,成了校文学社编辑。到毕业的时候,我出了个人诗集,成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宽容是一种美。深邃的天空容忍了雷电风暴一时的肆虐,才有风和日丽;辽阔的大海容纳了惊涛骇浪一时的猖獗,才有浩淼无垠。宽容胜过批评千倍万倍,宽容可以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让学生心存感激,心灵之门打开了,再要求做些什么又有何难之有。

我的数学老师

  我正经念的书,也就是“文革”前的二年初中。数学老师姓钟,现在想来,她一定不是学校里最好的老师,因为所有的光荣榜,所有的上台讲话,全没有她。钟老师瘦瘦的矮矮的,是个南方人。她对我们要求极严,而我的数学很差,所以总怕看她的眼睛。

  开始我最想听的并不是她的数学,而是讲完课剩下的那几分钟。这时候,她就兴致勃勃地拿出一张爱因斯坦或是居里夫人的照片,讲起他们的故事。最后她总是说:“我要的不是你们考大学,你们将来得当科学家。”说完这句,下课铃也就响了。

  那天,一上课,她就拿出一封信。这是她从前的学生写的,她说这个学生就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现在是个什么家,已经有了不少发明。而且当时,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

  听到这儿,我长长出了一口气:从我们这里也可以产生科学家。向四周看了看,他将是谁呢?虽然知道那绝不会是我,但是,心中却暗暗地对自己说,我要成为科学家。

  自习时,课代表说:“张港,去数学老师办公室。”这是惯例,有人作业错了就是这样。这回是我一个。因为没人陪着,从座位出去时,觉得很难堪。老师细细地讲了解法,说:“再来一次吧!”第二天,我又被叫去了,原来还是那道题,我还是没有做对。老师又细细地讲了解法,说:“再来一次吧!”回教室时,真觉得是无地自容了。我低着头,觉得人人都在看我。第三天,我又被叫去了。这时我真想给自己一个耳刮子,那道题还是有错误。

  第四天,一上课,钟老师就举起了个作业本,正是我的。我真有了暴风雨来临的感觉。只听钟老师说:“一道题,其他同学全做对了,可是张港同学做了三次也没有对。可是他并没有看别人的答案,而是坚持自己做下去,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这就是科学的态度,当科学家就得有这个精神……”我快要哭了。

  从那以后,别人做一遍的,我就做好几遍,然后再抄在本子上,渐渐地我的数学成绩上去了。我真的敢想当科学家了。

  在老师的鼓励下,初中一年级的我,有了近乎狂妄的想法:提出一条治理黄河的方案。我想从兰州一带挖一条运河,直通渭河,让黄河避开黄土高原。我画了一张地图,标明了自己的想法,送给了钟老师。

  放学时,老师拿来几本夹着纸条的大书。那些纸条上原来是一道道算题。看了书,算了这些题,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幼稚可笑。原来,我设计的经过甘肃省运河路段,有一部分黄土层比山西、陕西的还厚,而且运河的土方量是个惊人的数字。当我还书的时候,钟老师说:“科学家经常是这样开始的。做一次就对一次,反而不是科学家了。”

  初二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就被“革命”了,我们就离开了老师,不久就到农村去了。

  有一回探家,排队买东西,当我成为第五个人的时候,偶一回头,看到身后的第八个,矮矮的瘦瘦的,竟是我的钟老师。我忙对老师也是对前后的人说:“老师!快,到我这儿来,咱们换一下。”推让几次后,老师笑了:“数学学得不好。还会数数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成了一二三四八六七五……”前后的人都笑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钟老师。以后听说她回了广西老家。只知道她的老家在广西,是南宁?是柳州?是桂林?是大瑶山?问谁也问不明白。

  只一年多的时间,从数学老师那儿并没有学到多少数学知识,但是,无论是“修理地球”时,还是“大批判”时;无论是上大学时,还是自己当老师时,当个科学家的打算一直在心头,一直到今天。

岁月悠悠情怀依旧

  12岁那年,我到县城一所中学读书。由于是山里人,说话难免要土气。

  刚入学那会,老师和同学一听我说话就笑,有的还要照着那腔调学上几句。有的老师一到课堂气氛沉闷的时候,就提问我,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是课堂气氛最活跃的时候。当时同学们都叫我“小山东”,其实,我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可能他们认为口音和自己不一样的就都是山东人吧。那时我就觉得,城里人的见识也是很短浅的。后来,我就很少跟同学说话,上课时老师再提问我,我就摇头,没想到那么小的我就懂得了“沉默是金”的道理。

  由于我的沉默,班里的课堂也就跟着沉默了。不知什么时候,班里那个大肚子英语老师不见了。说是要生孩子,这下可把我乐坏了,说外国话本来就很别扭,再加上怎么看也不顺眼的大肚子,就更别扭了。“‘厌’屋及乌”,我英语也学得一塌糊涂,同学们都盼望着给换个顺眼的老师。

  新英语老师来了,是一个看上去最多不超过18岁的小姑娘,长得不算漂亮却很受看。她说她姓毕,“A B C”的“B”,当时我们都乐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或许是由于老师看上去顺眼的缘故吧,从那以后,我就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英语,但课堂上还是从来不回答问题的。在一次公开课上,毕老师提问,可能题难了,好一会儿工夫,也没人回答。她用焦急的目光不停地搜索着平时课堂上表现比较突出的学生,坐在第一排的我清楚地看到她那光滑洁白的额头上已渗出了点点汗珠,我只觉得好心痛,就一下子站起来,用很不标准的英语和很标准的“山东”口音给了毕老师一个圆满的回答。这久违的声音无疑又给班里带来一阵笑声,“Very good ! ”毕老师也笑了。但我觉着她的笑是真诚的,同一种笑声里我分明品出了两种不同的味道。课后我问毕老师我说话是不是太土了,“这我倒没觉得,不过班里还有你这么个聪明的学生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以后把外国话说好就行了。”她很认真地对我说。

  从此,我在英语课上给自己破了戒,成了一个活跃分子。可能爱动脑就容易发现问题。一次下课时我问毕老师题,由于我坐着她站着,所以我只能低着头看书本。就在我把要问的问题说清后,我的视线里突然出现了纤细白嫩的手指,我还是头一次这么仔细地看别人的手指,那好看的手指在那道题上指指点点,就像钢琴上按下去又弹起的键子,让人觉着像是在听美妙的音符。说实话,那次对毕老师的讲解我听得是一塌糊涂。不过,打那往后,我就经常地问问题,好像这样就能多看几眼毕老师那好看的手指似的。而在她,我却是个勤学好问的学生。

  转眼,一学期结束了。我期末考试成绩名列全班之首,英语是不折不扣的一百分,这是一个让城里的孩子不愿接受的事实。

  第二学期刚开学,我就跑到毕老师那儿偷偷地跟她说我想当英语课代表。她好像很为难,因为原先的那位干得挺好的,成绩只比我低不点儿,没有理由更换的,可毕老师还是答应了。这样,我们班便有了两位课代表,这无疑是个臃肿的机构。自从我上任后,原来的那位就清闲多了,收作业发作业都是我的事。我之所以这样不辞辛苦,为的是能多一些和毕老师接触的机会,时间久了,我们之间便有了一种默契,每当我用那会说话的眼睛望着她时,毕老师就知道我要问问题了,于是就自然地走到我的旁边,用那经常让我心跳的手指在我书本上弹来跳去;每当她提问无人回答而冷场时,她就把目光投向我,我便会马上站起来,用那种能活跃课堂气氛的“山东”口音给她一个圆满的回答。这时,她总是显得很骄傲,因为她培养出了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学生。

  我的优秀,还不仅仅表现在学习上。那时,由于受电视剧《霍元甲》的影响,我们几个淘小子也成立了一个武林帮会,还经常到学校后面的土山上聚会。有一次回来晚了,偏又赶上毕老师的课,免不了挨了几句呲,我自知理亏,也没说什么。可有个家伙不干了,竟和毕老师顶起嘴来,他是我们的老大,比毕老师小点儿不多,由于年龄的关系,毕老师找不到一种合适而有效的教育方式,气得说话都有了哭腔。看着老大那洋洋得意的样儿,我当时真有种义愤填膺的感觉,冷不防地给了他一拳,“你敢气老师!”“你敢打我!”,老大是我们当中的武林高手,当他还手时我就可想而知了。“别闹了……”毕老师被气哭了。这下我们都老实了,可能是她的眼泪起的作用,大概男人最受不了的就是看见女孩子落泪了。事后,毕老师问我:“还疼吗?”说着就用手去抚摸我那在“战斗”中留下的伤痕。她的手是那么柔软,那么光滑,那带着体温的手指在我那“伤痕”上轻轻抚过的一瞬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幸福。“如果我总挨打该多好啊!”想到这儿我不觉脸一热,“老师,谁欺负你我就跟谁拼命!”我说得比入团宣誓时都要豪气,仿佛一位惩恶扬善的英雄。那次壮举让我骄傲了很长时间。

  我有种感觉,就是天天早晨一上学就盼着到英语课,英语课上完了就盼着第二天的英语课,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说不清楚却真实地有过。可有段日子很使我失望,我那幼小而脆弱的精神世界差点儿垮了,那就是不知什么原因毕老师没来上课,她的课是外班的一位老师给代上的。听惯了毕老师那好听的声音,再加上我对毕老师那种特殊的感情,我觉得对这个陌生人的讲课有点儿难以忍受,性急之下,出了一声怪腔。“Stand up!”那个老师用手指着我说,“What’syou name ?”“My name is zhangyonggang.”我回答得和她问得一样快。其实,对那个年代的初一学生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已很不容易了,当时我还有点儿很自豪呢!“哦,你就是张永刚啊,毕老师的得意门生原来还挺活跃的么。”她有些冷嘲热讽。这时,我才知道毕老师经常在别人面前提起我,我想像得出她当时是带着怎样一种骄傲的,可我……

  下课铃一响,我就冲出了教室,疯野似地跑向学校后面的土山,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逃课,我拼命地折着树枝,看着那树枝一节一节的盖满了脚面,我恨不得把自己也埋进去,我因为自己的轻狂和无知丢了毕老师的脸。当时那种由于辜负了毕老师的厚望和信任而使自己感到的极度懊恼和愧疚,真让我永生难忘。后来,毕老师回来上课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抬头瞅她。我还有个小秘密,可能毕老师一直都没意识到。一到放学时,我就在校门口等着她从这里经过,有时和她打声招呼;有时就远远地站着,她骑车握把的姿势很好看;有时放学晚了看不到她,我就觉得很失落,要在门口犹豫半天才走。后来,就是放学早了,也看不到毕老师了。她是由于当时我们不大懂的原因暂时离开学校的,在她教我期间,我的英语成绩最低的一次是96分,作为她从教生涯中的第一批学生,我无疑是其中优秀的一个,可我总认为我的优秀很大一部分是与她有关的。毕老师临走时,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好好学,别骄傲!”这句普通的近似于俗气的话竟使我感动得差点儿落下泪来,我使劲地点了点头,把一封叠得方方正正的信小心翼翼地交给了她,然后转身就跑了……

  打那往后,我再也没见过毕老师。

  二十几年光阴,悠悠而过。如今,我都成了桃李满天下的“老教师”了,可我心中的毕老师你在哪儿呢?你能看到这用思念化成的文字么?上天还能给我机会让我兑现我许下的诺言吗?对了,就是那封信里惟一的一句话:毕老师,等我考上大学就回来找你!

当真的年代

  20年前的大学校园没有网吧,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没有一切虚拟的东西,只有实实在在的生活。生活一实在,对什么事情都“当真”。一当真就投入,一投入就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发生。

  学校一年一度有个拔河比赛,那绝对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赛。从班级开始,小组里争个你死我活,再到年级里比,赢家就可以参加系里的比赛,一层一层比上去,一直到校级的比赛,陆陆续续有个把月的时间。

  校级拔河比赛就是大学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每个班选最好的选手组成系里的拔河队,谁都是挺“当真”的,班上的荣誉关系到每个人。班上同学晓玉身高一米七六,体重72公斤,是个重量级选手,有幸代表系里参加学校级的拔河比赛,她是我的上铺,她能参加我们寝室都激动,惟恐不能为她做些什么。做什么呢?室长安排室员每天6点,在出晨操之前,陪她晨起跑步。第一天安排的是我,我信誓旦旦保证完成任务,我们宿舍里没有闹钟,我怕睡过头,特地在隔壁寝室借了表,(我们整个寝室也没有一块表)结果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折腾了大半宿,迷迷糊糊闭了眼,似乎有“影子”在我的枕头底下摸,我不知是不是做梦,眼皮似有千斤重,怎么也睁不开,旋即“影子”离去,我一觉栽到天亮,把“陪跑”的事忘在九霄云外。第二天学生会生活部传来消息,告诫所有的寝室晚间睡觉必须关门上锁,因为昨晚生活部查夜的学生干部发现有“夜游者”。“夜游者”晚上12点半的时候绕着操场跑步,接着在跑道上连续做侧手翻,翻完还不罢休,又手搭凉棚做猴子远眺,折腾了好久才回寝室。生活部小干部躲在暗处看,又不敢惊扰她,怕把她的“魂”吓出窍。当晚的寝室大讨论肯定是围绕着这个“夜游者”,这个话题使众人又兴奋又害怕,胆小者拱在被子里头一边瑟瑟发抖一边竖起耳朵听着,不错过一个细节。讨论中“夜游者”已经变成面目狰狞的怪物了,只晓玉一个人低头含胸不说话,有些反常,平常她的话可不算少。我越听越胆小,越胆小越要小便,这非常时期谁敢去小便呢,厕所还在宿舍区大门外,这滋味真不好受。有时候小便也会传染,我一急,有人跟着我急,最后好像比我还急,嘤嘤地传出哭声来。情急中晓玉“嘣”地一声弹起来,要大家不要怕,根本没有什么“夜游者”,口气非常肯定。

  问及个中原因,晓玉有些难为情,说他们看到的“夜游者”其实就是她。她半夜醒来,心挂比赛,看我睡得那么香,就摸我枕头底下的表看几点,又不怎么认识表,长针短针看倒了,把“12点半”看成“6点快到了”,又看我睡得云里雾里的,没忍心叫我,一个人摸索着起来去跑步了,跑了6圈不见有人起来,又练习了一会儿侧手翻。那时感觉真好,脑子不是那么太清楚,借着晕劲儿多翻了几个,让暗处的人觉得不大正常,像“夜游”的了。她的话似是而非的,叫人不敢相信,又不能不信。于是有人向晓玉提及:“那你干嘛要做猴子远眺呢?”“咳,哪是什么猴子远眺呀!”晓玉一拍大腿说,“往常我起早跑步,总有人陆陆续续就来了,昨天我都折腾好久了,一个人也没有,我是手搭凉棚看东方怎么没有红晕呀!”这晚上12点半东方是出不来红晕,晓玉恹恹地又爬到床上睡去了。她的一举一动被人逮个正着,于是有了第二天的“夜游者”的传说。

  写到这儿我禁不住地想笑,这些事都是因为同学们对什么都“当真”引起的。晓玉有幸代表全班参加学校的拔河比赛,当然得“当真”。这一当真,就出了这档子事儿,有点儿紧张兮兮的。“当真”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投入”。学生把什么事都“当真”,是缘于老师“当真”,老师的拔河比赛同样也是很投入的。有一年的教工拔河比赛,我们可爱的重量级选手卢老师打头炮,被安排在第一个,卢老师太投入了,竟然用力过猛把皮带撑断了,自己还浑然不知。那时我正在看毛主席的贴身警卫李银桥写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书里也有一段毛主席看《白蛇传》时太投入了,裤子掉下来也浑然不知的描写,我当时特别地有感触!

  学习当真,活动当真,爱美也当真。有一阵子电视里放日本连续剧,市面上就流行起童花头来。理发店剪一个童花头总要那么几角钱,几角钱对于穷学生来讲也是钱,几分钱也是钱。苍蝇脑子也是肉嘞。我们都是家境不太好的孩子,是没有人会随便伸手花父母的钱的。同学们就在寝室里相互剪,我因为帮人剪得多了,“生意”不断。晓玉看得心里痒痒的,要向我学,回去好帮她一对双胞胎侄女儿剪。我让她拿室长琴琴做实验,琴琴是个漂亮女孩,剪好剪赖都好看。趁着大家都上晚自修的当口儿,在楼道走廊昏暗的灯光下剪头发,我指挥,晓玉操刀,琴琴正襟危坐,暂且消受着。哪知晓玉拔河有办法,剪头却没办法,一剪刀下去,用力过猛,剪到了琴琴的耳朵。那天还是个隆冬的晚上,气温异常的低,琴琴的耳朵也冻得有些麻木了,只觉得有些麻丝丝的,还有稠稠的东西流下来,用手摸了摸,还问晓玉“这是什么”?晓玉自然也不知道是什么,琴琴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这不闻不知道,一闻就“咚”的一声栽到地下去了,原来琴琴还有个怪病叫“晕血症”。晓玉一看闹出人命来,也吓得剪刀一扔,“咚“地一下也倒在地下。我这下慌了手脚,心想这可怎么办,给我亲爱的班主任惹大麻烦了。急情中,吐出嘴里的泡泡糖,把琴琴的伤口先堵住,琴琴闻不到血味儿,就自然又“活”过来了。晓玉一看琴琴没事儿了,拍拍屁股也起来了。

  这件事就这样给我用一块泡泡糖给摆平了。我真感谢那块救命的泡泡糖,是高年级的一位学姐给我的。这学姐是个纯情少女,也请我给她理童花头,我觉得她单纯的气质适合更简单的发式,就自作主张给她理了个“清汤挂面”,她非常满意,奖赏了我一块泡泡糖。前些时候学姐的班级毕业20年聚会,我又看到学姐了。学姐深有感触地说:那个年代,多纯哪,人就像是刚刚开放的葵花,一根筋地向上,向上,朝着太阳的方向。学姐说着说着,满心地怀恋,泪已落满衣裳。我们相对望着,沉默起来,我们都怀恋起那个“当真年代”来……

那时的记忆

  读小学的时候,我家还在农村。学校在村子中间,两排土房,是我们的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学校,却给我留的回忆最多了。

  秋天的时候,我们便四处去田地里刨豆茬,就是黄豆收割后留下的部分和根。那时学校没有暖气,每个教室都烧炉子,要求每个学生要上交四土篮子豆茬,或者包米瓤子。于是我们便拿上四股叉或者二齿子满地挖豆茬,这是很有乐趣的。收割后的大地显得异常空旷,秋高气爽,我们常常是边玩边干活。那时两个姐姐也上学,所以我们的任务多。豆茬这东西不出数,挖了几土篮子回去晒干后剩下便不到一半,所以要尽可能多准备。

  豆茬交齐后,在教室后面整整齐齐地码成一垛。冬天的时候,炉子便垒起来了,用砖。那时班上的男生轮流负责点炉子,每天的一大早就要来到教室,把炉子点着烧旺。有许多同学不会点炉子,这也是需要许多技巧的,把炉子弄得半死不活的,后来便不得不让父母跟来帮忙。铁皮做炉筒子在教室里拐了个弯儿,从窗户上面的墙上穿出去,以便排烟。炉子这东西就是烧得旺的时候极热,火一停便凉下来,而且教室里不保温,所以我们还是常常感到冷。坐在炉子周围的同学会好些,虽然火小,可是还能感觉出暖和来。于是大家抗议,后来老师决定每天串一次座位,让每个同学都有机会靠近炉子。课间时我们常常会在豆茬堆里捡到一些黄豆粒儿,于是放在铁炉盖上烙着,一会儿便熟了,也不顾烫嘴就大嚼,觉得比家里的炒黄豆都好吃。

  有一天轮到我点炉子,当我早早地赶到学校,一进教室就懵了。只见窗户开着,炉筒子却无影无踪。那天我们挨了一上午的冻,下午时才重新买来炉筒子安上。由于豆茬有限,所以烧炉子时就要节省,导致教室里常常很冷,感觉脚冻得特别厉害。有时老师会停止讲课,让我们跺跺脚暖和暖和。于是教室里便一片“扑腾扑腾”的跺脚声。

  那时有个教地理的老师,他在上课时特别喜欢捅炉子。讲着讲着,便走到教室中间的炉子旁,拿起炉钩子钩开炉盖,在里面搅动几下。有时我们中午自己带饭,便把铁饭盒放在炉盖上热着,他便把饭盒盖打开看大家都带了什么。一次一个同学带了些羊骨头,他还用手拿了一块啃起来。班上有个同学特别调皮,因此没少挨地理老师的批评,甚至罚站、拿教鞭打手。有一天上地理课时,恰好这个同学挨着炉子,他知道老师喜欢捅炉子,便把铁炉钩子放在了炉盖上。果然,过了一会儿,老师走到炉子那儿,习惯性地拿起了炉钩子,只听他大叫一声,把炉钩子扔在地上,手上烫起了好几个水泡。他怒气冲冲地问:“谁干的?”用眼睛瞪着坐在炉子附近的几个同学。我们都强忍着笑,终于,那个同学笑出声来,这下便暴露了自己,老师一把将他从座位上拎起来,连打了好几拳,可他还是“哈哈”地笑着,把老师气得脸都白了。

  还有一次,教导主任给我们上自然课,他也时不时地捅炉子。那天上课时,有一段时间让我们自己看书,他便又踱到炉子那儿捅起来,捅得屋里全是炉灰和烟。他转身往讲台上走时,旁边的一个男生站起来,拿起了炉钩子悄悄地在主任脑后做了一个打的姿势。我们刚想笑,却不料主任这时刚好一回头。这个男生强挤笑容,一边后退一边说:“我想捅捅炉子!”却一时紧张,退得太快,一下子坐在炉盖上,顿时屁股便冒了烟。他的外裤和里面的棉裤都烙煳了,而且还有火星。他忙跑到门外,一屁股坐在雪地上蹭了几下才回到教室。屁股上露着烧焦的棉花,他还笑着说:“屁股没烙坏!”我们全大笑。

  那些日子已淡如轻烟,而二十多年的时光,那如烟的往事却一直在心里挥之不去。在这样一个零下36度的夜里,那些旧日时光又都涌上心头。那时上学是寒冷的,而留给我的记忆却是如此地温暖,让我在这个寒夜里,心里暖暖地有了感动。

钱老师

  小学二年级时,我班原班主任朱老师生病。校长给我们换了一位男班主任。姓钱,叫钱鑫。

  钱老师是教语文的,二十七八岁,中等个儿。人很瘦,眼睛不大,目光却深远。牙齿长得不好,有点儿往外伸。虽是语文老师,却不善言辞,有些木讷。最惹人注目的是他骑车的样子,喜欢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拧着腰,歪着头往前骑。右脚膝盖向外翻,左脚尖朝右放在车脚踏板上,两只脚形成一个丁字,好像骑车也很害羞。钱老师话不多,课却上得很实在。小学语文最难弄懂的就是生字生词的含义。钱老师力求把每篇课文的每一个生字词都讲透。有一篇课文中有“匍匐”这个词,字难写,音难读,意思还不好理解。老师解释是“手脚并用往前爬”。我们比画着,有的理解成“躬腰撅臀”向前爬,有的理解成滚着向前。钱老师看我们都不对,干脆就地“啪”的倒下,来了个“匍匐”前进,还变换了两种姿势,一种是一手着地一手扶枪侧身的匍匐,一种是两肘都着地趴着快速匍匐。这样一来我们都彻底明白了“匍匐”的含义。

  还有一次讲插头和插座。我们谁也不认识插头和插座。要知道30年前电灯还没有完全普及,家里有一盏15瓦的白炽灯就不错了。幸亏钱老师带了插头和插座给我们看,一看就明白了。但还是犯糊涂,不知道到底是插头插到插座里还是插座插到插头里,老师打了个形象的比喻:插座就是你的鼻子,插头就是你的两根手指,食指和中指,你可以把手指插到鼻孔里,而鼻孔却不能跑下来插到你的手指上。老师做了个示范,这下我们彻底明白。

  钱老师喜欢默默地干自己的事情,与世无争。但因为他的老实,在学校里也常受人排挤和欺负。我就亲眼看到过。一次在操场的西南角,我看到他和崔老师僵持着,面对面站着,表情很严肃。崔老师脸红脖子粗,嗓门很大。钱老师也很激动,但却竭力克制着,最后他忍了忍,慢慢扭过身,悠悠走开。而崔老师还像一个碑,依然僵立着,似乎为了表现自己的得胜。我在远处为钱老师捏了一把汗。崔老师是教体育的,人高马大,脾气暴躁,和学校好多老师红过脸。他是会动手的,要是真的动起手来,两个钱老师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心里向着钱老师,不希望看到他吃亏,看到他走开心才放下来。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坚信钱老师没错而是崔老师的霸道。钱老师身子骨很单薄,我猜想他是很不喜欢运动的。我甚至发现他连早操口令都不会喊。我们那样的农村小学,全校只有一只喇叭,而且是坏的时候多好的时候少。要它响它不响,罢工,不要它响说不定还“滋-滋-”怪叫,能把全操场的人吓一跳。好在崔老师嗓门大,天生就是个喇叭。

  到二年级时,全国大防震,学校所有的班级被分到各个生产队的仓库上课。仓库的条件可想而知,无桌无椅,凳子都是学生自己带的。更不可能有喇叭,所以钱老师也要给我们喊口令了。

  第一次钱老师带领我们做操,我们整好队,他喊:“前排两手前平举,后排两手侧平举,向前看–齐。”我们都把手举起来,前后的同学也对齐了,接下来就等着老师喊下一句。而钱老师显然是不清楚接下来的什么口令了,他想了想,又想了想,嘴唇动了好几回,都没能发出声音来。我们的手都举得控制不住了,身体像飞机一样迷失了方向,摇摇晃晃,有些甚至要蹲下去。可老师皱着眉头在苦思冥想,我想告诉老师下一句是“向前——看”,可我生性内向,肚子里虽知晓,嘴上不好意思说。后来,钱老师终于喊了一句“——手放——下”,我们才得以解脱。

  以后每次做操,口令都是“向前看齐——,手放——下”。

  老师的名字可以说是财源滚滚,钱,三金,但他的家境却不好。有一次爷爷在节制闸买菜,有一个戴破草帽的人筐里的菜又肥又大,想买他的。卖菜的却扭过头去不理睬爷爷,还把破草帽往下拉了拉,头越发地低下去。爷爷觉得蹊跷,讪讪然走开了。回来后爷爷说,那是钱老师。钱老师家本就不宽裕,爱人又为他添了一对双胞胎,这本是件喜事,但对钱老师来说,负担就更加重了。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婴孩,爱人没有收入,全家的开销靠他的每月十七块多钱的工资。那时不像现在,任何人都不允许上街卖东西的,钱老师是国家干部,更不能这样做。要是给谁抓住了小辫子,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若不是家里实在没办法,老师是不会冒险上街卖菜的,何况他那么害羞。他的家境可见一斑。爷爷的一番话说得大家心里挺沉重的,尤其是我,都快哭出来了。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钱老师,兴许因为我本也很木讷寡言,和老师有相似之处。难怪老师身子单薄,气色不好,怕是和他日夜操劳有关。当晚,家里合计着要我带一块肉给钱老师。那时的肉是要凭票买的,一人一月才几两。即使有钱有肉票,也不一定能买到。爷爷在节制闸供销社卖肉,所以买肉方便。

  第二天,肉带回来了,爷爷吩咐我好一阵儿,全是劝老师收下来的,我把话都记下来,心里盘算着,背熟了。下午拎着肉给钱老师,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钱老师看到肉,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嘴唇扇动着,喃喃道:这,这是你爷爷给我买的?我“嗯”的一声,抹头就走。那天他显然是看到爷爷了。

  当晚,钱老师来了。老师是来谢爷爷的,还带了好大一捆菜。他告诉爷爷,爱人生产个把月了,今天是头一次开荤。许是喝了肉汤,奶水一下子多了起来,俩孩子吃得饱饱的,满意地睡了,他才得空出来。临走老师执意留下肉钱。爷爷说什么也不肯收,争执好久,老师说,现在肉可是个宝,钱一定得付。他说得很诚恳,眼睛都潮了。爷爷估摸着,不收钱恐怕不成,暂且收了,改天再给他割块蹄膀吧,这才罢了。

  我最关心的是那一对双胞胎弟弟,我问老师他们叫什么名字,老师说,学名还没起,暂时叫大侯,二侯。

  不久,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粉碎了,可以说是历史的双丰收。老百姓的生活也不那么压抑了,脱贫致富成了大家的心愿。师母没有工作,却是种菜能手,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了各种蔬菜,老师也可以在课余理直气壮地挑到街上去卖,以补贴家用。

  快放假了,老师抱他的一对双胞胎到学校里玩,同学们都跟前跟后的看新鲜。我问老师,他们现在有正式的名字了吗?老师高兴地说,有了,大侯叫双喜,二侯叫双庆。

“信任”试验

  在大学时,我学的是心理专业,教我们课的是学校最有名的周严教授。

  一次上课的时候,周教授来到教室,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不上课了,来做一个‘信任’试验。”他让我们面朝他排成两排,然后前排的同学不借助任何物体,向后仰面倒去,由后面的同学接住。

  听了周教授的话,前后两排的同学互相望着,都心照不宣地“哈哈”笑起来。这样的游戏,我们同学之间,私下曾经玩过多次,每次都是前排的同学向后倒去的瞬间,站在后面的那位同学便快速抽出身来,这样,前面的同学由于失去重心,“砰”的一声,仰面摔倒在地上。所以后来再有同学说玩这样的游戏,前面的同学再也不肯真的向后倒去了。

  周教授见我们都准备好了,他说了一声“开始”,听了周教授的指令后,站在前面的许多同学,开始一点一点向后倾斜,但每一个人都暗自掌握着身体的平衡,并不让自己失去重心。后面的同学见了,知道前面的同学并不真倒,所以只是伸出手来,象征性地在前面的同学衣服上轻轻碰了一碰,算是扶住了前面的同学。

  这时,一个我们没想到的情景出现了,平时上课坐在我前面,个头有一米八零的一位男生,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向后直直地倒去,在他后面接他的是一位小巧的女生,她见男生向她倒去,先是一愣,接着便使尽全力,满脸通红,一把抱住了他。看得出,女生非常吃力,但还是稳稳地托住了男生。

  试验结束后,周教授走上讲台,他用手指着那位男生和女生对着大家说:“今天的‘信任’试验,他们两人做得是最成功的。同学们,什么是信任呢?信任便是像刚才这位男同学一样,心里对别人没有丝毫的戒备和猜忌之心,把自己完全地交给别人;而这位女同学,则向我们展示出了最好的‘值得信任’的例证,就是不管自己有多困难,都会把别人交付的事情办好。他们两人之所以能把这场试验做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把相互信任演绎到最为完美。”

  “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他人的信任,希望别人信任自己,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向他人付出信任呢?在我们要求别人信任自己的时候,最好先问一下自己。”说到这里,教授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一个人值得别人信任是幸福的,而一个人信任他人则是高尚的。同学们,让我们先试着做高尚的人,再做一个幸福的人吧……”

  教授的话音刚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久久的掌声……

秦老师

  春节同学们聚会,大家不忘问候老师,听筒那边传来秦老师的声音,还是那么温婉轻柔,这久违了的声音,犹如一粒石子抛在平静的湖面上激起了阵阵涟漪,多年沉淀在心底的内疚和不安瞬间升腾起来,将我带回难忘的学生时代。

  秦老师叫秦淑雯,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在她美丽的名字下支撑着娇小的身躯和鲜明的个性。眼睛是她脸上最出色的地方,人们常说那是心灵的窗户,秦老师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几分威严几分温柔,笑的时候眯成一轮弯月,那扇心灵的窗户总是透着浓浓的春意,为这张平常的脸增添了亮点。

  秦老师说着一口流利的广味普通话,偶尔,语速快时还带点卷舌音,这些并不影响我们对她的尊敬和好感。

  秦老师是从三年级开始接的我们班。曾经,我们班是全校的骄傲。班上人才辈出,很多同学小小年纪就显示出了多才多艺的文艺细胞,他(她)们在市广播电台和区文化馆的合唱团担任歌手,那年代的小歌手没有家长去悉心培养,全是老师慧眼识星将同桌的你、我、他搜罗出来一个个推向舞台,著名歌星刘欢就曾是我们的校友。不仅如此,我们的文化课在年级组从来都名列前茅,班上课堂纪律好,区里校里做课题非我班莫属。

  后来,班上调来一位高老师,高老师脸色苍白身体欠佳,经常生病,学校就安排代课老师,你一节我一节,竟使班上的课堂纪律节节败退一天不如一天,那些调皮的小鬼们终于找到了作妖的机会,纷纷跳出来表演。本来同学们口才就好,课上接老师话茬那是一绝,那些代课老师压不住茬,语文课经常像是在演三句半,就在曾经那么出彩的班岌岌可危成为散漫成性的乱班的时刻,秦淑雯来了。

  秦老师很专业,其特点是课讲得特有风采,她能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引导着我们像听故事一样走进书本,再跟着她从课本里跳出来任思想在天空飞翔。她还是管理高手,课上谁要是想接她的话茬,她请您上台讲,而不许在座位下面乱嚷嚷,小鬼们胸中既无城府又缺墨水,不过是瞎贫嘴而已,秦老师用她那双利剑般的眼睛看着你作妖,把你的那点能耐剖析在大家面前,让你体无完肤。只一次,小鬼们就领教了什么是厉害,其它课也没人敢接下茬了。

  课堂纪律好了,秦老师又在课余时间组织排练文艺节目,发挥同学们的特长,舞蹈“红梅赞”,话剧“刘胡兰”都是我们班曾经创造的辉煌。演出不仅轰动了全校,还代表学校到区里去汇演。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走近了她。

  我是班上的小不点儿,当年在幼儿园只上到中班,凭着老师的一纸证明坐到了小学教室里。我比同学们年龄小个子也矮,上课坐在秦老师的眼皮底下不敢轻举妄动。这班上既不显山又不显水的小不点儿偏偏得到了老师们的喜爱,让我担任了很多职务。因为从小生活在北京,残留了点儿京腔,老师们都说我说话标准,让我负责全校的卫生讲话,每到周四,在校广播室的麦克风前我都要装模做样的读上几条,当然,这些抛头露面的事情全是秦老师的大力推荐。

  我的弱点是独立性差,在班上我从来说不出不和谁玩,只要人家和我玩,我就特高兴,跟在同学身后屁颠屁颠地美得一塌糊涂。

  那时的日子就是这么无忧无虑。

  直到文革开始。文革对我最大的冲击是不再上课,但变化最大的却是几天之内我们的任课老师几乎全成了牛鬼蛇神,秦淑雯首当其冲。

  大字报列出了她的诸多罪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曾与我们朝夕相处和蔼可亲的老师竟有那么多罪行?看到秦老师被高年级同学剃了阴阳头,我真替她难过,不敢直视她。后来在审查我的红小兵资格时,有同学说,你还加入红小兵,小豆子,要不是秦老师偏向你,怎么会做班干部?你是秦老师的走狗!

  同学的一席话说得我气都短了,我不明白就因为被老师喜欢,就和她划到了一个行列?紧张、害怕、焦虑和苦恼缠绕着我。看见秦老师我心中就沉甸甸的,我下了决心一定找机会表明态度,和她划清界限。

  这机会很快就来了。一天,我和同学在楼道里遇见了秦老师,她正用力地擦着厕所门上的玻璃,瘦小的身躯显得那样单薄,剃过的头发长出来一些,一撮一撮地盖住前额,有的头发上还粘着浆糊。看到我和同学走过来,她帮我推开门,用手撑着门让我们走进去。就在那一刻,鬼使神差,我突然有一种冲动,当着同学面大声地冲着她说了一句:“秦淑雯,不用你偏向我!”说完,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秦老师闻罢一愣,脸“嗖”地红了,她紧抿着嘴唇低下了头。

  瞬间一丝恍惚在心中闪过,我知道伤了秦老师的心,这世上还有善恶之分吗?为了表现自己我竟好歹不分。秦老师,原谅我吧,我也没办法。很快,我又安慰自己,大家都这样,你为什么不呢?即使这样,我还是没当上红小兵,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走资派,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同秦老师一样在接受群众的批判。但我的内心还是有了变化,我看秦老师的眼光变了,关心变成冷漠,同情变成了无情。

  这情景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改变了对秦老师的态度。

  那是一个飘雪的冬日,瑞雪初降飘飘洒洒,大地银装素裹一片白茫茫,我和同学正在教室里说话,楼道里忽然传来了凄厉的喊声:“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随后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飘了过去。我和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冲出教室,只见教数学的林老师的身影在楼道端头窗户上一闪便不见了。“啊呀,林老师跳楼了!”听到喊声,吓得我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等定下神慢慢走到窗台向下望去,林老师静静地躺在雪地上,头上汪着一摊鲜血,周边围了一大堆人。

  这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多少年也挥之不去。

  林老师是秦老师的搭档,她们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语文,使我们班的成绩始终保持着年级第一。我很喜欢林老师,不仅因为她有漂亮的面孔,更为她有博学的知识。林老师是南方人,喊我名字时脸上总是挂着浅浅的笑意,温柔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不明白这些老师怎么会在一夜之间都成了阶级敌人?多少年后,当我也参加工作走上社会,亲身体验了人世间的种种险恶,才慢慢悟出了其中的奥秘。

  林老师是大家闺秀,有着优雅的气质和良好的教养,她待人和蔼可亲,教学成绩斐然,可优秀同样招惹人,林老师的不足是家庭出身不好,在那个群众斗群众的年代,出身不好足以给别人把柄将自己致于死地。林老师有她刚烈的一面,也有她脆弱的一面,当刚烈和脆弱合成一体时,她便会以死来抗争人们强加在她身上的不实之词。

  林老师被抬走了,地上留下了殷红的血迹和杂乱的脚印,瞬间,泪水模糊了双眼,我敬爱的老师以这种方式离开了我们,我不敢大声哭泣是因为她出身不好。

  平心而论,直到林老师自杀我们从没歧视过她,偶尔在楼道里相遇,我们仍向她问好,而对秦老师,大家早已是横眉冷对。

  因为林老师的跳楼,改变了我对秦老师的态度,想起无辜的林老师,我不忍再伤害秦老师,我们本没有深仇大恨,更何况她一直都关爱、呵护着我,我不愿由天使堕落成白眼狼。校园里经常能看见秦淑雯在不同的场合劳动改造,她面孔严肃沉默寡言。同学们依然如故,有人看见她就高呼口号,用打倒、坦白、油炸等一通胡喊乱叫恶心她,男生还常上前踢一脚打两拳啐唾液欺负她。我躲在同学们身后远远的望着她,任凭眼神游离,躲避着她那双善良的眼睛。

  我终于升入中学逃离了秦老师的视线。后来参军离开了这座城市。那年探亲回家在街头竟意外地看到了她。

  秦老师还是那般模样,既没胖也没见老,步履轻快。多年不知她的情况,我没敢贸然上前,谁知她记恨我不?秦老师没发现我,只顾急匆匆的赶路。望着她渐远的身影,我心中充满了矛盾和犹豫,秦老师和我们在一起的欢乐时光和那些苦涩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去年春节,同学们再次聚会,有人提议把秦老师接来,这提议得到大家的共鸣。当秦老师身着大红毛衣,精神矍铄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那双眼睛依然那么有神,依然那么温柔,岁月的痕迹为她增添了慈祥。文革的创伤没给我们师生之间留下印痕,她对每个人的名字记忆犹新。我心中忐忑不安迟疑着不愿靠前,秦老师一把拉过我,“小不点儿,还是娃娃脸,你比她们都年轻。”一句话打消了我的顾虑缩短了我们的距离。我只对秦老师说了一句,原谅我,那时我太不懂事,然后便泪眼婆娑。

  同学们挨个问候秦老师,我从他们手中接过话筒大声地说:“秦老师,小不点儿给您拜年,祝您健康长寿,心想事成。”

我转过头,你还在那里

  “杨天!你给我站住!”

  我头也没回,推开了教室的大门,耳边响起冬日里呼啸的风,如果转身只是个不回头的背影,那个瞬间在许多年以后无数的黑夜里像一列不停地闪烁的火车头迎面驶来,直至我目眩而逝……

  7年前的高三的冬天是我遭遇过的最寒冷的冬天,记忆里甚至完全抹去了那年的夏天和阳光。那天上学很早,自行车在结着厚冰的路面不停地打滑,心想教室怎么也会空无一人,抽一支烟,眯着眼透过白色的烟雾看这个世界会很美吧。如果那天时间像脚边的雪会迅速融化的话,我想我会错过我生命里最美好的30秒钟。

  她美丽得恍如梦幻,那是一种此前见所未见甚至想所未想的美丽。一切如宇宙般膨胀开来,同时又全部凝缩在厚实的冰河里。一切被夸张得近乎傲慢,同时又被削落殆尽。它超越了我所有的观念,如一缕古老的光照滑泻在时间的斜坡上……

  她站在讲台上,面对黑板,上身向前倾,头翘着,很棱的鼻角向前挺着,与挥动着板刷的手,构成了一条很美的曲线。我推开门的一刹她的短发被风吹得四散,我的视线在那一秒被定格了,好像一幅浅色的漫画,她的一瞬被我永久的画在了我的脑子里,被风吹乱头发的女人。

  苏宇,23岁,英文代课老师。

  苏宇,23岁,英文代课老师。

  苏宇,23岁,英文代课老师。

  ……

  也是同样一个阳光婆娑的冬天,我跨进教室,就看到昨天那首写给苏宇的诗被贴在黑板最醒目的位置。教室里所有的人都在笑,那些“嗡嗡”的刺耳声音现在听起来已经不太重要了。我径直走向前去,从黑板下扯下信,准备甩头就走。身后响起了一个令我心疼的声音:

  “杨天!你给我站住!”

  没有什么理由,一个人可以选择爱或者不爱。选择不爱的人也可以去伤害那个一直爱着的人。苏宇在我逃课后的第39节后,也消失了。

  7年以后,在一个小小的公园,我见到了苏宇,她的短发已经长长,有风的时候也不会再被吹乱。我淡淡地跟她打了招呼,她静静地坐在我身边,呼吸声清晰可辨。

  “杨天,你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学生。”

  “因为我是个暗恋老师的学生。”

  “不是,你是让我走过路最多的学生。”她轻轻笑了笑,直起身来,向前走了两步,她走路的样子已经变形,左脚明显比右脚短了一截。“你逃课的那年冬天,下着大雪,我去找你,路太滑,没当心摔了一跤……这么多年了,习惯了,还好只是折了一下腿。”她探过身来看我的眼睛:“对不起,当年校长把你的诗贴在黑板上,我也没拦住。”

  ……

  如果岁月继续以7年的速度流失,我会一点一点麻痹掉当时心痛得快要毁灭的痛楚。

  如果岁月继续以7年的速度流失,每当我闻见冬天雪被烈日融化掉的味道时,或者是仰望烈日的时候,总会想起一个名字:苏——宇——